代序

儒家的时代使命

儒学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迎来儒学的繁荣发展。沿袭20世纪抗战期间儒家思想的理论建构，我们应积极面对时代和社会的挑战。

随着时代的发展，重新开拓出辩证吸收西方文化，发扬中华民族精神的儒家哲学，并从儒家立场来解决人类面临的普遍性问题。

民族复兴与儒学的现代建构

谈到儒学的时代使命，不能不从20世纪儒家哲学在发展期对历史使命的认识说起。

近代以来中国遇到的挑战，从一定意义上说，是近代西方文化挑战中国社会和文化。儒家的回应也是对这一宏观文化挑战的回应。20世纪30—40年代，儒家的回应是熊十力、梁漱溟、马一浮、冯友兰等人的哲学体系的出现。这些哲学体系不是对某个西方文化思潮的回应，而是对近代西方文化冲击和挑战的回应。同时，它们又是这个时期民族复兴意识高涨的产物。中华民族复兴意识的普遍高涨，成为这一时期儒家哲学的根本支撑。换言之，没有这一时期旺盛的民族复兴意识，就不可能有儒家哲学的现代构建。

在儒家哲学的这一发展期，熊十力坚持孟子的本心的哲学思想，依据《大易》的原理，提出本心是一个绝对的实体。这个实体是宇宙的实体，故同时创立了“翕辟成变”的宇宙论，因而他的哲学体系是一个注重宇宙论建构的哲学体系。马一浮把传统的经学、理学综合成一体，认为一切道术（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各种学科）统摄于六艺。他所讲的六艺就是六经，故他的哲学体系是一个注重经典学重建的哲学体系。冯友兰继承程朱理学对理的世界的强调，通过吸收西方的新实在论，在哲学中建立起一个理的世界，并以此作为儒家哲学形上学的一个重要部分，所以冯友兰的哲学体系注重形上学的建构。梁漱溟早年研究东西方文化论，后来又不断建构新的哲学。20世纪40—70年代，他一直在努力完成《人心与人生》一书。梁漱溟主张心理学是伦理学的基础，所以他的哲学体系是注重以心理学为基础的哲学体系。贺麟则强调“以儒家思想为体，以西方文化为用”，或者说“以民族精神为体，以西洋文化为用”，对儒学复兴进行了系统设计。

上述现代儒家哲学家（也称新儒家）的工作表明，这个时期建构性的、新的儒学出现了。新儒学对时代的回应，基本上采取的是哲学的方式。也就是说，这是一个以“哲学的回应”为儒学主要存在方式的时代。这些重要哲学思想体系的阐发乃至建构，都与抗日战争带来的民族复兴意识高涨有直接关系：由于那是一个民族复兴意识高涨的时代，所以民族文化与民族哲学的重建也得到了很大发展。贺麟在当时表达了这种文化自觉，他在《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一文中指出：“中国当前的时代，是一个民族复兴的时代。民族复兴不仅是争抗战的胜利，不仅是争中华民族在国际政治中的自由、独立和平等，民族复兴本质上应该是民族文化的复兴。民族文化的复兴，其主要的潮流、根本的成分就是儒家思想的复兴、儒家文化的复兴。”“儒家思想的命运是与民族的前途命运、盛衰消长同一而不可分的”。

儒学的当代“在场”：学术儒学与文化儒学

新儒家是以哲学的方式承担起自身的时代使命的，然而儒学的时代使命并不仅限于“哲学地”回应时代。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必须了解儒学在当代的存在特性和功能。

儒学的存在不等于儒家哲学家或儒家哲学体系的存在，不能认为有儒家哲学家，才有儒学存在，这是一种片面的看法。儒学在最基础的层面上，不仅是经典的解说，而且也是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在民间，在老百姓的内心里，儒学的价值持久存在着；中国人的伦理观念，今天仍然受到传统儒家伦理的深刻影响。我们把在百姓内心存在的儒学，叫作“百姓日用而不知”的、不自觉的儒学。正因为它不自觉，所以会受到不同时代环境的影响，不能顺畅表达出来，有时候甚至会被扭曲。

在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潜隐层面之外，当代儒学也有显性的“在场”。必须强调一点，在认识改革开放以来儒学的显性“在场”时，我们的儒学观念一定要改变，不能说一定要有儒家哲学家，儒学才存在，才“在场”。在当代中国，四十多年来虽然没有出现像20世纪30—40年代那样的儒学哲学家，但在这个时期，我认为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

第一个方面是学术儒学。对传统儒学进行深入研究，把握儒学发展、演化的脉络，梳理儒学理论体系的义理结构，阐发儒家的各种思想，包括深入研究现代新儒家的思想，这套系统我称之为学术儒学。学术儒学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已经蔚为大观，在当代中国学术界占有重要地位，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第二个方面是文化儒学。近四十年来，我国很多文化思潮与文化讨论跟儒学有直接关系，比如，讨论儒学与民主的关系、儒学与人权的关系、儒学与经济全球化的关系、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儒学与文明冲突的关系、儒学与建立和谐社会的关系等。在这些讨论中，很多学者站在儒家文化的立场来阐发儒学的积极意义，探讨儒学在现代社会发生作用的方式。他们不仅阐述了很多有价值的文化理念，而且与当代思潮进行了多方面的互动，在当代中国思想界产生了相当大的作用。这些讨论和活动，也构成了儒学的一种“在场”方式，我称之为“文化儒学”。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化儒学是儒家哲学的一种表现，是其在现代社会日常文化领域发挥批判和引导功能的表现。哲学的存在有不同的形式。尤其在当代社会，哲学应突破仅仅追求哲学体系的传统观念，更加重视对社会文化和日常生活的引导，这一点也适用于儒学与儒家哲学。

我们绝不能说这四十多年来没有出现儒家哲学大家，儒学就是一片空白。除了潜隐的存在形式以外，我们还需理解更为多样的儒学存在形式，所以我用学术儒学和文化儒学来概括和表达这个时代的儒学“在场”。事实上，在这个社会文化转型的时代，与出现几个抽象的哲学体系相比，学术儒学和文化儒学对社会文化与社会思想所起的作用可能更大、更深入，同时它们也构成了儒学未来发展的基础。

对儒学未来发展的展望

进入21世纪，儒学复兴面临第二次重大历史机遇。如前所述，百年来儒学发展的第一次重大历史机遇出现在抗日战争时期，这是一个民族文化意识、民族复兴意识高涨的时期。当前，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深入和发展，人们的民族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呈现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儒学复兴的第二次重大历史机遇到来了。儒学如何抓住这次机遇，儒学研究者如何参与这次儒学复兴，这是重大的时代课题。在我看来，除了前面说到的学术儒学与文化儒学应继续努力发展之外，至少还有几个方面的理论课题应受到重视：如重构民族精神，确立道德价值，奠定伦理秩序，打造共同的价值观，增强民族的凝聚力，进一步提升我们的精神文明，等等。这些方面都是儒学复兴要参与的重要思想理论工作。儒学只有自觉参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国家和民族发展的时代使命相结合，与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相结合，才能开辟广阔的发展前景。

在以上这些重要工作之外，还有一项中心工作应予以关注，即儒家哲学系统的重建与发展。随着我国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新的儒家哲学应当出现，也必然会出现，它将是中华文化继往开来的见证，而且新的儒家哲学将是丰富多彩的。新的儒家哲学将在传统儒学与现代新儒学的基础上，在学术儒学、文化儒学的配合下，随着中华文化走向复兴，逐渐走向世界。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和文化大讨论，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并延续至今的国学热的积累，伴随着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复兴进程，新的儒家哲学的登场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