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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127年1月9日，来自北方的女真人攻陷东京汴梁，时为钦宗靖康元年闰十一月二十五日。三十日，钦宗赴金兵屯驻的南郊青城斋宫，十二月初一日举行纳降仪式，立国一百六十七年的北宋王朝事实上至此已经覆灭。金人在开封城大肆根括金银两三个月，强立张邦昌为大楚皇帝，之后于三月底、四月初，分批掳掠徽、钦二帝以及皇族、后妃、大臣等三千余人北归，同时北迁的内侍、技艺、工匠以及平民多达十万人，还带走全部卤簿仪仗、礼乐之器、秘阁藏书、监本印板等大量物品，北宋百余年府库蓄积为之一空。这一事件史称“靖康之变”，因为靖康元年的干支纪年为“丙午”，故而又称“丙午之难”。五月初一，徽宗第九子康王赵构在南京（今河南商丘）即皇帝位，改元建炎，成为南宋（1127—1279）的第一位皇帝。
南宋初年，由于金军步步进逼、宋军节节败退，高宗政府仅在南京待了五个月就被迫南迁，短短两三年间，先后建行都于扬州、建康、杭州、越州等地，长则一年多，短则仅百日，甚至一度漂泊海上。绍兴二年（1132）首次迁都杭州，算是在东南方初步站稳了脚跟，绍兴八年（1138）正式确定以临安为“行在所”。绍兴十一年（1141）高宗与金人议和，解除主战派岳飞、韩世忠等大将的兵权，不久又与秦桧制造岳飞父子谋反冤案，在除夕之夜以“莫须有”罪名将其杀害。按照南宋与金朝签订的“绍兴和议”，南宋向金称臣，金册立宋康王赵构为皇帝，两国以东起淮河中流、西至大散关为界，宋每年向金纳贡银、绢各二十五万两、匹。金人同意将七年前客死五国城的高宗生父徽宗灵柩以及生母韦氏本人送回南宋。宋金结束了长达十余年的战争状态，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
“靖康之变”不仅导致一个王朝的终结，也引发了中国历史上继西晋永嘉之乱、唐代安史之乱以后，又一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活动。两宋之际，北方长期处于战乱之中，南方为赵宋政权所在，有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和较为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因而“中原士民，扶携南渡，不知其几千万人”（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至于“建炎之后，江、浙、湖、湘、闽、广，西北流寓之人遍满”（庄绰《鸡肋编》）。山河破碎，生逢乱离，故国之思时时萦绕在“西北寓客”的心中，尤其是那些曾经长期生活在繁华汴京城的人们，“故老闲坐，必谈京师风物”（周
《清波别志》）。这种大变乱、大动荡的局面，在时人心中留下深刻烙印，也激发了史家与学人们援笔著述的热情，据徐梦萃《三朝北盟会编》序言，当时“缙绅草茅，伤时感事，忠愤所激，据所闻见，笔而为记录者，无虑数百家”。《东京梦华录》就是这种背景下诞生的著作。
《东京梦华录》全书仅不到三万字，以回忆口吻记述北宋末年东京汴梁城的情况，包括城市建筑布局、官署衙门分布、朝廷礼仪庆典、民风习俗、时令节日、饮食起居、歌舞百戏等，与同时代画家张择端所作《清明上河图》一样，描绘了开封这座12世纪上半叶最繁华城市中王公贵族与庶民百姓的日常生活情景，是研究北宋都市生活与民俗文化的重要历史文献。作者《自序》写于绍兴十七年除日，即公元1148年1月22日，一般认为即是《东京梦华录》成书时间，作者署名“幽兰居士孟元老”。
此书最初就叫《梦华录》，并无后来广泛流行的“东京”二字；命名缘由，作者《自序》有明确交代：“古人有梦游华胥之国、其乐无涯者。仆今追念，回首怅然，岂非华胥之梦觉哉？目之曰《梦华录》。”南宋时期的赵师侠、赵希弁、陈振孙等人提及此书，皆称其为《梦华录》。目前可见“东京梦华录”之名，最早是在宋末元初马端临的《文献通考》，马氏之书大约完成于元成宗大德十一年（1307），据此推测，《梦华录》可能是在南宋灭亡之后才被冠以“东京”二字，称为《东京梦华录》，一直流传到今天。
《东京梦华录》问世之后，最初应以抄本形式流传，具体情况不详。南宋初赵甡之所著编年体史书《中兴遗史》记载东京陷落、钦宗投降、金兵围困开封大肆搜括金银，靖康二年（1127）正月初一日，钦宗命济王栩、景王杞以及百官、僧道前往金军驻地致贺元旦。承平时代，这本是宋朝君主御大殿举行元旦朝会的重要日子，赵甡之援引“旧制”介绍这一最隆重的典礼：
正旦日朝会，车驾坐大庆殿，诸国使人入贺。殿庭列法驾仪仗，百官皆冠冕、朝服。诸路举人解首亦士服立班，其服二梁冠、白袍青缘。诸州进奏官，各执方物入殿。诸国使人，大辽大使……。更有真腊、大理等国，有时朝贺。大辽使人在都亭驿，高丽在梁门外安州巷同文馆，回纥、于阗在礼宾院，诸番国在瞻云馆、怀远驿。唯大辽、高丽就馆赐宴。
赵甡之所引长达三百多字的“旧制”，应该未标明文献出处，但是与《东京梦华录》卷六“元旦朝会”的文字几乎完全相同，《东京梦华录》应为赵氏所依据的原始文献。由于《中兴遗史》已在宋末元初亡佚，目前无法推断其所依据《东京梦华录》的版本情况，以及是否尚有其他引用文字。南宋光宗绍熙五年（1194），徐梦莘“取诸家所说及诏敕、制诰、书疏、奏议、记传、行实、碑志、文集、杂著，事涉北盟者，悉取铨次”，著成《三朝北盟会编》，卷七十四记“靖康二年正月一日辛卯朔，上朝贺太上皇于延福宫，并诏百官、僧道出南薰门，赴军前致贺二酋”一事，全文征引《中兴遗史》，使我们今天得以间接推知《中兴遗史》引用《东京梦华录》的情况。徐梦莘是否曾经亲见《东京梦华录》原书，尚不得而知。
宋孝宗淳熙丁未岁（1187）距离靖康二年（丁未，1127）正好一个甲子，也是《东京梦华录》完成四十周年之际，宋太祖次子燕王赵德昭七世孙赵师侠有感于“甲子一周，故老沦没，旧闻日远”（《梦华录·跋》）），将《东京梦华录》刊刻成书，以广流传，“使观者追念故都之乐，当共趁‘风景不殊’之叹”（同上）。这应该是此书最早的刻本，然而正如20世纪30年代为此书作注的邓之诚先生所言，此时孟元老“盖已百岁，必不及见其书之行世”。
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未收录此书，南宋藏书家、史学家赵希弁根据自家三代所藏图书补撰《读书附志》，“史类·地理类”的倒数第二部书为“《梦华录》一卷”，并附简短题解文字：“右梦想东都之录也。宋敏求《京城记》载坊门、公府、宫寺、第宅为甚详，而不及巷陌店肆、节物时好。孟元老记录旧所经历而为此书，坦庵赵师侠识其后。”赵希弁所收藏者有赵师侠识语，推测应为赵师侠淳熙十四年（1187）刻本。赵希弁亦为宋朝宗室后裔，为宋太祖九世孙，是与赵师侠同出一系而晚一辈的人。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赵希弁成为赵师侠刻本《梦华录》的早期收藏者之一。
赵师侠的跋语中，并未留下《东京梦华录》的分卷信息；赵希弁《读书附志》著录为“《梦华录》一卷”；日本静嘉堂文库影印元刊本《东京梦华录》，其中有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对此书的著录文字，记作“《东京梦华录》一卷”；马端临以《直斋书录解题》为主要依据撰写《文献通考·经籍考》，亦著录为“《东京梦华录》一卷”，题解部分则直引“陈氏曰”。
根据历代书目以及现存版本来看，《东京梦华录》在南宋以后的元、明、清历代均有刊刻，分为一卷本和十卷本两个系统：收入元代陶宗仪所编《说郛》卷六十八、明代钟人杰所辑《唐宋丛书》“别史”类者，均为一卷本；收入明代胡震亨等所辑《秘册汇函》、毛晋《津逮秘书》、清代乾隆官修《四库全书》以及张海鹏《学津讨源》等丛书者，均为十卷本，这也是目前最常见的版本。从文字来看，诚如清代著名藏书家、校勘家黄丕烈所言，此书“一本有一本之佳处”。遗憾的是，由于难以确认《东京梦华录》作者手订本是否分卷以及具体分卷情况，对探讨此书结构方面所传递的潜在信息，会有一定影响。
就目前通行的十卷本《东京梦华录》来看，全书结构与内容如下：
第一卷，介绍东京城的三重城垣与城门、四条河道与三十六座桥梁、皇宫中的主要宫殿及其功能、设置在皇宫内外的各类机构以及分布在城市内外的粮仓与草场等，这是从宏观上介绍东京城的城市格局与军事防卫，介绍东京作为帝国首都政治功能实现的基础以及维持城市自身正常运转的组织机构，尤其是至关重要的水上交通运输与物流、仓储情况。
第二与第三卷，依次介绍东京城中的主要街道，以及分布在各个街区的政府机构、宫观庙宇、名人府宅、商业区与各类店铺、酒楼以及勾栏瓦肆等娱乐场所等，重点介绍著名酒楼与餐饮服务情况、相国寺中的万姓交易，也介绍了与城市经济生活密切相关的交通运输工具、货币制度、城市防火与提供各类杂役的服务行业等。
第四卷，先介绍东京的各类禁军与厢军，再介绍皇家婚礼与日常出行所用车辆与仪仗，以及民间婚丧嫁娶所需车辆、仪仗及人员的租赁情况等，最后介绍酒楼、食店、肉行、饼店和鱼行。
第五卷包括四条，“民俗”介绍东京城中民众的生活、生产与风尚习俗，包括餐饮行业的卫生质量标准、各行各业的着装要求、市井间见义勇为的风气、酒店主客之间的良好关系等；“京瓦伎艺”集中介绍勾栏瓦肆的艺术表演情况，包括表演形式、杰出艺人以及管理等；“娶妇”详细记录北宋末年东京城中缔结婚姻的完整流程、礼节与习俗，“生子”介绍与生育有关的一整套习惯程序，这些婚育礼俗相沿不衰，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第六至第十卷，以正月到十二月的时间为序，介绍东京城中的岁时节令、朝廷庆典与民间习俗，涉及的节日有立春、元宵、寒食与清明、四月八日佛生日、端午、六月六日崔府君生日、二十四日神保观神生日、七夕、中元节、立秋、中秋、重阳、十月一日寒衣节、天宁节、立冬、冬至、交年节、除夕等，节日类型多种多样，节令习俗丰富多彩，在时序流转中完整展现了东京市民极高水平的物质与精神生活状况。在这个时间轴上，重点介绍元旦大朝会、上元节观灯、皇帝驾幸金明池观争标与百戏、十月十日天宁节宫廷大宴、冬至日南郊大礼以及除夕夜禁中呈大傩仪等由朝廷主导的重要礼仪庆典活动，展现了东京城作为首都的特色及其政治功能的实现方式。
从著述体例来看，《东京梦华录》采用唐宋时期流行的笔记形式记录作者见闻，并无明显独创之处。《东京梦华录》前三卷主要记录京城宫阙、河道桥梁、街巷坊曲，当属“地理志”一类的著述，远者有最早专记城市都邑的《三辅黄图》，近者有北宋史地学家宋敏求所撰《长安志》《京城记》等，世有“详博”之誉，《东京梦华录》在这方面显然相形见绌；《东京梦华录》后七卷或记岁时物货、民风俗尚，具有“风俗志”的性质，此类著述知名者，首推南朝梁代宗懔的《荆楚岁时记》与盛弘之的《荆州记》，《东京梦华录》与之相比也并不突出；至于记朝廷重大典礼活动，则有聂崇义《三礼图集注》与《宋史·礼志》《政和五礼新仪》等专书专著，刊刻此书的赵师侠甚至以为《东京梦华录》所记内容有“得之传闻者，不无谬误”。
作为这样一部体例并无独创、作者并不知名的笔记文献，《东京梦华录》却在南宋偏安江南一隅、继而亡于蒙古铁骑的特殊时代背景之下，不仅引发时人的情感共鸣，成为“观者追念故都之乐”的依凭，而且南宋中后期出现的《西湖老人繁胜录》《都城纪胜》以及宋亡之后追忆都城临安的《武林旧事》《梦粱录》等一系列著述，均与《东京梦华录》体例相承、手法相近、内容相仿，显然曾经受到它的影响，学界常将这些著作并称，名之为“梦华体”，甚至直到晚明张岱的《陶庵梦忆》《西湖梦寻》，仍可视为《东京梦华录》之余绪。因此，从这个角度而言，《东京梦华录》又确实有其特殊魅力，不失为一部开宗立派的著述。
但是，仔细品味《东京梦华录》一书，它显然不同于此前的地理志、风俗志，虽与此后出现的所谓“梦华体”系列著作存在相似之处，却也更有很多明显不同。作者以笔记形式记录旧都东京的地理概貌、民俗风情、时令节气、皇家礼仪、市井百态，记事记物并不追求完备全面，似乎有意局限于作者的亲历亲见，甚至经过刻意筛选；全书几乎完全采用第三人称口吻，貌似一个旁观的路人，《自序》中却毫不掩饰地赞美承平与繁华、使用带有强烈情感色彩的词汇，表达自己华胥梦觉之后的“怅然”与“怅恨”；正文行文中既不征引文献，也不进行评论，甚至故意使用鄙俚之语而不加文饰，一篇《自序》却写得节奏铿锵流转、情感起伏跌宕，不失为情辞俱佳的一流美文……这部被赵希弁称为“梦想东都之录”的著作，究竟是一部什么性质的书？这部书的创作动机，果真只是让后生之人“开卷得睹当时之盛”吗？幽兰居士孟元老，又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或许是《东京梦华录》的作者刻意并成功地隐藏了身份，或许其人确实名位不彰，最早将此书“锓木以广”的赵师侠，其实也并不知晓“幽兰居士”的更多信息，更遑论亲见其人。赵师侠在书后写了一段二百余字的跋语：
祖宗仁厚之德，涵养生灵几二百年，至宣、政间，太平极矣。礼乐刑政，史册具在，不有传记小说，则一时风俗之华、人物之盛，讵可得而传焉？宋敏求《京城记》载坊门公府、宫寺第宅为甚详，而不及巷陌店肆、节物时好。幽兰居士记录旧所经历，为《梦华录》。其间事关宫禁典礼，得之传闻者，不无谬误；若市井游观、岁时物货、民风俗尚，则见闻习熟，皆得其真。余顷侍先大父与诸耆旧，亲承声欬，校之此录，多有合处。今甲子一周，故老沦没，旧闻日远，后余生者，尤不得而知，则西北寓客绝谈矣。因锓木以广之，使观者追念故都之乐，当共趁“风景不殊”之叹。淳熙丁未岁十月朔旦，浚仪赵师侠介之书于坦庵。
赵师侠的跋语主要包括三层意思：
一，指出《东京梦华录》最为独特的价值所在。赵师侠是宋太祖八世孙，这一身份使其对赵宋王朝怀有一份特殊的感情，因而跋语开篇即追念祖宗仁厚之德、颂扬百余年太平之世，希望这份荣耀能够尽可能全面地传之后世。具体而言，他认为朝廷礼乐刑政之大事，自有史册记载；城市地理方面的内容，则有宋敏求《京城记》的详细记录，唯一缺憾在于“不及巷陌店肆、节物时好”，“幽兰居士记录旧所经历”而成《东京梦华录》，刚好能在这一方面提供补充，这是赵师侠对本书最为认可之处。
二，对《东京梦华录》内容的可靠性做出评断。赵师侠将此书内容做了一分为二的评价：“市井游观、岁时物货、民风俗尚”部分，他认为作者“见闻习熟”，故“皆得其真”，而且还说，自己曾以从祖父及其他年高德劭者那里听闻的信息加以考校，大多吻合，故而断定这部分内容是真实可靠的。与之相对，他认为《东京梦华录》所记“宫禁典礼”部分，有“得之传闻者，不无谬误”。不过，赵师侠既未具体指出“谬误”所在，也未说明自己的判断依据。
三，说明自己刊刻此书的目的。这就必须联系赵师侠刊刻《东京梦华录》的时代背景。绍兴三十二年（1162），高宗禅位于养子赵昚，是为宋孝宗。孝宗即位后试图有所作为，重用此前被贬谪的主战派大臣，于隆兴元年（1163）北伐，战争初期虽然收复若干失地，终因将领内部不和、统帅无方、诸军配合不力等原因而宣告失败。隆兴二年（1164）金兵大举南下，迫近长江，宋廷最终决定与金重新议和，双方签订“隆兴和议”。和议之后，宋廷开始裁定内外大军的兵额，宋金两国重新进入和平对峙状态，都曾一度呈现出太平安乐的治世景象。但是在南宋内部，始终有人未能忘情于收复中原，陆游在淳熙四年（1177）写下《关山月》，感叹“和戎诏下十五年，将军不战空临边”，“遗民忍死望恢复，几处今宵垂泪痕”，是这种情感的流露；赵师侠选择在淳熙十四年（1187）北宋灭亡六十周年之际刊刻《东京梦华录》，也是表达同样的情感。赵师侠说，如今甲子一周，曾经在旧都生活过的老人纷纷谢世，关于东京的逸闻掌故渐渐不再被人提起，晚于自己出生的人甚至无从知晓那些沉沦的往事，如此一来，恐怕那些本以临安为“行在所”的“西北寓客”，也会绝口不谈收复河山、还于旧都之事。赵师侠大约出生在绍兴十六年（1146）之后，他的祖父是太祖五世孙赵子晖，靖康之难后曾经避地婺源，后往临安、江西临江等地。赵师侠虽然出生在南方，但是曾从祖父及其同一辈老人那里听闻旧都掌故，神往于那座自己无缘亲临的城市，坚称自己为“浚仪赵师侠”，“浚仪”是开封旧称，北宋开封城中有浚仪街，有横跨汴河的浚仪桥，浚仪桥西就是开封府，《东京梦华录》四次提及此地。出于这种深沉的家国情怀，赵师侠刊刻《东京梦华录》，希望观看此书者能够“追念故都之乐”，一起发出“风景不殊”的慨叹。所谓“风景不殊”，是与西晋末年永嘉之乱、晋室东渡相关的著名典故：“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唯王丞相愀然变色曰：‘当共勠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世说新语·言语》）在五胡乱华、晋室南迁的黯淡时代，在建康城中站稳了脚跟的高门士族重拾旧时风雅，良辰美日聚在长江边上宴饮。周伯仁遥望北方故土，感叹一声“风景并无不同，江山大不一样”，被勾起了家国情绪的士大夫们纷纷流下眼泪。丞相王导正协助晋元帝司马睿重整山河，严肃批评座中弥漫的消沉情绪：“诸位应当齐心协力辅佐朝廷，恢复中原，何至于如楚囚相对，只知道哭！”作为帝室之胄，赵师侠同样希望《东京梦华录》能够唤起“西北寓客”“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的感叹，能够激励他们“勠力王室，克复神州”。这是他看重《东京梦华录》的根本原因，也是在权要阶层“朱门沉沉按歌舞”、绝口不提恢复大业之时将《东京梦华录》“锓木以广”的用意所在。
然而终南宋之世，虽然朝野上下不乏力主恢复中原的志士，却再也未能积聚起克复神州的实力。元初学者刘一清在《钱塘遗事》中论南宋形势，说“高宗之朝，有恢复之臣而无恢复之君；孝宗之朝，有恢复之君而无恢复之臣”。及至宁宗开禧元年（1205）韩侂胄主持“至险至危”的开禧北伐，兵败身死，则更是“既无恢复之君，亦无恢复之臣”了，宁宗所说“恢复岂非美事，但不量力尔”（《宋史·奸臣列传四》），确实也是实话。嘉定元年（1208）宋金再签“嘉定和议”，此后宋廷更是苟安成性，达官贵人日益沉溺于“一勺西湖水，渡江来，百年歌舞，百年酣醉”（文及翁《贺新郎·西湖》）之中，朝野上下文恬武嬉，爱国志士只能归隐，这或许是赵师侠曾经亲眼目睹的悲剧，又岂是一部《东京梦华录》所能改变。
赵师侠之后，藏书家、刻书家、研究者基于各自的时代、身份、兴趣与学识，在《东京梦华录》中读出了不同的重点：
有人看重《东京梦华录》详记东京“巷陌店肆、节物时好”的价值，比如称其为“梦想东都之录”的南宋藏书家赵希弁、《文献通考》的作者马端临。
有人看重《东京梦华录》关于京城宫阙、桥道坊曲的记载，比如《直斋书录解题》的作者陈振孙，怀有“弧矢四方之志”，但是由于南北分裂、欲往东京汴梁而不可得，遂以《东京梦华录》为“卧游”之资。至于后世，据明代藏书家毛晋题于《东京梦华录》的跋文，一些文人受到南朝名士画家宗炳“卧游”之论的影响，“深居一室、驰神八遐”，“辄祖其语，作《梦游》《卧游》以写志”，明代坊间书商将这类图书与《东京梦华录》合刻售卖，认为属于同一性质。
有人在《东京梦华录》中看到了黍离之悲、繁华如梦。最典型者如南宋遗民吴自牧，仿照《东京梦华录》体例而作、记述南宋都城临安盛况的《梦粱录》，《自序》中说：“昔人卧一炊顷，而平生事业扬历皆遍，及觉则依然故吾，始知其为梦也，因谓之‘黄粱梦’。矧时异事殊，城池苑囿之富，风俗人物之盛，焉保其常如畴昔哉？缅怀往事，殆犹梦也，名曰《梦粱录》。”此与孟元老《自序》“古人有梦游华胥之国，其乐无涯者。仆今追念，回首怅然，岂非华胥之梦觉哉？目之曰《梦华录》”一脉相承。明代中期开封人李濂致力于寻访辑录北宋东京汴梁遗迹，写成《汴京遗迹志》，在为《东京梦华录》所作跋语中感慨“自靖康丙午，迄今五百余年，兵燹之所燔爇，黄河之所冲淤，都城胜迹，湮没殆尽，览是录者，能无黍离之悲乎”，他在《东京梦华录》中看到了家乡开封这座城市五百年间的兴衰变迁。又如明代万历年间，浙江嘉兴人沈士龙途经开封，发现“士庶家门屏及坊肆阖扇，一如武林，心窃怪之”，后来读到《东京梦华录》所载民俗，方才领悟杭州习俗“皆南渡风尚所渐”，不禁发出“繁华过眼，若阿
一现，元老梦华，何知后人更作华游”的感叹，所以将《东京梦华录》收入《秘册汇函》丛书，借以“梦元老之梦”。明末藏书家毛晋将《东京梦华录》收入《津逮秘书》并写跋文，对此书的评价最为经典：
宗少文好山水，爱远游，既因老疾，发“卧游”之论。后来凡深居一室、驰神八遐者辄祖其语，作《梦游》《卧游》以写志，坊间乃与《梦华》合刻。不知《卧游》诸录特作汗漫游耳，若幽兰居士华胥一梦，直以当《麦秀》《黍离》之歌，正未可同玩。况昔人所云“木衣绨绣，土被朱紫”，一时艳丽惊人风景，悉从瓦砾中描画幻相，即令虎头提笔，亦在阿堵间矣。庶几与《洛阳伽蓝记》并传，元老无遗憾云。
毛晋以为，箕子途经殷商故墟，感宫室毁坏、遍生禾黍而作《麦秀》之歌，周大夫途经西周镐京，见宗庙宫室尽为禾黍，悲悯周室颠覆而作《黍离》之诗，幽兰居士的《东京梦华录》，与之同为感慨家国兴亡的悲歌。前人曾以“木衣绨绣，土被朱紫”形容秦都咸阳离宫别馆穷极奢华之状，《东京梦华录》亦从瓦砾堆中描画出北宋东都盛时艳丽惊人的幻相，艺术手法精妙如大画家顾恺之的点睛之笔，毛晋预言此书将与杨衒之以佛寺兴衰折射北魏历史变迁的《洛阳伽蓝记》一并流传后世。生于明清易代之际的钱曾阅读《东京梦华录》，感慨尤深，《读书敏求记》中有其题识：
《梦华录》十卷，幽兰居士孟元老追叙东京旧游，编次成集，缅想曩昔，如同华胥梦觉，因名《梦华录》。书成于绍兴丁卯，去靖康丙午之明年，又二十一年矣。南渡君臣，其独有故都旧君之思如元老者乎？刘屏山《汴京绝句》“忆得少年多乐事，夜深灯火上樊楼”，盖同一寤叹也。予衰迟晼晚，情怀牢落，回首凄然，感慨尤甚于元老。今阅此书，等月光之水，但无人为除去瓦砾耳。
当然，正如赵师侠提出“其间事关宫禁典礼，得之传闻者，不无谬误”，后世也有对《东京梦华录》的质疑与不满：
其一指其记载不全，多所遗漏。较早提出这一观点者，正是关注汴京遗迹的李濂。他认为《东京梦华录》大致“拟宋敏求《东京记》而作”，却远不及宋敏求学问闳博。特别是，孟元老寓京师二十四年，“是时艮岳已成，梁台、上方寺塔俱在，而录内无一言及之”，“所遗漏者抑多矣”（《跋 东京梦华录后》）。胡震亨将《东京梦华录》收入《秘册汇函》丛书并写跋语，在肯定作者“善记风土”之后，也指出“大内所载殿阁楼观仅仅十一，无论诸宫，只如政和新宫，自延福、穆清已下尚有四十余殿，而艮岳于时最称雄丽”；“且记中尝及童、蔡园第，后家戚里，当时借权灼焰、诱乱导亡之事，绝不因事而见，此盖不得杨衒之《洛阳伽蓝》法耳”，认为孟元老之书不仅有遗漏之失，更有肤浅之病。
其二指其故意隐讳，逃避责任。这一说法是由清代中晚期人提出来的，与之相关的所有记载，均出自张元济《涵芬楼烬馀书录》收入毛晋旧藏影元钞本《幽兰居士东京梦华录》时所援引的一段旧说：
余友邓孝先藏道光壬辰常茂徕秋崖钞本。常氏跋云：“艮岳为一时巨观，且以萃天下之名胜，独缺而不书，谢朴园序指为‘为宣和讳’。以余观之，讳诚是矣，而‘为宣和讳’则非。何则？花石之进，为太守朱勔；艮岳之筑，专其事者为户部侍郎孟揆。揆非异人，即元老也，元老其字，而揆其名者也。推元老之意，亦知其负罪与朱勔等，必为天下后世所共指责，故隐真名而著其字。”孝先谓“揆字元老，无他书为之左证，而前人读书细心处不可掩”云云，爰录其说，以广旧闻。
张元济曾见好友邓孝先所藏清代道光十二年（1832）常茂徕《东京梦华录》钞本上有常氏跋语，重点探讨孟元老为何单单不记开封城中最著名的艮岳。常茂徕（1788—1873）是开封人氏，科场屡试不第，喜收拾乡邦文献，曾经注释明末遗老记录明代汴梁景况的《如梦录》。由于过分专注于汴梁史地文献，常茂徕与明代开封人李濂一样，特别在意《东京梦华录》于艮岳“独缺而不书”的问题，李濂以为是元老“遗漏”，常茂徕却欲追究更深层次的原因。他见过乾隆时人谢朴园为《东京梦华录》所写序文，文中提出孟元老是“为宣和讳”，即有意避而不谈徽宗为修艮岳而导致国力困竭、以致金兵乘虚灭亡北宋之事。常茂徕认为“讳诚是矣”，不过孟元老并非“为宣和讳”，而是有意避讳自己的罪行，因为他的真实身份就是主持修筑艮岳的孟揆。常茂徕标新立异之语一出，不仅坐实了《东京梦华录》内容方面有所“遗漏”的动机，而且引发了关于《东京梦华录》作者身份的探讨。
“幽兰居士孟元老”是《东京梦华录》作者在《自序》中所署之名，“幽兰居士”为其雅号，这是可以肯定的；“孟元老”其人却不见于宋代正史与其他任何史籍。最早将《东京梦华录》刊刻成书的赵师侠，跋语中只说“幽兰居士记录旧所经历，为《梦华录》”，“余顷侍先大父与诸耆旧，亲承声欬，校之此录，多有合处”，他并未亲见这位“幽兰居士”；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大约成书于1238年以后，书中说“元老不知何人”；宋元之际的马端临、明代中叶的李濂，全都祖述陈氏“不知何人”之说；乾隆时期官修《四库全书》，四库馆臣虽然学识渊博，也说“元老始末未详”。道光十二年（1832）常茂徕抛出“孟元老即孟揆”之说，正如收藏其钞本的邓孝先所言，“无他书为之左证”；张元济援引其语，也只是赞赏“前人读书细心”而已；邓之诚《东京梦华录注·序》则直指其为“奇想天开”，缘于“不甚读书”，学识有限。不过，由于《东京梦华录》专记北宋末年东京各种事物风貌，成为现当代研究北宋都城建筑、都市文化、音乐戏剧、民俗民风、衣食住行等诸多领域所不可忽视的文献资料，围绕《东京梦华录》的研究成为一个小热点，学界关于孟元老身份的讨论仍不时出现：
（1）孔宪易在《孟元老其人》（1980年）一文中，否定常茂徕“孟揆字元老”之说，提出：孟元老是孟钺的化名；孟钺是保和殿大学士孟昌龄的有服族人，因孟昌龄治河有功而推恩获得开封府仪曹的清闲之职，故而有条件在开封城中“烂赏叠游”二十多年；南宋初年清算孟氏家族罪恶，孟钺于落寞晚景中完成《东京梦华录》，署以“元老”之名。李致忠《〈东京梦华录〉作者续考》（2006年）亦主此说，并且进一步论证孟钺实为孟昌龄之孙、“元老”可能是孟钺晚年的官称、孟氏家族为江西分宁（今江西修水）人。
（2）顾传渥在《何人孟元老》（1981年）一文中，同意常茂徕“孟揆字元老”之说，并且进一步论证说，孟元老与《东京梦华录》中三次提及的教坊使孟景初以及官至龙图阁直学士的孟揆其实是同一个人，孟揆字景初，一字元老，名、字均取自《离骚》“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初”与“元”同意，且与“孟”姓有关；他在不同时期担任不同官职，使用了不同的名字。
（3）伊永文在《孟元老考》（2011年）一文中，按照预设的“五个基本的必备条件”，推论：孟元老是宋代宗室、太祖次子燕懿王德昭五世长孙赵子淔的托名，赵子淔在《东京梦华录》署名时，因排行居长而以“孟”代姓，因系“朝廷忠干之臣”而以“元老”自居；南宋另一部旧署“百岁寓翁”的笔记《枫窗小牍》也出自赵子淔之手，此书与《东京梦华录》内容颇多相似，同题互见，详略互补，是作者有意使用同一题材而写成的雅、俗两个版本；赵子淔承袭宋代文人推崇兰花的趣味，故以“幽兰居士”自誉。
2015年何兆泉发表《〈东京梦华录〉作者问题考辨》，通过对比孟元老《自序》与史料所载赵子淔的生卒年代，否定了孟元老为赵子淔托名之说；通过分析孟昌龄家族在南宋初年的境遇以及孟昌龄在开封的住宅等信息，否定了孟元老为孟昌龄族人孟揆或孟钺之说；也以身份差异悬殊，否定了孟元老即为孟景初之说。此外，作者认为怀疑孟元老系伪托之名的理由同样难以成立。
凡此种种，虽然众说纷纭，诸家研究思路却大体相同：借助孟元老《自序》中的信息，界定其人的大体生活年代；提取、分析《东京梦华录》中“遗漏”或“详记”的信息，推测作者的身份特点与写作动机；以此为线索和基础，搜集、整合史料中关于两宋之际宗室名臣、禁从显官的记载，或对号入座、证明孟元老是某一个人，或者推翻之前的某个结论。截至目前来看，试图用这种方法破解孟元老身份之谜，由于缺乏直接确凿的证据，并不能得出可靠的结论，反而容易陷入按图索骥、张冠李戴的误区，甚至有可能影响对《东京梦华录》文本的解读。
但是，前人在探讨孟元老身份过程中关注到《东京梦华录》中的特异信息，确实很有意义。受此思路启发，我在注释《东京梦华录》的过程中对文本进行细读，将相关信息分类整理如下：
第一类：似乎无意或有意遗漏的信息。 大体包括以下几类：（1）徽宗朝的大型土木工程。自明代中叶李濂编《汴京遗迹志》，在《东京梦华录》跋语中提出“艮岳已成，梁台、上方寺塔俱在，而录内无一言及之”，不记艮岳几乎成为研究者公认的《东京梦华录》最重大遗漏；胡震亨《秘册汇函》本《东京梦华录》跋语又说“大内所载殿阁楼观仅仅十一，无论诸宫，只如政和新宫，自延福、穆清已下尚有四十余殿，而艮岳于时最称雄丽，何可略也”，《东京梦华录》无一语提及徽宗修建“延福六位”、开景龙江和诸复道等一系列举世瞩目的害民工役，也受到关注。（2）朝廷重大典礼活动，只记南郊大礼，不记北郊夏祭；《序言》明明说到“看变化则举子唱名，武人换授”，正文中却无一语提及宋代三年一度的选材盛典。（3）胡震亨又特别提到“记中尝及童、蔡园第，后家戚里，当时借权灼焰、诱乱导亡之事，绝不因事而见，此盖不得杨衒之《洛阳伽蓝》法耳”，认为《东京梦华录》停留在追忆繁华的表层，未能在叙述中寓含治乱兴衰的训鉴。（4）不记金人攻城的惨痛和危城中可歌可泣的事迹。（5）“二帝北狩”避而不谈。
第二类：提及已被宋廷惩处、声名狼藉的“六贼”等人，不直呼其名而“尊”其官称。 《东京梦华录》主要记录都市生活与朝廷典礼，不涉史事，不记人物，只在介绍东京的桥梁、街巷与园林苑囿之时，提及若干私人宅第与园林。从身份来看，主要包括以下几类：一，北宋末年高官权臣，《东京梦华录》提到他们之时都用官称，包括蔡太师（京）、童太师（贯）、王太宰（黼）、郑太宰（居中）、高殿前（俅）、邓枢密（洵武）以及刘廉访（其人待考）；二，徽宗后妃，包括明节皇后（徽宗宠妃小刘氏，薨逝后追封皇后）、郑皇后（徽宗第二任皇后，与徽宗北迁，死于五国城）、彭婆婆（徽宗做端王时的妾，以小故逐出另嫁，后又召入禁中）；三，驸马都尉，包括张驸马（应为张敦礼，尚英宗女祁国长公主）与李驸马（可能为李遵勖，尚太宗女万寿长公主）；四，教坊使孟景初及“曲子张”（北宋末年唱曲名家张衮臣，供奉禁中，授观察使，号曲子张观察）；五，北宋名门望族“桐树子韩家”（韩绛、韩维兄弟先后于神宗、哲宗时官至宰相）和王太尉（可能为真宗朝名相王旦，其家族在北宋亦属世家）；六，“一丈佛”（应指仁宗、神宗时的宦官王中正，神宗元丰年间五路大军伐夏，为一军统帅）；七，赵十万（应为巨富之家，开封有“赵十万街”，孔宪易认为此人可能是犹太商人，“赵”为赐姓）。《东京梦华录》提到人物之处，尚有卷六“十六日”介绍上元节宴会，宣德楼右朵楼“相对蔡太师以次执政、戚里幕次”；卷七“驾幸临水殿观争标锡宴”介绍金明池水戏所用大小龙船，说“皆进花石朱缅（勔）所进”；“驾登宝津楼诸军呈百戏”妙法童女队出场，“中贵人许畋押队”；卷九“入内上寿”介绍教坊杂剧色时提到教坊使孟景初等；卷十“车驾宿大庆殿”介绍喝探制度，借卫兵之口提到“殿前都指挥使高俅”；“除夕”介绍禁中大傩仪，“教坊使孟景初身品魁伟，贯全副金镀铜甲，装将军”。综上，蔡太师（或称蔡相）是全书出现频率最高的人，共有四次。研究者还注意到，南宋初年除了蔡京之子蔡絛《铁围山丛谈》不称蔡京名字，其他书中尊蔡京而不名者十分罕见；《东京梦华录》对祸国殃民、声名狼藉的一众奸臣尊称太师、太尉、太宰，研究者认为应该出于称谓上的习惯或感恩戴德的旧情，证明作者与这些人存在非同寻常的关系。
第三类：靡不赅载、细致入微的记录。 《东京梦华录》记东京风物，从范围方面来看可谓包罗万象，“大而朝贺典礼，小而口味戏剧，无不详备”（李濂跋语）；就手法角度而言可谓生动细致，“若彩山灯火、水殿争标、宝津男女诸戏、走马角射及天宁节女队归骑、年少争迎，虽事隔前载，犹令人想见其盛。至如都人探春、游娱池苑、京瓦奏技、茶酒坊肆、晓贩夜市、交易琐细，率皆依准方俗，无强藻润，自能详不近杂、质不坠俚，可谓善记风土者”（胡震亨识）。特别是关于朝章国制、重大典礼，《东京梦华录》记录了异常丰富的细节，极为引人注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就说：“如《宋志》南郊仪注，郊前三日，但云斋于大庆殿、太庙及青城斋宫；而是书载车驾宿大庆殿仪、驾宿太庙奉神主出室仪、驾诣青城斋宫仪，委曲详尽。”通观全书，有以下几方面内容特别值得注意：
（1）宫廷中的膳食。比如卷一“大内”条，详记皇宫中早晚进膳的排场与程序，描写各类服务人员的服饰与举止，乃至所用食盒的形制与覆盖绣物的样式，都写得清清楚楚；卷九“宰执亲王宗室百官入内上寿”条，正面描写徽宗天宁节生日大宴的完整流程，介绍了宫廷燕乐引导的“九盏制”，文武百官、皇室宗亲及外国使节的座次、看盘与酒水安排、司仪人员的服饰与举止、下酒菜的品类以及御筵所用酒食器皿等，都有详细记载。
（2）各种政府机构及其所参与的工作。比如卷一中的“内诸司”与“外诸司”，尤其是“外诸司”条，貌似杂乱无章地罗列了诸多设置在皇宫以外的机构名称，总计包括七司、十四库、四坊、八院、十一务、四所、三场、一监、三局、一营以及众多仓库、粮仓与草场等，令专业研究者也望而生畏，普通读者更是看得眼花缭乱。这些机构是维持北宋末年皇宫日常生活、保障各项重大礼仪活动得以实现的基础，其中既有北宋从前朝沿袭下来的机构，也有北宋晚期专为皇帝奢侈享受而特设、由宠臣和宦官掌控的新增机构。这些部门役使着大量隶属军籍或民籍的工匠，卷四“军头司”记载“其余工匠”，列举上述机构名称并说服务于这些部门的军籍人员“各有指挥，记省不尽”。这些机构承担着与京城中各项土木工程、宫廷日常消费、朝廷礼仪活动等有关的工作，在运转中消耗着北宋政府的巨额财富，同时也凭借权力从城市经济活动中获取大量税金或租金，是皇帝与特权人物行使权力、满足欲求的最直接工具。对此，《东京梦华录》随记事主题，在不同条目中有所提及，比如卷一“东京外城”介绍城上军事防守设置的修整，提到“有广固兵士二十指挥，每日修造泥饰。专有京城所提总其事”；卷七在介绍皇帝驾临金明池仪式之时，提及“池苑所进奉鱼、藕、果实”“后苑作进小龙船”，想在金明池垂钓的人，“必于池苑所买牌子，方许捕鱼”，金明池边的彩棚幕次乃至水戏所用大小船只均向士庶明码标价出租；卷八介绍庆祝神保观神生日的活动，“御前献送后苑作与书艺局等处制造戏玩”，“太官局供食”，“殿前两幡竿，高数十丈。左则京城所，右则修内司，搭材分占”。至于内酒坊与翰林司等供给饮食、仪鸾司（帐设局）搭设帐幕、金吾街仗司等执举仪仗、车辂院与鞍辔库等管理车马等，都属于常规职属范围，无须专门介绍。
（3）皇帝出行的卤簿仪卫。《东京梦华录》所记皇帝出行的卤簿与仪仗，主要有：卷六“十四日，车驾幸五岳观”记正月十四日皇帝驾幸五岳观烧香、赐群臣宴之后返回大内宣德楼的场景，所用卤簿等级应为“小驾”，作者极为详细地描写各类护驾禁军的装束，包括簪花、帽子与幞头的形制，衫或袄的质料、颜色与图案以及腰带形制等，同时也介绍了仪仗人员的布列情况并列出所执御用物品的清单，最后还有一段皇帝乘御辇观灯山、充满喜感的描写。卷十记录宋代最隆重的南郊大礼，在不同条目中持续描写不同礼仪程序中皇帝的卤簿仪卫：“驾行仪卫”记录皇帝赴太庙行礼所用仪卫，这是宋代皇帝最高级别的“大驾”卤簿，孟元老以大约四百字的篇幅，不仅展现整个队伍连绵不绝的盛景，而且重点描写引领队伍的驯象、数量众多的旗帜以及组成仪仗队伍的各类禁军，尤其强调军官甚至卫兵的衣服皆以工艺繁复的织锦为料、腰带用铜、衣上花纹用绣工、衣帽上的饰物多用金银甚至真珠，骑兵穿着以锦帛制成的“五色介胄”。《宋史·仪卫志》客观呈现了“政和大驾卤簿”的构成，孟元老却用大量细节展示其极尽奢华之状；接下来的“驾宿太庙奉神主出室”，集中介绍大驾卤簿中最尊贵的玉辂形制、皇帝的通天冠服以及挟辂卫士的服饰；“驾诣郊坛行礼”，描写皇帝冠服中最庄严的冕服形制；“郊毕驾回”分别记录皇帝在近侍执烛列成的围子护卫下从圜丘坛返回大次、更换常服后乘大安辇返回青城以及从青城换用法驾仪仗返回皇宫的流程。这是对徽宗南郊大礼的全程记录，是用文字雕绘而成的一幅北宋徽宗朝《大驾卤簿图卷》。此外，卷七“三月一日开金明池、琼林苑”也有一段车驾临幸时诸禁卫班的描写，卫兵全都“簪花，披锦绣撚金线衫袍，金带、勒帛之类，结束竞逞鲜新”，仪仗皆为“内府金枪、宝装弓剑、龙凤绣旗、红缨锦辔，万骑争驰，铎声震地”；“驾回仪卫”写皇帝返回皇宫时不乘车辇，而是在森严羽卫护从之下“簪花乘马”行走在开封城的大街上，所乘御马都有“龙骧将军”的封号。《东京梦华录》还用专条记录了皇太子纳妃与公主出降所用仪卫、皇后与皇太后的乘舆等。
（4）东京禁军编制及活动情况。北宋立国之时，历史上作为游牧与农耕民族界限的长城一线山脉雄关已经落入契丹人之手，国都开封以北除了黄河，再无可以依恃的天然军事屏障，北宋除了努力将开封城修筑成为一座军事堡垒，就只有用巨额经费养重兵拱卫京师，打造人工防线。在北宋的大部分时间里，禁军军营都是东京城中最常见的场景。《东京梦华录》卷四“军头司”以专条介绍驻扎东京的各类禁军和厢军，包括军队番号、编制、驻地、职能以及阅训、轮戍制度等；军队的各种活动情况，则或零散或集中地出现在其他章节，这应视为孟元老有意安排的结果，具体包括：卷一“东京外城”介绍有“广固兵士二十指挥”（一万人）负责城防的日常修造泥饰，“专有京城所提总其事”；“外诸司”条介绍专职负责诸仓纲运粮草卸纳工作的“下卸指挥兵士”以及军队发放粮饷时“仓前成市”的景象；卷三“防火”中提及遍布开封城的军铺与负责“夜间巡警，收领公事”的铺兵，望火楼下的官屋中则有专职救火的军兵；开封城北部是禁军的主要驻地，卷三“马行街铺席”中说“新封丘门大街，两边民户铺席，外余诸班直军营，相对至门，约十里余”。东京禁军中有相当比例的人员充当皇帝及皇室成员出行的仪卫队，也有相当比例的军人充当大型土木修造工事的力役，甚至被军政权要（如高俅等人）占用于私家修造工作。此外，很多军人也要在接连不断的仪式庆典活动中承担表演任务，比如卷七“驾幸临水殿观争标锡宴”有诸军水上百戏表演，“驾登宝津楼诸军呈百戏”则有诸军的“旱教”表演；卷十“下赦”中有“御龙直装神，鬼斫真刀倬刀”以及“诸班直呈拽马队”的表演；“除夕”中则有诸班直禁军千余人戴假面、着绣衣、执金枪龙旗参与驱逐祟鬼的大傩仪等。
（5）歌舞百戏表演活动。卷五“京瓦伎艺”一条，专门介绍北宋末年东京勾栏瓦肆的艺术表演情况，包括艺术表演形式、各领域的杰出艺人以及负责管理相关事务的乐官，列举了小唱名角四人、嘌唱弟子五人、教坊减罢温习二人、教坊弟子六人，此外还有各类杂剧表演名家五十余人。作者十分清楚各类人员的背景与身份，知道他们的真名或艺名以及各自擅长的技艺。各类艺人的具体表演活动，则见于元宵节前的大内御廊、三月金明池宝津楼前的水上舞台及五殿回廊、庆祝崔府君和二郎神生日时的神殿露台、十月十日天宁节集英殿宫廷盛宴等重要场合，当然还有京城中几处大型瓦舍，乃至分散在街头巷尾的日常表演。
（6）朝廷盛大典礼活动。《东京梦华录》后五卷集中描写元旦朝会、上元节皇帝御宣德楼观灯“与民同乐”、三月驾幸金明池观争标与诸军百戏、天宁节集英殿大宴、南郊大礼以及除夕之夜禁中大傩仪等重大礼仪活动。其中“元旦朝会”一条全文490余字，详记举行大朝会时的殿庭仪仗与朝会流程，尤其重点描写诸国使人的服饰与礼仪、宋廷安置各国使臣的馆驿与接待情况，以及大辽使人诣大相国寺烧香及南御苑射弓的礼仪。这种描写前所未有，如果作者不是谙熟朝廷礼仪且有机会做近距离观察，很难想象可以达到如此精细的程度，因而被南宋初年赵甡之《中兴遗史》、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全文抄录。上元节观灯，由“元宵”等四个条目组成，总计约2000余字；金明池观水戏与百戏，更占用了第七卷除“清明节”以外的全部篇幅，包括八个条目，总计约3800字；庆祝徽宗生日天宁节的典礼虽然只有两条，但是“入内上寿”单条就多达1800余字，是全书最长的一条，可谓重中之重，宫廷燕乐是描写重点；南郊大礼包括九个条目、将近2700字的篇幅，核心条目“驾诣郊坛行礼”的记录重点则是大晟府新制宫廷雅乐。
那么问题是：孟元老不记艮岳等园囿宫殿，一定是出于掩饰自己或家族的罪行吗？用官衔称呼徽宗朝的权要，一定是出于尊敬吗？详记朝廷典礼，尤其是对饮食、仪卫与乐舞活动靡不赅载、细致入微，只是因为作者对这些领域特别熟悉或怀有特殊兴趣吗？作者在东京城中生活了二十四年，他所记录的民风民俗是长期传承，但是那些重要典礼活动，具体发生在什么时候？
除了《自序》，《东京梦华录》偶尔使用“大观”“政、宣”指称一个时间段，没有明确提及任何时间，但是有些事件的年代是可以通过查证史料加以确认的，比如卷一所记“濠之内外，皆植杨柳，粉墙朱户，禁人往来”的东京外城，这是政和六年（1116）以后的景观，因为本年度朝廷启动了北宋立国以来东京外城的第三次大规模维修；比如“皇太子纳妃”，这不是通用性的礼仪介绍，而是北宋百余年间仅此一例的世纪婚礼，即徽宗所立皇太子赵桓纳朱氏为妃，发生在政和六年；比如“元旦朝会”，徽宗朝一共举行过三次元旦朝会，分别是大观二年（1108）、政和八年（1118）、宣和六年（1124），本条最后说“人使朝辞。朝退，内前灯山已上彩”，而“元宵”描写灯山上金书大牌写着“宣和与民同乐”，综合来看，孟元老所记应为宣和六年（1124)元旦朝会，也是北宋所举行的最后一次大朝会；比如“驾幸琼林苑”中说苑里遍植“闽、广、二浙所进南花”，这应是政和六、七年以后才有的景观，因为从这时候开始，福建、二广效仿东南地区，加入进奉花石的行列，南花才被移植到了东京城中；南郊大礼后皇帝行恭谢之礼的景灵西宫，建成于建中靖国元年（1101）。除此之外，孟元老留下许多提示时间的线索，主要包括官职、服饰与建筑等，比如：
卷九“天宁节”：“初八日，枢密院率修武郎以上；初十日，尚书省宰执率宣教郎以上，并诣相国寺。罢散祝圣斋筵，次赴尚书省都厅赐宴。”据《宋史》，修武郎，政和二年（1112）由内殿崇班改名；宣教郎旧称宣德郎，政和四年（1114）改；“入内上寿”说是在集英殿，政和五年（1115）集英殿改名右文殿。综合宴会所用大晟府新制“竹部”乐器“篪”、新创徵招调“中腔”及“踏歌”等新乐调来看，所记可能是政和四年（1114）庆祝徽宗三十三岁生日的天宁节大宴，孟元老用全书十分之一的篇幅浓墨重彩描绘者，正是大晟乐最初应用于宫廷燕乐的历史时刻。
卷十记南郊大礼。徽宗在位期间一共进行过八次南郊大礼，《东京梦华录》所记发生在哪一年？“驾诣郊坛行礼”说圜丘坛“坛高三层”，是一个重要提示信息。自北宋立国至徽宗政和三年（1113），南郊圜丘坛均为四层坛面的祭坛；政和三年议筑新坛，用阳数建“圜坛三成”，徽宗下诏“候过今次大礼施行”，即从政和六年（1116）开始启用。在记录坛前所设宫架乐时，孟元老不提乐器名称，只留下相当奇怪的描述：“有琴而长者，如筝而大者，截竹如箫管、两头存节而横吹者，有土烧成如圆弹而开窍者，如笙而大者，如箫而增其管者。”这些乐器其实是大晟琴、瑟、篪、埙、笙竽、箫等，无一不是刘昺新增或改制的大晟乐器；介绍武舞引舞时，则说“比文舞加数人，击铜铙、响环，又击如铜灶突者；又两人共携一铜瓮，就地击者”，这些同样也是大晟府新增“金部”乐器，是根据古器物制作出来的金
、金镯、金铙、金铎，合称“四金”。据此可知，孟元老记录“驾诣郊坛行礼”，大晟雅乐在南郊大礼中的应用，是重点所在。接下来的“下赦”一条，提到“通事舍人得赦宣读”，政和六年（1116）以后改通事舍人为宣赞舍人，这一官职实际上框定了南郊大礼的年代下限。
不过，《东京梦华录》中以最诡异方式留下年代暗示的，是上元节观灯。上元节观灯是北宋立国之初就确定下来的重要节日庆典活动，被视为展现太平盛世、与民同乐的重要方式，徽宗更将其发展为几乎绵延一月的狂欢，《东京梦华录》以“元宵”“十四日车驾幸五岳观”“十五日驾诣上清宫”以及“十六日”四个条目、总计2000余字的篇幅，对此做了全方位、多角度、连续性的报道。但是，正月十五日，“宣和与民同乐”的正日子，标题却是“驾诣上清宫”，正文只有“十五日，诣上清宫，亦有对御。至晚回内”15个字。正月十五，皇帝理应早膳之后登上宣德楼，御座临轩，让百姓得以“瞻见天表”，并在一整天里主持宴会、观看表演、放赦罪人，为什么反倒白天去了上清宫、夜晚回宫再不出现？十五日，繁华汴梁城中最璀璨的夜晚，为什么在孟元老笔下显得无比冷清，呈现出一片空白与沉默？理应安排在十五日的节目，为什么集体出现在“十六日”的条目之下？查阅徽宗宣和年间的史料笔记，方才发现，孟元老有意用一片反常的空白与沉默，暗示此处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看清这个秘密，《东京梦华录》这部书将会以全新的面目呈现在读者眼前。
哲宗元符三年正月十二日（1100年2月23日）徽宗即位，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1126年1月18日）徽宗内禅。在其执政期间，确实曾有一个上元之夜，酷爱上元观灯的宋徽宗因为一件令他极不愉快的意外事件，一反常态，没有出现在宣德楼上，这一天是宣和六年正月十五（1124年2月2日）。白天，他独自登宣德楼看开封府决遣罪犯，楼下人群中突然跳出一个貌似寺院学徒僧的黑衣人，指着他大声怒斥：“就是你吗？你有什么神力，胆敢破坏我们的佛教？今天我告诉你，报应就快到了！连我都不怕你，你岂能破坏诸佛与菩萨？”徽宗惊怒交加，命开封府就地严刑审讯，此人却一语不发，也不见丝毫痛苦之状；徽宗又召来善行天法的法师，法师也对其无可奈何，最后只能处死了事。蔡京之子蔡絛《铁围山丛谈》详记此事，说“上大不怡，为罢一日之欢”，孟元老则说不开心的皇帝当天去了上清宫。上清宝箓宫建于政和五年（1115），里面住着大批道士，是徽宗进行斋醮活动的场所，徽宗被册封为“教主道君皇帝”、成为集政教权力于一身的君主，也在此地。上清宝箓宫有复道直通皇宫，艮岳就建在这座宫殿的东面。宣和六年正月十五发生在宣德楼下的意外事件，正是源于徽宗大规模崇奉道教、贬抑佛教的政策；孟元老不是简单记录东京承平年代的元宵盛况，而是用一种极其隐晦的特殊手法，写出了徽宗朝大兴道教的重要政治事件。
如果换用这一视角重新审视《东京梦华录》，会发现这部书表面上在写东京的城市街巷、河道桥梁、宫寺第宅、园林苑囿、朝廷盛典、节物时好、民俗民风，无不展现着北宋末年东京汴梁令人难以置信的繁华。但是，种种繁华表象之下，是孟元老二十余年目睹的桩桩件件时事；在《东京梦华录》以地理志、民俗志形式建立起的表层叙事之下，还有一个隐藏着的叙事体系，需要用徽宗朝的历史事件去做填充。表层与底层结合在一起，才能看到繁华之下，正是百年繁华一旦兵火皆成梦幻的原因所在。
《东京梦华录》是一部当代史，以东京汴梁城为描写对象，是铺展在东京城中的北宋最后二十余年的历史。孟元老在《自序》中说：“仆从先人宦游南北，崇宁癸未到京师，卜居于州西金梁桥西夹道之南。渐次长立，正当辇毂之下，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仆数十年烂赏叠游，莫知厌足。”“崇宁”是宋徽宗继“建中靖国”之后所使用的第二个年号，“癸未”是崇宁二年，即公元1103年。作者说“仆从先人宦游南北”，又说在天子脚下逐渐长大自立，则其初到京师可能是童少时期，他有可能出生在1095年前后。他随父亲居住在开封城西部的金梁桥西夹道以南，临近汴河，桥下有酒楼刘楼，向东不远处有接待西夏使者的都亭西驿、州西瓦子和蔡京赐第，向南不远是通往金明池的西向御街。他在东京城中生活了二十四年，靖康丙午年（1126）金兵首围开封，正月初七之夜猛攻汴河西水门，李纲率众抵抗，于汴河中流排置杈木并运蔡京家的山石堵塞门道，士兵应即往来行动于孟元老的住宅附近，他有可能亲见当时极度紧张的场面。
《自序》又说：“一旦兵火，靖康丙午之明年，出京南来，避地江左，情绪牢落，渐入桑榆。暗想当年，节物风流，人情和美，但成怅恨。”“靖康丙午之明年”为公元1127年，本年五月初一，康王赵构于南京（今河南商丘）即皇帝位，改元建炎，干支纪年是“丁未”，孟元老离京南下时，可能不到四十岁。《自序》落款是“绍兴丁卯岁”（1147），推测他有可能正是在绍兴丙寅年、靖康之变二十周年的时候开始动笔写作《东京梦华录》，是五十多岁的年纪。
从时间来看，《自序》写于除夕之夜，《东京梦华录》最后一条正是“除夕”；从空间来看，首条“东京外城”介绍的第一座城门是南薰门，最后一条“除夕”禁中大傩仪则是埋祟于南薰门外。《东京梦华录》的体例与结构，应该出自孟元老苦心孤诣的设计；书中所记内容，经过作者的精心组织与筛选。孟元老在《自序》中说：“瞻天表则元夕教池，拜郊孟享。频观公主下降，皇子纳妃。修造则创建明堂，冶铸则立成鼎鼐。观妓籍则府曹衙罢，内省宴回；看变化则举子唱名，武人换授。仆数十年烂赏叠游，莫知厌足。”如果将他有意重叠压缩的记忆拉伸为一条时间轴，在《自序》华丽的骈体文辞与《东京梦华录》鄙俚琐碎的记录中，大体可以看到以下场景、事件与人物：
崇宁二年（1103）他初到东京，看到御街西侧的景灵西宫和南郊的太学（辟雍）均在此前一两年间落成，提议者为蔡京，主持营建者应为将作监李诫。
崇宁三年（1104）三月，置文绣院；九月，童贯赐第京师；十一月，皇帝祀昊天上帝于圜丘，北宋自此改“南郊合祭天地”为“南北郊分祭天地”。
崇宁四年（1105）正月，以内侍童贯为熙河兰湟、秦凤路经略安抚制置使；用蔡京推荐的方士魏汉津之说铸成九鼎，建起专门安放九鼎的九成宫；八月，铸成为全国音乐定调的景钟，赐新乐名为“大晟”，在景灵东宫以南置府建官；此后，汴京南郊规模宏大的铸造场陆续铸成大批乐器与礼器，单是大晟编钟就有12套336枚之多。朱勔于本年开始领苏杭应奉局，搜刮民间奇花异石，编成“花石纲”运送京师，并进奉金明池水戏所用大小龙船。
大观二年（1108）正月初一，元旦大朝会；己未，蔡京进位太师。
大观四年（1110）十一月，皇帝祀昊天上帝于圜丘。
政和二年（1112）十二月，以武信军节度使童贯为太尉。
政和三年（1113），诏命迁走军营与百官房舍，腾出地建保和殿，工致其巧，人致其力，四月动工，九月落成，殿中分置经史典诰、三代古器、古今书画、琴阮笔砚，供皇帝万机之余怡情养性；十一月癸未，祀昊天上帝于圜丘，以道士百人执威仪前导，车驾行至南薰门外玉津园附近时，皇帝与执绥以备顾问的宠臣蔡攸看见天神降临，蔡京奏请载入史册。本次郊祭结束之后，开始动工改建沿用百余年的四层郊坛，青城斋宫亦应在此期间改由土木建造，主持者应为此前负责北郊方坛修筑工程的杨戬。
政和四年（1114）十月十日，每年一度的天宁节，集英殿举行盛大宫宴，但是本年宴会出现新变化，徽宗诏令将历时十年制成的大晟乐用于宫廷燕乐，孟元老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详细记入《东京梦华录》中。大约从本年开始，朝廷准备修建明堂，皇城东南一带开始拆迁，秘书省迁至宣德门以东，左藏库迁至天汉桥东北；因为工程浩大，赴各地采买、转运材料的工作陆续启动，分批纲运到京，河道繁忙。五年（1115），明堂动工，七年（1117），明堂落成。首倡并主持其事的太师、鲁国公蔡京进封陈、鲁国公，童贯、梁师成、蔡攸等人皆因明堂落成推赏而获升迁。
政和五年（1115），东京内城北墙的景龙门以东，建起了上清宝箓宫。
政和六年（1116），东京外城大修工程启动，同时重新规划与修缮城内的军铺，御街安设杈子、砌排水沟，宣和年间又种植花木；六月二十一日，此前一年册立的皇太子赵桓纳朱氏为妃，盛大的卤部仪仗行进在东京城中，这是北宋立国至此一百五十多年间仅此一见的婚礼；八月丁亥皇帝“幸蔡京第”；十一月己亥，祀昊天上帝于圜丘，这是新建三层圜丘坛首次启用，典礼用乐开始使用大晟乐。
政和七年（1117）正月，南郊大礼中负责仪仗与安保的殿前都指挥使高俅升任太尉；四月，皇帝暗示道箓院上章册封自己为“教主道君皇帝”，蔡攸提举秘书省并左右街道箓院，全国掀起自真宗朝之后又一轮崇奉道教的新高潮，崔府君被加封为“护国显应昭惠王”，倾城男女响应诏令，争相负土献土，助修祭祀二郎神的神保观。此外，政和年间，在琼林苑东南隅创筑了几十丈高的华觜冈，政和六、七年间，闽、广、二浙一带进奉的南花开始移入琼林苑中。
政和八年（1118）正月初一，元旦大朝会；本年扩建了大内宣德门，建成了北太一宫；徽宗第四女茂德帝姬下嫁蔡京第五子蔡鞗。徽宗所生三十四女，至少九位在北宋最后十年之间陆续出嫁，另有哲宗两女及神宗幼女也在徽宗执政期间结婚，正如孟元老所说“频观公主下降”，皇家婚礼是当时东京城中的常规节目。
宣和元年（1119）九月癸亥，“幸道德院观金芝，遂幸蔡京第”；十一月，祀昊天上帝于圜丘。
宣和四年（1122）十一月，祀昊天上帝于圜丘。
宣和五年（1123）四月，葆真宫落成，成为上元之夜张灯供赏的宫殿之一；十一月丙寅，幸王黼第观芝，大醉不能语，凌晨时分才在十几位内官护持下开龙德宫复道小墙回到皇宫，亲兵卫队不知皇帝去向，整晚齐集教场待命。
宣和六年（1124）正月初一，元旦大朝会。此为北宋最后一次举行正旦大朝会，《东京梦华录》记录典礼场景；正月十五日，宣德楼下发生寺院学徒僧诟骂事件，“上大不怡，为罢一日之欢”，《东京梦华录》记载本年观灯盛况。
宣和七年十一月十九（1125年12月15日），祀昊天上帝于圜丘。皇帝降坛之时，金军入寇的紧急军报已经传至汴梁，“左右秘之不以闻，恐妨恭谢”（《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徽宗宣和七年》）；皇帝返回青城斋宫接受百官祝贺之时，有鸱鸮立在殿宇上鸣叫，仿佛与赞拜之声相应和；十二月二十三日，徽宗禅位于太子赵桓。
靖康元年（1126）闰十一月，金兵再围开封。二十五日，宋廷用郭京的所谓六甲神兵出城迎战，金人击溃这群乌合之众，趁乱攻占陈州门，开封陷落。三十日，钦宗车驾出南薰门，赴金人驻扎的青城斋宫纳降，十二月一日举行仪式，北宋王朝终结。
靖康二年（1127）元旦，钦宗命济王栩、景王杞出贺二酋；正月初十，钦宗再赴青城，被扣留；正月十二日，金人索要上元灯，一日之内，东京所有宫殿、寺观、正店的上元灯饰征求殆尽；正月十五上元节，完颜宗望在屯驻地刘家寺放上元，请帝观灯，教坊乐人奏乐，艺人呈百戏。三月底、四月初，金人迫使徽、钦二帝及后妃、皇室、百官、工匠北迁，12世纪上半叶东亚最繁华的汴梁城被洗劫一空。
对于孟元老来说，《梦华录》的读者，不仅包括“妄生不然”的后生晚辈，更包括能为其“补缀周备”的“乡党宿德”。与孟元老一样，这些人曾经享受北宋京城辇毂之下的承平与繁华、品味酒酣梦醒之际莫名袭来的新愁与幽恨、亲历金兵两度围城之时的饥饿与恐惧、见证北宋王朝的悲惨与屈辱……南宋初年赵甡之著《中兴遗史》，引用《梦华录》“元旦朝会”作为“旧制”，展现昔日大宋天威，然后书写史事：“是岁围城中遇正旦，而命亲王就虏帐中致贺。都人伤感，继之以泣。”《东京梦华录》诞生初期的读者，很多人应该都会在表层叙事与历史真实之间建立这种联想，对于他们，书中那座城池的巍峨与破败、那些街市的繁华与萧条、那些宅第园林的兴盛与毁灭，以及宅第园林主人的炙手可热与万民唾弃，都是不可分割的记忆、无须解释的共识。这部书首先是为他们而写的，孟元老希望“避地江左”的这些人能够痛定思痛，记清那些事实与教训。至于所谓“谈及曩昔，后生往往妄生不然”，后生究竟会对这些长辈提出怎样的质疑呢？是问“你们吹嘘的当时之盛，怎么可能繁盛到那般程度”，还是“既有当时之盛，何以沦落至此”？恐怕应该是后者，那么《东京梦华录》既然让人“开卷得睹当时之盛”，自然也会引人思索那个盛世何以变成了梦中的繁华。
《东京梦华录》以北宋首都东京为记述对象，前三卷以记城市地理为主，类似地理志，传统目录学家如赵希弁、陈振孙、马端临也均将此书系于“地理类”；第四、五卷主要记东京城市中的衣食住行、民俗民风，第六至第十卷以时间为序，穿插记录节令节日习俗与朝廷重要庆典，类似岁时记或风土记，却不关注各种风俗的来源；类似礼仪志或仪卫志，却不追求礼仪程序与仪仗卫队的完整全面介绍。尤其是作为标题的“十四日，车驾幸五岳观”“十五日，驾诣上清宫”之类表述，倒很像正史“本纪”依照年月顺序记载帝王言行的体例。而其在客观冷静的叙述中蕴含深意，则像是“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将同一事件拆解、分散于全书的不同条目，又酷似刘知幾在《史通》里论《史记》“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的“互见之法”；通过官制、乐器、服饰等细节变化来暗示时间，与《红楼梦》作者曹雪芹为了避免坐实“朝代年纪”触犯时忌而信手虚构官职、绝不描写成年男子服饰的做法截然相反，惨淡经营的苦心却同出一理、如出一辙……孟元老为什么要采取如此隐晦的手法，而不效法杨衒之《洛阳伽蓝记》以佛寺盛衰写国家兴亡，通过记录“童、蔡园第，后家戚里”，因事而见“当时借权灼焰、诱乱导亡之事”，以致遭到胡震亨等人的非议与轻视呢？
史学家陈寅恪提出，史学研究应以“历史理解之同情”为基本原则，要站在当事人所处的时代进行思考与评价，这不仅是公允的前提，也是科学的基础。理解孟元老与《东京梦华录》，也应回到他写作此书的时代，两宋历史上一个大兴文字狱的黑暗时代。“绍兴和议”签订之后，绍兴十二年（1142）九月，秦桧为太师，进封魏国公，十月进封秦、魏两国公，太师与两国公，这是当年蔡京曾经享有的官职与封号。秦桧权倾朝野，粉饰太平，自绍兴十四年（1144）开始大兴文字狱，下令禁止野史，鼓励举报，南宋学者王明清在《挥麈录·自跋》中回忆当时“野史之禁兴，告讦之风炽，荐绅重足而立”，许多私人著述不敢留存，“悉化为烟雾”。孟元老完成《东京梦华录》的绍兴十七年（1147）正当文禁高潮，而且无行文人开始撰文赞美时政，刮起颂咏献媚之风，直到绍兴二十五年（1155）秦桧病死，方才告一段落。也许“渐入桑榆”的孟元老无法确定自己能否走过这段黑暗岁月，“恐浸久，论其风俗者失于事实”，故而创造出这样一部“梦华体”的史书吧。
也许，孟元老所效法者并非宋敏求的《京城记》，或许他曾受启发于李格非以洛阳园圃兴废见天下治乱盛衰的《洛阳名园记》，他所祖述的是《春秋》“微言大义”的传统，是《史记》“互文见义”的手法。后世真正传承了《东京梦华录》精神的著作，并非全面模仿其体例的《梦粱录》，也许竟是“真事隐去”的《红楼梦》。孟元老深恐读者无法领会书中隐曲，在《序文》中借“后生”之口留下不合理的质疑，在正文中留下“元宵节”这样反常的记录。遗憾的是，这种过于委婉的隐微写作手法，到底使得《东京梦华录》成为一本被误读的书，对它的误读，也许从赵师侠希望以此书唤起“西北寓客”“风景不殊”的感叹就开始了。如果读不出《东京梦华录》繁华之下的历史教训，何止“克复神州”将是空梦，就连偏安江南也只能成为另一场华胥之梦。
即使我们连《东京梦华录》的作者是否姓孟都无法确定，但是可以理解他以“幽兰居士”为号的用意。他在南方的生活并不如意，故而以“古之君子”自期，虽然自伤沦落、怀才不遇，却不改其兰草一般的高洁志趣。东汉蔡邕所作《琴操》中有《猗兰操》：
《猗兰操》者，孔子所作也。孔子历聘诸侯，诸侯莫能任。自卫反鲁，过隐谷之中，见芗兰独茂，喟然叹曰：“夫兰当为王者香，今乃独茂，与众草为伍，譬犹贤者不逢时，与鄙夫为伦也。”乃止车援琴鼓之云：“习习谷风，以阴以雨；之子于归，远送于野。何彼苍天，不得其所；逍遥九州，无所定处。世人暗蔽，不知贤者；年纪逝迈，一身将老。”自伤不逢时，托辞于芗兰云。
《猗兰操》相传为孔子所作琴曲歌辞，其中“逍遥九州，无所定处”，颇似孟元老遭逢乱离、流落南方的境遇；“世人暗蔽，不知贤者”，或许隐喻其在政治上的有志难伸；“年纪逝迈，一身将老”，则正与“情绪牢落，渐入桑榆”相吻合。我们无从知晓孟元老的身份与仕宦经历，但是观其《东京梦华录》一书，特详于朝廷庆典、宫廷音乐以及教坊演出等活动，尤其是卷九“入内上寿”详记徽宗倾全力改制的大晟乐“施于燕享”的场景，卷十“驾诣郊坛行礼”一条中重点介绍的那些乐器，全都是大晟乐府新增及改制者。孟元老在宫廷典礼用乐方面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敏感、热情与专业眼光，他在徽宗时期所任官职很可能与此有关，或许本人也是精通琴艺者，“幽兰居士”的雅号应即来自《猗兰操》。唐代大文豪韩愈亦曾弹奏此曲，心有所感，也写了一首《幽兰操》：
兰之猗猗，扬扬其香；不采而佩，于兰何伤。今天之旋，其曷为然？我行四方，以日以年。雪霜贸贸，荠麦之茂；子如不伤，我不尔觏。荠麦之茂，荠麦之有；君子之伤，君子之守。
韩愈似乎在与孔子对话，他在琴曲中听懂了孔子的“贤者不逢时”，宽慰以“不采而佩，于兰何伤”；他理解了孔子的喟叹与感伤，坚定地说“君子之伤，君子之守”。“情绪牢落，渐入桑榆”的孟元老，应该也是以此表明自己的志向。理解《东京梦华录》一书的创作动机与目的，不应抛开志趣高远的《幽兰操》与“幽兰居士”这个雅号，这是作者有意留给世人的自我形象，也是解读《东京梦华录》的一把钥匙。
《东京梦华录》不是地理志，所谓的不记艮岳以及其他害民工程，作者可能认为艮岳与北宋衰亡之间的关联众所周知，不必强调；并不全面记录东京城内的寺庙宫观，书中记录的建筑可能是作者有意挑选的结果，这些建筑，关联着北宋末年宗教、政治、军事或宫廷中的重要事件。至于对蔡京等人称呼官职，并非出于尊敬心理，而是表明谴责之意，一方面是谴责这些人弄权祸国，另一方面也可能直指徽宗朝的滥封官职。最典型者，蔡京、童贯所任太师之职，据《宋史·职官志一》，“宋承唐制，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师”，有官称而不设官员，只是作为授予宰相、亲王、使相的加官，作为荣誉而并不真领职事；尤其是太师，更被视为“异数”，北宋徽宗以前一百四十多年中，只有开国元勋赵普和历仕四朝、出将入相五十余年的“累朝耆德”文彦博，在退休时“特拜”太师之职。徽宗时期官制复古，崇宁三年（1104）开始“依三代为三公，为真相之任”，蔡京成为首位“以三公任真相”者；到宣和末年有太师三人，即蔡京、童贯和徽宗第二任皇后郑皇后的父亲郑绅。《文献通考》的作者马端临直截了当地说“三公、三师，官之滥授，莫甚于宣和以来，所授者皆非其人，固不待言，而名体尤有未正者”，以宦官童贯为太师，“是以厮役为师傅也”。高宗渡江后，官至太师者，正是势焰熏天的秦桧。其他类似问题，尽量在每个条目的题解与注释中做出回答，此处不复逐一陈述。
《东京梦华录》对诸多研究领域的价值自不待言，历来却是公认“难注”甚至“难读”之书，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多方面，诸如书中大量使用宋元口语；包含许多首次出现的词汇；卷五“京瓦伎艺”以及散布书中的艺术表演内容，戏曲或曲艺研究者甚至对如何断句都未能形成统一认识，对于表演形式的研究更有待发展；卷二“饮食果子”以及散见书中、像“报菜名”一样的各类食物名称，同样存在如何断句问题，遑论弄清食材与制作方法；与仪卫、典礼等相关的服饰、器物等名称，也是注释的难点所在。对于以上类型的难点，我在注释中尽量全面参考邓之诚《东京梦华录注》、伊永文《东京梦华录笺注》、姜汉椿《东京梦华录全译》等注释本以及相关研究著作与论文，择善而从，限于本书篇幅与体例，恕不能详列参考文献的名称。本次注释尤其重视与徽宗时期相关的历史事件，重新注释了此前注家所忽略、简注或误注的一些词汇，比如“龙骧将军”“旱教”“虾蟆亭”“景钟”“素队”“椽烛”“次黄龙”等。之所以将“注释事件”作为重点，与对《东京梦华录》一书性质的重新认识直接相关，准确地说，正是在“索隐”词语背后的历史事件的过程中，发现此书可能存在特殊的写作方式，它可能是一本被“误读”的书。这一发现令人兴奋亦困惑，也给注释与题解工作造成极大困扰。在此过程中，幸得责编周旻女士一直与我沟通探讨，幸得恩师李山教授提点我注意“隐微写作”这种方式，方有信心和勇气调整工作重点，最终使这一极其艰难的工作得以告一段落。我要特别感谢周旻，一遍一遍细读我分批提交的零乱稿件，容忍我一次一次进行修改，反复核对每一条文献出处与引文内容，改正了稿件中许许多多的错误。我要感谢同门毛瑞方、李鹏、徐德琳、王海燕、何汉杰、熊瑞敏、李喆、谢辉、吕亚非，感谢当年舍友胡淳艳以及我的学生彭巍巍、李煜、刘祥吉、罗啟超、赵子龙、王宇芃、任笑潮等人，感谢他们以各种方式给我启发与帮助，解我困惑，助我走出迷津。能在2020年这段特殊的日子里完成此书，也要感谢我的父母与家人，给我提供了安稳的环境与生活方面的支持。
给《东京梦华录》做注的想法由来已久，起因于多年之前与周旻合作《书里书外·序跋》一书，由于素来偏爱孟元老《自序》独特的文风与情感，我将此文选入书中，并向周旻提起注释《东京梦华录》的愿望，希望借此机会神游于千年前的梦幻之城。但是，注释《东京梦华录》的过程演变成类似对层层叠压的开封城的考古，把一部世所公认的都城志解读成为“真事隐去”的《红楼梦》，却是我所始料未及。限于时间、学识与精力，尚有许多疑点未能深入探求与解析，也定有许多讹误不当甚至穿凿之处，套用幽兰居士孟元老的话，倘遇大方之家补缀周备，不胜幸甚。
杨春俏
2020年6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