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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寒杂病论》自问世以来，历代医家先后有420多位对《伤寒杂病论》加以注疏，这对中医学的发展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古人注疏的准则是 “注不破经，疏不破注”。这个原则对不对呢？我认为是对的。就《伤寒杂病论》而言，本书已成为历史文献，从尊重历史的角度看，既不能加，也不能减，随便加减就会失去文献的原貌。历史的东西是客观存在的。其书中正确与谬误、是与非，不能随意更动，改变了原文就等于改变了历史事实，这就是我在谈及仲景及《伤寒杂病论》历史背景之前的态度。
东汉末年，战争频繁，疫疠流行，死人枕藉，到处是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的惨状，张仲景就生活在这个时代。当时的历史背景有以下几个突出的方面。
东汉建安年间，疫疠流行猖獗，人民深受其害，历史文献上多处记载了疫疠流行的情况，现摘录于下。
《资治通鉴》六十五卷中记载赤壁大战时有 “时曹军众已有疫疠，初一交战，曹军不利” 之说，说明疫情波及军中。
曹丕《与吴质书》中记载：“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殆尽。言之伤心……” 说明当时疫情严重，连官宦贵族亦在所难免。建安七子中，徐干、陈琳、应玚、刘桢，一时死去四个。当时人人自危，使许多家庭零落。
《曹集诠评》中，曹植曾记载：“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噎，或复族而丧。” 作者以简练的语言，描绘当时疫病流行，染疫之人大量死亡的惨状。
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自序中说：“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
综上可以看出，当时疫情十分严重。张仲景面对残酷的现实，“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时代赋予的大量实践资料，使张仲景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著成《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虽未能尽愈诸病，庶可以见病知源。所以《伤寒杂病论》一书经久不衰。
三国时期，文学发展到很高的水平，尤以散文见著。“曹氏三杰”“建安七子”，都是当时著名的文学家，故在历史上有 “唐诗”“晋字”“汉文章” 之说。汉朝的文章是散珠文。散珠文的优点是言简意赅，这与当时的历史条件有关，东汉蔡伦虽已发明造纸，但质地粗糙，而且数量亦少，时人多在绸缎上书写或竹简上刻写，费工费料，造价昂贵，这就要求文章必须写得精练。从《伤寒杂病论》的原文可见一斑。如《伤寒杂病论》中107条 “……胸满烦惊”，135条 “结胸热实”。107条的胸指病位，满、烦、惊分别代表三个不同的病证，每个字都具有独立的意义，互不重复。135条的结胸指病名，热实指病的性质，概括较广，言简而意深。从文字上看，真可谓一字一珠。
汉代散珠文的另一特点就是伏笔、补笔互用，潜明其义，这在《伤寒杂病论》的原文中屡见不鲜。先看63条：“发汗后，不可更行桂枝汤，汗出而喘，无大热者，可与麻黄杏仁石膏甘草汤。” 条文开头就述及发汗后，将发汗前证治做了伏笔，用一个 “更” 字补出发汗前的证治，说出发汗前似桂枝证，用了桂枝汤。实际证治对不对呢？从条文看显然是不对的。但究系何证，又有伏笔，只讲到不可更行桂枝汤。以汗出而喘说明了证治不准确，但出现的证候该怎么办呢？最后用 “可与麻黄杏仁石膏甘草汤” 一语双关，道出本病，指出开始就是麻杏石甘汤证，现仍用其方，以治其病。通过63条中短短的29个字，述出一个病证治疗的全过程。再看《伤寒杂病论》的23条：“太阳病，得之八九日，如疟状，发热恶寒，热多寒少，其人不呕，清便欲自可，一日二三度发。脉微缓者，为欲愈也，脉微而恶寒者，此阴阳俱虚，不可更发汗、更下、更吐也……” 从条文看，太阳病之八九日是如何度过的呢？未讲，此处脱笔。“如疟状，发热恶寒，热多寒少，其人不呕，清便欲自可，一日二三度发” 是指八九日后的变化情况。是如何变化的呢？最后的 “不可更发汗，更下、更吐也” 述出，“三更” 是补笔。可见八九日间患的是38条的大青龙汤证，医者误用汗、吐、下三法而出现如所述的一系列变化。
散珠文善用伏笔、补笔，意深而言简，须仔细推敲，才能解其义。23条中八九日间的疟状应是大青龙汤证亦是推断而知，“脉浮紧，发热、恶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烦躁者”，用大青龙汤可挫其危势，下法是解决胃肠下部，吐法是解决上部，只有应用大青龙汤才能解决本条病证。从23条原文可以看出，八九日略而不写是伏笔，三 “更” 则是补笔，这是《伤寒杂病论》中互文见义的常用方法。
特定的历史环境，造就了具有时代特色的文学。绸缎书写之贵，竹简刻写之难，使汉代的散珠文达到高度的精炼。《伤寒杂病论》中的条文甚至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本书虽然几经显晦，条文中仍保留了汉代文章的特有风格，也是其成为中医不朽名著的重要原因之一，对我们研究汉代文学也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史料。
宗法是封建统治阶级所规定的法规，子孙承袭，世代遵守，实际是统治人民的一种手段，在客观上起了束缚人民思想的作用。东汉末年，诸侯争雄，各霸一方，战争连绵不断。到了三国时代，魏、蜀、吴三国鼎立，统治者各自搜罗人才，使宗法松弛，而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军事家、文学家，展示出如同列国争雄时期的局面。诸子蜂起，百家争鸣，人才辈出。张仲景文学和医学才能的发挥和发展就在这个时期。
刘表是三国初的一位大文学家，张仲景当时在刘表处经常和建安七子在一起。晋皇甫谧在《针灸甲乙经》序中谈及张仲景和建安七子中王粲的一段轶事：“仲景见侍中王仲宣，时年二十余，谓曰：‘君有病，四十当眉落，眉落半年而死，令服五石汤可免。’仲宣嫌其言忤受汤勿服，居三日，仲景见仲宣谓曰：‘服汤否？’仲宣曰：‘已服。’仲景曰：‘色候固非服汤之诊，君何轻也？’仲宣犹不信，后二十年果眉落，后一百八十七天而死，终如其言。” 由此可见仲景的医学造诣之深。由于三国时代的宗法松弛，仲景借用这个特殊的历史环境，综合临床经验，参阅古典医籍，继承古人而不泥于古人，将理论知识和医疗实践结合起来，根据疫病发生和发展情况，从辨证施治到处方用药创立了独立的体系。从这一点看，张仲景的医学和文学的发展与当时宗法松弛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