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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读医书有《陈修园书七十种》《伤寒论浅注》和张令韶、张隐庵注解的《伤寒论》。当时，他们注解《伤寒论》应用了一个公式，就是本标中气图。我对以本标中气图为工具论说的《伤寒论》用于临床，感到很困难，寒、热、虚、实均可见于太阳病，难以分清各病的性质，这样一直徘徊了十余年。
1928年中华书局翻译出版的《皇汉医学》一书，使我受益匪浅。从中启发最大的是日本用《伤寒论》方药治病，临证有合病用合方。认识到这一点，回头再读《伤寒论》原文，始发现仲景早就应用桂枝麻黄各半汤进行医疗实践，解决了临床治杂病难的问题。汤本求真是日本一位研究《伤寒论》的医学家，有师承关系，他对《伤寒论》的研究颇具独到见解，随师十余载，写出了《皇汉医学》这部名著。故近代文学家章太炎说：“仲景若在，则必曰：我道东矣。”
搞医学要学以致用，学习医学不同于搞历史、考古研究。医学应用于实际，要做到两点：一是准确诊断，二是有效治疗。张仲景就是重视诊断、强调治疗的先驱和典范。历代注释家多坐在书房搞注释，许多理论和实际脱离。本人当时虽读过《伤寒论》，但对四物、八珍诸方面的临床取舍，一直踌躇不定。经历了1928至1933年5年的时间，通过对《伤寒论》方剂的不断应用，路子越走越光明，而后下决心将原学方剂一齐抛弃，忍痛割爱，改用《伤寒论》方剂，开始了一病一方、合病合方的实践阶段。
早年事医，住在长治南门外经坊煤矿，周围四十里无医生。时值瘟疫流行，求医者络绎不绝。吾登门医治，昼夜不息。加之当地贫苦，伤寒方价廉，这为我学习实践《伤寒论》提供了极好的机会。历经十余年的实践，方剂越用越多，思路越来越广。逐渐对《伤寒论》方剂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随着《伤寒论》方剂应用与理论的研究，“三部六病” 的学术思想也在萌发之中。
1939年家乡沦陷，到西安行医谋生。转迁到天水，1940年的天水，是当时文学界、医学界各方面逃难汇集的地方，各界名流集中于此。在此行医期间，恢复了在长治创办的 “友仁医社”，首次讲述 “三部六病” 学说。由原山西大学理化系主任张辅轩做记录。根据讲稿整理出张仲景的学术观。
在数十年的医疗实践中，“三部六病” 学说经过了一个逐步健全的过程。如少阳病的主方，开始选用栀子豉汤，但解决不了少阳病的胸满，必须加用柴胡，直至后来改用黄芩汤加柴胡等确定了少阳病的主方。还有太阳病的原主方是葛根汤，葛根、麻黄治太阳病无可疑虑，但葛根汤是以桂枝汤为基础的，太阳病是表部实热之证，桂枝阳热，下咽则毙，用桂枝治太阳病效果不理想。1972年将桂枝汤易为麻杏石甘汤作葛根汤的基础，一试成功，疗效大增，创立了太阳病的理想主方。医疗实践给三部六病的主证、主方、主药提供了逐步完善的条件。
中医在学术上还没有过关，这个关是什么呢？就是现代科学关。学术要经得起实践的检验，理论上符合辩证唯物论，临床上有明确的诊断和确切的疗效，在别人运用重复性好才能说明它的正确性。中医学若要在今日科坛上站稳脚跟，自立于民族之林，为人类造福，必须如此。这是从走过的路上认识到的一个道理。“三部六病” 学说要经过一个长时间的发展完善过程，但已不是大海捞针，并不渺茫，现在我们看到的已是黎明前的曙光。
中医学理论体系至今还不够完备。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刻苦读书，认真实践，经过探讨逐步摸索出一整套规律性的东西来，以便古为今用，承先启后，推陈出新。“三部六病” 学说是我读《伤寒论》逐渐总结出的一个带规律性的体会。现在还不足以形成体系，但可给后人提供学习的思路。中医学的理论水平不能停留在原始阶段，既要继承古人，又要有所创造。只有有所创新，才能有所前进。医学要为群众服务，就需要和群众有共同的语言。在每天的门诊中，患者常常自己就说出 “胃溃疡”“扁桃腺炎”“痢疾” 等许多诊断性的病名。陆渊雷曾说：“老百姓已经用了现代的病名。” 诸如此类的病名和诊断结果，古书上没有记载，这就迫使广大中医师去学习、去创造。面对现实和浩如烟海的古典医籍，要求我们创立一个古今兼备的理论，来和现代患者的要求统一起来，建立共同的语言。
医学怎样创新？毛泽东同志曾为医学界指出个模式。1956年8月24日他对中西医指出：“中西医的问题应当结合，最好的榜样是效法鲁迅，鲁迅的光彩不在于翻译，而在于他的创新，既不同于外国的，也不同于中国古代的，但是中国的。” 我们要学习鲁迅，将中外知识进行融合，创造具有民族形式、民族风格的艺术，这就是我们开创祖国新医学的道路。我们必须向这个方面去努力。不然的话，用原来的理论去解释、解决患者提出的许多新问题，你就会无法应付，甚至束手无策。
“三部六病” 学说就是从既符合西医学科学理论，又符合中医学传统的哲学理论的愿望出发，创造具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的理论体系。举一病者为例，帮助理解 “三部六病” 学说的路线。患者是一位高中生，自诉腹满，检查肝脾大平脐，数月之内，进出省城各大医院，均未做出明确诊断，既不是肝炎、肝硬化，也不是班替综合征，又未患过疟症，诊断不明，治疗无法，身体日趋衰弱，被迫休学。1983年11月登门求医，切脉时则见涩脉，涩脉者，脉象大小不等，快慢不等，有力无力也不等。据此推理判断，涩脉的产生是右心房的窦房结，因中间受交感神经支配，两旁受迷走神经支配，由于自主神经的功能紊乱，影响了交感神经和迷走神经的功能，使窦房结的起搏节律发生改变，导致心脏排血功能的改变，引起血液循环的一系列变化。此种病证摸脉能评出，心电图则测不到。要知道，人体含血10斤左右，1分钟在体内循环1周，心脏每天要射出5吨左右的血液。体内血液参加循环的约占70%，有30% 的血液不参加循环，贮藏于肝脾之中，故有肝藏血之称。肝藏血、脾统血。在出现涩脉时则提示右心回血不足，血贮于肝脾二脏，瘀血逐步增多，肝脾则逐渐增大，这既是假设性的推理，又是肯定性的诊断。令其服用调心汤120剂，以协调整体，提高心脏功能，进而活血化瘀，疏通脉道，改善循环，服至80剂肝脏恢复正常，脾在左肋下1cm，服至100剂，加用一料复健散，应期而愈。疗效是检验辨证施治的尺度，在运用西医学的基础上，根据中医的辨证施治，以此立法用药，就能征服许多疑难病症。如何发挥中西医之所长，将西医学从哲学的角度去研究，创造一个新的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理论体系，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