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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伤寒杂病论》成书问世到今天保存下来的宋本《伤寒论》，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历史过程。朝代的更替，战争的纷繁，使《伤寒杂病论》的历史显晦经历了复杂而曲折的变易，由于历史资料的不足，众说纷纭，本人读书甚少，略述浅见，以告后者。
陈寿撰写《三国志》，为华佗立了传，将仲景脱失。历史记载有三处叙述了仲景《伤寒杂病论》的著述。
仲景在《伤寒论》自序中，自述是建安年间人，面对当时疫疠流行的情况，批评当时的 “竞逐荣热，企踵权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务” 的居世之士，斥责了 “钦望巫祝” 的迷信观点，反对 “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相对斯须，便处汤药” 的草率医疗作风，反对 “各承家技，始终顺旧” 的保守态度，强调了治病要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在这种思想基础上，著成《伤寒杂病论》一十六卷。
西晋，皇甫谧撰集《针灸甲乙经》，在序言中记载：“近代太医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遗论甚精，皆可使用。” 并说：“凡术唯仲景最精。” 说明晋代皇甫谧已读过《伤寒杂病论》，并受到其学术影响和理论指导，且记述了仲景与王粲在一起的一段看病趣事。由此可见，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已成并对当时的医者形成影响。
范晔是南朝宋代历史学家，在宋五十九年写成《后汉书》，写何颙对仲景说：“君用思精，韵不高，后必为良医。” 何颙是东汉何时代人，生卒年代不详，无以考据，但记载了仲景早年就开始习医。在汉代，二十岁以前算童年，扎髻不戴冠谓之总角，二十岁以后戴冠，表示到了成年。从 “总角谒何颙” 看，仲景在二十岁以前见到何颙，就已开始学医。
从《后汉书》记载仲景 “总角谒何颙” 到《针灸甲乙经》叙述仲景给王粲看病，再结合《伤寒杂病论》的自序看，仲景本人是一个自少年时代就开始习医，一生研求医术的医学家。《伤寒杂病论》成书当为仲景的晚年，其他论说由于资料不足不能为凭。
仲景遗论，经王叔和收集整理成书。叔和整理《伤寒杂病论》时未加注疏，这其中原委在医界一直存有争议，故应对王叔和系何处人、何时任太医令及与张仲景之间的关系加以考证。
王叔和的籍贯究竟系何处，据历史资料看，和王叔和同时代的卫汛称 “高平王熙”。
东晋哲学家张谌在《养生论》中说：“王叔和，高平人也。”
唐代甘伯宗在《名医传》中说：“叔和，西晋高平人。”
近年，贾以仁在1981年第1期《中华医史杂志》上载 “王叔和籍贯及任太医令考”，我同意其观点，现分叙如下。
王叔和籍贯高平。从历史来看，曹魏及西晋并无高平县（现高平市，下同）的设置，今山西晋城东北之高平县，当时为泫氐县。在北魏孝庄帝元子攸永安年间（公元529年），在长平西北二十里设高平县，同属建州长平郡。在东汉和曹魏时，有高平国，称山阴郡，属兖州管辖，故城在现今山东鲁西南，微山县西北。从历史的角度看，“王叔和当为高平国即今山东微山县人”。
王叔和任太医令问题，素有争论。晋代皇甫谧在《针灸甲乙经》序中说：“甘露中，吾病风，加苦聋百日，方治要诣浅近，乃撰集三部，使事类相从，删其浮辞，除其重复，论其精要，至为十二卷。” 由此可见，皇甫谧在甘露年间，就以《素问》《针经》《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为基础，结合自己的经验，删繁就要，分类编辑成《针灸甲乙经》。从两晋的历史看，并无甘露年号，与晋武帝司马炎的泰始元年并存的吴国末帝孙皓设年号是甘露，持续二年改为宝鼎元年。皇甫谧是晋人，显然不是吴人，序中所述甘露应是三国时，魏高贵乡公曹髦的年号，那是公元256年，为甘露元年。
《针灸甲乙经》序中记载：“近代太医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遗论甚精，指事绝用。” 表明皇甫谧著《针灸甲乙经》时，王叔和已经当了太医令。由此看来，王叔和为魏太医令，而不是晋太医令。
王叔和与张仲景之间的继承关系，又是怎样的呢？据张仲景在《伤寒论》自序中载：“自建安纪年以来，尚未十稔……为《伤寒杂病论》十六卷。” 说明建安十年后，仲景就开始《伤寒杂病论》的著述，至建安二十五年，曹丕称帝，即公元220年，再过36年就是魏高贵乡公曹髦作皇帝，为甘露元年。从建安十年（公元205年）到甘露元年（公元256年）历经五十余年，在甘露年中，王叔和已当了太医令，撰次仲景的遗论。那个时候，皇甫谧42岁，可以推算仲景的老年和王叔和的中年是皇甫谧的少年时代。
东汉时期，书的整理大部分仍刻到竹简上，王叔和任太医令向我们提示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任太医令后，时间和经济有保障，文字的加工整理有条件，撰集《伤寒杂病论》的理想能得以实现；二是说明任太医令提示医术是高明的。当时的名师有两个，一是华佗，一是张仲景，那时华佗已死，只有张仲景，名师出高徒，王叔和的医术当从师于张仲景。另据皇甫谧在《针灸甲乙经》序中说 “近代太医令，撰次仲景遗论甚精” 来看，叔和非仲景弟子而不能撰写其遗论，只有关系密切的师徒之间，才能得其真传，而具有高超技术，搜其遗论，而为其师著述。这其中道理推断可知，仲景《伤寒杂病论》的十六卷手稿是由太医令王叔和整理后才成书发行，流传后世。没有王叔和，就没有今天的《伤寒论》。就此而论，王叔和的历史功绩不可磨灭。
《伤寒杂病论》是中医界的经典著作，是经方学派的中坚，知道它的历史源流，研究张仲景的学术就很客观，不然就会有 “离经叛道” 之嫌。
《伤寒论》成书问世，大约在公元250年，即三国魏·曹丕称帝以后。张仲景何时逝世，已无以考据。张仲景在建安十年开始发奋研究医学，而后著述《伤寒杂病论》十六卷，先后经历了东汉末年建安年间到三国的时代。从王叔和撰次整理以后，又经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到宋仁宗（公元1023年）八百年间。由于朝代的更替，战乱的破坏，《伤寒杂病论》几经显晦，根据有关史料记载大致是这样的。
《伤寒杂病论》经王叔和撰次后，到公元316年，匈奴大将刘曜，带兵攻入长安，烧杀抢掠，晋二帝被掳，文献资料同样受到破坏。据后来梁代宰相陶弘景在《名医别录》中述：“怀惠之时，文献焚曜，千不留一。” 那时，晋元帝司马睿南迁，文人随往，文献已残缺不全，到南北朝时，据《梁志》记载 “伤寒论十卷”，伤寒论由十六卷散失为十卷。
公元554年，梁元帝萧绎，承圣年间，西魏宇文泰使于瑾率兵五万，于555年，攻破江陵。梁元帝以为读书万卷，仍不免于亡国，所聚古书，十四万卷，一起焚毁。当时贵重之书多系皇室贵戚收藏，《伤寒论》是否同时被焚，尚无考据，但在《隋志》中记载：“伤寒论十卷亡。”
由隋至唐朝，孙思邈在早年并未见到《伤寒论》，在著《千金方》时，亦未见到《伤寒论》。孙思邈年寿很高，医术卓著，威望很大，魏征尊其为师，唐太宗几次赐官而不就。在孙思邈晚年访江南时，著《千金翼方》，从江南医生的口授、背诵而得到《伤寒论》的条文和方剂。故有 “江南诸师，秘仲景要方不传” 之说。事实上，江南诸师对孙思邈还是传诵了仲景之方的，只是由于心记口述，零乱无章，故曰：“旧法方证，意义幽隐，览之者，造次难悟。令以方证同条，比类相附，须有检讨，仓卒易识，方虽是旧，弘之惟新。” 孙思邈对收集到的杂乱无章的条文怎样整理呢？就采取了方证同条、容易检讨的办法，所以采用了桂枝汤第一、麻黄汤第二、葛根汤第三、柴胡汤第四、承气汤第五、陷胸汤第六等，根据汤头排列起来。以至后世，徐灵胎按汤头编成十二类，以释《伤寒论》，是秉承孙思邈之法。按汤头排列《伤寒论》者，首推孙思邈。这种归类记述方法，指导了唐代的医疗实践。孙思邈逝世于公元682年，在此后的四百余年间，无《伤寒论》原本出现的记载。
宋朝，宋仁宗下令国家诏儒臣校正医书，当时由高保衡、孙奇、林亿整理历代医籍。将当时流行的版本，广泛收集，校定张仲景《伤寒论》十卷。这就是我们现存最早的宋本《伤寒论》，现在的研究就以此为重点，宋本《伤寒论》有这样几个特点。
从历史的角度看，林亿等人的治学态度是端正的。在《伤寒论》的方剂中，以五苓散为例，就可以看出。《伤寒论》71条：“捣为散，如法将息。”141条：“更于臼中杵之，服之。”156条：“忍之，一日乃愈。”386条：“为散，更治之。” 同一五苓散，一书中有四种不同记载，说明当时林亿等人整理历史医籍，至少征集到四种版本，为尊重现实起见，原样录之，不改样。这是实事求是的做法。再如大柴胡汤证，103条曰：“与大柴胡汤，下之则愈。” 以此推断应有大黄二两，但原方无大黄，故不加，只在后文注明：“一方加大黄二两，若不加，恐不为大柴胡汤。” 明显遗漏而不妄加。从五苓散方保留四种版本的原貌，对历史资料不加以更动，可见林亿整理历史资料的态度是严肃的，是尊重历史事实的，值得借鉴。
由于宋以前数百年间无《伤寒论》原本，许多条文散乱民间，师传口授，掺进了《伤寒论》以外的内容和观点，给研究《伤寒论》者带来了不少困难。在《伤寒论》中有两种学说、两种观点并存的现象，在研究《伤寒论》时，应保留这两种观点和文体，尊重文献的原貌。
这两种观点，一是经络观点，一是辨证观点。原文第8条：“太阳病，头痛至七日以上自愈者，以行其经尽故也，若欲作再经者，针足阳明，使经不传则愈。” 本条是主张经络学说的代表条文，宣传按日传经的观点。原文第5条：“伤寒二三日，阳明、少阳证不见者，为不传也。” 这是辨证观点的代表条文。必须出现阳明少阳证才算传，证不见为不传。研究《伤寒论》的各医家，根据两种学说形成了两个学派，争论不休，相持不下。
两种文体，一是问答体，一是论说体。《伤寒论》179条：“问曰：病有太阳阳明，有正阳阳明，有少阳阳明，何谓也？答曰：太阳阳明者，脾约是也，正阳阳明者，胃家实是也，少阳阳明者，发汗、利小便已，胃中燥实，大便难也。” 这是问答体的代表条文。我们所见到的《内经》《难经》等都是问答体的代表著作。《伤寒论》中，问答体仅有10条，其他都是论说体，张仲景的文体应是论说体，著书名《伤寒论》，论者，论说也，自然用论说的体裁写出。据此也可以区分《伤寒论》原文的真伪。
语言和文字是反映、表达客观现实的，对客观事物的陈述表达，文字是工具，如同过河的桥和船。历史的东西，语言是无法借用的，历史上今天能知道的东西，只能从文字上认识、分析。《伤寒论》一书的不同文体和不同观点，从文字上可以看出它的变易过程。
《伤寒论》的论说文体和汉代的文章有着密切的联系和影响，我们重点探讨《伤寒论》的 “论”，以便从仲景的著述中得到启发。
《文心雕龙》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代文宗，千古典范。其中的《论说第十八》载：“论也者，弥论群言，而精研一理者也……原夫论之为体，所以辨证然否；穷于有数，究于无形，钻坚求通，钩深取极，乃百虑之荃蹄，万事之权衡也，故其义贵圆通，辞忌枝碎，必使心与理合，弥缝莫见其隙，辞共心密，敌人不知所乘，斯其要也。” 这段论说讲出了 “论” 的内容和真谛。“弥论” 乃联系结合之意，“群言” 系各家学说，研精一理，乃通过研究各家学说，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形成一个系统。仲景就是读了《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熟悉各书内容，此谓之弥论群言；取其精华，著成《伤寒论》，则谓精研一理。通过学习，将丰富的感性材料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反复多次的整理、改造，找出规律，悟透其中的道理，提出自己独特的见解。仲景将这种见解以论说的形式著成书，故名《伤寒论》。
“论” 就是要说出一个道理，对每个学术的评论然否，都要经过思维来判断。同空间同时间不能并存二理，哪个对，哪个不对，要有自己的主见才能构成自己的学术思想。蝴蝶采百花而不知其然，兼收并蓄，而无所事事；蜜蜂采百花而吸取其精华，酿成蜜汁。同样采百花，结果则不同。和仲景同一时代的医家，研读医籍，仲景则著成《伤寒论》，倡导六病，而他人则做不到，终生无自己的见解，无益后人。
“原夫论之为本，所以辨证然否。” 论是学说的高度抽象，而学说是古往今来人类智慧的积累，学说是随着科学的进步向前发展的，永远以先进代替落后。辨证然否是每个学者应持有的态度。
“穷于有数，追究无形。” 数是构成宇宙最小单位和最大复合，是由量变到质变的基础，大无不包，小而不遗。《易》有参天两地而倚数，人与天地为叁，与地为两，叁两都是复数，加起来是伍，伍的复数是六、七、八、九、十，是河图数，也是洛书数。数是感性数，进一步追究无形之理，便成理性数了，然而从感性数的推衍到理性数的形成，这一过程中，要有一段论理的探求。
“钻坚求通，钩深取极。” 由不知到知，由浅到深，要经过一段逐步认识和推理的深化过程。毛泽东说：“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的东西，才能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 所以任何知识都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认识过程，才能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
“百眠之筌蹄，万事之权衡。”《庄子·外物》载：“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之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 筌蹄与权衡，都是达到目的的工具，也就是手段和方法。捕鱼、捉兔和衡物，都是要通过工具才能获得。同样，在学说上获得一个真理，或是彻底解决一个问题，都需要一种理论作桥梁。
“其义贵圆通，辞忌枝碎。” 圆通是核心，枝碎是枝叶；义是正文，是主题，是重点，枝碎是正文、主题、重点以外的东西。《矛盾论》中说：“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有一种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万千的学问家和实行家，不懂得这种方法，结果如坠烟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 论说要有一个主题，克服不必要的言辞，使整个论说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
“必使心与理合，弥缝莫见其隙。” 心就是思维，理就是定理，只要思维符合定理，和客观规律相一致，在实践面前就会天衣无缝。列宁曾说：“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途径。”
“辞共心密，敌人不知所乘，斯其要也。” 文为心声，如果词不达意，这就是文的缺陷。医学同样需要用文辞来表达实践成果。选题要准确，言辞要精炼，若将论文说得好，就可以使敌对的论文无隙可乘，立于不败之地。以上所述都是论文的主要方面。现举《伤寒论》原文为例，观其辨证然否。原文29条：“伤寒，脉浮，自汗出，小便数，心烦微恶寒，脚挛急，反与桂枝汤，欲攻其表，此误也；得之便厥，咽中干，烦躁吐逆者，作甘草干姜汤与之，以复其阳，若厥愈足温者，更作芍药甘草汤与之，其脚即伸。若胃气不和，谵语者，少与调胃承气汤；若发汗，复加烧针者，四逆汤主之。” 本文首先指出 “伤寒，脉浮，自汗出，小便数，心烦，微恶寒，脚挛急” 不是桂枝证，如用桂枝汤欲攻其表，则是错误的。究系何证未讲，做了伏笔，接着将误用桂枝汤出现的 “得之便厥，咽干，烦躁吐逆” 变证列出，并指明 “作甘草干姜汤与之” 以纠正误用桂枝汤引起的变化，达到以复其阳的目的，必须明白应用甘草干姜汤只是纠正了误用桂枝汤的变证，原证呢？仍然存在。是什么证呢？原文接着讲：“若厥愈足温者，更作芍药甘草汤与之，其脚即伸。” 此处做了前面的补笔，说明原来得的是芍药甘草汤证，上面出现的许多症状是反与桂枝汤，欲攻其表造成，脚挛急根本没有得到治疗。原文接着叙述应用甘草干姜汤使胃阳得以恢复之后，因其汤性热，有伤阴之弊，怎么办呢？“若胃气不和，谵语者，少与调胃承气汤” ，以泄热出里，调和胃气，使机体向愈。最后重申：“若重发汗，复加烧针者，四逆汤主之。” 指出，如不接受误用桂枝汤的教训，若重发汗，复加烧针，会出现更严重的亡阳变证，必须用四逆汤救治。甘草干姜汤是四逆汤的基础，四逆汤只增加一味附子，以复全身之阳。值得注意的是，此处舍去用重发汗，复加烧针引起的变证。大家知道《伤寒论》以方剂所治主证来命名，四逆汤治四逆是书中唯一用所治之证命名方剂的，所以条文随即补笔。最终以 “四逆汤主之” 结束，做了证方双全的补笔文。
从《伤寒论》原文中可以看出仲景治学严谨和论说详尽备至，可见其言辞精炼，前后衔接，显隐互见，伏补并用，言简而意赅，深入而浅出，辨证清晰，主题分明，使我们看到了中医学遗产的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