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校本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实际上包括在书页空白处写下的批（批评性文字）、注（解释性文字）、点（标点、圈点）、校（校订、勘正）等多种内涵。凡是书本上出现上述一种或几种情况的，都可以称为批校本。

由于古籍一般没有标点，所以读者自行标点很常见。有的读者喜欢在自己认为重要的文句旁画红圈，这种圈点虽然也体现了读者的褒贬，但对于提高图书的版本价值意义不大，所以也很少被人重视。

图书出版后，编者或读者发现错字，直接在书页上改正，是常有的事情。如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南京府东街宜春阁印行的《我师录》（图1）中，以活字蘸红印泥盖在错字旁，应该是出版者所为。读者也很容易看出，被改的字确实是错了。而民国二十五年（一九三六）版《如社词钞》中，校改者则以毛笔字直接覆盖了原文。这种改法，不免会使人疑惑改者的依据是什么。所以严谨的研究者，会采取校录的方式，即将所见不同版本的异文，一一抄录于所校之本的天头上或字行间。这样的校本，不仅可使读者免受错讹之误，而且提供了一种做学问的范例。现在仍有专家学者采用，如曾引起一场文坛官司的《〈围城〉汇校本》。

校改以外，有的读者还会把自己的感悟、补充或批评意见写在书页上，写在天头上的称眉批，写在字行中的称夹批。有的人认为别人在某部书上的批校有价值，便将其转抄到自己所有的同一种书上，称为过录本。过录本虽然保存了同样的批校内容，但只能相当于一种抄本，其价值自然逊于原批校本。批校本上的文字量越大，能提供的信息以至真知灼见越多，就越为人所重，倘若批校出自学者名家之手，更是一经品题，身价百倍。所以传统版本学著作中，都强调名家批校本的地位，并认为批校本鉴别的重点，就在于弄清批校者的姓名和身份。但这一工作的难度往往很大，批校者一般是在自己的藏书上作批校，不一定会留下姓名。有的书上虽有藏书者的印记或签名，但此一藏书者未必就是批校者，有的书上原有批校者的留名，但后人出售时有意将姓名毁去了。凡此种种，都造成鉴定的困难。

名家批校本的存世量必然很少，大量批校本，尤其是今天在图书市场上还能够看到的批校本，多非出于名家之手。而针对藏书者的崇名心理，又有作伪的批校本出现，如将没有署名的批校本添补名家落款，钤盖名家印章，或者以过录本冒称批校本等。在这种情况下，批校文字的质量和书法，就成为判断版本价值的重要依据。

光绪二十八年（一九〇二）上海徐汇印书馆出版的《五洲图考》（图2），系龚柴和许采白二人编译而成，笔者自苏州古旧书店购得一部，其墨洲（今译美洲）部分中，蝇头小楷眉批几乎写满书页天头，文中且时有夹注，对正文作了大量补充和修正，于加拿他（今译加拿大）、墨西哥及南美洲诸国，批注尤详，时夹用英文，不但有准确的地理方位及数据，而且有直观描写。如叙巴西林地，河水泛滥时浸及处，“此林不美，低短棕最多，树干泥污，木性柔软，花与连钱草难见。而河水不及之处，林木森森，深荫可爱，其树高至二十丈，树上植物丛生，有所谓小山林，因自远视之，如小山上有林也，林边之草渐入林中，一片丛茸，与高树相映”。此人应该是亲眼见过这景致的。叙事中的所有年代，都换成了明、清两代年号纪年，最晚一条是光绪二十八年（一九〇二）麦汀尼和圣温升二岛“火山爆沸”。可见在此书出版之初，批校者就写下了这些文字。清末之人能对南美洲有如此识见的，当亦可数。清政府派往南美洲考察的，不过傅云龙、顾厚焜等数人而已，此二人均有相关著述传世，而顾厚焜正是江苏人。这位批校者的身份虽不能断定，但此本仍提供了那个时代中国人对南美洲认识的切实记录。

又所得同治辛未（一八七一）暮春绣谷丽泽书屋刊《史忠正公集》（图3）四卷、首一卷、附录一卷，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胡允恭先生旧藏，并以毛笔小行书写下批语四十四条，主要是对书中所涉明清之际史事的分析与评判，书法颇有佳处。如在卷一《请早定庙算书》之后，胡氏写道：“此疏作于左良玉东下之前。以后良玉死，左梦庚东下，清军南侵，形势更加危急，可法对弘光朝廷，当有更多疏奏，想系遗失，可惜。”卷末附录黎士宏《书殉扬州事》文中，提到总兵官李遇春等已降清，胡氏在天头上写道：“疑即李际遇。李际遇系河南砦堡武装头子，一六四五年清军入豫，李率二十七万士兵投降。事见《东华录》《清实录》。按皖、豫砦堡武装系史可法所倡建，李系史之旧部，故多铎使之说降。一九六六年二月。”下钤“胡允恭”篆文朱印。大约胡氏以为这要算一个考据成果，所以郑重钤印并记下日期。但不久他就发现了自己的误会，遂补记一条：“复查李遇春为泗洲守将降清，非李际遇。三月六日。”而笔者正是因此得知这些批语为胡氏所写。胡允恭先生一九九一年以九十高龄辞世，此书系其身后散出。

清代学者以批校作为学术研究的一种方式，这一风气直延续到现当代。笔者所得潘天寿著《中国绘画史》（图4），商务印书馆一九三六年七月版，书中有原藏者以红、纯蓝、淡紫、蓝黑等色墨水书写的大量批校，圈点几满，虽然没有署名，但经几位熟悉艺林前辈的朋友看过，都认为出自刘汝醴先生的手笔。其中有几条可以考见批校者身份的文字，也与刘之经历相合。其早期批注，多为原书内容提要，可见其阅读之细，晚期批校内容则多逸出原书之外，或补充画家生平材料，或叙画史掌故。

旧年所得华东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七月版华岗著《辩证唯物论大纲》（上册）（图5），是一种特别的批校本。批校者初读此书时，写下不少眉批，或概括要点，或提出异议，属于正常的读书笔记。及至华岗先生因胡风事件罹难，此人又大量抄录批判文字，如扉页背面《内容提要》旁即写道：“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丁伟志、索前昆、高禹：评华岗的《辩证唯物论大纲》一文中指出，这本书的最大特色就是公开的、大胆的、无耻的剽窃。”目录页天头页边，写得密密麻麻：“山东大学学报《文史哲》一九五六年第二期起刊载有山东大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教研室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教研组所写的《批判华岗的〈辩证唯物论大纲〉》一文，指出这书是抄自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斯大林的《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刘少奇的《论党》……华岗从上述著作抄了约七万四千多字，占总字数四分之一以上。”此册前衬页上有题赠语：“赠给/敬爱的徐晟校长/学生李德炳，一九五四年/十月二十八日/购于南京”。其时华岗尚是山东大学校长，我国著名的教育家与哲学家。徐晟应是南京某成人学校的校长，这些批校文字或许就是他写下的。

上海龙门联合书局一九五八年十月版《列子集释》（图6），在天头、地脚、页边及行间，写下了三百余条批注文字，贴有浮签多条，有毛笔书写，有红铅笔勾画，有深浅不同的三种钢笔字迹，说明批校者的工作至少进行了五次。批校者的字也写得相当有功力。从浮签所用均系粗劣的再生纸，可以断定批校工作是在一九六〇年前后进行的。杨伯峻《列子集释》是当今影响最广的通行本，主张《列子》是一部伪书，而批校者对杨书仍不满意，引证了大量典籍和前人研究成果，辨析异文，改正讹误，探求真意，对杨书做出许多重要补充，且指出“杨伯峻言《列子》为伪书之不可信”。其学术价值不言而喻。根据这些批注，出版一部《列子集释补证》，应是没有问题的。遗憾的是，批校者在卷首本有毛笔签名，却被人用刀片很仔细地刮去，现已无从辨识。估计是其逝世后，家人售书前做的手脚。这些不肖子孙，只知道出卖先人遗书会遭人耻笑，却不懂得湮没先人学术成果，是更大的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