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稿本、修改稿本、誊清稿本，都属古已有之，可以归为传统的稿本形式，也向为学界所注重。但近现代以来，又出现了若干新的稿本形态，则常常为人所忽略。

如翻译稿本。中国古代虽有翻译活动，但传统版本学极少关注翻译稿。然而翻译稿是中外文化交流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如所见陈彝寿译《货币论》（图1）稿本，共五十余页，以八开粉连纸，中分为两半页，毛笔竖写，书名下方标明“德国大学教授部德干博士原著，陈彝寿译”，并用括号注出著者德文姓名。文稿书写清楚，改动很少。在大标题“第一编货币之本质与效用”的天头，注明“原书第一页起至第九页上半止”。在正文第一次出现“（原注）”处的天头上，注明：“注意！凡原书中之注解，译文中皆用‘原注’两字标明之，而于正文段落后译注之。”由此可以断定这是译者交付出版的改定稿。译稿第一页上另有铅笔标出“26/3/6”，当是交付出版的时间一九三七年三月六日。

陈彝寿先生是浙江鄞县人，字虎尊，一九〇二年生，一九二一年后在法国里昂大学留学，曾任黄埔军校八期、十期德文教官，一九三九年商务印书馆曾出版其《农业政策》，一九六三年还出版过他所译菲希特著《道德学体系》。黄埔军校正是从第八期改变了传统的苏式和日式教育，采用德式教育，规定学生必须选学英、德、日三种外语中的一种，所以陈氏该是黄埔军校最早的德文教官之一。

另一种近现代新稿本形态是记录稿。以记录稿成书，可以追溯到孔子的《论语》，但历来版本学中没有涉及记录稿这个概念。到了民国时期，公开演讲成为社会活动与学术交流的常用形式，演讲者有时没有讲稿，有时脱离讲稿随意发挥，根据记录稿整理成文也就成为惯例。在条件许可时，记录稿会提交演讲人审定，这样形成的文稿可以视同为演讲人的著作。如《生长定律与产量曲线对于土壤肥力与施肥的关系》一文，全稿二十七页，通用笺纸，红线界行，以毛笔书写。篇名下方标“利查逊著，朱海帆译”，但文尾“注一”说明“本文系利博士在本所土壤肥料系学术讨论会讲演材料”。利查逊博士是中央农业实验所英国顾问，抗战期间仍坚持在中国工作。朱海帆先生原供职于一九三五年成立的中央棉产改进所，一九三八年随该所进入中央农业实验所，为土壤肥料系研究人员，工作卓然有成。中央农业实验所的后身即江苏省农科院，所以此稿会在南京散出。朱氏在整理时，有改写，有增补，贴有多处浮签，也有删去整段、整页的，且在天头上写明删除的原因。由此不但可以看到利氏讲演的原始面貌，也可以看出朱氏整理的原则和过程。

又如一九六二年四月一日和三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防空学校校长梁彬在中国人民大学作《关于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报告，笔者所见有两种记录稿，一种是同年四月五日的打印稿，一种是根据录音整理的手写稿。打印稿对一些内容做了模糊处理，但又有人以红笔作了多处补充，补充内容则出于手写稿。两稿相较，可以看出记录稿整理成文中的反复过程。

编辑稿本也是一种现代版本形态。古代的图书出版过程中，编辑工作都由著者或编者完成，负责雕版印刷的书局、书坊，通常是无权改动文字的。所以过去的版本学著作中，偶或提到编辑稿本，都是出自编者之手。而现当代的出版机构中，编辑人员有权对编著者提供的文稿进行编辑加工，以致图书文字与原稿出现相当差别，甚至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有违编著者的本意。研究这一类编辑稿本，不但可以看到编著稿的原貌，而且可以看到它在责任编辑手中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更可以看出社会出版机构对于图书出版的制约力量。有的原稿经编辑后涂改过多，排字工人难以辨识，出版社也会请人代为誊清，形成一种新的誊清稿本。

笔者曾收得吴煦档案抄件四百余页，以“太平天国纪念馆稿”和“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稿纸”两种绿格稿纸誊抄，每页六百字，约二十余万字，大部为毛笔书写的蝇头小楷，或浑朴或清秀，足堪把玩。部分系用钢笔黑墨水抄写，亦工整有致。后经对照，证明是《吴煦档案选编》第四辑自一百三十六页至四百四十七页的编辑稿。从这些文稿中，不但可以了解吴煦档案的原始面貌，也可以看出选编者整理的过程和出版社编辑工作的痕迹。抄录者最初是完全按原档誊抄的，而整理者对部分抄件作了删削，有的采取裁割粘贴的办法，有的则仅用笔圈去（图2），由此大致可以看出其取舍标准和意图。一是原信中关于私人交往、家庭事务的内容均被删去；二是原信尾关于附赠物品、书籍、邸报等的说明均被删去；三是收信人吴煦在原信尾所注明的收信和复信日期，也多被删去。这些材料对于太平天国的研究者或许无大意义，但对于晚清社会文化史研究则不乏参考价值。不少档件的标题，都经过数次斟酌，如原题《夷酋议抚始末》，先被改为《英法妄图调停上海小刀会议降》，“调停”一度被改为“议抚”，又改为《上海小刀会投降经过文稿》，最后改定为较平实的《吴煦记夷酋议抚始末》。在这一页上，还可以看到编辑用红笔标出的字号说明：正文用“五宋”，标题用“五方”，标题后的日期用“新五宋”（图3）。此外，整理者曾在不少抄件后写下了长短不一的小注，或解释、评述文中所述事件情由，或说明所涉及人物身份事迹，或说明此件与其他文件的关联，或注明收发信件时间，甚至有对收发信人身份的考证。这些小注显然有助于读者的阅读，不知为什么在出版时却全部删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