稿本,又称手稿、原稿,是图书著作者的原始文本,也是图书版本的原初形态。一个人著书立说,首先要写成稿本,然后才谈得上交付印刷出版。也有些稿本,由于各种原因最终未能出版,便成为这一著述的唯一版本。尽管很多图书的稿本都已不存于世,但从理论上说,每一部书都是以稿本为基础的。所以论述图书版本,当从稿本开始。
稿本仍属较为宽泛的概念。在稿本的完成过程中,往往还会产生不同的版本形态。如有的著者在草成初稿后,要经过若干次修改,再定稿誊清,版本学中通常将这几类稿本,分别称为手稿本、修改稿本、誊清稿本。这当然也是一种理想程序。有的著者可能就在手稿本上进行修改,并直接将修改后的手稿本付印,所以在手稿本与修改稿本的具体区分上,有时也难以划出明晰的界限。即使一部图书曾经有过上述三种稿本形式,也未必都能流传下来。
随着计算机写作的普及,著作者的稿本越来越趋于电子化,不再以纸本形式呈现。而著作者往往直接在原稿上加以修改,也就遮蔽了前一稿的面貌,后人能得到的就是最后的定稿。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人将每一稿的电子版分别保存下来。若非如此,则只有出版之后重行修订再版的图书,研究者才有可能做相关的比勘了。
不过,明确这几类稿本的概念,对判断认识我们所能接触到的稿本,是有意义的。
手稿本的用纸往往比较随意,书写也比较率性。有的装订成册,也有的就是散页。如佚名《国学举要·经学之部》(图1)稿,以毛笔竖写在九页十六开机制纸上,书法行中带草,十分洒脱,文中有较多涂改增删,修改字迹与原文相同,可以判定其为手稿本。而《先君院试文稿记》(图2)等文稿,以正楷书写于“贶予文稿”专用纸上,红色行格,半页九行,行十八字,断句处有圈点,只有个别字句的改动,稿纸且经托裱,当属修改稿本。从一九九八年十二月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所编印的《顾贶予纪念文集》中可以知道,著者顾贶予生前曾“辑有《文集稿》四卷,惜在解放战争初期于南通县三余北撤途中遗失”,幸存的文稿俱已编入《顾贶予纪念文集》中。而上述稿本也是在此次印刷过程中流散出来的。
图①《国学举要》
图②《先君院试文稿记》
誊清稿本,也有人简称“清稿本”,但这容易被误认为“清代的稿本”,不甚妥帖。
誊清稿本一般是著者的定稿,也是交付印刷出版的底本,所以是与印本最为接近的稿本形态。誊清稿本有著者手自誊抄的,也有由他人誊抄的,但通常字迹较工整,装帧也较规范,很少有写作、修改过程中留下的各种痕迹。这就使得誊清稿本很容易被混同于传抄本,不像手稿本、修改稿本与传抄本的区别那样明显,鉴别时尤须注意。
有些誊清稿本上,留下了著者的印章与题识,或者同时代人的相关题跋,这些都可以成为鉴定时的有力证据。利用已经确认的著者笔迹,与稿本的字迹进行比对,倘若两相吻合,则是最为可靠的依据。但更多的时候,稿本上直接提供的信息是不够充分的,这就需要从多方面进行分析了。
笔者所得《医髓》(图3)四卷,前二卷内科,卷三女科,卷四周身部。全书以毛笔抄写于专用稿纸上,共一百零八页。墨印版框,半页高一百八十毫米,宽一百三十毫米,文武边栏,内无界行,这种黑框无格纸,在清代使用不多。版心内单鱼尾及下方“孙氏藏书”四字为印刷,鱼尾上手书书名“医髓”二字,鱼尾下手书各篇目。少数页有眉批,为同一人所书。书法一丝不苟,楷体而富隶意,亦有特色。据纸墨而言,时代应不迟于晚清。但由于书名页佚失,前后未见序跋,不能遽断。查相关工具书,仅见嘉庆年间高玉如《医髓》二卷,未见著录四卷本《医髓》,方考虑此为誊清稿本而未刊行者。此书实为前代中医典籍的选编本,各卷首署“华亭守真子用仪唐敬胜先生选辑,魏塘同学银微子廉升孙拱陛增订”,结合版心“孙氏藏书”,则此稿应出于增订者孙拱陛之手。且书首“医髓卷一”四字下方,钤有“魏塘湛子”篆书白文朱印,也可以作为佐证。
图③《医髓》
在雕版印刷的时代,雕版之前,须准备按照版式规格并以刻书字体誊清的底本,叫写样待刻本,也称上版稿本。这是一种形式特殊的誊清稿本,不难与一般的传抄本相区别,但容易与影抄本相混淆。
稿本的版本价值,首先在于它的唯一性。即使经过多次修改的稿本,每一次的修改稿也都是孤本。未曾刊印过的稿本,其版本价值就更高。其次,稿本在内容上,最接近著者的本意,从著者修改的过程,亦可以见出其立意的变化。第三,稿本是最可靠的校勘比对本,可以用来校正印本的各种讹误。最后,稿本保留了著者的手迹,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尤其晚清至民国时期的著者,在书法上都有相当的造诣。有的著者本身就是书法家,而稿本上的书迹与其书法作品往往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反映出其书法的另一种面貌。
以往版本学专著中介绍的稿本,都是古代大名家的作品。大名家的稿本自然格外珍贵,只是现在多已收藏于图书馆与博物馆中,今天的读者能接触到原件的机会微乎其微。笔者曾在韦力先生芷兰斋中,得见柯召忞《新元史》手稿,这该是历代正史稿本中唯一现存于世的,自属近现代手稿中的珍品。获得这种藏品的机会,真是可遇不可求了。不过事物都有两方面,不少名家稿本,都已编辑出版,有些且据手迹影印,或制作成电子版,治学者完全可以利用,同样也具有一定的欣赏价值。
所以笔者认为,今天的藏书家、爱书人,不必寄奢望于大名家的稿本,只要是内容有意义、书法尚可观的文稿,尤其是毛笔书写的文稿,都不应错过。一方面,民国时期的许多学者,今人已相当生疏,一时难以判定其学术地位。即如上述《先君院试文稿记》等,笔者在买下时也不了解著者顾贶予是何许人,只从文稿中看出他曾中过秀才,书法亦佳。后来读到《顾贶予纪念文集》,才知道他出身南通书香世家,是民国初年“通州四才子”之一,毕生从事教育工作,抗战期间坚守民族气节,工诗文,善书法。另一方面,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前,图书的出版远没有近二三十年这样繁荣,能够著书立说的人,大多是有相当学养根基的。就像《国学举要》这样的命题,著者能够举重若轻,提纲挈领,条分缕析,论国学造诣置诸名家之作中并不示弱。即使查不出著者的姓名身份,此类文稿也有一定的文献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