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刻本，就是在原书的基础上，增添篇目卷次，加刻新版，并与原刻合为一书，相当于现代图书出版中的增订版。新书通常仍沿用原书名旧称，也有加添“增刻”“增补”字样的，而目录、封面与牌记则会有相应变换。一书的增刻，有原刻者所为，也有后人所为。有些增刻者会在序跋中说明来龙去脉，有人则不作说明。甚至有人在他人刻书的基础上增刻若干，便冒称全书为自己所刻。当然，增刻本的内容多于原刻，对于使用者来说，买到增刻本未必吃亏，但增刻本必然后印，印刷质量往往不及初刻本。而论及版本，在这些地方自不能马虎过去。

增刻本多见于家谱、方志等内容需要不断增补的图书。有些文人的诗文集，不是一次刻成，也有陆续增刻的情况。如昆山王德森《岁寒诗稿》三卷（图1），订为一册，版框高一百七十七毫米，宽一百三十二毫米，半页十一行，行二十一字。版心上下黑口，单鱼尾，下刻书名卷次，但因卷次未分，版心卷数尚留有墨钉，书前亦未见封面、牌记、序言等，显属尚未最后编定。依册中排列，首为《述怀集》四页，中为《题照集》八页，后为《咏虫集》六页。《述怀集》尾有跋“七十七叟岁寒老人录旧作于壬申年祀灶后一日”，壬申当一九三二年。《题照集》跋在第七页上：“鼎革后二十二载，癸酉春二月昆山岁寒老人王德森汇录自题画照诗于吴趋市隐庐，时年七十有八。”但跋后又增刻了《癸酉中秋自题七十八岁画像》及《癸酉九秋自题读书秋树根图》两题，共七绝八首。在此页之前，卷首及版心的“岁寒诗稿卷”五字后，均有墨钉以备刻出卷数；从此页开始，至后《咏虫集》，版心卷数处均不留墨钉，而书名下刻出卷名“咏虫”，格式与前二卷不同。可见著者先于癸酉（一九三三）春整理《述怀集》《题照集》付刻，至秋后又有题照新作，遂补刻入卷，同时又将乙巳（一九〇五）旧作《咏虫集》一并刻入。《咏虫集》后有著者“自记”和戊午（一九一八）八月一日“又记”，可见此集编成最早，但其内容，则是居太仓时讽刺新学的，后被新学人士得知，“欲与为难，予遂移寓以避之”，弄到不得不逃走的程度。在编此诗集时，他一定有过犹豫，但终于还是付刻了。后半写刻文字，不及前半精整，结体松散，笔画软弱，大小不齐，想亦因刻手变换，致前后版式小有差异。按王德森，字严士、漱六，号鞠坪，又号岁寒生，晚号岁寒老人，室名市隐庐，流寓苏州，隐于医业，政治上的保守终其一生未变。除此书外，他尚有《岁寒文稿》存世，并得吴梅作跋。王氏生于咸丰六年（一八五六），卒于一九四三年，此书辑刻、增补，自是他生前所为。

又如江宁陈作霖刊《金陵琐志》，光绪乙酉（一八八五）先刻成《运渎桥道小志》一卷，光绪己亥（一八九九）续刻成《凤麓小志》四卷，《东城志略》一卷，在光绪二十六年（一九〇〇）汇辑为《金陵琐志》三种。后又于光绪戊申（一九〇八）增刻《金陵物产风土志》一卷，宣统元年（一九〇九）刊《南朝佛寺志》二卷，约在一九一〇年汇辑为《金陵琐志》五种（图2），并在新编总目中，将《南朝佛寺志》易名为《南朝梵刹志》。此后其子陈诒绂续刊所著，于一九一七年刊成《钟南淮北区域志》，一九一八年刊成《石城山志》，约在一九一九年汇辑为《续金陵琐志》二种，附于《金陵琐志》后。此书陆续增刻，首尾相延长达三十余年，而版式统一，板框高一百二十七毫米，宽九十九毫米，版心单鱼尾，上刻单种书名，下刻卷次、页数，半页九行，行二十一字。至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南京十竹斋将上述七种，并一九一一年刊陈作霖著《炳烛里谈》三卷，汇印为《金陵琐志》八种，成为最后定本。笔者所藏，即为此本。此本虽内容最为完备，但版面已多模糊处，且有修补，论印刷质量自不及此前的单刻本。不过此本印数也不多，今已难得一见，世间遂以一九八七年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金陵琐志》五种流传最广。此书刊印故实，各处著录多有混淆不清处，笔者特搜检各书，一一厘清，附记于此。

至于丛书，多为陆续刻成。但汇成一辑之际，当视为告一段落，此后再有增添，也应算作增刻。如笔者所得“民国九年（一九二〇）三月江浦陈氏刊成”《房山山房丛书》（图3），所收各书依编次为：《读易杂记》一卷，一九一八年刊；《康熙朝品级考》一卷，一九一八年刊；《大正博览会参观记》一卷，《汉魏碑考》一卷，一九一九年刊；《拙存堂题跋》一卷，一九一〇年刊；《石泉书屋题跋》一卷，一九一一年刊；《跋南雷文定》一卷，一九〇九年刊；《玉井搴莲集》一卷，《岱游集》一卷，一九〇九年刊；《同文集》一卷，一九〇九年刊。共十种，分装八册，其目录页《同文集》之后，尚为墨板。而《中国丛书综录》所载，则多出《媕雅堂诗集》八卷一种，这十一种本自应属增刻本。此书前十种虽为十余年间陆续刻成，而版式一致，版框高一百六十八毫米，宽一百一十九毫米，版心单鱼尾，上刻篇名，下黑口，半页十一行，行二十三字。卷首篇名行下端，分双行刻“江浦陈氏房山山房丛书之一”，且各书俱作“之一”，所以汇辑时先后变动，也就不须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