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图书出版后，受到学术界或市场欢迎，后人重新雕版增印，是较普遍的现象，所以在封面、牌记以至版心的书名中，常常有“重刻”“重刊”“新镌”等字样出现，版本学上统称为重刻本，今人也称之为翻刻本、后翻本。图书正是由此形成不同版本，面世越久、流布越广、影响越大的古籍，其版本种类就越丰富，而考订版本源流遂成为版本研究工作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变化繁复的版本形式，也为藏家增添了趣味。

有的版本学著作中，认为对翻刻与重刻这两个概念的使用应有所区别。重刻本一般以某一底本为主要底本，同时参校其他各本，文字内容可能有较多的修改、增删，产生的版本往往有全新的面貌，而翻刻本虽然也会参校其他底本，但更多地仿照其所据主要底本，甚至在版式、行款等形式上也力求一致，很容易混同于底本。然而，这种区分大约只能停留在理论上，因为从存世古籍的实际看，古人普遍使用的是重刻、新镌等概念，而许多明标重刻、重刊的图书，实际上正是上述的翻刻本。如广东按察使署刊《尔雅注疏》（图1）十一卷，版框高二百一十八毫米，宽一百五十三毫米，左右双边，半页十行，行二十一字。版心单鱼尾，上分双行，右刻“乾隆四年校刊”，左刻“同治十年重刊”，下刻书名、卷次、卷目及页数。每卷尾署“按察使衔兼署广东按察使盐运使臣锺谦钧恭校刊”。按此书为前代经典，又曾收入《四库全书》及《十三经注疏》，是清代科举规范用书，锺氏自不敢妄自增删，所做实为翻刻工作，却明标“重刊”。当代正规图书版权表述上广泛使用的，仍是重版、再版等概念，很少有用翻版的。

近现代出版的古籍中，重刻本的比重是相当大的。一般来说，重刻本都会有相应的说明。如琉璃厂懿文斋刊《字学举隅》（图2），在封面上就标明“同治辛未孟春新镌”，辛未当同治十年（一八七一）。按此本已经多次重刻。书尾道光二十六年（一八四六）夏四月龙启瑞跋中，交代得很清楚，此书是他与黄虎痴在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所辑，初刻于长沙，再刻于京师，有同乡朱琦作重刻序，后张仲眉又校正重刻于南靖官舍，而龙氏以此三本“互证而详校之，增其旧之所阙，而易其未安”，四刻于北京。懿文斋所刊，至少也是五刻了，此次新刻在内容上没有增删，而形式上有一个变化，就是请了冯承熙、余联沅、李士彬、杨颐、朱以增、贺尔昌、崇绮、边宝泉、张人骏、杨庆麟等十几位翰林公分别书写，在每页的版心下方有书者的姓名。

又如笔者所得《鸡窗丛话》（图3）一卷，牌记署“昆山赵氏峭帆楼重刻本”，正文后又有两行文字说明版本源流：“光绪丙戌新阳赵元益据士礼居钞本刻于沪上，癸丑板毁，乙卯仲冬诒琛重校刻。”新阳为昆山古称，赵元益字静涵，号高斋，同治初年受江南制造局之聘，入翻译馆译书，并曾随薛福成出使英、法诸国，又精通医术。他嗜藏古籍，黄丕烈士礼居、汪阆源艺芸精舍所藏宋元刊本及名家抄校本多归其所得，并于其中选刊十余种为《高斋丛刻》，清人蔡澄笔记《鸡窗丛话》即其一。赵元益光绪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去世，其子赵诒琛仍居上海，承先人之志，刻有《峭帆楼丛书》十八种。民国癸丑（一九一三）上海兵乱，藏书尽毁，赵诒琛节衣缩食，继续购藏，渐过万卷；此书亦因板毁于一九一五年重刊。峭帆楼刻书为民国精刻之一种，此本版框高一百七十五毫米，宽一百二十八毫米，半页十行，行二十一字。边栏粗达四毫米，兼以版心上下黑口，给人以峭拔之感。文字刊刻亦端整，一笔不苟。夏志清先生谈及此书时，说古代许多读书人，读书不多，又没有批评的头脑，一生只出一本笔记，是很可怜的。不过此书中的一些资料，如述元代刻书管理之严，述朱彝尊刻书校对之精等，今人多有引用。或今人读书，又有不及古人者。

现当代重刻本中，也不乏值得珍视的版本。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北京荣宝斋应鲁迅与郑振铎先生之约重刻《十竹斋笺谱》（图4），一九八〇年上海朵云轩重刻《萝轩变古笺谱》，如今都已成善本，难得一见了。我所亲历的一种，是南京十竹斋复刻《十竹斋笺谱》，酝酿数年，自二〇一六年正式动工，前后三年始成。此本以国家图书馆藏明版《十竹斋笺谱》为底本，重振饾版、拱花绝技，严格遵从传统工艺，坚持采用手工制纸、自然颜料，最大程度地再现原版风貌。我也由此真正认识到复刻工作之不易，雕版、印刷、选料、装潢只是概说，细分可达数十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须精益求精，稍有疏失，即成废品。又如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一九七九年九月据贵池刘氏暖红室刻本校定重刻《增图校正桃花扇》，一部六册，版框高二百零四毫米，宽一百三十三毫米，半页九行，行二十字，四周单边，版心白口，单鱼尾，上记书名，中记卷次、出名、页数，下标暖红室。版式舒朗，文字端整，并插有精细版画十六幅。全书以玉版宣纸刷印，锦面包角，外装锦函。此书可算同时代雕版线装本的典范，当时定价四十五元，大大超过普通职工的月工资。

重刻本的鉴别，于学术上的意义，是可以把握版本源流，考订版本差异，进而比较版本优劣。而明清以来的书商，都有以重刻本冒充原刻本以牟利的情况，如将书名页抽换，将重刻序跋撤去，或以少量旧本书页如牌记等装在重刻本的卷首。对版心标出重刻时间的，甚至能逐页小心磨去，使人误以为是自然磨损。如今古籍与日俱减，不熟悉原刻本面貌的读者，就更容易被蒙骗。

鉴别重刻本，最可靠的方法，是能与原底本相比对。如嘉兴《檇李谱》，流传较多的是同治九年（一八七〇）“竹里槐花吟馆王氏重刊”本，一九九九年嘉兴檇李研究会刊印《檇李历史文献汇刊》第一辑，即以此本为底本，且在介绍中将“重刊”二字易为“刊本”，以模糊其为重刻本的真相。实则此书另有咸丰丁巳（一八五七）四月初刻本（图5），笔者所得一册，且有“槐花吟馆”篆书朱文方印，为王氏自藏本。两本比照，初刻书名为徐荣宙书，牌记隶书“竹里槐花吟馆王氏刊版”，书前插徐荣宙绘《檇李图》版画一幅，图后为著者王逢辰所题二绝句。重刊本书名为许瑶光书，牌记楷书，《檇李图》后王氏题绝句增为四首，又增钱聚朝绘版画一幅并《赞》一篇。正文第三十则《题咏》中，重刊本增加了“国初除钱牧斋谦益《初学编》题咏外”一句，“后诸锦亦咏及之”改为“《梅里志》收有数家，后诸襄七锦亦咏及之”。书尾校字的王氏诸子，初刻本有六人，而重刊本少了其晸、其晁二人。其最大的变化，是书前增加了二十二人所题诗词二十九首。初刻本版框高一百三十八毫米，宽一百零八毫米，左右文武双边，版心单鱼尾，上刻书名，下刻页次，半页八行，行十七字，以竹纸刷印，书页高仅一百八十七毫米。重刊本版式全同，而以连史纸印，书页高二百零一毫米。两本的区别还是比较明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