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与档案，因为最初的制作动机并非用于传播流通，旧时多被排斥于图书范畴之外，自然也就无所谓版本。但二十世纪以来，文书、档案作为历史文献的重要性，越来越被认识，现代图书馆也颇重视此类文献的收藏，并多将其整理装订成册，也就成为一种特定的版本。

文书的范畴很宽，应用广泛，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举凡为联系、知照、传递、公布、约定、记载、凭证的需要而制作的文本，以致婚书喜账、分家析产、讣闻哀启，都可以归入文书范畴，通常分为公务文书与私人文书两大类。对于近现代文书，因为时代不算久远，存世量尚相当大，所以判断其价值，主要看其所承载的信息量，而与重大事件或重要人物相关的文书，遂最为人所重视。有些文书，内容可能平常，但制作或装帧方式特殊，也值得关注。

笔者多年注意乡邦文献，曾得高淳县浮山圩圩规章程一册（图1），收录了同治十年（一八七一）十一月重立时的一系列文书，写在宣纸线装白本上，页面高二百二十六毫米，宽二百二十一毫米，各页字迹大小不等，分行亦不同。卷首是筹划此事的候选教谕孔昭云所撰写的序言，说明在太平天国之后，浮山圩圩事管理十分混乱，一方面是“簿据遗失，值年各长无从稽考，各甲未免弄权舞弊，遂致期当交接，藉词推诿，纷纷争讼，即属是年应允，亦竟希图蒙混，以为无据查考也”，把持圩事成为少数人的牟利之道。另一方面是水患连连，“因圩近湖滨，道光年间叠遇灾祲，以至咸丰亦屡遭水患，迨至同治七八两年（一八六八至一八六九），连被水冲决，圩堤坍卸不堪，民情亦甚困苦，几使成熟田亩，又复荒芜矣”。县令杨公在同治九年（一八七〇）春拨发贷款，发给农户修筑圩堤，待秋收后随税粮一齐归还，使这年未遭水患。因为担心“人存政举，今古皆然，惟恐积久弊生，仍蹈故辙”，所以孔昭云与乡里士绅一同上书县令，将重新订立的圩规章程及新举董事名单，报经县衙批准，并立此册以为依据，以孔昭云为首的九位董事多画了押。以下便是同治十年三月孔昭云等人给县衙的“请示定章禀稿”，“为整理圩规，拟章呈核，叩求赏示饬遵，以垂永久事”，“钦加同知衔署高淳县正堂加十级记录十次杨公”的告示，然后才是圩规章程的文本，关于圩堤的修筑、护理，汛期的防守，周边的植树，管理人员的权限、任期等项，都有明确规定。到了光绪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又补充了一条新规定，就是原定圩董三年任满，要到县里去“禀退”，与新任董事交接，“多花费用”，“因此另立章程，凡圩董三年已满，只须凭当地绅董公同签章，即为定夺”，发生无法处理的纠纷，再上县里解决。这本章程直沿用到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历届的圩董、甲首、垾长名单，圩堤款项，处罚事务等都记录在案，虽有缺页，仍不失为民间水利管理工作的一种文献。

与此相类，还有一批高淳县土地资料，都以毛笔书写在自订的毛边纸册上。有民国三十六年（一九四七）七、八月绘造的《游四德城圩版图册》两种，前者自一号到三百六十四号，后者自一号到八百一十五号。每号除写明业户、田亩数、坐落外，并绘出鱼鳞图，标明四至。又河城镇地亩鱼鳞图册（图2），从“河字元号”到“河字一千零廿四号”。还有一种应是土改后的地亩登记册，从第一甲到第二十一甲近千户农家的地产情况。此外还有溧水县桃园乡陈谷村百余户人家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一厚册，系专门印制的八开大表格，此存根是由乡政府保存的第三联，竖分“项别”“土地”“房产”三大项，顶端盖有“溧水县人民政府”边长六十二毫米的大方印。“土地”项上，分列座落、种类、地名、亩数、四至、长宽尺度、附属物、备考等内容。“房产”项下，分列座落、种类、地名、间数、地基亩数、地基四至、地基长宽尺度、附属物、备考等内容。由此可以看到地产登记形式的变化。

在旧书市场上，这种经济文书不如文史资料受重视。其实社会转折时期的经济资料，尤其是成系列的经济史资料，对于后人了解当时的社会状况大有裨益。因其常为人所忽略，所以保存下来的也相对稀少。一九五一年五月，南京有关方面组织过一次城市工业、手工业情况调查，留下一批《调查报告》（图3），我所见的十余种，涉及棉织工业、针织工业、毛巾工业、帽业、手工造纸业、机器卷烟工业、手工卷烟工业、私营牙刷业、花席业、火腿业、汽水果汁业等行业，相信已经散佚了许多。调查报告均为油印本，或用书写纸或用手工纸，有竖排有横排，其中部分有格式统一的封面，有的在“调查报告”下添写了“初稿”二字。其内容多上溯到清朝末年，从现代工艺之始说起，民国时期的发展，日寇侵华期间的没落，直到当时的现状，且附有详细数据与表格，可以说是南京现代工业的一种全记录。

曾得施檗斋先生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十二月二十九日写给南京特别市社会局的“声明书”（图4），用红印版框稿纸，毛笔行楷，三页六面。按施檗斋列名章太炎先生门下，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沦陷区教师进行甄审，时任石城中学高中教师的施檗斋未能通过，要求他补交证件。他具文重申学历身份及著作情况，慨叹“岂菿汉大师之弟子录，曾不若大学毕业生之同学录乎”，并强调其“声请登记志在服务于教育，俾吾华夏文献获直接灌输于青年，非徒为一己之求食已也”。据此可见当年甄审之一斑。而由其行文格式，也可见当时规范。

江苏医学院一九四九年初聘用教员资料近百件，自订为一册，以该校空白毕业证书做封面，上书“介（解）放前教员聘书”。实则所收除专用聘书（图5）及教员签名返回的应聘书外，尚有聘用工作的相关往来信件四十余封，有医学院附设医院各科主任、各教研室主任及教授给教员聘任委员会的推荐信，有求职者的简历，有因故不能任教者的辞聘信，有教员要求增加薪金信，又有教员聘任委员会会议记录，聘用决定及各教员薪资标准等文件。文书大部以毛笔书写，少量以钢笔书写，正式文本公私印鉴齐全。另有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十六日《苏南人民行政公署文教处通知》抄件，内容是关于今后学校聘用教员的规定，以及传阅此件时全校教员的签知单。由此可以了解那个大转折时期，高等院校教员聘用制度的实况和变化。

又如《一九五二年征赠图书清册》（图6），以毛笔小楷书写于红色界行稿纸上，版框高二百一十毫米，宽一百四十三毫米，版心单鱼尾，文武双边，半页十行，以铅笔横剖成三栏，记录全国各地出版社及文化部门所赠予的图书。每页第一行记赠予单位名称及所在详细地址，书目后有按月统计的种数与册数。全本七十一页，以铁丝穿订，外包粗纸封皮。制册单位虽然没有留名，但估计南京图书馆的可能性最大。

这本清册，对后人了解当时的社会文化形态，有多方面的意义。

首先，由此可以知道当时国内有这样一种征赠制度，图书馆可以向社会广泛征集图书。捐赠单位有各地的人民出版社，也有众多的民营出版社和个人。此外还有各地图书馆、中苏友好协会、文联及中国科学院编译局发行组等。

其次，从捐赠书目可以看出当时的出版状况，所占比重最大的，一是政治宣传类，二是科技实用类。关于土改政策、思想改造、抗美援朝、中苏友好的尤多。文艺作品则以翻译苏联作品为多。值得注意的是，北京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捐赠世界语本的《野草》，如是自行出版，则未见于著录。

第三，可以了解当时的出版机构情况，如农业部有书报出版编审委员会，中国旅行社有出版科。当时的报社有出版权，大公报馆、文汇报馆、山西农民报社、北华药讯社等都出版了多种图书。特别是反映了几十家民营出版社的出版活动，除了现在较常见的大东书局、永祥印书馆、正风出版社、文光书店、元昌印书馆等，还有已陌生的大华出版社、大富书店、工学书店、民丰印书馆、正气书局、光益书局、光明书局、大法轮书局、火花出版社、汽车与公路社等。

第四，当时非出版部门的出版活动也相当普遍。志愿军政治部、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林业部、中国红十字总会、中华全国民主妇联儿童福利部、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南京分会、上海市文教用品业同业公会等，都有图书出版。住在北京绒线胡同七十号的李成坤先生，以个人身份捐赠了线装本《景邃堂题跋》一册，想来也是自印的著述。 pulHEZpBOkhl9OYk7BxB0FvdXbJ4cjtH4NhQhCQtWDm8WIrzqcu1xEft9j5Q+Md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