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和书信，在版本学中当归属于稿本一类。但它们又是一种特殊的稿本，尤其是日记，除了极少数人以外，写作者并不打算公之于众，只作为个人的一种人生历程记录。信札一般也只面对收信者，抑或包括其周围的微量人群。这一特性，使得写作者无须隐讳，无所顾忌，往往更能显露写作者的真实情感，所记录的历史细节也更为接近真相。同时，日记与书信的行文都较率意，书写也较放松。这就与准备公之于众的文稿有所区别，所以笔者将其提出单独叙述。

在内容与形式两方面，日记与书信都具有较高的真实可靠性，可以作为研究相关史事的重要参考材料，也可以作为鉴定写作者其他文本的参照物。直到近现代，在生前结集出版自己日记或书信的人仍不多，而写作者逝世后经他人整理出版的日记与书信，又往往有删节、改动甚至增添。所以，日记与书信原件的文献价值，更为人所重。就笔者的阅读经验而言，未经删改的日记与书信，远比回忆录与自传靠得住，更不用说他人所撰写的传记了。

必须说明的是，当代一些人专门写作供发表、出版的伪日记与伪书信，不在此例。

近现代以来，名人大家的日记已经成为社会密切关注的目标。一旦写作者辞世，马上会有专人收集整理，进行研究，也会择机公诸于世。所以除非有特别的机缘，搜集到名家日记的可能是很小的。不过，只要是重大史事的经历者，无论是否名人，其日记都有一定的价值。名家有名家的视点，普通人有普通人的视点，正好可以互补。作为历史见证人，他们都应有自己的地位。

笔者所得日记中，时代最早的是扬州某新式学堂（可能是法政学堂）学生《辛亥日记》（图1），以蝇头小楷写在学生专用的三十二开本道林纸日记册上。每页竖分三栏，中栏六行，供书写日记。右栏上部大字标阴历月、日、干支、星期，小字标阳历月、日，有“气候”一项待填写，中部录中外名人格言一段，下部为“亲朋问候”或“预记事件”。左栏在假期间为“自修课程”与“游览地方”，开学后为“受课细目”与“自修课程”。天头上还录有古诗一行。此类日记册见过几次，肯定并非学校所印制，不知是不是商务印书馆发行。由日记内容得知，作者是淮安世家子弟，居城郊，与城内周家有亲，与官场过从甚密，其父在清江浦任职。他在扬州上学，课程以新学为主，仍有“读经”“讲经”等课，课余常至竞存书局、广益书局、有正书局等处购书籍报刊，有《国风报》《时报》《妇女时报》《小说时报》《神州报》《东方》《小说月报》《时事报》等。

最有意义的，是其中对辛亥革命的反映。扬州最早得讯是十月十三日：“武昌闻已失守矣，瑞督走汉口，张彪被戕，标、协以下多死伤者。此《时报》之电也。”次日记：“阅《时事报》，悉张彪已逃日租界。革军领袖即混成协协统黎元洪也，故新军叛者六十一营，而汉阳亦于次日失守，盖兵工厂、铁厂皆黎旧部，故不战自定，厂失而汉阳随之也。又闻汉口车站已为革军所得，汉口市面非常恐慌，钞票以银元局失而信用亦失。彼党亦造军用钞票云。”十五日有同学班汴生来访，“告余曰：川鄂沿江竟（尽）革命军人插足地也。吾侪欲发电，电局辞以涉及军事，概不能发”。有人说南河下某馆新报已到，两人遂前往，仍未买到。“探铁路、轮舟是否通行，据曰仍通”，后来在竞存书局买到了新到的《时事报》，有人说，因为“运司以鄂乱，禁人送报，故有正之《时报》未至”。两淮盐运司到此日才反应过来，企图以禁报封锁消息，但已来不及了。由此可见新闻传媒的作用，当时报纸的威力，是可比拟为今天的网络的。所以那几日报纸异常畅销，常买不到。十九日日记中，首次流露出对革命的态度：“盖彼国民军之程度，实皆优美，故所作为皆有条不紊，而对民、对外又悉平和，此尤识者所共认，而外国所注意者矣。”“又善用怀柔之道，人心益安。此则政府之殷忧而国民之深望也。”但平民百姓对于战乱毕竟是怕的，所以“听说九江炮台失守，堂中同学纷纷返里”，作者也于次日回淮安。此后记淮安土匪冒革命军名屡行掳掠，商民自发组织民团，十一月十三日“江北宣布独立”，但在十七日，却杀害了周实和阮氏两位革命者，作者在十九日记下了有关此事的传闻：“闻城内杀阮十及周姓二人，皆狂妄之徒。又人云阮有神经病。”直到第二年的一月十四日，他才返回扬州，参加学校的考试。

一九四九年前后，是又一个天翻地覆的时期。历年收得南京市民、教师的日记数种，质朴地记录了当时的所见所闻，真实感受。有机会整理出来，也是很有意义的。南京文化工作者文周的一册日记，从一九五三年赴朝鲜参战，断断续续记到一九六六年初，留下了一些心路痕迹。扉页上还贴着他身穿军装的半身照（图2）。作家杨丹在一九五四年的日记本上，就记下了对多位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采访实录，并绘出了当时地下党活动地区的示意图。类似日记中提供的生动而丰富的历史场景与细节，在通常的史书中是不会看到的。

书信往往不会像日记那样仔细保藏，所以流散的可能性大，片纸零缣，不难收集。难得的是能收集到规模较大、较成系统的成批信件。南京栖霞乡人郭某，自一九五二年考入南京工业学校离家，后在铁道部大桥工程局工作，久居武汉，家中亲属写给他的信件，以及恋爱女友的来信，写在各种杂纸上，他都整理保存，至一九七八年止，共三百余封（图3）。信中所述各人生活、情感与思想状况，生动真切，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也反映出其所生存的环境，可以说是二十几年间底层社会的一个缩影，令我这样的同时代人感慨无已。

成批信件中，倘有著名人物在内，价值自然更大。笔者所得只有数种，一是同治、光绪年间致苏州画家沙馥与收藏家李嘉福等人的信札三百多帧，其中不但可以看到姑苏与上海画坛的诸多掌故，也可以看到晚清社会生活的各种世相；不但有吴云、吴大澂（图4）、张之万、张熊、顾若波、蒋凤藻等数十位名家手迹，而且所用花笺图案多达一百余种，也是版画史研究的可贵材料。笔者曾由此生发，梳理花笺、书信及封缄源流，写成《片纸闲墨》，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一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南京大学某人拟翻译出版《美国诗集》，与赵萝蕤、邹荻帆（图5）、绿原、屠岸、方平、杜运燮、戴镏龄、李文俊、袁可嘉等二十余位翻译家的通信，而那诗集最后却没能编成，谋事者竟将往来信件当废纸处理了。一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编辑出版天文学家传记时留下的陈遵妫、席泽宗、方励之、吴铭蟾、全和钧、江晓原等十余位学者的往来信件与部分手稿，从中也可以看到当年组织与运作的具体经过。

相比之下，各种机构保存的信件底簿，相当于信件的底稿，较容易流传下来。曾得同仁堂南京分号《发北平总号来往信件底簿》一册，抄录民国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十月至次年十月间发总号函二十余件，并总号来函四件，往来内容皆可对应。其中反映出日寇侵占南京后该店复业情况，一九三八年十月五日第一函报告总号白下路店已在“筹备复业”，次年二月九日函报告：“宁号自将白下路复业后，近又将三山街号加以修理，已于一月十六日恢复营业。惟因来货不多，未敢加以宣传，致老主顾多有不知者。现时南京市面渐见繁盛，各行复业者极多。我号因货物时常售缺，致生意颇受影响。”（图6）因开列货单请总号尽快发货。

像这样特殊历史时期的信件存稿，另有南京普丰面粉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总公司致青岛分公司、上海分公司的复写信稿两册。一册写在公司专用笺上，信笺右侧所印编号、页数、年月日时皆须填写，自民国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四月七日第三十一号，至五月二十九日第八十号，皆为致青岛分公司信。每件或一页，或三四页，间有阅信人批注（图7）。信件内容，一方面是当时粮食短缺情况，粮价涨落、官方管制、各地限运、粮商惜售等等，一方面是资金运作情况，备款、调拨、押汇、催缴，所述详明。另一册写在中和号用笺上，自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四日至四月五日，有致上海分公司十二件，致青岛分公司六件。其中也谈到粮价的涨落，让分公司趁涨价尽快出货清仓，但更多的是讨论各地银元、黄金、美钞的价格，要求伺机兑换，以及孙科内阁倒台对市场物价的影响，高官将资金交公司以求牟利等。这种种细节，非亲历者不得而知，对于经济史与社会史研究，都是可贵的实证材料。

这样成系统的信件，在文献意义与收藏价值上，都是超过零散的名人信札的。近来伪造单件名人手札的情况已不鲜见，但同时伪造出有根有据的多人往来书信，就困难得多了。 zE8blboH9zVz3pnY2/7GBdtl7gBCRVshjudxlBQVKUW1kkfnBqWGxUZzdnSgu9/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