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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本

旧时严谨的学者作家,拿到新出版的样书,定要再行校读,将书中的错误一一改正,赠人时更是如此。到了现当代,也有人采取简便一些的办法,就是油印或铅印出一张勘误表来,附在书后。复印机普及以后,又出现了复印的勘误表。这样的本子,应都可以归入批校本一类。

但是,著者对原著的内容文字,进行大规模的修改订补,以供重行出版,这就越出传统批校本的涵盖范畴了。古代的修订本,通常会在序跋中加以说明,甚至直接在封面或书名上标出“增补”“修订”字样。现代版权页产生以后,这种经过修订重版的图书,同样会在版权页上标明“修订版”“增订版”“增补版”等。如中华书局一九五一年四月再版《帝国主义论》,封面上在书名之下以小字标出“增订本”,而扉页直接将书名印为《帝国主义论增订本》(图1)。

一般来说,修订版的图书,从阅读、使用价值上来说,要高于未修订本。今天的藏书者往往看重初版本,轻忽再版本,其实再版本往往有再版本的可贵之处。这个道理,姜德明先生在《新文学版本》中,已经讲得很透彻。不过事情都会有例外,越改越糟的书,也不会没有。比如吴晗先生的《朱元璋传》,三改四修,后出的本子就未必比初时精当。再如王士菁先生的《鲁迅传》(图2),民国三十七年(一九四八)一月新知书店初版,大三十二开本,五百一十八页,近四十万字。这是第一部中国人所写的鲁迅先生的传记,前有许广平先生序,后有周建人先生跋,都对此书做了充分肯定。然而一九五九年出版的同样由王士菁先生署名的《鲁迅传》,只剩下了约一半篇幅,并且在一九七七年、一九八一年两次修订重印,个中优劣,不言自明。

图①《帝国主义论增订本》

图②《鲁迅传》初版目录

保留着著者大量手迹的修订底本,实际上相当于一种新的稿本,自然更应珍惜。

笔者一向留心文人学者的墨迹,但完整的修订底本,只收得一种,就是谢成侠先生重行补校的《司牧安骥集》(图3)。此书一名《安骥集》,传为唐宗室李石所著,是幸得保存的几种重要古代兽医书籍之一,宋明以来一再翻刻,以致传本错字、漏字颇多,缺少好的校注本。谢先生在一九五六年十月,以南京图书馆所藏明弘治十七年重刊本为底本,将此书标点、校勘,由中华书局于一九五七年六月出版,共印三千册,其中平装本二千七百五十册,精装本仅二百五十册。在书尾《司牧安骥集跋》中,谢先生谨慎地写道:“由于时间匆促,未能作更详细的校勘,又未及作出校注,深引为憾。其中错误,希望读者多多指正。”

此书问世后,谢成侠先生并不满意。一九五九年春季,他即以初版本为底本,重行补校。一方面,是改正了数以百计的错字,有一页中就改出错字十余处的;另一方面,在每一篇文章后,都增加了数条以至数十条校记,如《三十六起卧病源图歌》一文的校记,从二条增加到三十一条,不得不加粘纸页(图4)。此外有的篇章还调整了次序。书尾粘贴有谢先生所写的《重印附记》,可惜后半佚失,只存开头一节,说明了他作此补校的原因:“这本书的付印,由于校勘工作做得很仓促,以致大部分仍照原刊本,因而其中错误仍是很多,因此一年多来老是放在心头。”

图③《司牧安骥集》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谢先生的补校工作已经完成,这一补校本却似未能出版。笔者搜检多种出版资料,都未见有此补校本出版的信息。其原因,大约是一九五九年底农业出版社已经出版了邹介正、马孝劬教授的《司牧安骥集(校正)》。谢先生所据弘治本虽称海内孤本,但仅存五卷,而邹本又根据北京图书馆藏本增加了《安骥药方》《畜牧纂验方》等内容,成为八卷本。八卷本遂成为此书的定本。

谢成侠先生,一九一四年六月生,一九九六年十二月逝世,中国现代养马学和畜牧兽医史的奠基人,南京农业大学畜牧系教授。他在治学上精益求精,对早年的几种专著都曾进行认真修订。《中国养禽史》的修订底本,在他去世后也流散出来,被南京雅籍旧书店店主购得,后来是南方藏书家何家干先生购去。不过《中国养禽史》的修订本,一九九五年已由农业出版社出版。谢成侠先生的另一名著《中国养马史》,也由农业出版社在一九九一年出版了修订本。

图④ 《司牧安骥集》校记 UaHrMd05HYw3CQED85Ff/SNEQ9z+wsl2qaChke08eSBoNNFR5RHuda8xznplMdq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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