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严谨的学者作家，拿到新出版的样书，定要再行校读，将书中的错误一一改正，赠人时更是如此。到了现当代，也有人采取简便一些的办法，就是油印或铅印出一张勘误表来，附在书后。复印机普及以后，又出现了复印的勘误表。这样的本子，应都可以归入批校本一类。

但是，著者对原著的内容文字，进行大规模的修改订补，以供重行出版，这就越出传统批校本的涵盖范畴了。古代的修订本，通常会在序跋中加以说明，甚至直接在封面或书名上标出“增补”“修订”字样。现代版权页产生以后，这种经过修订重版的图书，同样会在版权页上标明“修订版”“增订版”“增补版”等。如中华书局一九五一年四月再版《帝国主义论》，封面上在书名之下以小字标出“增订本”，而扉页直接将书名印为《帝国主义论增订本》（图1）。

一般来说，修订版的图书，从阅读、使用价值上来说，要高于未修订本。今天的藏书者往往看重初版本，轻忽再版本，其实再版本往往有再版本的可贵之处。这个道理，姜德明先生在《新文学版本》中，已经讲得很透彻。不过事情都会有例外，越改越糟的书，也不会没有。比如吴晗先生的《朱元璋传》，三改四修，后出的本子就未必比初时精当。再如王士菁先生的《鲁迅传》（图2），民国三十七年（一九四八）一月新知书店初版，大三十二开本，五百一十八页，近四十万字。这是第一部中国人所写的鲁迅先生的传记，前有许广平先生序，后有周建人先生跋，都对此书做了充分肯定。然而一九五九年出版的同样由王士菁先生署名的《鲁迅传》，只剩下了约一半篇幅，并且在一九七七年、一九八一年两次修订重印，个中优劣，不言自明。

保留着著者大量手迹的修订底本，实际上相当于一种新的稿本，自然更应珍惜。

笔者一向留心文人学者的墨迹，但完整的修订底本，只收得一种，就是谢成侠先生重行补校的《司牧安骥集》（图3）。此书一名《安骥集》，传为唐宗室李石所著，是幸得保存的几种重要古代兽医书籍之一，宋明以来一再翻刻，以致传本错字、漏字颇多，缺少好的校注本。谢先生在一九五六年十月，以南京图书馆所藏明弘治十七年重刊本为底本，将此书标点、校勘，由中华书局于一九五七年六月出版，共印三千册，其中平装本二千七百五十册，精装本仅二百五十册。在书尾《司牧安骥集跋》中，谢先生谨慎地写道：“由于时间匆促，未能作更详细的校勘，又未及作出校注，深引为憾。其中错误，希望读者多多指正。”

此书问世后，谢成侠先生并不满意。一九五九年春季，他即以初版本为底本，重行补校。一方面，是改正了数以百计的错字，有一页中就改出错字十余处的；另一方面，在每一篇文章后，都增加了数条以至数十条校记，如《三十六起卧病源图歌》一文的校记，从二条增加到三十一条，不得不加粘纸页（图4）。此外有的篇章还调整了次序。书尾粘贴有谢先生所写的《重印附记》，可惜后半佚失，只存开头一节，说明了他作此补校的原因：“这本书的付印，由于校勘工作做得很仓促，以致大部分仍照原刊本，因而其中错误仍是很多，因此一年多来老是放在心头。”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谢先生的补校工作已经完成，这一补校本却似未能出版。笔者搜检多种出版资料，都未见有此补校本出版的信息。其原因，大约是一九五九年底农业出版社已经出版了邹介正、马孝劬教授的《司牧安骥集（校正）》。谢先生所据弘治本虽称海内孤本，但仅存五卷，而邹本又根据北京图书馆藏本增加了《安骥药方》《畜牧纂验方》等内容，成为八卷本。八卷本遂成为此书的定本。

谢成侠先生，一九一四年六月生，一九九六年十二月逝世，中国现代养马学和畜牧兽医史的奠基人，南京农业大学畜牧系教授。他在治学上精益求精，对早年的几种专著都曾进行认真修订。《中国养禽史》的修订底本，在他去世后也流散出来，被南京雅籍旧书店店主购得，后来是南方藏书家何家干先生购去。不过《中国养禽史》的修订本，一九九五年已由农业出版社出版。谢成侠先生的另一名著《中国养马史》，也由农业出版社在一九九一年出版了修订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