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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谈哲学家，开门见山，这座山，是中国最大的山。一般书生之见、市侩之见，乃至学者、专家、大儒，都说老子消极、悲观、厌世。我说，正是这一代一代的愚昧无知、刚愎自用，才使老子悲观、厌世、消极。
所以老子悲伤、绝望、反激、咒诅，出坏主意，制订了很多对付自然、对付人的策略，历代军事家都借此取了巧、学了乖。老子，也免不了被异化的命运。
我爱老子，但我不悲伤、不绝望、不唱反调、不骂、不出鬼主意——我自得恶果，所以不必悲伤；我不抱希望，所以不绝望；我自寻路，一个人走，所以不反激。我也有脾气要发，但说说俏皮话。
读《易经》，读《道德经》，我都为古人难受。他们遍体鳞伤，然后微笑着，劝道：“可要小心，不要再吃亏。”
我怀疑“道”，也怀疑“总念”。怀疑了四五十年，结论是，两者概不承认。宇宙既不实在，亦不空虚，既无道，亦无总念。老子与黑格尔需要“支点”架构理论，支点一抽掉，整个理论垮下来。
一般的体系，可说是外化的精密，宏观的精密。我取内化的精密，微观的精密。外化的功能，体现在推理而定名，那是哲学、哲学家；内化的功能，表现在感知而不定名，那是艺术、艺术家。哲学家中，只有尼采一个人觉察到哲学的不济，坦率地说了出来，其他哲学家不肯承认思想历程的狼狈感。
上次讲中国古代史学家的文学性、文学成就、文学价值，这次讲中国古代哲学家的文学性、文学成就、文学价值。我多次提到诸子百家的文采，以前是非正式的，现在正式谈谈那几位“子”的文学典范。
公元前770年至前221年，这五百多年，即所谓春秋战国，局部战争此起彼落，政治和社会的纷乱，使人的思想异常活跃。用现在的话说，都想求真理，找到价值判断。
在我看，还是偶然。乱世不一定出英雄，乱世不一定出哲学家。
还是老观点：春秋战国的哲学黄金时代，奇就奇在出了一批天才——三百年出十个哲学家，以西方概率论，不算太多——不幸，中国从那时以后不再出哲学家了，吃老本吃了两千多年，坐吃山空。
一穷，穷在经济上；二白，白在文化上；三空，空在思想上。
所以，唯物论之类进来，没有抵挡。
胡适当初写《中国哲学史大纲》，只有上集，下集写不出（据考，上集，也不是胡的东西）。我愿意提醒胡博士：《中国哲学史大纲》下集当夜可以脱稿，明天出版，里边一句话，十六个字：
春秋以降，哲学从缺。
无米难炊，请君原谅。
老子（生卒年不详），姓李，名耳，又称聃，楚国人。传说很多，反而真相不明，寿年大概很高，总是百岁以上，有说是超过两百岁的。
为何我相信他特别高龄呢？是从他的哲理判断的。中国哲学，我定名为“老年哲学”（西方哲学可以定名为“壮年哲学”）。其中，李耳的思想最透彻、孤寂、凄凉，完全绝望。
他看破两大神秘：一是天，就是宇宙；二是人，就是生命。天，宇宙，是不仁。人，生命，是刍狗。这是李耳观察到最后，咬咬牙做出的判断。
这个观察过程一定很长，所以我相信老子真的很老。如果以年龄排行，全世界哲学家恐怕李耳先生寿年最高，思想境界也最高，如果改“老子”为“高子”，也中肯。
老子的哲学著作只有一本：《道德经》，分上下篇，共八十一章（九九八十一）。传说他要出关，官吏劝他留下一些言论，他才口授，别人记录。我猜想，并非如此平平静静，鲁迅写《出关》也是依照通常的传说，加上摩登的挖苦，旨在讽刺世道。
我来写，就写老子出关，一不是遁隐，二不是仙去，三不是旅游：他老人家是去自杀的。他在出关之际，内心的矛盾痛苦达于极点。
老子恨这个世界，觉得犯不着留什么东西来给后世，他又爱这个世界，要把自己的思想落成文字，给后来的智者。他的精神血统的苗裔明了他的痛苦，他的同代人没有一个配得上与他谈谈，他彻底孤独了二百多年。
但他要在未来中找朋友，找知音，于是有《道德经》。从文体看，他不是写给“刍狗”们看的，而是写给与他同等级的人。
所以，老子的文体与其他的诸子百家截然不同，就是不肯通俗，一味深奥玄妙，也许一边写，一边笑：你读不懂，我也不要你读，我写给懂的人看。
后世奉《道德经》为道家的圣典、兵家的韬略、法家的理论。我把《道德经》看作什么呢？是老子的绝命书，也是老子的情书。八十一章的第二十章，他破例哭出声来：“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台，我独泊兮其未兆。”只我一个彷徨无着落，去哪里呢？
这一章，与贝多芬晚年四重奏慢板所吐露的感慨、情操，是相通的。而且克制了紊乱的伤痛，端端正正，继续写他的情书和绝命书。
李耳是个叛逆者。常言道，尼采哲学存在于尼采之前，老子庄子，便是尼采之前的尼采。
在这个世界上，这个宇宙中，渺小的人都是奴隶，即使当了皇帝（包括教皇），如果人格渺小，一样是奴隶——伟大的人，必是叛逆者。
中国，上、中、下三等人，都尊“天”为无上的主宰，尤其儒家，以及后来的理学家，说到“天”，就跪下来了：“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天人合一”，“天命不可违也”。
独有老子，一上来就拆穿把戏：“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叛逆的气势好大！
当然，奴隶们不服，反问道：“那么圣人呢，圣人是最仁的呀。”老子立即说：“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我常要讲我的认识论，次序是这样的：
宇宙观→世界观→人生观
在座有人说，这个次序谁不知道呀。那我改动两个符号的方向：
宇宙观←—世界观←—人生观
看来也不能惊世骇俗。但我问，你周围，你过去的朋友，几个人具备人生观？再推论，那些人生观哪里来？不过人云亦云而已，极少是由世界观引申而来。
好，极少数人，有人生观，又有世界观。再推论，他们有没有宇宙观？更少之又少——宇宙嘛，那是天体物理学家的事，关我鸟事——情况大体上是这样的。
现在，我要不留情面地下决断了：
不从宇宙观而来的世界观，你的世界在哪里？不从世界观而来的人生观，你不活在世界上吗？所以，你认为你有人生观，没有、也不需要世界观，更没有、也更不需要宇宙观——你就什么也没有。
飞禽走兽不需要“禽生观、兽生观”，一样地飞，一样地走，这是运气、福气。做人而不幸成了知识分子、艺术家，不免就要有一个人生观：它是从世界观生出来的。那世界观呢，当然溯源于宇宙观。
爽爽快快说一遍：宇宙观决定世界观，世界观决定人生观。老子、庄子、尼采、释迦牟尼，都从这样顺序而思考的。
唯物辩证法号称无所畏惧、积极乐观。如果全世界科学家一致预测有一颗星球，半年内将与地球相撞，两球同归于尽，请问唯物主义者们，站得住脚吗？
只有从宇宙观来的世界观、人生观，这才真实恳切，不至于自欺欺人——老子的哲学，特别清醒地把宇宙观放进世界观、人生观。老子看君、看民、看圣人、看大盗、看鸡、看犬，从宇宙的角度、宇宙的眼光。
一般书生之见、市侩之见，乃至学者、专家、大儒，都说老子消极、悲观、厌世。
我说，正是这一代一代的愚昧无知、刚愎自用，才使老子悲观、厌世、消极。
从五十年代开始，要求人人都要积极、乐观、热爱生活。——这个圈子兜得好大，好漂亮，当时要算最有学问的高级知识分子也都一致认为，积极、乐观、爱生活，总是错不了的，消极、悲观、厌世，总是资产阶级思想，错透了，万万要不得。
其一，资产阶级哪里是在消极、悲观、厌世？“自由世界”当时起劲乐着呢，消极、悲观、厌世，并不是“资产阶级思想”。好，其二，太阳系处于中年期，到了老年期，能量消耗完了，地球将要冷却。等到整个太阳系毁了，这个物理判断，是资产阶级造谣吗？
我们再讲文学史。上次讲中国古代历史学家，我处处要讲他们的文学造诣、文学成就。今天谈哲学家，开门见山，这座山，是中国最大的山。
具有永恒性、世界性的中国哲学家，恐怕不多，大概一个半到两个。诸子百家，是伦理学家，研究社会结构、人际关系；是政论家，讨论治国之策。只有老子思考宇宙、生命。庄子，是老子的继续，是老子哲理的艺术化。
中国哲学家只有老子一个，庄子半个。
如果认为庄子文章如此好，算一个吧。那么中国总共两个哲学家，但性质不同，后人说起来总是“老庄哲学”、“老庄思想”。魏晋那么多绝顶聪明人，没有人给老子、庄子做“本质定位”，我是说，老子、庄子的气质，有所不同。
老子是阿波罗式的，冷静观照，光明澄澈。庄子是狄俄倪索斯式的，放浪形骸，郁勃汪洋。老子是古典的，庄子是浪漫的。老子是苦行的，庄子是享受的。老子内敛克制，以少胜多，以柔克刚；庄子外溢放射，意多繁华，傲慢逍遥。
奇妙就奇妙在，两者其实一体。希腊人崇拜日神和酒神。日神主音乐，酒神主舞蹈。音乐、舞蹈，不是总在一起吗？缩小看，在某个人身上，可以住着老子和庄子，两房一厅，洗手间公共——但这是比喻，比喻终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我劝大家别太相信比喻。比喻是“言”，庄子主张“得意忘言”，他喜欢形象，叫做“得鱼忘筌”。总之，我将老子定位为古典，庄子定位为浪漫，也仅是比喻，目的是想回到“文学”。
讲到这里，可以正式谈谈老子的思想及其文体。
老子生活的时代，是很坏的时代。政治卑鄙龌龊，各种治国理论纷纷出笼，而天下愈弄愈乱，原因：一，理论有谬误。二，实践歪曲理论。所以，老子才提出“无为”、“无治”。可是我总是觉得老子这般说法，是生气，是绝望，是唱反调，是现状逼得他往极端走。所以，老子哲学是伤心人语，看透人性的不可救，索性让大家回到原始状态。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
非常极端，非常不现实。世界上所有“乌托邦”构想，以老子最彻底，最有诗意，最脱离现实，绝对不可能。他的理想和当时的现实，他对他之后的一切的历史现实，都是宿命地叛逆。明知做不到，不可能，他偏要这样说。
这种近乎横蛮的心理，一定来自极大的痛苦。
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也是发脾气的话，一是等于说，你做皇帝、做官僚、做军阀，都用不着；二，这么着，大家不必钩心斗角、不必投机贩卖，不必尔虞我诈。
老子最早知道中国的两种特产：一是暴君，一是暴民。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一语双关，既对暴君说，又对暴民说。他反对法治，也反对人治。无为而治，等于架空皇帝，使其不成为暴君，只有商标，没有货。对于“人”（民和君），老子为什么如此暴烈而偏激呢？他的人生观、世界观几乎是粉碎性的决绝。原因，就是他的人生观、世界观，都从宇宙观来。
天地不仁。
这个观念，真是伟大卓绝，当时极摩登，现在更摩登。这一点，老子超越了多少思想家、宗教家。有没有更摩登的观念呢，有：
天地无仁无不仁。
这是什么“子”说的，你们大概知道——老子还是“人”本位的，所以骂“天地不仁”，如果换作“宇宙”本位，仁不仁，何从说起？
所以老子悲伤、绝望、反激、咒诅，出坏主意，制订了很多对付自然、对付人的策略，历代军事家都借此取了巧、学了乖。老子，也免不了被异化的命运。
我爱老子，但我不悲伤、不绝望、不唱反调、不骂、不出鬼主意——我自得恶果，所以不必悲伤；我不抱希望，所以不绝望；我自寻路，一个人走，所以不反激。我也有脾气要发，但说说俏皮话。
老子哲学的极精练、极丰富，就在他有明晰肯定的宇宙观。反过来说，凡宇宙观糊涂，或者忽而偏向有神论，忽而偏向无神论，想说又不敢说，或者说不清，总是差劲的，不能算哲学家。例如孔丘。
老子的文学性呢？语言直白，可是含蓄，这是很难的。几乎看不到还有别人能用这种文体。直白，容易粗浅，含蓄，就晦涩了，而老子直截了当说出来，再想想，无限深意，我喜爱这种文体！
文学，有本事把衣服脱下来。多少有名的文学，靠服装、古装、时装，琳琅满目，里面要么一具枯骨，要么一堆肥肉。庄子的衣裳就很讲究，汉人喜宽博，魏晋人穿得潇洒，唐人华丽，宋人精巧，明清人学唐宋衣冠学不像，民国人乱穿衣，乱到现在，越来越乱。
文学、艺术、哲学、思想，像人的肉体一样，贵在骨骼的比例关系，肌肉的停匀得当。形体美好，穿什么衣服都好看——最最好看，是裸体。
思想、情操越是高超、深刻、伟大，越是自然地涌现。可是怎么会含蓄无穷呢？因为思想情操本身细致丰富。请看希腊：希腊的雕像，裸体的；希腊的神庙，那柱子，那浮雕，都可说是裸体的。圆就是圆，三角就是三角。到巴洛克（Baroque），就穿衣服了，到洛可可（Rococo），全是装饰，内在的真实被掩盖了。
我们来看看老子的文笔和文体。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他的意思是说：原理呢，可以讲的，但不能用一般的方法讲；要给万物定位称呼呢，也可以的，但不能用通俗的既成见解来分类。
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
直通现代艺术，直通现代物理学。人的精神世界，宇宙的物质世界，都是恍恍惚惚。从“人”的角度去观照、去思索，更是恍恍惚惚。先要承认“恍惚”，才能有所领会。
上面几句，简，直白，含蓄。
老子奇特，他主张退、守、弱、柔，这在全世界的思想领域中，独一无二。一是他的气质，二是他吃够了苦，对付宇宙自然，对付人事生活，退、守、弱、柔，才能保全自己，立于不败。东方文化、东方精神，无疑老子是最高的象征，《周易》也和老子哲学通，都是吃足苦头的经验。
读《易经》，读《道德经》，我都为古人难受。他们遍体鳞伤，然后微笑着，劝道：“可要小心，不要再吃亏。”
中国从开始就受大罪，一代代暴君暴民，暴君杀人，暴民帮暴君杀，暴君再杀暴民，暴民逼急了，便杀暴君，然后自己做暴君，当然还是杀人。老子说：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这句话，声色俱厉，十足老子风格，像是一下子喊出来，意义却复杂得很。
人不怕死，判死刑也没用。
用死去吓他们，无效，想别的办法吧。
你太残暴，怎可用死来威逼？
你杀人，人是杀不完的。
不从根本上解决，光靠杀人，不是办法。
圣人与大盗，相对而存。到了没有圣人的时候，也就没有什么可盗。
老子的理想世界，全然梦境，是他个人的诗的乌托邦。老子之后，世界背向老子而发展，无论大纲细节，处处与老子的理想相违背。老子没有历史眼光？没有群众观点？老子一个人空思妄想？我不这样看。老子的想法、原则，是对的，问题在于，人类是坏种、坏坯，做不到，也不肯做老子所希望的，不能怪老子。
这是老子的纯艺术的一面。
另一面，是老子哲学的实用性，一步一个脚印哩——你要“扬”，先“抑”之；你要得到它，先放弃它；你要推翻它，先拥护它。最简单比喻：你要收获，先埋种子。对待天命，对待人事，老子的话最朴素，最有实效。
话得说回来，哲学、文学，不可以拿实用主义去看。哲学、文学属于极少数智慧而多情的人，是幸福，是享受，和大多数人没关系。乡下老大娘与莎士比亚有何因缘？地铁上抢劫的黑人，不知道“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这是一个使人心平气和的解释。
全世界读《道德经》的人，还真不少。二次大战前，德国大学生读尼采。大战后，必读李耳。《道德经》的英译、法译、德译，版本不断更新。最近美国的什么书店又请人重译老子，李老先生就有这点魅力，世界忘不了他。
下面扼要节引《道德经》文句。老子的著作，句句都是警句，这里不一定按照各章的次序。
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第七章）
意思是如果不结结巴巴狠命地保养自己，倒反而活得长寿。（皇帝与村妪）
多藏必厚亡。（第四十四章）
财多，就以物累形，反而加速死亡。
故常无欲。（第一章）不见可欲。（第三章）少私寡欲。（第十九章）夫惟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第二十二章）
虚其心。（第三章）致虚极。（第十六章）虚而不屈。（第五章）
虚心，没有成见，没有要求，就能以无穷尽的智慧观照无穷尽的宇宙万物。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第八章）守静笃。（第十六章）静为躁君。（第二十六章）清静为天下正。（第四十五章）
清静能使外界的真相从我心中显现。
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第十六章）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第二十三章）
失德而后仁。（第三十八章）
失仁而后义。（第三十八章）
大道废，有仁义。（第十八章）
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第十九章）
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第五十七章）
一个哲学家，总得自己定一个点，定一个名。叔本华，自由意志；尼采，权力意志；黑格尔，总念（Begriff，先于宇宙万物的观念而存在的）；孔丘是仁，孟轲是义，韩非是法，等等。不学哲学的人，一眼望去，蔚为大观，其实很可怜。这使我想起物理学的杠杆作用，物理学家夸口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把地球撬起来。”但谁也不能给他这个支点，而思想家自己架构了精神界的支点。老子，他提出“道”，“道”就是他理论的支点。
礼→义→仁→德→道→
推理而定名——哲学家。
感知而不定名——艺术家。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第四十二章）
惟道是从。（第二十一章）
天，也是从道而来：“天法道。”（第二十五章）天者，在古代指宇宙，那么，宇宙从道而来。在这里不期然想起黑格尔。黑格尔认为观念先于物质而存在，换言之，物质仅是观念的实现，而诸种观念皆决定于一个总念。宇宙，就是这总念的物质化。宇宙尚未物质化时，总念早已存在。
这样把道和总念相提并论，大家是否觉得有点类同？我夹在一老一黑之间，怎么办？
我怀疑道，也怀疑总念。怀疑了四五十年，结论是，两者概不承认。宇宙既不实在，亦不空虚，既无道，亦无总念。老子与黑格尔需要“支点”架构理论，支点一抽掉，整个理论垮下来。
不是不要支点，但我一生没有致力于寻找支点。起初我就明白：精神界的杠杆所需的那个支点，是找不到的。
物理学上的支点，是存在的。足以“撬动地球”的支点，在理论上也是存在的。唯有足以撬动宇宙的支点，或者说，撬动道和总念的支点，不可能。
我写：“蒙田不事体系。在这一点上，他比任何人都更深得我心。”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不是思想家、哲学家，他终生研究“人”，不是“宇宙”。他的不事体系与我的不事体系，两回事，我抬出他，是借他开一开门，让我走出来。
蒙田先生博学多才，建立体系，太容易了。可是他聪明，风雅，不上当。尼采也不事体系，比蒙田更自觉。他认为人类整个思维系统被横七竖八的各种体系所污染。
以上的话题，提得太高。总之，建立体系而成一家之言，并不难，不事体系而能千古不朽，却是极难极难。
一般的体系，可说是外化的精密、宏观的精密。我取内化的精密、微观的精密。外化的功能，体现在推理而定名，那是哲学、哲学家；内化的功能，表现在感知而不定名，那是艺术、艺术家。哲学家中，只有尼采一个人觉察到哲学的不济，坦率地说了出来，其他哲学家不肯承认思想历程的狼狈感。凡是蹩脚的、吃哲学饭的“桶子”们，从来标榜哲学是一切学的总框。
再举两则别人对老子哲学的评价：
一，《吕氏春秋·不二篇》——“老聃贵柔。”
二，《荀子·天论篇》——“老子有见于诎，无见于信。”
诎，即屈；信，即伸。这两个看法，我嫌浅显，读不起《道德经》，老子自己才会说话哩！他说：
柔弱胜刚强。（第三十六章）
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第四十三章）
骨弱筋柔而握固。（第五十五章）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第七十六章）
强大处下，柔弱处上。（第七十六章）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第七十八章）
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第七十八章）
《道德经》第二十八章，老子又发挥“柔”的原理：
知其雄，守其雌。
知其白，守其黑。
知其荣，守其辱。
极其厉害的战略，是以对付宇宙、对付世界、对付人生。具体战术呢，第三十六章中已说明：
将欲弱之，必固强之。
将欲废之，必固兴之。
将欲夺之，必固与之。
伟大的思想都有毒的，你能抗毒，你得到益处。老子的观点和方法，可供与老子同品格的人借鉴应用。但不幸，老子的方法论，常被坏人拿去为非作歹了，还反咬一口，归罪于他。大陆有青年犯法，交代时说，读了尼采著作的缘故。
希望大家读《道德经》。有疑难，有问题，可以找我。电话是（718）5261357，我总在家的。老子主张：
治大国若烹小鲜。
我在家，烹小鲜如治大国。大家要是觉得好笑，说明我讲老子哲学没有白讲。老子说：
不笑不足以为道。
祝贺大家得道了。
曾经有一位外国学者，F.卡普拉（Fritjof Capra），记不得哪国了，他在一本《物理学之道》（ The Tao of Physics ）中说：“《道德经》就是以一种令人费解的、似乎不合逻辑的风格写成的，它充满了迷人的矛盾，它那有力而富有诗意的语言，捕获了读者的心灵，使读者摆脱了习以为常的逻辑推理的轨道。”
这倒正可为老子的文学价值做注解。
孔子曰“三十而立”。我没有这样早熟。三十岁时，我关在牢里。当时我笑，笑人生三十而坐，坐班房。但我有我的而立之年，叫做“六十而立”，比孔子迟三十年。
孔丘的言行体系，我几乎都反对——一言以蔽之：他想塑造人，却把人扭曲得不是人——但我重视孔丘的文学修养。
如果仔细分析他的心理，再广泛地印证中国人的性格结构，将是一篇极有意思的宏文。“五四”打倒孔家店，表不及里。孔子没死，他的幽灵就是无数中国的伪君子。
这一点安身立命的道理，我推荐给各位，以后研究任何问题，第一要脱开个人的利害得失，就会聪明。我推崇墨子，他不自私、不做作，他不能算思想家、哲学家，但我喜欢他的“人”。
早年我在北京设计展览会，喜欢一个人逛天桥，去东安市场听曲艺相声，在东直门外西直门外的小酒店，和下层人物喝酒抽烟聊天。他们身上有墨子的味道，零零碎碎的墨子。
那些大是大非，我认为既重要，又不重要。唯一重要的是运动领导人的品质——所谓“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请问，哪一个可以和墨子比？
上次单讲老子，讲前讲后，我感慨很深。
老子的思想，老子的哲学，太老了。在他之前，他的文化继承不长。李耳的老师是谁，李耳的参考书是什么？有多少？都不可考。可以想象他是自学的。无师自通，没有参考书，是全凭自己的血肉之躯，观照冥想——耶稣和释迦牟尼还有前人的经典可读呢。
我的意思是：李耳的个人寿年很长，他的文化继承，历史很短，而我们的文化继承，超过两千年。
思想家的阅历和知识，分直接和间接。凭生活体验，沉思冥想，是直接的；博览群书，参看别人的阅历、记载、知识等等，是间接的。合在一起，便是现代思想家的历史寿命。
对照之下，老子据说两百多岁，我们呢，两千多岁。环顾四周，没有伟大的思想家。所以上次讲课回家，心中闷闷不乐。
老子的哲学老了，小子的哲学，零零碎碎，像夹心饼干，夹在散文中、诗中：巧则巧矣，避重就轻。我总得正面写一部哲学著作，才算坦白交代、重新做人——重新做艺术家。
孔子曰“三十而立”。我没有这样早熟。三十岁时，我关在牢里。当时我笑，笑人生三十而坐，坐班房。但我有我的而立之年，叫做“六十而立”，比孔子迟三十年。
今天讲孔子。
你们小时候练毛笔字，有谁经过“描红”的？就是毛边纸的方格习字簿，每格印有红字，小学生用毛笔蘸了墨，一笔一笔把红字填成黑字：
上大人 孔乙己 化三千 贤七十
孔子，一说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七十三岁。名丘，字仲尼，鲁国曲阜人。曾做过鲁国的司空、司寇（司空，唐虞时有之，平水土，六卿之一，清时俗称工部尚书，类工业部长。司寇，亦六卿之一，掌刑狱，清时俗称刑部尚书，类公安部长），后来罢了官，只好收学生讲学，周游列国。到六十八岁，回鲁地，专心著述，编订《尚书》、《诗经》、《周易》、《春秋》，还订定了《礼记》与《乐经》。
孔丘的思想与李耳正好相反，乐观、积极、务实，概括起来说，孔丘的理想是恢复尧、舜、文、武的礼乐，以中庸之道架构人伦关系。他根据周公的原则，周详地建立了一个生活模式。
他的祖先本是宋国贵族，父亲做了鲁国的大夫，才归为鲁国人。孔丘本人，“少也贱”，做过仓库管理员，放过牛羊，充当过吹鼓手（乐师）。说这些，并非笑话他，而是说明他头脑很实际。那年代和希腊雅典一样，一个城市等于一个国，鲁国的大夫如孟孙、季孙，都自己建筑都城。孔丘反对，暗中唆使学生子路，设计破坏这种城。
我最有意见的是，孔丘杀少正卯，是一桩冤案。他担任鲁国司寇，实际是宰相。他曾说，“子为政，焉用杀”（政治干得好，用不着杀人），自己一上台，不到七天，处死少正卯。少正卯是个学者，也收徒讲学。思想新、口才好，把孔丘的门徒吸引不少过去。记恨，扣他大帽子：
一，聚众结社。二，鼓吹邪说。三，淆乱是非。
孔丘自己对少正卯的判断：
“心达而险，行辟而坚，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纯粹是思想作风问题，明明是硬加罪名，本来的少正卯，可能是：“心达、行坚、言辩、记博、顺泽。”
安上“险”、“辟”、“伪”、“丑”、“非”五个恶毒的字眼，概念全变了。即使如此，也不犯死罪。可是，铁腕把少正卯灭了。
后来儒家掩盖这件丑事。朱熹就否认，说《论语》不载，子思、孟子不言，没这回事，造谣。但荀况揭露出来。
这件事我认为很重要，迫害知识分子，是他理论的破产。我从他理论的不近人情，从他的心理阴暗面，推测杀少正卯是真。
我很惋惜少正卯没有著作留下来。可能有点尼采味道的。假如我在春秋战国时代，我也开讲。会不会被他杀掉呢？
我们讲文学史。按理说，孔丘自称“述而不作”，不是作家，至少不是专业作家，流亡作家。但古代的思想家，如耶稣、释迦牟尼、苏格拉底、李耳，自己不动笔的。孔丘的代表作是《论语》，是对话录，由他的学生记录整理的。
《论语》的文学性，极高妙，语言准确简练，形象生动丰富，记述客观全面。
我小时候读四书五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经、史、子、集），《易》、《书》、《诗》、《礼》、《春秋》（原来是六经，《乐经》亡于秦，汉以《诗》、《书》、《礼》、《易》、《春秋》为五经）。四书中，我最喜欢《论语》，五经中，最喜欢《诗经》，也喜欢借《易经》中的卜爻胡说八道。
夏天乘凉，母亲讲解《易经》，背口诀：“乾三连，坤六断，震仰盂，艮覆碗，离中虚，坎中满，兑上缺，巽下断”——附带说一说，《周易》的文学性也很高妙。可惜来不及专讲《周易》，像这样的一个月两堂课，得花半年才讲得完一部《易经》。
回到《论语》——有一天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孔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
不要以为我年纪比你们大，你们就不肯表示意见了。
“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
平时你们常说“没有人理解我呀”，如果有人了解你，你又将怎样去做呢？
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
子路不假思索答道：“如果有个一百平方里土地和一千乘战车的侯国，受到大国的威胁，军事入侵，继之又发生灾荒（饥，谷不熟；馑，菜不熟），我可以出而治理，用不到三年，便能使人民奋起作战，而且懂得礼法。”
夫子哂之。
孔子对他微笑。
“求！尔何如？”（求，冉有）
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
有个六七十里见方或五六十里见方的小国，我来治理，不用三年，可使人民丰衣足食，至于礼乐教化，只有待修养更高的人来推行了。
“赤！尔何如？”（公西华，姓公西，名赤，字子华）
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
我不敢说能做什么大事，愿意学习罢了。在诸侯的祖庙里行祭祀，或者诸侯间集会，我也穿礼服，戴礼帽（章甫是殷制礼冠），愿意参与作傧相的。
“点！尔何如？”（曾皙，名点，字皙）
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
“异乎三子者之撰。”
瑟声渐轻，铿然而止，他放开瑟而直起腰来，跪着说：我的意思和三子是不同的。
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
孔子说：“有什么要紧呢，各人说各人的志向啊。”
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音于），咏而归。”
暮春季节，已穿夹衣了，二十岁以上的五六个，二十岁以下的六七个，在沂水的温泉里洗澡、薰香，在舞雩的求雨台上乘凉，然后唱着歌回来。
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孔子感慨道：“我同意点的想法啊。”
三子者出，曾皙后。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
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
曰：“夫子何哂由也？”
曰：“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
治理国家应该礼让，子路不知谦逊，所以我笑他。
“唯求则非邦也与？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
难道冉求说的就不是治理国家的事吗？哪有六七十、五六十平方里的不是国家的呢？
“唯赤则非邦也与？”“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
难道公西赤所讲的不是治理国家的事吗？有宗庙、有盛会，不是国家的事？公西赤只要做个小司仪，还有谁能做大司仪呢？
整本《论语》，文学性极强，几乎是精练的散文诗。
文学的伟大，在于某种思想过时了，某种观点荒谬错误，如果文学性强，就不会消失。
我常常读与我见解截然相反的书，只为了看取文学技巧。孔丘的言行体系，我几乎都反对——一言以蔽之：他想塑造人，却把人扭曲得不是人。所以，儒家一直为帝王利用——但我重视孔丘的文学修养。
刚才例举的片断，真好。
上次我讲老子，主要介绍他的哲学思想，当然，重点还是老子的文学价值。
这次讲孔子，只谈《论语》的文学性。
孔子，既不足以称哲学家，又不足以称圣人。他是奇在内心复杂固执，智商很高，精通文学、音乐，讲究吃穿。
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割不正不食，君子死不免冠，君子远庖厨，秋穿什么皮衣，冬穿什么麂皮，三月不做官，惶惶如也。父亲做坏事，儿子要隐瞒，骂人，赌咒，等等——如果仔细分析他的心理，再广泛地印证中国人的性格结构，将是一篇极有意思的宏文。
“五四”打倒孔家店，表不及里。孔子没死，他的幽灵就是无数中国的伪君子。
急转直下，谈墨子。墨子，名翟，有说是鲁人，有说是宋人。一说他生于公元前468年，死于公元前376年，大约八九十岁。他出生治工艺的阶层，是有技术的奴隶，非常好学。因生于鲁国，当然受业于儒者。他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一上来就认为孔子的理论偏极端。
一，礼制太烦琐。二，厚葬耗费财力。三，守丧三年太长，又伤身体，又误生产。
他舍弃儒学，效法禹酋长，疏通河道，参与水利工程，不怕艰难困苦，与上层下层人物广泛接触。
值得注意：儒家的重礼、厚葬、守制，目的是尽人事，以愚孝治国，是宗族主义的大传统。这些陈陈相因的传统，全民族信为天经地义。墨翟为何一下子就看出不对？我认为，根本在于“真诚”。
真诚，先要自己无私念，不虚伪，再要用知识去分析判断，事物就清楚了——这一点安身立命的道理，我推荐给各位，以后研究任何问题，第一要脱开个人的利害得失，就会聪明。我推崇墨子，他不自私、不做作，他不能算思想家、哲学家，但我喜欢他的“人”。
早年我在北京设计展览会，喜欢一个人逛天桥，去东安市场听曲艺相声，在东直门外西直门外的小酒店，和下层人物喝酒抽烟聊天。他们身上有墨子的味道，零零碎碎的墨子。
墨子提出“巨子”的学说，甚至成立制度，有点像黑社会的教父，青红帮的龙头。黑社会专干坏事，青红帮占地为王，墨子却为的是正义、和平、博爱。和黑社会相似的一点，是巨子制度中的成员都能赴火蹈刃，视死如饴。北京、上海等等民间社会还有这种潜质。说来你们不信，我文质彬彬，书卷气，其实善于和流氓交朋友。一定要是大流氓，或将成为大流氓的苗。可惜中国没有墨子派的大流氓了，眼下只有小瘪三。
有一段对话，可以说明儒家与墨家的基本态度。
墨子问儒者：“何故为乐？”儒者答：“乐以为乐。”
墨子比喻道：如果我问何故为室，作答“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为男女之别也”，这样才算告诉我为室之故。我问何以为乐，你答乐以为乐，等于我问何故为室，你答室以为室，那你根本就没有回答。
又例，楚王的臣子叶公子高向孔子问政：主政要主得好，应当怎样？孔子答：“远者近之，而旧者新之。”听起来很高尚，大有深意。墨子拆穿道：叶公未得其问，孔子亦未得所以对。难道叶公不知善为政者能使远者近之，旧者新之么？明明是问怎样才能做到这个地步呀。
叶公是糊涂人，孔子是偷换概念的老手，墨子诚实、聪明。
“君子必古言服，然后仁。”
墨子说：古服，在古代是新服。古言，在古代是新言。所以古之君子都是新服新言，这岂不是在说古人不仁，不是君子么？
这又十分机智、爽利。
墨家不重文采，但通顺朴实，明白痛快，条理严谨，逻辑性很强。当春秋末年，各国兼并愈烈，战争频繁。墨家代表庶民的生活要求，反对不义的战争，墨子写了《非攻》。我们来读《非攻》的上篇：
今有一人，入人园圃，窃其桃李，众闻则非之，上为政者得则罚之，此何也？以亏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驰）鸡豚（屯）者，其不义又甚入人园圃窃桃李。是何故也？以其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至入人栏厩，取人马牛者，其不仁义又甚攘人犬豕鸡豚。此何故也？以其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至杀不辜人也。扡（即拖，夺也）其衣裘，取戈剑者，其不义又甚入人栏厩，取人马牛。此何故也？以其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今至大为攻国，则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别乎？
杀一人谓之不义，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说往，杀十人，十重不义，必有十死罪矣。杀百人，百重不义，必有百死罪矣。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今至大为不义攻国，则弗知而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情不知其不义也，故书其言以遗后世。
若知其不义也，夫奚说书其不义以遗后世哉……
这种文体非常适宜于做演说，与罗马雄辩家的风格很像。
孔、墨，处处对立，现在看看，还是很有劲。孔说“仁”，墨子以“兼爱”来动摇“仁”，因为“仁”只偏爱“王公大人”的血族。
儒家以“孝”为“仁”之本。墨子说：“爱人若爱其身，犹有不孝者乎？”
“孝”与“忠”是一体的，“孝”被墨子松掉，“忠”也谈不上了，就无法“克己复礼”，无法恢复宗族的奴隶制轨范。
墨子的积极主张，在于兼爱，兼爱的核心，可以概括为三：
一，兼相爱，交相利。
二，赏贤罚暴，勿有亲戚弟兄之所阿。
三，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
墨子认为孔子的“仁”，没有新意，是“以水救水，以火救火”，救不出名堂来的。
孔子的宿命论不是宇宙观上的宿命，他在世界观、人生观上的宿命是伪宿命论，目的是为帝王提供麻痹奴隶们的自强，永远受愚民教育。这就使墨子的“非攻”、“兼爱”、“交利”的学说大受阻碍，墨子又创“非命”。
当时孔墨之争是剧烈的。可悲的是，从汉朝开始，儒家一直是中国帝王的参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墨家，却是从来没有哪一朝的皇家用来做治国纲领。如果两千年来中国取墨子思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么赛先生和德先生不用外国进口，早就大量出口。墨子思想就是科学、民主、平等、博爱的先驱。
这是中国的悲剧。
另一重悲剧：中国历代忧国忧民的志士，竟没有一个提出墨子思想是救国救民的大道，就像中国没出过墨子一样。法家倒时有提出，所以中国的制度和思想形成“礼表法里”，推荀子为代表。唯其以礼为表，尊孔不尊荀，唯其以法为里，韩非也被关进冷宫秦城天牢。各代皇帝私造律法，一路这样混过来。
到谭嗣同，忽然想通了，说出来：“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仁学》）
现在呢，还是一样。清末民初多少知识分子穷思苦想，包括鲁迅、胡适等等，梁启超倒也发现，汉代经师不问今文学古文学，皆出荀卿。两千年间，宗派屡变，一皆盘旋荀学肘下。就我所读过的谭嗣同和梁启超的著作，似乎没有正面大力提倡过墨学。梁启超反而热心引进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等外国人——我读书太少，也许有人提出过墨学救国论，但总不起风浪，否则我不会一点也不知道。
鲁迅那篇《非攻》，写墨子，写得很好，很幽默，但幽默救不了中国。独裁，专政，如是战乱的、短期的，可能是纯粹野蛮，像一场急性病；而帝制的长期的统治，一定得伪善，形成一套礼表法里的中国式的做法。
今天讲孔墨斗争，儒家墨家的经典，在座都没读过。“批林批孔”了，才片面了解一点孔老二，谈不上欣赏孔子的文采。孔子的思想体系，也早就被窜改歪曲了。
墨子不然，他和一位叫程子的谈话，还对孔子有所称道，可见墨子无私、高尚。他有他的方法论，叫做三表法。
先要本着前人的经验来理解事物，也就是学习，但不是信而好古。要有根据，要有源本。
“是与天下之所以察知有与无之道者，必以众之耳目之实，知有与亡为仪者也。”就是以实际的、当时的利益为校准，判断事物。
应用第二点建立法制法令，然后实行，看效果来决定取舍，效果是指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两方都有利，才算可行。
这三表法，再通俗不过。我的意思是，中国哪一朝代、哪一个政党，能按照墨子的原则办事？所以中国搞不好，不是理论问题，是品质问题。民主运动，是个大是大非的问题，那些大是大非，我认为既重要，又不重要。唯一重要的是运动领导人的品质——所谓“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请问，哪一个可以和墨子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