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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遗产的继承，最佳法，是任其自然，不可自觉继承。一自觉，就模仿、搬弄，反而败坏家风。近代人笔下没有古人光彩，最最自然地浸淫其中，自然有成。道理和老子的“无为而无不为”一样，继承也无为继承。
战国四君子：孟尝君、春申君、平原君、信陵君。各人有三千食客，真是豪华世纪。西方没有这样的派头养食客。
简直大声疾呼，可爱透顶，难得难得！这等气派才叫是真正的“难得糊涂”啊！我推想，司马迁是《史记》全部定稿才写下这篇中气十足的序言。
中国文化是阴性的，以阴柔达到阳刚——西方是直截了当的阳刚（耶和华、丘比特、宙斯，是西方至高的神，中国人的始祖和保护神，则是女娲、王母娘娘、妈祖、观世音菩萨）——这样子看看，司马迁是古人中最阳刚的，给中国文化史扬眉吐气。
如果司马迁不全持孔丘立场，而用李耳的宇宙观治史，以他的天才，《史记》这才真正伟大。但是再想想，不开心了，因为不可能——中国文化五千年、三千年，论面积和体量，不好和西方比。几乎没有哲学家，没有正式的大自然科学家。诸子百家是热心于王、霸的伦理学家、权术家，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哲学吗？兵家、法家、杂家，都在权术范畴。
当司马迁写出人物、忘掉儒家时，是他最精彩的部分。写屈原，以儒家精神写，不佳；写到“鸿门宴”人物，忘了儒家，大好！
《诗经》被政治家、儒家弄成尊严和工具，以孔子为正式开端，以此教训人。我觉得当时《诗经》没有这个意思。连战国纵横家也以《诗经》教训人，甚至包括教训王侯。一切知识分子只能从《诗经》中汲取教条，不敢承认这是文学。后人都不敢将《诗经》编入文选。我自小不认为《诗经》是道德教训。
可见儒家在中国势力之大，成了集体潜意识。毛泽东、刘少奇，都用儒家的办法。
儒家是最重功利的。对待《诗经》，伪善，霸道。
汉乐府，偷偷继承发扬《诗经》。竹林七贤，建安七子，陶渊明，这些杰出的人才不被教条吓倒，仍把《诗经》作为文学看待。凡夫俗子，就认《诗经》为经典。
豪杰到底是豪杰，天才毕竟是天才。
在座诸位有空多读点中国史家、哲学家典籍，千万别想到什么要继承发扬，那样，你就有希望继承和发扬了。吴昌硕刻章，人称直追汉印。古典文学也要如此，再远，一拉就拉过来。毕加索要古典，将希腊一拉就拉过来。
中国的纯文学，是《诗经》，是《楚辞》。
历史学家的，除了司马迁《史记》，还有《后汉书》，还有《左传》、《战国策》，还有《国语》。《左传》、《国语》、《战国策》，后来才是《史记》。
孔子的《春秋》也是。稍后再说。
上述，为历史学家。《古文观止》的上本，就是从《左传》、《国语》、《战国策》等里面来的。所以，中国古代历史，一上来就是文学，已经写得极其完美。我想钻空子，没法钻，写得太好。
《左传》、《国语》、《战国策》的文学成就绝不下于《史记》，更高古奇拔。司马迁会写实，像是画油画。
古代之所以有这光荣现象，因为文学家、史家、哲学家都是贯通的。现代知识分工大势所趋，一分工，智慧分开。
古代文化的总和性现象，一定出华而又实的大人物。现代分工，是投机取巧。现代的新趋向，还是要求知识的统合。
希望将来知识统合成功，人类又开始新纪元。
古历史学家文章写得之好，功力奇妙！老子、庄子、孔子、孟子、荀子、墨子、韩非子，莫不如此。
老子精炼奥妙，庄子汪洋恣肆，孟子庄严雄辩，墨子质朴生动（若以墨子治国，中国早已是强国），韩非子犀利明畅，荀子严密透辟，孔子圆融周到——孔子调皮、滑头，话从不说死。
他们的用字，用比喻，都成专利，别人冒充不得。
这是文学遗产（狭义），是文化遗产（广义）。养育了中国两千多年的文化，直到两千多年后的“五四”的健将，鲁迅、周作人、郭沫若等。
近代，没有了，断了汉文化的血脉。
一个巨大的断层。几乎没有一个当代文学家文中能够看到这些古代的影响，好像现代的中国人不是古代的中国人的子孙。“文化大革命”后，全断尽了。
大悲哀。汉文化消灭了。国穷民穷，或可转富，精神文化一失，再也回不来。
我结结巴巴还是想要继承汉文化、古文化。绘画也一样，可以直追秦汉。文化遗产的继承，最佳法，是任其自然，不可自觉继承。一自觉，就模仿、搬弄，反而败坏家风。近代人笔下没有古人光彩，最最自然地浸淫其中，自然有成。道理和老子的“无为而无不为”一样，继承也无为继承。
中国最古的古书，不是《左传》，也不是《国语》或《战国策》，乃是《尚书》。《中国文学史》的编著者把《尚书》列入，我认为不对。编著者着眼于“渊源”，而忘了编的是“文学史”。《尚书》可不是文学著作，是历史资料、档案（如皇帝的报告、打仗的宣言），是古代文诰誓语的汇编。文笔简练，内容烦琐，总之不是文学。如果你们以后碰到学问家，谈及《尚书》，你们就把责任推在我身上好了，说：“因为木心先生讲世界文学史时，把《尚书》排除在外，所以我没有研究过《尚书》。”
所以，今天不谈《尚书》。
《尚书》之后，还有一部史书：《春秋》。作者不一定是孔子。《春秋》，也不能算是文学作品。但补充一下，其文笔简练到极点。例：
郑伯克段于鄢。（《春秋》鲁隐公元年）
史实呢，是郑国之君，有弟名共叔段，谋反，兄打败了弟——《春秋》作者认为郑国之君没有把弟弟教育好，失了做哥哥的责任，所以故意点明他不配做哥哥，降称之为郑伯。而共叔段呢，要抢王位，有亏弟弟敬事兄长的本分，故不配称弟，只叫他段。两者之斗争，情况类如两个国君交战，故名为克——这样，讥笑了哥哥，责备了弟弟，而且批评他们自己的家事弄到像两国交战。这种高度的简括，态度、立场、观点的毫不假借，就叫做“春秋笔法”。
王安石批评《春秋》为“断烂朝报”，我还是肯定《春秋》的文学价值。《左传》、《公羊传》等，都以《春秋》为师。所以虽然不是文学作品，但却属文学的源流。
左丘明著《左传》。盲者，生平不可考。从前的人真是大派，不写回忆录。这是大自然的作风。只留作品，不留作者。他是第一个以文学水平写史书的人。
《国语》作者谁？也不可考。有说仍是左丘明写，有说《左传》以年代先后分，《国语》以国家分代，故不是左丘明所写。我以为以左丘明之才，完全可以一变，以国分代，有可能是他写的。
《战国策》（也称《国策》）上继春秋，下至楚汉，记当时谋士的策略和言论，资料丰富，文笔大刀阔斧，有莎士比亚之风。作者不可考，一说为多人所作。可能。
例：苏秦张仪，苏善辩……
《公羊传》、《穀梁传》。战国四君子：孟尝君、春申君、平原君、信陵君。各人有三千食客，真是豪华世纪。西方没有这样的派头养食客。
可考的作者，司马迁。他是“以不死殉道”的伟大先驱。他为李陵说项，遭宫刑，成《史记》。他是真的强者。
大家恐怕有个错觉，以为当时的史家执有贬褒生杀之权，名高位尊——所谓“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其实古时候的史官，地位极低，与算命、相士、戏子、歌伎同等级，不赐爵、不封功。中国专制帝王向来蔑视知识分子，可是中国少数几位最高的知识分子，非常看得起自己。
孔子自封圣人，似乎早就知道后世会给他塑像，屈原也明白但丁可以和他排排坐。司马迁《史记》自序，直截了当“表态”——我真为他捏一把冷汗——他说：
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简直大声疾呼，可爱透顶，难得难得！这等气派才叫是真正的“难得糊涂”啊！我推想，司马迁是《史记》全部定稿才写下这篇中气十足的序言。
中国文化是阴性的，以阴柔达到阳刚——西方是直截了当的阳刚（耶和华、丘比特、宙斯，是西方至高的神，中国人的始祖和保护神，则是女娲、王母娘娘、妈祖、观世音菩萨）——这样子看看，司马迁是古人中最阳刚的，给中国文化史扬眉吐气。
这里不妨稍许谈谈中国历代大人物的自我期许，自我评价——现代话叫做“自我推销”，古话叫做“言志”——统体看，我以为魏晋人士言志最好，好在狂而得体，本身确有那点分量，不肉麻，而能诗意洋溢。
陶渊明，平淡到不在乎说。他非常明白他的诗同代没有读者，倒也心地放宽了。
回头看孔丘。孔丘多重人格，表面一套，心里一套，标榜“君子泰而不骄”，却又熬不住，说出来：
（周文王，姓姬，名昌，为周武王父。殷纣时为西伯，受谗，囚于羑里，其臣散宜生救之。周公，姬旦，武王之弟，成王之叔，成王幼，周公摄政）
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明明指说周文王以后就是他孔丘了。
孟子更是摆明了直讲：“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
再来看看后世文学家如何一个个夸海口。
南朝谢灵运：“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用一斗。”
李白：“梁陈以来，艳薄斯极，沈休文又尚以声律，将复古道，非我而谁欤？”
杜甫：“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
欧阳修说：“吾诗《庐山高》，今人莫能为。唯李太白能之，《明妃曲》后篇，太白不能为，唯杜子美能之。至于前篇，则子美亦不能为，唯吾能之也。”
你们看，就是这样子！可是从儒家到文学家，再到宋代的理学家，越来越不像话了。
陆象山（九渊，与朱熹辩，宋理学有朱陆之别）说：“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事。”
王阳明（字伯安，弘治进士，余姚人，世称姚江学派）说：“人本与天地一般大，只是自小耳。”
再看司马迁那篇序，我奇怪的是，当时竟没人指责他狂妄（细想，有一定有的，但文学性太差，到底留不下来）。
一部《史记》，总算落落大方，丈夫气概。我从小熟读司马迁，读到最近，起了怪想法：
如果司马迁不全持孔丘立场，而用李耳的宇宙观治史，以他的天才，《史记》这才真正伟大。但是再想想，不开心了，因为不可能——中国文化五千年、三千年，论面积和体量，不好和西方比。几乎没有哲学家，没有正式的大自然科学家。诸子百家是热心于王、霸的伦理学家、权术家，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哲学吗？
兵家、法家、杂家，都在权术范畴。
什么是哲学？是思考宇宙，思考人在宇宙的位置，思考生命意义，无功利可言。忠、孝、仁、义、信，则规定人际关系。伦理学在中国，就是人际关系学，纯粹着眼功利。
尼采怀疑此前的所有哲学，后世哲学家无人不在尼采的光照中。中国可悲，出不了尼采，也接受不了尼采。以司马迁的人格、才华，最有条件接受尼采。但他不会抛开儒家。
或曰，时代相距太远，司马迁不可与尼采并论。是的。可是司马迁读过老子，为何不认同、不发挥？如果他能抛开孔丘，足可接受老庄——老庄和尼采通。
魏晋高士倒是和尼采通，因为魏晋人通老庄，行为风格易与西方近代精神通。再一例：鲁迅早年受尼采启示，他的才华品格也合乎尼采，后来半途而废，晚年鲁迅，尼采的影响完全消失。
为什么？儒家思想势力太大。
司马迁不接受老子，鲁迅放弃尼采。司马迁的最高价值是安邦治国，他们不会认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小事，不是大事。
无论什么人物都得有个基本的哲学态度，一个以宇宙为对象的思考基础。以此视所有古往今来的大人物，概莫能外。非自宇宙观开始、以宇宙观结束的大人物，我还没见过。否则，都是小人物。
读《史记》，当司马迁写出人物、忘掉儒家时，是他最精彩的部分。写屈原，以儒家精神写，不佳；写到“鸿门宴”人物，忘了儒家，大好！
古时候不写商人，不写流氓，司马迁才气大，胆魄大，皆入文章，写得出了神，忘了儒家的训诫。以下是我以为司马迁最精彩的篇章：《项羽本纪》、《管晏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刺客列传》、《李将军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