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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既是一个盛产哲学家和思想家的国家，也是一个盛产工程师的国家，同时法国还是一个有着高度民族自豪感的国家，他们对自己的文化、语言、思想、葡萄酒等都有着强烈的迷恋。但就其整体国民性格而言，常常是过于务虚而不甚务实，想得太多，做得太少。更可惜的是，在二战中，号称欧陆第一陆军的法国人将他们在文化上的自恋带到了阵地上，这导致在闪电战之前法军统帅的轻敌和缺乏准备。他们战前花费了太多的时间在相互扯皮，争辩，甚至以不切实际的幻想来逃避战争——有如此众多的先进技术原型车迟迟没能转化为量产型号，恐怕就是对此最好的写照。但不管怎么样，这些原型车的存在至少向我们清晰地指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在1940年，法国拥有当时世界上一流水准的装甲技术储备。当然，有和正确使用是两个概念，况且武器本身并不能说明一切，法国战役的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
英国博文顿坦克博物馆馆藏的索玛S35中型坦克
不过，同样应当看到，这些没有投产的试验型号，作为一种宝贵的技术储备资源，在战后法国军事工业的迅速复兴乃至大国地位的重新确立过程中起到了无可替代的关键作用。要知道，在法兰西的民族传统中一向贯穿着强烈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风格，尽最大的努力维护法国的大国地位并实现法国的“天定命运”。所以自诺曼底登陆后，戴高乐在国防方面就开始奉行“在国防领域内保持法国的独立自主”的指导思想。然而，当1945年战争结束时，法国的社会经济和工业基础却陷入了严重的混乱和衰退之中。由于德国的占领和维希政府的统治，再加上大战后期多次军事行动在法国本土进行，法国经济受到了严重破坏。尚未结束的战争使法国经济遭受的损失高达47930亿旧法郎。全国有100多万公顷的耕地因战火而荒芜，有1/5的房屋被毁坏，牲畜减少了一半，电报、电话及无线电台均不能运转，铁路几乎瘫痪，全国12000台铁路机车仅剩下2800台，3000多座桥梁被摧毁，300多万辆汽车只有30万辆可勉强使用。最重要的是大批工厂被摧毁，战前的军工企业，虽然在被占期间因为德军的订单维持了生产，但也因此成为无数次盟军空袭的目标，再加上德军撤退前又进行了一定的破坏，使这些工厂被收复时大多已是残破不堪。戴高乐为此感叹说：“光明大道已经打开，但法兰西却成了一个破烂摊子”（由于国力衰弱，法国一度被排斥于安排战后世界命运的雅尔塔体系支配核心之外，对战后世界大势的规划无权置喙）。显然，要以这样的一种国家状况马上恢复一流军事装备的研制和生产，仅仅凭借勇气和魄力是远远不够的。于是在这一过程中，以AM40P为代表的战前技术储备的价值便马上凸显了——虽然这些方案能够利用的都是相对过时的技术，难以掩盖在被占领的4年时间里造成的时间断档和技术落差，但它们却使法国的军事科研保持了一种难得的连续性（法国工程师们再一次站到绘图板面前时，多少感到还有些底气），并因此能够在战后的短时间内迅速转化成为生产线上的实物。更何况，通过对这类项目的回顾和技术吸收，法国将收获一批极为宝贵的工程师队伍，而这个收获或许要比这些技术储备本身更“重要”（戴高乐深知，如果现在不着手进行这项工作，不去雇佣这些人，那么流失的将不仅仅是大批的工程师，往日法兰西的大国荣耀更有可能真的一去不复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