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憧憬与隔阂
——难产的“旗舰”

自设计工作展开时，陆地战舰委员会对“大飞象”就有一个明确的定位——“旗舰”。与人们想象中不同，“大飞象”与“小游民”从一开始就是两个并行项目，而且这种行事风格也符合皇家海军的一贯做派。毕竟要打造一支陆上舰队，皇家海军积累了几百年的经验正好可以大派用场——技术或许不够成熟，但舰队的结构却已经了然于胸，没有必要再走弯路，一支舰队从建设伊始就要大小舰只配套齐全。不过，承担主力舰职责的“大飞象”在尺寸和吨位上都与“小游民”相差悬殊，技术难度也自然成比例攀升，这使得“大飞象”遭遇了痛苦的“难产”。

要知道，作为一艘陆地上的“无畏舰”，“大飞象”在陆地战舰委员会的心目中必须是坚甲与利炮的完美结合——装甲钢板至少要有2.54cm厚，不但能够抵挡步、机枪弹的密集射击，防止炮弹破片对乘员的杀伤，甚至还要能够直接抵御德军77mm以下口径速射火炮的直接打击；而在拥有如此重盔厚甲的同时，主炮口径不应低于12.7cm，以确保能够摧毁坚固的永备火力点，并在与敌方前沿轻型炮兵的对射中占据上风。陆地战舰委员会的核心人物之一，服务于帝国防御会议（Committee of Imperial Defense, CID）的皇家海军上校莫里斯·汉克（Maurice Hankey，1877～1963）对这个构想非常赞赏，而“陆地战舰”概念最早的倡导者欧内斯特·斯文顿（此时已晋升为上校）更是宣称，只有具备如此性能的陆上装甲战舰才真正能够在炮兵的配合下通过壕沟障碍向敌人纵深实施突破，并因此对“小游民”在试验中的表现大加指责（1915年9月11日，被称为“崔斯顿机器”的“小游民”初始样车在陆地战舰委员会面前进行了公开展示，可惜由于研发时间过短，很多主次系统都尚未发展成熟，机械结构以及系统整合都未能经受住严格的环境考验，暴露出许多的功能不足以及严重的机构缺陷——不但无法跨越大多数的德军壕沟，薄薄的低碳锅炉钢板更是令人忧心忡忡）。1915年12月26日，欧内斯特·斯文顿上校在提交至陆地战舰委员会的报告中，干脆明确指出用于地面的“主力舰”必须能够抵挡德军77mm野战炮的直接轰击。然而，职业军人们所憧憬的陆地“无畏舰”在工程师们看来却是一场不折不扣的噩梦。

事实上，在1915年和1916年那些狂风暴雨式的年月里，尽管工程师与职业军人们对机械化战争时代的到来达成了一致，但在具体的技术问题上两者的分歧却依旧难以调和。自古以来一直进行的技术人员军事化，以及自18世纪以来军事人员所受的越来越深入的技术教育，并没有消除这种隔阂，两种人员分别服从两种不同的权威：应用科学的权威和非技术性的军事等级制度的权威。技术人员通常不怎么熟悉根据指示所应满足的具体军事需求。对于这类指示，技术人员往往只采取一种形式上服从的态度：他们很了解军事需要的短暂性，因为他们看到每隔几年就要出现新理论和新“战略”，而他们自己取得成果却要经历几十年。而且，技术人员也很少会真正全心全意地尊重上级所制定的那些军事需要，因为在他们眼里，上级对客观可能性缺乏全面的了解。这种矛盾集中到陆地战舰的研发领域就显得十分尖锐了。

一方面，军人们总是试图保护自己免受敌人及其使用的武器的杀伤，但这却必须与他们对机动性的需求保持一种平衡。在古代，随着长弓的发展，防护就需要加强，铠甲越来越重，结果使他们丧失了机动性。这以后，为提高生存能力要求减轻重量和提高机动性而产生的矛盾始终困扰着为军人提供作战装备的技术人员（或是工匠）。而在战斗车辆装甲防护性问题上，类似问题并没有因为机械化动力的出现得到缓解——军人们希望作为陆上舰队的“旗舰”，这种计划中的重型装甲突破机器，要有均衡的周向防护性，这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其中的原因在于当时还没有研制出专门用以攻击装甲车辆的武器。陆地上的战场形势也不完全等同于海洋，因此它们必然会受到从轻到重、各种各样的武器从各种方向、各种角度实施的攻击。然而陆地战舰是战争过程中仓促推出的应急产物，如果要满足这种理想化的防护性能，如何提供适当的发动机就成了一大难题：航空发动机供应严重不足，而民用车辆工业却又不能为坦克提供发动机。“小游民”样车的发动机来自敌国技术便是这种窘境的最好写照（“小游民”所搭载的福斯特-戴姆勒6缸105马力汽油马力，实际上是参与陆地战舰研发小组的民间厂商英国福斯特公司所引进的德国戴姆勒马力技术）。

另一方面，即便技术人员雄心勃勃地造出了这样理想中的陆地“无畏舰”，他们也会痛苦地发现，这种巨大的战争机器将只有有限的直接军事价值，而副作用却在高级别的职业军人眼中不可接受。事实上，这中间不仅存在着一种因无知而产生的障碍，而且存在着一种因目的截然不同而产生的障碍。对技术人员来说，数量本身没有什么价值，他们追求的唯一目标是质量最佳、性能最好的武器。这样的战争机器很难利用现成的零件进行装配，而如果所采用的零件不能在由省工的生产线连接起来的高效率的专用机器、工具、装配架上大批量地廉价生产，那么这种战争机器在购置、维修及使用等方面可以获得规模经济效益的重要属性就已经丧失，追求大规模生产的经济效益就会落空。而这一切所引起的最终效应，自然就是在某些情况下会把数量削减到不符合战争实际需要的水平。但对军事官僚机构来说，为了保持数量，它常常不得不牺牲一种武器可能达到的最佳质量——部队数量减少意味着组织基础的动摇。也正因为如此，在职业军人与技术人员不断的讨价还价中，“大飞象”项目非但没像“小游民”那样迅速从纸面走上试验场，反而在绘图板上几易其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