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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不对古代文论进行现代的阐释，但同时又不能不力求历史本真，不能不寻求古今中外的共同性，不能不坚持民族特性，不难看出，我们遇到了一个两难困境。
“现代学术视野中的中国古代文论”这一课题，属于中国古代文论的“宏观研究”。20世纪的中华古代文论的研究，可以分为历史的、微观的、宏观的三种研究。开始得比较早，成果也比较多，影响比较大的是“历史”研究。这方面的著作很多。陈钟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1927,上海中华书局），方孝岳的《中国文学批评》（1934,上海世界书局），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1934,上海商务印书馆），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1934,北平人文书店）等，是较早出现的古代文论的历史研究。1949年以后，中华古代文论研究的著作数量很多，但影响较大的仍是“批评史”方面的著作，如郭绍虞改写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刘大杰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刘大杰先生去世后，由王运熙、顾易生继续其工作，完成了三卷本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还有敏泽的两卷本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蔡仲翔等主编的五卷本《中国文学理论史》，以及由王运熙、顾易生主编的篇幅浩繁的七卷本《中国文学批评通史》等。此类著作对于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研究，贡献是巨大的，它们不但考订了文论的事实，收集了各代丰富的文论资料，梳理了中国文论的历史流变，也不同程度地对历代不同的文论观点进行了阐释。今后这种模式的研究，无疑还会有新的发展，但是，这种研究模式的缺陷也是显然的。即它们作为一种“历史”呈现，对于保存中华文化之一种的中华古代文论无疑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在如何使中华古代文论通过转化，成为“现代形态”的文论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作用就比较小。当然，在上述“历史”研究的同时，所谓“微观”的研究也很活跃，这表现在对于古代单篇的文论论著、单个文论家、单个文论命题、单个文论范畴、单个文论流派的研究，以及对于某个历史时期文论的研究上面。这类研究就数量而言也不少，并且也都十分注意突显民族的特性。然而无论是历史的研究，还是微观的研究，对于中国古代文论整体的研究与把握，并通过这种整体的把握揭示其具有世界意义的普遍规律，以融合到中国现代文论的体系中，为我们今天所利用，就显得十分缺乏了。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这一领域研究的学人终于认识到除了“历史”的研究和“微观”的研究以外，还必须有“宏观”的研究。这种研究的构想是，中华古代文论的遗产十分丰富，它不仅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而且在揭示文学问题的普遍规律上面，也有独特而深刻的精微的见解。这些见解若能经过现代的阐释和转化，完全可以与西方的文论形成互补互动，为世界文学的发展做出贡献。如有的学者指出：“倘若我们希望古代文论作为一种艺术原理的概括而以其理论威力介入当代文论，那么，我们还必须有意识地开始侧重一种开放性的宏观研究。”
另一学者在谈到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时也说：“研究中国文学史，如果毫不着眼于民族心理素质的发掘、民族审美经验的总结以及在这种审美心灵支配下的民族文学传统发展规律的探讨，而只是停留在一人一事的考订、一字一句的解析上，那是远远不能满足时代对我们的要求的。总之，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宏观的世界，迫切需要我们去从事宏观的研究。”
这两个学者的意见不完全相同，但是他们都主张“宏观”研究，特别在“艺术原理的探讨”和“发展规律的探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就是说，那种微观的一人一事一个观点的考订、解释诚然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在揭示古代文论的民族特性的前提下对普遍规律的探讨，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总结出具有世界意义的普遍规律，才能介入当前的文论建设，也可与世界对话与沟通，从而改变那种西方现代文论“霸占”中国文论的局面。
在上述思想达成了某种共识的条件下，中国文论学界逐渐涌现了一批这类“宏观”研究著作。这类著作的一个共同的理论假设是，除《文心雕龙》这类“体大思精”的少数著作外，中华古代文论的多数著作表面看起来是零散的、经验式的、随感式的、直觉式的、点到即止的，但我们不可看轻这样的形态，实际上它在深层隐含着一个潜在的体系，揭示文学的共同规律。例如，陈良运的《中国诗学体系论》（199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全书分为《言志篇》《缘情篇》《立象篇》和《入神篇》等，作者认为中国古代文论的体系是“发端于‘志’，重在表现内心；演进于‘情’与‘形’，注意了‘感性显现’；‘境界’说的出现与‘神’的加入，使表现内心与感性显现都向高层次、高水平发展。”
作者按照这样的思路，细针密脚，编织得颇为清晰，展现了中国诗学的逻辑体系。又如，在文艺心理学方面，陶东风的《中国古代心理美学六论》（1990,百花文艺出版社）以“虚静论”“空灵论”“言意论”“意境论”“心物论”“发愤论”为思想线索，展开了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审美心理学的阐释，达到了较高的学术质量。季羡林教授曾称赞此书“是一部很值得、很有独特见解的书”，并认为其中“言意论”一篇“贯穿古今，融会中外”
。这类著作已经出版不少，学术质量的高低，就在能不能“贯穿古今、融会中外”这八个字上面。因为宏观的研究，不是就“兴观群怨”谈“兴观群怨”，就“以意逆志”谈“以意逆志”，就“神思”谈“神思”，就“意境”谈“意境”，总之不是“就事论事”，而是要把中国古代文论放置到古今、中外所形成的视界中去考察、去探求、去把握，并从古今对话、中西对话中得出必要的结论，甚至提出新说。目前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所遇到的最大难点就在这里。在宏观的研究中，那种将古今或中外的概念、范畴，加以简单对应、庸俗类比、随意阐释的现象还严重地存在着。更严重的是用西方文论的名词术语随意剪裁中国古代的文论。这样浅陋化的“宏观研究”可以说是毫无意义的，不但辱没了民族的传统，也糟蹋了现代的或西方的文论。在这里，我们不能不对古代文论进行现代的阐释，但同时又不能不力求历史本真，不能不寻求古今中外的共同性，不能不坚持民族特性，不难看出，我们遇到了一个两难困境。
本课题同样面临这样一个两难困境。我们将不得不寻求新的思路、新的学术策略，对目前学界同行所面临的“困境”有所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