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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的“反传统主义”和当代的“传统主义”都以反对平庸、虚伪、俗气、浅薄为旨归，都以人的精神现代化为旨归。“五四”的“反传统”是要以西方的科学与民主，来摆脱古代传统文化那种无生气的、麻木的、僵死的东西，以实现人的精神的现代化；今天我们承继文化传统，是要以传统文化中的人文伦理精神来摆脱现今流行的拜金主义、拜物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其目的也是促进人的精神的现代化。因此，在建设人的精神的现代化上，它们似乎是相同的。
中华古代文论的研究已经被公认为“国学”的重要方面。为什么在经过了“五四”新文化的激烈的反传统运动之后，在经过了改革开放的商业大潮的洗礼之后，在20世纪90年代，在21世纪之初，所谓的“国学”又会热起来呢？这是偶然的吗？是不是如有些人所说的，这不过是某些知识分子“为学术而学术”，以逃避社会喧嚷的无奈的行为？
这里我们认为要谈一谈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中国20世纪90年代的“国学热”之间的联系。
90年代以来，出现了一种呼唤中华古老传统文明的热潮。先秦诸子学派、汉代儒学、魏晋玄学、隋唐达到高峰的佛学、宋明理学、明代心学、清代乾嘉小学等，都被重新拿出来研究。传统的文学艺术及相关理论的研究热潮也有增无减。对中华传统文化评价之高，可以说是空前的。更不用说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的大量印刷和广泛流传。《唐诗鉴赏辞典》《宋词鉴赏辞典》等的发行，可能创造了书籍发行之最。我们手边有一本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唐诗鉴赏辞典》，1985年就发行了80万部，到90年代早就超过百万部。目前一切所谓的畅销书都在它的面前“相形见绌”了。曾经在“五四”时期被列为要打倒的“孔家店”（孔子），在经历了近七十年后，又被尊为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教育家，古代文明的先驱和圣人。一部由中国书店1994年出版的规模达280万字的皇皇巨著《孔子文化大典》，就是为“隆重纪念孔子诞辰2545年”而作的。在此书题为《孔子——永远的人类伟人》的“代序”中赞美说：“孔子作为一位伟大的理想主义者，儒家哲学的开山鼻祖，首创儒家学说体系。他的学说、思想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在哲学、社会学、伦理学、教育学、政治学等诸多人文科学领域内均有独创与建树，其博大思想，符合中华民族的需求，适应了当时的中国国情，形成了传之久远的时代精神。”甚至说：“孔子站在中华民族的前列。‘背着因袭的重担，肩着黑暗的闸门’，使中国奔向新的未来。”耐人寻味的是用当年反孔先锋鲁迅的话来赞美孔子，其美化孔子之“用心”可谓“良苦”。所谓“新儒学”更是不胫而走，成为学术时髦。老子和庄子开创的道家哲学，也成为香馍馍，受到众多学者的青睐。一时间，“国学”又成为显学，连“五四”时期为革命开路的“反传统主义”也受到各种质疑和诘难。林毓生教授那本广为人知的《中国意识的危机》，集中批判了“五四”时期陈独秀、胡适和鲁迅的“反传统主义”，书中说：“这三人在性格、政治和思想倾向方面的差异影响了他们反传统主义的特质。但他们却共同得出了一个相同的基本结论：以全盘否定中国过去为基础的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是现代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的根本前提。因此，对“五四”反传统主义所以激烈到主张中国传统应该予以摒弃的问题，是无法从心理的、政治的或社会学的概念来加以解释的。”
这本书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被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学界引起广泛注意。不少学者沿着这条思路对“五四”的反传统进行这样那样的批评，似乎“五四”反传统精神不行了。当然，也有人不能理解对传统文化的鼓吹和对“五四”反传统的否定，认为这些人又要躲到“故纸堆”里去讨生活，对现实生活采取隔离的态度。争论甚为激烈。这个新的学术景观是怎样出现的呢？是传统文化变了，还是人们的观念变了呢？
就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境遇”来说，它在经过了六七十年代的冷遇后，在80年代“改革开放”后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到了90年代，传统文化似乎迎来又一届“青春”。
应该说传统文化还是传统文化，传统没有变，变化了的是现实生活。在经过了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的初步洗礼之后，现实生活中出现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那就是拜物主义、拜金主义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面“旗帜”。“物”和“金”都不是坏东西，甚至是我们追求的东西，但一旦“物”和“金”成为崇拜的“主义”，社会问题就来了。金钱的威力渗入到生活的各个角落，连我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也无法抗拒市场化的力量。金钱这个“魔鬼”几乎无所不在。打开电视，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都得接受那铺天盖地的各色各样的商品广告，不但在电视广告中，而且在你阅读报纸的时候，在你在大街上散步的时候，在你打开电脑的时候，在你失恋的时候，在一切时候，你都无法拒绝这些东西。现实生活的许多方面都变得俗不可耐，人的浅薄与庸俗也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这样，有点思想的人，还有智者，就不愿拥挤在这条充满俗气、浅薄和庸俗的道路上。他们扭过头看自己祖先所创造的文明，并从那“仁者爱人”的伦理中，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中，从“小人喻于利”“君子喻于义”的教导中，从“天地之性，人为贵”的人文理想中，从“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亲和中，从“民贵君轻”的政治理想中，从“无为无不为”的辩证思想中，从“与天地万物相往来”的自然观中，从风、雅、颂、赋、比、兴的诗性智慧中，看到儒雅而纯正的背影，或看到顺应自然的境界，他们连忙往回走，试图看到背影的正面，去领略那阔大恢宏的中华古典文化的气象、精神、诗情和韵味。于是我们重新发现孔子入世之道，重新发现庄子出世之道，重新发现汉学的古朴之道，重新发现玄学的思辨之道，重新发现盛唐之音，重新发现宋明理学之理……神往古代传统是人们试图摆脱现代社会俗气所做的一种努力。
现代中国人完全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对传统的“眷念”，与“五四”新文化时期对古老传统的批判看似完全不同，实则有相通之处。因为“五四”时期人们看到的是由中华古老传统的惰性、封闭性所产生的俗气和浅薄的一面。中国现代伟大思想家、文学家鲁迅终其一生就是在与传统文化中那些麻木、庸俗、虚伪、落后、俗气、封闭、教条等做殊死的斗争。我们不会忘记他的《狂人日记》，不会忘记其中几乎所有人都熟悉的一段话：“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鲁迅对旧文化的批判的确是十分彻底和全面的。他当年力主对外国的东西采取“拿来主义”，就是要用西方的现代文明来对抗中华古代传统的封闭、落后、虚伪、平庸、俗气等，以使中国人获得生存、发展的机会。
这就是说，“五四”的“反传统主义”和当代的“传统主义”都以反对平庸、虚伪、俗气、浅薄为旨归，都以人的精神现代化为旨归。“五四”的“反传统”是要以西方的科学与民主，来摆脱古代传统文化那种无生气的、麻木的、僵死的东西，以实现人的精神的现代化；今天我们承继文化传统，是要以传统文化中的人文伦理精神来摆脱现今流行的拜金主义、拜物主义和消费主义等，其目的也是促进人的精神的现代化。因此，在建设人的精神的现代化上，它们似乎是相同的。
由此我们不难想到，中华古代文化有两面，有人文、儒雅、智慧、纯朴、自然、超脱的一面，同时又有残忍、愚昧、虚伪、庸俗、封闭、停滞的一面。可以说是精华与糟粕并存。这就要看我们所处的历史文化语境的状况。“五四”新文化革命时期，传统文化的残忍、愚昧、虚伪、庸俗、封闭、停滞妨碍了我们的生存与发展，“反传统主义”占了上风就不足为奇。而现在，当社会转型时期的拜金主义、拜物主义和消费主义等，让平庸、俗气、粗卑的市民主义“污染”了我们的生活，人们想到并推崇中华传统文化的人文、儒雅、智慧、淳朴、自然、和谐和超脱，不也就很自然了吗？
我们还想说的一点是，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传统文化的国家，在历史的每一个重要的关头，都不能不面对这个悠久的文化传统，说它是“负担”也好，说它是“资源”也好，不面对是不可能的。历史的经验已经反复告诉了我们这一点。更重要的是，传统是活着的，它就在我们的身旁。我们“不但要理解过去的过去性，而且还要理解过去的现存性”，传统文化对于我们是一个“同时的存在”，“组成一个同时的局面”（艾略特语）。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这些大诗人就在当代诗人的身边，他们的精神生命没有过去。如何接过他们的燃烧了一二千年的诗歌火炬是我们今人的责任。因此处理好“古”与“今”的关系，无论对于过去还是现在，都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小事。
同样的道理，本课题的确立并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时代向我们提出的要求。一个社会必须建立一种思想的制衡机制，实现思想的“生态良性互动”，才能保持稳定与发展。所以我们这个课题虽对社会现实“无”直接的“用”，但却是“无用之用”，即通过作用于社会心理，营造社会氛围，制衡社会现实中广泛流行的“庸俗”习气，为社会的优良风气的培育尽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