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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道诗学观念的互补性，反映到诗歌创作上，就出现了种种复杂情况。有的诗人身居庙堂之上，却心隐山林之中；有的诗人身寄山林之中，却心在庙堂之上；还有的则以进与退为依据，进时写美刺之作，退时则以写山水诗、田园诗娱乐自己。他们总能在诗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达到某种平衡。
儒家、道家和释家的文学观的确有其对立的方面。事实上，儒家思想是入世的、现实的、积极的、社会性的；道家思想是出世的、超现实的、消极的、个人的。儒家着重人伦道德的匡正，礼教的约束，以道德、功用作为诗歌写作的基本指引；道家着重真性的保存，无为的向往，认为诗应该“妙造自然”，“行乎其所当行，止乎其所不可不止”。儒家的文学观念有一定的限制；道家的诗学思想，则绝不受约束。两者相反而相成，形成中国文学观念的主要特色。
儒家、道家、释家的文学思想也有其相同和互补的一面。这里我们想指出两点。
（一）儒道两家都主张“和”，“和”是儒、道、释三家的交切点
儒家主张在人与人的关系中，“以和为贵”。道家则主张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也要“与天地万物相往来”，与自然保持“和”的关系。为什么儒家和道家都主张“和”或“和而不同”呢？这就与先秦儒家与道家所产生的社会经济状况和时代背景相关。中国虽然有很长的海岸线，但在长达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中国古人迷恋黄河流域，耕作是他们生活的主要来源。这样，绝大部分人口都从事着农业。农业收成的好坏，关系到他们的生活的好坏。对土地的关切，对在这块土地上劳动着的人的关切，如何保护好自然，如何组织好农人，成为那时不同派别的思想家共同思考的核心问题。长期以来，古老的中国把人分为四等，这就是士、农、工、商。士是土地的拥有者，他们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的拥有者，农是在土地上劳作的农民，从“无”中生产出“有”，最值得尊敬。所以古代中国一直存在着“上农”思想，而对仅仅贩运货物的商人，则有诸多不好的看法（《吕氏春秋·上农》篇）。先秦的儒家和道家的原创者，在“上农”这点上是一致的。道家热爱土地，热爱自然，土地和自然是农民立足之本，倘若自然遭到破坏，农民就失去根本。他们的理想是“小国寡民”，有各种器具，但不使用，老百姓看重生命，但不轻易迁移到远方，有舟有车，但不必去乘坐它，有甲兵，但不动用，使老百姓恢复结绳记事，政治达到最善的境地，人民各自饮食而感到甘甜，衣服觉得美丽，习俗舒适安逸，安居乐业，“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这就是道家的“无为而治”。儒家则热爱拥有土地和在这土地上劳作的人，认为拥有土地和在土地上劳作的人，要有好的组织，他们的理想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妻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就是儒家的“五常”。还有一点，就是孔子、老子、庄子、孟子都生活于春秋末期或战国时期，当时出现了“礼崩乐坏”的情况，周王朝的统治力已经衰落，各个诸侯国之间互相征战，人民痛苦不堪，儒家与道家都体会到时代的氛围，都想寻找到解决社会问题和安顿人心的方法，他们的理论都是从同一社会现实所找出的应对之路。他们终于都找到“和”这个基本点。但是道家突出了与自然之“和”，儒家则突出了人伦之“和”。“和”是儒、道两家的交汇点。可以说，无论哪种“和”，都表现了农人在那个社会环境中所抱的愿望与期待。这一交汇点反映到文学观上就表现为以“柔”为贵。儒、道和释三家都主张诗歌要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儒家的“温柔敦厚”和道家的“清新”“真趣”“超脱”，实际上都以“柔”为特点。诗是抒情的，而情发自内心，温柔敦厚、清新、真趣，是指诗人发自内心的感情。温柔的感情对人来说有什么价值呢？感情大体可以分为三种，即热的、温的和冷的。太热的感情，具有刺激人的作用，刺激过分，就有可能变成昏热，昏热就不清醒，就要做出过分的事情来。太冷的感情，则可能变成一种冷漠，使人不易亲近，或者成为一种僵冻的生硬。总之，太热和太冷的感情，都缺少弹性。温柔敦厚、清新、真趣，则具有弹性和吸引力，因此这种感情对人来说是一种精神的家园，人要是没有这种家园，是很难生活下去的。
在唐代诗人中，王维属于道家，杜甫属于儒家，这是大家都公认的。但他们两人都令人亲近，原因是他们有共同点。王维主“和”，他的诗写出了与大自然的亲密关系，使人感到大自然的美好。如：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
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
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
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
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
这些诗给人的感觉是，自然景色中有人在，人的眼中和心中也有自然景色在，人和自然完全交融在一起，人亲近自然，自然也亲近人。这是一种“亲和”的最高境界。真可以说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杜甫也主“和”，他主要是写出了人与人之间的亲情、人情，这不但表现在他的那些描写他自己与亲人、朋友关系的诗上面，也表现在那些反战的诗上面，如也许大家都熟悉的《兵车行》：
车辚辚，马萧萧，
行人弓箭各在腰。
爷娘妻子走相送，
尘埃不见咸阳桥。
这是诗的前四句，可表现出战乱中那种动人肺腑的亲情关系，尽管是分离的痛苦，可这种痛苦的背后是人与人的“和”。更不要说像《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写出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诗句。可以说杜甫写尽了人与人之间的“亲和”的最高境界。由此可见，儒家和道家的诗学思想既是对立的，又是互相沟通的。
（二）儒、道诗学互补的社会心理原因
应该看到，诗学思想上所实现的儒道互补，反映了现实生活中某种社会心理的需要。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士人，其中也包括诗人，一直有在朝与在野的分别。但是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和一些其他原因，在朝还是在野并不是固定的，或者说朝野之间的流动性也不断加大，每个人随时都面临着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不同处境，因而决定其立身处世态度乃至价值观念等的不同选择。而儒道两家分别提供的思想体系及价值取向，恰好足以适应人们在不同境遇中的精神需要，可以维持人们在处境变化中的心理平衡。
冯友兰说：“因为儒家‘游方之内’，显得比道家入世一些；因为道家‘游方之外’，显得比儒家出世一些。这两种趋势彼此对立，但是也互相补充。两者演习着一种力的平衡。这使得中国人对于入世和出世具有良好的平衡感。”
这是中国古人的一种很重要的社会心理，它影响了中国的诗学观念，即在“诗言志”的大纲领下，涵盖丰富的内容，既容纳了“兴、观、群、怨”和“美刺”等儒家观念，也容纳了“游”“虚静”“玩味”等道家的审美观念，这两种观念既互相对立，又互相联系与沟通。
儒、道诗学观念的互补性，反映到诗歌创作上，就出现了种种复杂情况。有的诗人身居庙堂之上，却心隐山林之中；有的诗人身寄山林之中，却心在庙堂之上；还有的则以进与退为依据，进时写美刺之作，退时则以写山水诗、田园诗娱乐自己。他们总能在诗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达到某种平衡，所以中国诗人很少自杀，跟西方绝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