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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儒家的哲学相对立，道家的哲学是自然哲学。道家的“道”是可悟而不可强求的，最好的社会是“无为而治”的社会。与这种哲学相对应，道家的文学观念是面对自然，以自然为本位，所以在他们的眼中，最好的文学作品是“以天合天”的妙悟自然的作品，强调文学要“法自然”。文学是“出世”的，不应有任何目的，文学自身的内部规律就成为关注的中心。
与儒家不同，道家的诗学思想的中心观念不是强调诗歌与社会的联系，而是强调诗歌与自然的联系。为了说明道家的诗学思想，先要简要地说明道家的基本的哲学观念。道家的代表人物是老子和庄子，老庄哲学的基本观念是“道”。什么是老庄心目中的“道”呢？《老子》第四十二章说：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这就是说，世界上的万事万物的现象都是由“道”所生的，“道”是万物所由生的根源。可这种“道”是什么形态的呢？庄子说：
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
这意思是，“道”是真的，是可以验信的，可它自身无作为也无形迹，可以心传，但不可以口授，可以心得，而不可以目见，它自为本，自为根，在没有天地以前，自古就存在，鬼神天地都由它产生，它在太极之上不为高，在六极之下不为低，先天地存在不为久，长于上古不为老。“道”贯古今，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它可以意会，却不可言传。“道”就是这种“莫见其形”“莫见其功”的“物之初”。切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先”，不是时间的概念，而是逻辑的概念。并不是说，先有“道”，在道生万物之后，“道”就消失了。“道”近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规律”，是永久的存在。道家学人从这种“道”的观念出发，认为世界的运转冥冥中有“道”在支配着，一切都要听其自然，顺其自然，就可无为而治。不要人为，人为只会违反自然，违反“道”，最终只能自讨苦吃，把事情弄糟。所以道家的名言是“无为，而无不为”。庄子在《至乐》篇借孔子的嘴，讲了一个故事：“昔者海鸟止于鲁郊，鲁侯御而觞之于庙。奏九韶以为乐，具太牢以为膳。鸟乃眩视忧悲，不敢食一脔，不敢饮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养养鸟也，非以鸟养养鸟也。夫以鸟养养鸟者，宜栖之深林，游之坛陆，浮之江湖，食之鳅鲦，随行列而止，委蛇而处……鱼处水而生，人处水而死，彼必相与异，其好恶故异也。故先圣不一其能，不同其事。”鲁侯以他认为是最崇敬的方式来招待海鸟，其好心不令人感动吗？可海鸟却死了，这是怎么回事？这就是“人为”的结果，没有顺乎自然之道。
在老子和庄子的著作中，严格地说，他们没有谈到文学艺术，甚至可以说，由于他们主张“弃圣绝智”，是反对文学艺术的。可奇怪的是，他们的思想对后代的文学艺术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又是什么缘故呢？这就是由于他们的著作中间接地蕴含着一种以自然为本位的文学观念。在他们看来，既然万事万物都要顺应自然之“道”，那么如果有文学艺术的话，也是自然之“道”的体现。老子提出了“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说法，庄子则提出了“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和“至乐无乐”的说法，集中表现了他们的文学艺术观念。“大音希声”并不是说没有声音，而是说“大音”对我们来讲是听不到的，因为最完美的音乐就是“道”本身，“道”作为一种形而上的存在是我们的感觉无法接近的。对“大象无形”“至乐无乐”也要做如是解。所谓“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是说天地之“道”是美之最，但它作为“物之初”是“无言”的，因此我们也就看不见、听不见。我们感觉到的只是现象界，可真正的诗和美是在本体界。我们唯有“法自然”，妙悟自然之道，才能接近本体界，也才能达到诗和美的境界。老庄的以自然为本位的文学艺术观念，给后代的文艺家以无穷的启发。比如，他们的“天乐”“应之自然”等思想，使后代的许多诗人在创作中崇尚自然本色，厌恶人工雕琢；“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和“至乐无乐”等思想，使后代的文学艺术家特别讲究艺术上的“虚”与“实”的关系；“得意忘言”“言不尽意”等思想，启发后代的诗人特别重视言外之意、象外之象、弦外之音、画外之意等含蓄蕴藉的艺术追求。在一定意义上说，道家的文学观念比儒家的诗学观念影响还大，这是因为儒家主要是从诗歌的外部规律产生影响，而道家则从诗歌的内部规律上产生影响。
如前所述，从严格的意义上说，道家并未直接谈到文学艺术，那么为什么他们在中国的文学和文论发展史上反而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呢？这里有两个原因。
其一，庄子所追求的“道”与“体道”的过程，与一个文学家、艺术家所呈现的精神的状态，即那种超越直接功利的精神、忘我的精神、神会的精神，在本质上是完全相同的。所不同的是，诗人与艺术家由此贡献出诗歌和艺术作品，而庄子由此实现了艺术化的人生。徐复观说得很好：“从此一理论（指“道”）的间架和内容说，可以说‘道’之与艺术，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但是，若不顺着他们的思辨地形而上的路数去看，而只从他们由修养的工夫所达到的人生境界去看，则他们所用的工夫，乃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的修养工夫；他们由工夫所达到的人生境界，本无心于艺术，却不期然地会归于今日之所谓艺术精神之上，也可以这样的说，当庄子从观念上去描述他之所谓道，而我们也只从观念上去加以把握时，这道便是思辨地形而上的性格。但当庄子把他作人生的体验而加以陈述，我们应对于这种人生体验而得到了悟时，这便是彻头彻尾的艺术精神。”
的确是这样，当我们把庄子的“体道”过程，不作为观念的过程来把握，而把它当作人的某种具体的劳动过程来把握的话，那么，“体道”的艺术精神就更凸显出来了。其实，庄子自己就常通过一些例子，把他“体道”过程具体化。例如，大家十分熟悉的“庖丁解牛”的故事，就很精当地说明了这一点：
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响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殷汤乐名）之舞，乃中经首之会。文惠君曰：“嘻，善哉，技盖至此乎？”
庖丁释刀对曰：“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窾，因其固然，技经肯綮之未尝，而况大軱乎，良庖岁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虽然，每至于族，吾见其难为，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善刀而藏之。
这是一个常讲常新的例子。对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从几个层面来理解。第一层，庖丁的确是在从事着日常劳动——宰牛，这是一门技术性的工作，但在庖丁这里又不是纯技术，而是一个“体道”的过程，所以他说“臣所好者道也”。第二层，这个非纯技术的体道过程中，“未常见全牛”，这意思是说在这劳动过程中主体与客体的对立消解了，也就是心与物的界限消失了，心在物中，物在心中，物我交会。第三层，在这过程中，庖丁达到“以神遇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人的手与心的距离也消失了，技术手段对心已经不能束缚，人的心灵处于无障碍的自由状态，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精神解放。第四层，当这个过程告一段落，庖丁“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这就表明他不仅得到了精神的自由，而且获得了一种享受，一种审美的享受。这四个层面表明了，具体的劳动过程，这是一种精神创造（“体道”），这是心物对立的消解（“未常见全牛”），这是一种精神的自由（“以神遇不以目视”），这是一种审美的、诗意的享受（“踌躇满志”）。这样一种心物对立消解的、具有精神自由和审美享受的精神创造，与真正的文学艺术的创造，可以说是毫无二致的。
其二，的确，《庄子》一书中并没有正面谈到文学问题，可是，他们的思想却跟后代的文学与文论发生了相当密切的关系。这看起来是很奇怪的，其实并不奇怪。原来庄子是把“道”和工匠的“艺”平等对待的，他体会到道的神秘性，再利用比较具体的艺，来说明抽象的道，于是论道而通于艺，而后来的文论就根据这一点来加以延伸和发挥。庄子的书中有许多寓言，如梓庆削木为鐻的故事，说有个叫庆的木工，削木为鐻（一种乐器），鐻做成了，看见的人都叫绝，说是鬼斧神工，鲁侯见了问道：你是用什么技术做成的呢？庆回答说：我是个工人，哪里有什么技术，不过我有一点体会。我将要做鐻的时候，不敢耗费精神，一定要斋戒来使心安定下来。斋戒三天，不敢怀着庆赏爵禄的心理，斋戒五天，不敢怀着毁誉巧拙的心理，斋戒七天，我连四肢形体也感觉不到了。在此时，我忘记了朝廷，一心想技巧，一切外来的干扰都消失，然后我进入山林，观察树木的质地，如果看到形态极合意的，我眼前就似乎看到了做成了的鐻，然后加以施工。木工庆把这个过程叫作“以天合天”。
所谓“以天合天”，就是以“我”的自然去合物的自然。高级木工的劳动与文学家的创造是相通的。文学创作也要“以天合天”，即文学作为主体，要保持本真和童心（人的自然）去对应作为客体的生活的本真状态（物的自然），主体和客体之间相互契合，文学创作就进入极境。此外像“佝偻者承蜩”等寓言对作家和艺术家都有极大的启发。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到，儒家的哲学是社会哲学，它的理想是要把社会组织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合乎“礼”的世界。与这种哲学相对应，儒家的文学观念是面向社会的，以社会为本位，所以诗歌要“思无邪”，要“发乎情止乎礼义”，十分重视诗歌与社会的关系，强调“人为”的调控。这样一来，文学是“入世”的，目的性也就特别强，文学的外部规律就成为关注的中心。与儒家相对立，道家的哲学是自然哲学，它的理想是人人事事时时处处都要合乎“道”，而“道”是可悟而不可强求的，最好的社会是“无为而治”的社会。与这种哲学相对应，道家的文学观念是面对自然，以自然为本位，所以在他们的眼中，最好的文学作品是“以天合天”的妙悟自然的作品，强调文学要“法自然”，反对“人为”。这样一来，文学是“出世”的，就不应有任何目的，诗歌自身的内部规律就成为关注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