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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期，美国总统罗斯福，针对灭绝人性的法西斯主义，提出“四大自由”的口号，即“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我国的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对此作了补充，他说：“我们不能只拥有‘四大自由’，还有第五自由，比其他四项都显得伟大，没有它，我们能有‘四大自由’？这就是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这是促使晏阳初投身于教育的最重要的信念，他相信只有教育才能提供这种自由。我十分钦佩晏阳初先生对于教育的献身精神，但同时又感觉到他未免太乐观了，教育真的或者一定能使人拥有“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吗？
自古以来就有伴随着“愚民政策”的“愚民教育”，在这种教育体制下，很难说受过教育的人民是更有知、更聪明，还是更无知、更愚蠢了。
历史上存在两种目的的教育：一是以培养有知者为目的的教育；二是以培养无知者为目的的教育。前者是为众多教育者承认的教育；后者则是心照不宣的教育，它的秘诀是：悄悄地、不知不觉地把人变成无知者，那无知者却还在为自己的“学而有成”而自鸣得意，这样想，还是乐观了一些，因为即使是以培养有知者为目的的教育，也不能保证培养出来的一定是有知者。库萨有一本书名叫《论有学识的无知》，我找不出比这更准确的说法。
不过，我并不想在这里纠缠于“有知”还是“无知”，至少我不敢说自己是一个“有知者”。苏格拉底一生都说自己很无知，和他老人家相比，我算什么呢？
我所感兴趣的是另一个问题：在什么情况下，教育给予人以自由，或者说是对人的解放？在何种情况下，教育束缚了人，规训或者说奴役了人，因而成了人类创造的种种规训手段中的一种？前者早已被教育理想主义者尽情讴歌了，但后者似乎被人们秘而不宣，它是隔在教育与生涯管家间的一层薄而坚韧的窗纸。
据说希特勒很重视教育。他在1937年5月1日的一次谈话中曾经强调，纳粹革命的根本问题“不是夺取政权，而是教育人”。他理想的教育目标是培养出“具有强烈主动性、主人气概和残忍的青年”，他们不应是花朵，而是野兽——目光里充满了骄傲的神色和猛兽般的狂野，使全世界在这些青年面前骇得倒退。
希特勒并不希望教育出来的人在智育上有多发达，他认为一个人知识水平越高，在事业上的成就越小，只受过普通教育，但体格健全、性格坚强、富于自信心和意志力的国民，要比学识深湛但体质虚弱者对民众共同体更有价值。大多数科学家在他眼里成了渺小的、虚弱的但不值得可怜的动物。按照一位纳粹骨干的说法：“一个科学家以一生发现一个细菌而自夸自得，而一个清道夫一扫帚就能把一千个细菌扫出水沟！”
当然，希特勒毕竟还有些文化，所以他没有派清道夫，而是派了一名健壮的兽医去担任著名的柏林大学的校长，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冲锋队队员。这位兽医校长上任后，下令在柏林大学开设25门种族学方面的课程和26门同兽医有关的课程。所有的课程、教学手段和方法都被强制性地一体化了，或者说被奴役化了。
学生们热情高涨地参加了纳粹方面发起的清洗运动。他们按照纳粹的政治观点，对教师进行监督，对所谓具有“非德意志精神”的教师进行诬告、诽谤和肉体上的摧残，毁坏其名誉，在其讲课时起哄捣乱，直到把教师从讲台上硬拽下来。那个时代的德国学生都对“打手”这样的角色渴望不已，已经当上打手的，则深感荣幸，神圣之感油然而生。那个时代的德国教育就是纳粹教育，是培养奴役者和受奴役者的教育。
教师们也成为这种教育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几乎在一夜之间成立的“民族社会主义教师联盟”在章程中规定：“有责任按照民族社会主义的理论对全体教师实行思想上和政治上的一体化。”加入该联盟是保住教职的重要前提。为了“改造”教师的政治思想，或者说，为了教育教师，成立了一个叫做“教师营”的机构，当时的德国有近三分之二的教师在里面受过“教育”。教师营的训练科目和内容以消灭教师的个性为目的，强调提高教师的纪律和身体素质。那里的教育者强迫50岁以下的教师，同学生一样越野跑、足球还有拳击。昔日的学生们坐在台下，带着嘲弄的目光观看着、评点着老师们的拳击表演。
这种教育下出来的教师，将以同样的模式继续从事教育。他们无法选择，也不能选择。作为受教育者的学生也同样如此，没有选择，就没有自由。
同样的例证也发生在日本。素有以争当天皇奴仆为荣的日本教育，与铁血式的纳粹德国相比，多了些诗意和浪漫。在小学一二年级的教科书中，就充斥着有关武力和扩张的神话传说和故事，如占领“满洲”和建立“东亚共荣圈”的故事，还有各种“打仗游戏”“哥哥上战场”等散文、诗歌。当时流行的教育观念是：“学校是后营，学友是战友。”同德国一样，这种教育培养出来的是一批作为精英的职业奴役者——以奴役他人和他国为职业与歙珠人。而且，这些奴役者本身同时又是受奴役者，他们丧失了主宰自己理性和良知的权利，湮没了自己的个性，他们只是教育体制这部庞大机器的千篇一律的噪声。教育奴役了他们，他们也奴役了教育，使教育失去了纯真自然的本性。
教育的奴役性并不仅仅体现在法西斯教育中，它几乎可以体现在任何一种教育模式中，只要教育者无视受教育者作为人的权利和尊严，强制性地要求受教育者按照自己的思想、观点和情感去学习、生活和思想，强制性地把不同的学生统一在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模式之中，不允许学生有任何反抗，否则，就将遭受惩罚或处于难以言说的恐惧之中。因此，任何一个把自己的孩子视为私人财产而可以任加处置的父亲或母亲，任何一个把学生视为自己手中的一架木偶式机器的教师，都有可能在成为教育者的同时，也成为一个奴役者。
但是，在教育者与奴役者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界限。在洛克看来，受教育者对教育者的尊崇、敬仰、感恩和帮助是一回事，要求一种绝对的服从是另一回事。教育者对受教育者的管辖权不仅是暂时的，而且是有限的，它的临界点在于“选择权”，即受教育者是否能在遵循自身理性的基础上，自由地选择何时受教育、受何种教育以及受谁的教育的权利。如果没有，教育就同于奴役。
因此，当一个人笑容满面地对我说“我来教育教育你”时，我将保持足够的警惕，因为他可能实际上是在说“我来规训规训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