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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出场的历史语境来看，造成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异质性话语与视域断裂的根源，不应当仅仅在各自或彼此的思想本身去寻找，如意识形态尺度的差异、文化差异、长期思想禁锢与封闭等。作为相互差异的研究视域和出场形态，一个更深刻的原因是：它们是资本全球化造就的空间分裂语境的思想产物。
资本全球化是马克思当年思想出场的语境。现在的问题是：资本全球化不仅是一种历史存在，而且是一种空间存在。也就是说，资本全球化的历史生成是在“历史”向“世界历史”空间扩展中实现的，是资本在全球扩张的空间样态。如果说，资本全球化是马克思思想出场的空间语境，那么，马克思主义则成为对这一空间生产的资本化世界总体性批判的思想产物。对资本全球化的反思批判是打开马克思主义思想大门的“世界历史性”钥匙。没有对资本全球化空间结构的批判，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在这一意义上，我同意英国学者哈维的观点：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历史唯物主义，而且是历史—地理（空间）的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也是资本全球化空间拓展的思想效应。马克思主义是打开资本全球化空间本质的思想钥匙。这不仅因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彻底批判性揭开资本全球化的真正秘密，创造“新世界观”，而且也因为资本全球化的空间分裂和当代转换造成了全球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方分裂。因此，尽管有卢森堡、布哈林、列宁、多斯桑多斯、弗兰克、沃勒斯坦和哈维等人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深度研究了资本全球化问题，形成了关于资本全球化空间分裂的理论，但是，这一研究却很少自我指涉，没有与全球马克思主义的分裂对应考察。因此，当今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如何科学分析资本全球化过程与全球马克思主义分裂的关系？
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领域。对此，中央编译局、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黑龙江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对话等都在国内产生主流学术影响。中国学者视域中的国外马克思主义，都在资本全球化的另一极空间语境中，展开着对当代资本创新逻辑造就的最新历史场景的深刻批判。同时，对处在资本全球化东方空间的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却有着种种的不理解甚至误解。
哈贝马斯说过：“马克思主义在过去始终是一条通向未来的道路。”
但是，东西方马克思主义行走在不同道路的不同阶段上。他们彼此时而对望，时而对话，时而对攻，但是始终站在各自的立场而难以弥合既往的鸿沟。这也不奇怪。在马克思时代，资本全球化造就的东西方场景结构原初就存在着巨大差异和对立。落后的东方从属于发达的西方，西方具有经济、军事、政治、文化等一切霸权。《共产党宣言》就明确揭示了这一历史场景：资产阶级“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西方是资本全球化的中心，而东方是边缘。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几个帝国主义之间爆发时，帝国主义政治经济链条最薄弱环节却不在发达的西方而在东方俄国出现。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成功地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相应革命却屡遭失败。反思东西方国情的差别和总结革命失败的教训，占据了第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葛兰西等人的头脑。《历史与阶级意识》《实践哲学》《狱中札记》反复表达的一个主要观点，就是与集权的东方国家不同，发达的西方国家有两道战壕，即国家和市民社会，而后者又有着经济和文化的巨大优势。东方革命只要夺取国家政权就获得一切，而西方打破国家政权后还要面对更加强大的市民社会的反抗。在市民社会中，发达的西方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实践自觉正在被资本异化的生活制度所消解。因此，沿着这一逻辑，以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等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重新思考西方发达的工业国家中市民社会、日常生活和文化与无产阶级被一体化而丧失阶级反抗意志的状况，针对资本主义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的弥漫性存在和秩序化，进而呼唤总体拒绝、文化批判，以拯救革命意识。文化成为支配社会、决定革命是否发生的主导因素。有机知识分子成为文化革命的主体力量。而这一切，虽然与资本全球化的西方相隔万里的另一极空间中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有某种历史性契合，但是，主要内容却在一个时期内并不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所了解。只有改革开放、国门打开，大批相关著作被译介到国内，学界才对之逐步有了深度了解。
从20世纪80年代围绕早期马克思思想研究陆续译介西方马克思主义人物、著作和思想开始，到90年代集中译介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到21世纪初集中译介后马克思主义著作，从此，解读、研究、对话西方马克思主义，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重要推动力。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日益增多，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被邀请到中国讲学交流，中国学者周游列国访问交流，频繁举办各种跨国学术会议，双向翻译出版各自的著作，东西方马克思主义才不断在视域上有了越来越多的沟通和彼此理解。冠之以“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的多卷本著作，国内就先后出版过10余种。其中，较为著名的有南京大学出版社的“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后马克思思潮系列”丛书、复旦大学出版社“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国外思潮译丛”、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国外马克思学译丛”、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的“当今社会与政治思想译丛”、江苏人民出版社的“21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等。大学、研究机构和出版社联手，大量翻译出版国外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加上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等定期出版的书刊，已经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前沿的一大学术景观。无论是经典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人物如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胡克、科拉科夫斯基、阿尔都塞、柯亨、列斐伏尔、梅洛-庞蒂、科莱蒂，或是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和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德勒兹、詹姆逊、高兹、奥康纳、福斯特，还是后马克思主义的拉克劳和墨菲、哈贝马斯、霍耐特、吉登斯、大卫·哈维、德里达、齐泽克、鲍德里亚，以及汤普森等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多斯桑多斯、阿明等拉美新马克思主义，广松涉、望月清司等日本战后马克思主义，南澳新马克思主义甚至美国新鲜出炉的克莱顿的有机马克思主义，等等，译介的著作和评论应有尽有。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由于译介的学术问题的前沿性和理论境界的高水平，强烈刺激着、推动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使他们具有了世界眼光，开拓了新研究领域，创新自己的理论话语，提升理论水平。各种对应领域的相继开展，如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包括后殖民文化批判）、空间生产、金融资本全球化、经济哲学、政治哲学（含全球治理的正义性）等领域研究，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创新呈现极大的繁荣。随着国外马克思主义学科的建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建立起了一批较为稳定的研究平台和多个较为专业的研究团队。对话渠道也日益通畅。当然，许多研究还是单向传播而非实质性的对话。即便是展开中外学者的对话，也大多是围绕国外学者思想的理解而展开的，很少是平等的对话，或者是围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而展开的对话。当然，阿明、哈贝马斯、福斯特和克莱顿是例外。他们在中国学术访问时都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做过较为系统的评价。福斯特和J。B。柯布甚至惊人地预言“世界生态文明的希望在中国”。
追问国外马克思主义出场的根源，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大任务。其实，这不难理解。资本全球化另一极空间中的历史场景，是发达资本主义资本创新逻辑的历史表现。马克思当年资本批判的思想出场语境是以工业资本为主导的资本全球化。这一资本逻辑由于本性矛盾一再遭遇马克思所指认的危机，迫使这一资本形态历史地退场。因而，以工业资本为主导的资本形态只有两个选择：一是如大卫·哈维所说的空间转移，“资本主义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危机，危机只能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
，二是实现资本创新。资本创新包括资本、生产、管理、销售、市场等要素的创新和资本主导结构和形态的创新，如金融资本取代工业资本的主导地位。摆脱危机、获取更大利润的冲动使资本创新逻辑深化到社会各个要素，甚至将人力、知识、社会关系、文化、生态等一切可能的要素资本化。关于资本创新逻辑我们稍后会详细分析。但是资本创新造就的历史场景是高于或先于后发达的中国，造就了完全不同于中国的历史场景。正如哈贝马斯访问中国时所说，在富有的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OECD）的社会和那些在加速的现代化过程中进行急剧飞跃的国家（中国也在内）之间，于发展水平上存在着一种强烈的落差。我们离一种公正的世界经济秩序还很远。
后工业资本化在一次又一次创新中，通过“知识资本—制造业”在全球的分工布展，使资本全球化的两端空间进一步两极化。
资本在全球化的另一极空间中造就的历史场景是真实的历史场域的颠倒表现和空间再造。它将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拜物教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资本主义生产相对过剩条件下消费取代生产和再生产成为引导，于是造成了消费社会的历史场景。消费依靠品牌，而品牌则是一种符号。符号的消费和生产，使人们对符号顶礼膜拜，成为鲍德里亚推出“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德波阐释“景观社会”的原因。符号是文化的因素，因此符号政治经济学本质上又是文化的支配，因此，文化成为弥漫性的消费社会的符号体系，能指和所指双重地再结构化为当代资本全球化的社会。因此，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包括文化批判和市民社会批判的法兰克福学派，做消费社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后马克思主义者鲍德里亚等人，以及文化政治批判的詹姆逊等人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都是在这一历史场景下对资本进行批判的理论。尽管这些批判有些是直观地针对历史场景本身而没有针对更本质的历史场域，因而陷入了资本当代拜物教的窠臼，但是他们的资本批判的初衷和时代感却是毋庸置疑，值得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的高度重视。
资本的空间生产需要“空间再造”，不断扩大生产与交往，经过城镇化和世界历史性过程，最终造就了全球资本主义的空间样态。资本全球化一方面造就统一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另一方面在造就全球分裂：东方与西方，发达与不发达。全球“二元世界体系”不仅是生产资料、利润、贸易、空间资源等物质资料的不平等分配与两极结构，也是思想文化的两极化。旧全球化是工业资本对劳动的世界统治，那么，新全球化则是资本知识化对工业制造和劳动的世界统治。新全球化是全球马克思主义当代出场语境。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缔造的第一、第二、第三国际曾经在打破旧全球化时代工业无产阶级的全球分裂格局、促使阶级联合上起过重要作用，那么，新全球化时代使一度在工业化基础上联合起来的全球无产者再度陷入分裂。知识劳动与工业劳动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劳动者之间存在着竞争关系。这一全球分裂是资本全球化的必然结果。相反，全球资本却在高度联合：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后，“神圣同盟”在企图“埋葬马克思”方面高度一体化。与全球分裂的劳动者状况一样，资本全球化也在造就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分裂。虽然全球马克思主义“共同在场”，但是却分别面对资本全球化造就的空间分裂的国情，差异化的言说语境，因而各说各话、自说自话，理论旨趣和话语形态大相径庭。因此，超越这一分裂，需要我们既从各自的空间语境出发去本土化地言说马克思主义（如“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更要从整体的资本全球化批判的空间视域去探索全球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性。“我们”需要思想的联合。
其实，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站在资本全球化的两端——发达与不发达立场，面对的是同一个资本全球化的现实。他们各自所做的批判性解读，虽然出自发达和不发达两种不同的国情和境遇，然而他们批判的对象在根本上是同一的：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造就的发达与不发达“二元世界体系”的存在依赖于“二元”支撑，其中任何一个支柱的毁灭都必然意味着对这一空间体系的颠覆。来自东方马克思主义的探索根本上也就是对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的支持，反之亦然。因此，他们从发达与不发达各自角度对同一资本全球化对象的批判，就形成了互动与联合的效应。这就是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统一的历史基础。
东西方马克思主义需要在深度对话中探索一条统一之路。对话是在全球化结构的“空间间距”——学术思想在地理学意义上出场的差异——中实现的。在相互差异和分离而又被全球化紧密结合的空间上，在彼此有别而又不断交往的异质性解读主体和实践（民族）主体之间，产生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差异，由于出场的空间语境和路径的差异而造成了形态差异，因而就有对话的必要。中心—半边缘—边缘的思想互动，造成中心序列的马克思主义演进的逻辑和边缘序列马克思主义演进的逻辑。两个逻辑在不同空间语境中繁衍，彼此之间也在不断对话。全球化与本土化两个对话维度因而就有了深刻而积极的意义。如果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和实践结合的产物，那么，本土的马克思主义在对话中也必然可以“全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