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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超越学界关于“改变世界”的双重向度理解上的对立而达到统一，必须回答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第一，从其本性上说，马克思关于“改变世界”的实践界说本身是否包括了双重向度？第二，在实践的历史主题与中心任务转换之后，马克思新世界观是否需要及如何转换功能向度？这实际上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讨论出场学的双线关系：改变世界的实践功能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向度的关系问题。
赞成实践主题转变与功能向度同步转变的学说被称为“同步双转”论（以下简称“双转论”）。“双转论”突出地强调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代化、实践化特征，首先源于马克思主义“改变世界”的宗旨意识。马克思经常将“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作为理论的掘进逻辑。毛泽东同志也将“推翻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的历史使命归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任务。一个实践时期的确有一个中心、重心，或者说矛盾的主要方面。事物的性质是由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在革命战争年代，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的主要任务是推翻一个旧世界，因此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革命的逻辑”就理所应当了。并不因为辩证法有两重向度就必须强调革命与建设向度同在，革命逻辑和建设逻辑同举。同样，在建设、改革、发展新时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要任务是“研究现代化中的建设逻辑”
，用创新的理论，特别是科学发展观的逻辑来指导新的实践，成为建设逻辑、发展逻辑，不必说既是建设逻辑又是革命逻辑。今天，作为执政党和领导核心，我们党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态度就是建设和维护，而不是革命和推翻。这是任何一个执政党都普遍持有的理论态度。
建设和维护的态度决定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域和理论向度。治理、规范、秩序、法治、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和谐社会等维护性、建设性向度的范畴和命题日益成为今日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话语。“生理学”研究取代了“否定性辩证法”的“病理学”解剖。“和合思维”取代了“斗争哲学”。我们今天需要的是系统研制社会规治体系，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政治体系到社会体系、文化体系和生态体系。建设向度和规范向度的马克思主义，成为新发展观而不是革命观，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场的主要形态。在这一理论视域引领下，规范经济学、规范政治学、规范社会学、规范伦理学等都应运而生。
“双转论”主张规范思维与马克思历史观的历史性、批判性思维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向度上的差异。对此，“双转论”者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经把辩证法的观世态度解释为“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但是，反过来，也可以将辩证法的态度同样定义为：在对现存事物否定的理解当中包含着肯定的理解，即只要它的存在根本条件没有消失，那么其存在就是必然的现实。恩格斯说过：辩证法也有“保守方面”，指的就是这一含义。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时期相对长（至少百年以上）、性质相对稳定的历史阶段，而我们的理论和实践使命是维护和建设这一社会，需要有规范的理论和制度，思想和行动。这一规范理论和实践是维护好、发展好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需要。
“双转论”敏锐地抓住了马克思主义实践本性，突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主要使命，刻画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主要出场形态，应当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和理论服务的责任意识。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打开了一扇时代化的大门，确立了一个总的向度，对促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界重心整体转向，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如何立足于“以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开展创新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启迪意义。
质疑“双转论”的学者主要认为：我们还不能否认“国内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还存在”这一基本事实，国际上西方敌对势力用“西化”“分化”亡我之心和颠覆危险始终存在，因此“革命逻辑”始终不能丢。言“人民民主专政”并不输理。因此，马克思的辩证法的双向功能，特别是革命的批判的向度不可或缺。
质疑“双转论”的学者从国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对现代性的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批判中受到启发。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对现代化资本主义发达工业社会中革命向度的缺失将是资本主义社会造就的物质异化的一体化社会。其实，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也存在着大量的矛盾和冲突。我们需要解决的冲突如人与自然、人与人、阶级与阶级、阶层与阶层、中国与西方，等等，都需要否定的、批判的反思向度。和谐社会的建设必须是在一定的斗争中实现的。“为和而和”则不得和。
笔者认为，就其本质来看，马克思主义“改变世界”的实践功能从来都是双重向度的统一：批判向度与建设向度同在，否定功能与肯定功能共存。马克思主义实践功能的双重向度根源于其倡导的“改变世界”的实践品格。当马克思宣称“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时，就科学阐述了作为“改变世界”的实践的双重向度：任何实践都是在对象化过程中否定了对象的“自在存在”，而使之转变成“为我的存在”。因此，在改变世界的感性活动基础上，马克思的实践辩证法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从过程性和暂时性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肯定的理解”必然包含在辩证的“否定的理解”之中，共同构成“按其本质来说”“批判的革命的”实践辩证法。马克思从改变世界的实践出发，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对事物肯定的理解中包含否定的理解、必然灭亡的理解，或者反过来说，对事物否定的理解、必然灭亡的理解中包括了肯定的理解，即“一切事物相对于自己存在条件而言具有暂时的合理性”的理解，这都表达了一个意思：马克思倡言的“改变世界”的实践功能始终包括了双重向度，即“批判—否定”向度与“肯定—建设”向度。无论在革命时期还是在建设、改革、发展时期，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功能始终都包括肯定向度与否定向度、建设功能与批判功能、斗争性与统一性。舍去任何一方，就在本质上阉割了马克思主义的灵魂。
那么，当时代主题、中心任务转换之后，马克思主义“改变世界”的实践功能在当代是否只有“建设向度”而没有批判的、革命的向度？当马克思主义成为“建设逻辑”“发展逻辑”，而不是“革命逻辑”时，辩证法的否定性向度是否就不复存在？或者相反，马克思的改变世界的实践辩证法本性从来就不存在“建设向度”，而只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笔者认为：两种对立思维主张“单向度”的原因之一，就是混淆了马克思新世界观实践功能的两个向度与主题转换之间的差别。应当将改变世界的功能向度与实践主题和中心任务两者相对分开。马克思“批判的革命的”改造世界的辩证法本身始终包括了双重向度，但是这双重向度的具体内容和主次关系是随着改造世界的主题、实践对象的性质和中心任务的转变而转变的。就是说，随着马克思主义改变世界的出场路径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实践功能中的双重向度的具体所指、主次关系发生相应变化，马克思主义出场形态也相应发生变化。
所谓时代主题就是事物的主要矛盾的集中表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阶段，马克思主义面临的时代主题是变化的和转换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和战争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主题和中心任务，因此，双重向度的具体内容就是通过“摧毁旧世界（推翻三座大山、改造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来“建立新世界（新中国）”。“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因此，在主题的意义上，指称马克思主义为“革命的逻辑”是完全正确的。与此对应，在建设、改革和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党的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历史地转变为经济建设，发展取代革命成为执政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因此，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就成为“发展的逻辑”或者“发展哲学”，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就成为引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精神共识规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出场形态。但是，这并不表明马克思主义“批判的革命的”向度的退场。相反，批判的、革命的向度始终是我们进行改革、发展、和谐社会建设实践的前提。如果没有对一切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僵化体制的批判性否定，就不可能有改革；没有对一切发展目标和方向的批判性考察，就不可能有科学发展观；没有对一切社会矛盾的否定性审视，就不可能提出“和谐社会”。发展哲学、建设哲学本身就包括了批判的、革命的向度。在资本全球化的当代世界，资本依然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同时也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批判地考察资本与社会的关系，不仅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而且在整个资本全球化范围内都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最大主题。处理这一矛盾不仅需要“同一性”，而且需要哲学意义上的“斗争性”，还需要革命的、批判的眼光。如果缺乏一种批判、革命的视域，就不可能真正坚持和谐社会建设。当今的马克思主义无论怎样根据时代主题的变化来调整自己的出场形态，无论改变世界的侧重点和主要向度怎样变化，都不表明马克思主义改变世界的双重向度就有所偏失。因此，马克思的“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始终是正确的命题。
进一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应当坚守辩证的“双重向度”来审慎地思考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逻辑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直面矛盾，推动发展。
绿色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要求本身就是对中国发展中的人与自然矛盾日益尖锐化、凸显化的一种积极回应。在我们的发展中人与自然之间不可能不存在矛盾。阶段性的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三高一低（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价劳力）”模式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尖锐对立，以水污染、土壤污染和雾霾为标志的生态破坏恶果表明生态环境作为人的自然生态前提已经遭遇严重损害，表明这一发展模式不可持续。其中，资本逐利而导致的环境资源破坏成为主要推手。单纯的GDP至上的片面发展观本质上不仅立场偏离人民本位，在发展视域上也因为缺乏“反思批判向度”而适得其反。因此，要实现科学发展、绿色发展，必须要有“否定的向度”“批判的向度”，对以往暴露的矛盾、问题的根源加以批判地分析，对未来可能继续发生或新出现的问题加以预判，对未来走绿色发展之路的基本制度保障，作为基本动力机制的创新发展，作为主要支撑的协调、开放和共享发展，做出科学分析和把握。
我们在全面深化改革中需要不断深化革除旧的体制机制障碍。邓小平同志说过：改革也是一场深刻的革命。深刻的革命必须要遵循特殊的“中国当代革命的逻辑”，需要革命的思维、批判的思维、否定的向度。当然，这一思维与革命战争年代不同，它着眼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自主更新和自我完善。
在复杂现代性条件下的中国道路本身就充满矛盾。现代性不等于“至善”，其本身就充满矛盾。我们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逐步向基本现代化迈进的过程中，必须要清醒地意识到现代性、现代化本身存在的深刻而复杂的矛盾，否则我们就必然“未获现代化，先得现代病”，或者是既“受制于现代化的发展，也受制于现代化的不发展”。西方经典现代性暴露出来的种种矛盾，被后现代批判。资本现代性矛盾，当年早就被马克思做过深度批判。中国现代性又是在西方依次出场的前现代、启蒙现代、经典现代、后现代和新现代在资本全球化造成的“时空压缩”条件下于中国“错乱出场”“共时出场”等复杂条件下呈现的，中国道路可以借鉴但不可能完全照搬西方现代化经验，这本身就是矛盾。现代化是深刻的变革和转变，充满矛盾。因此，没有批判思维，否定向度，就不可能科学分析矛盾和解决矛盾，走好中国道路。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本身是在利益、价值多元化的差异性社会中展开的。没有差异就没有和谐。随着全球资本作用和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领域决定作用的凸显，利益分化、社会分层是必然的。差异性社会的矛盾需要我们对市场经济、对资本历史作用、对差异都有一个历史的辩证的批判态度。资本与劳动的矛盾本质上依然是对抗性的。因此，经济领域的阶级斗争始终存在。不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本与劳动的对抗性矛盾绝大多数都在法制框架下用非对抗性方式加以处理。资本的合法性也是基本经济制度和《物权法》所保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大理论创新，就表现在认为资本在低于全球资本生产力水平的民族国家依然具有发展生产、推动世界历史进步的作用。利用好民资、外资、国资来加快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依然是我们的基本国策。但是，这丝毫不能动摇我们对资本逐利本性的认识。今天，我们依然要援用马克思当年对资本历史作用二重性进行科学批判的辩证法。承认、利用和驾驭资本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与积极抵御资本的消极腐败作用，不可偏废。
开放发展与全球治理更需要马克思的批判的和否定的辩证法。当今世界，以美国为首的全球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峙和对立格局依然存在。美国金融危机、欧债危机表明资本全球化的经济霸权的衰减，同时也表明其新自由主义为主导的西方文化霸权的式微。但是，整个世界依然是“西强东弱”，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重心仍然在于“遏制中国”。因此，全球的战略机遇期依然存在，但是形势复杂多变。中国和其他“金砖国家”的崛起正在重写全球新秩序，但是与传统西方霸权之间的冲突也在不断加剧。因此，我们需要建立一种开放的全球治理新规范，需要有新“天下体系”和建设逻辑，但是革命、批判、否定向度不可或缺。
总之，马克思的具有双向功能的辩证法依然没有过时，依然具有当代性和在场性。但是，我们的确应当防止另一种倾向：不严格区分革命战争年代的革命逻辑，否定的辩证法的所指与建设、改革、发展时代的革命逻辑、批判向度与否定的辩证法的所指，不科学把握新时代的重点和基本性质，将“两点论”不加分析地套用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之中。决定事物根本性质的依然是事物本身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从革命战争到建设发展时代主题的转换，表现了两个时代、两个阶段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的转变。因此，今天，就研究主题和对象而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批判和否定的向度的性质、地位和功能完全不同于革命战争年代。从性质上来看，改革、发展、建设中的批判性反思、革命性话语和否定性向度主要是制度性的自我批判、自我完善而不是根本颠覆。其地位是从属于规范向度，在维护和规范的限度内被规范向度所支配的。主次关系发生根本翻转，其功能是促进规范制度和运行体系更好、更完善。而不是根本否定。因此，不能将两种革命、两种批判、两种否定的具体性质和内容混为一谈。我们不能在两极化的形而上学思维中徘徊。一提革命，似乎就重回革命战争年代；一提“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还存在”，似乎就等于重提“阶级斗争为纲”；一提专政，似乎就不能有和谐；一提历史变革似乎就不能与规范相容；一提批判性反思，就等于彻底推翻；一提否定，就是形而上学否定或根本否定，等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只有摆脱这一形而上学思维的窠臼，才能摆正自己的立场和位置，才能理直气壮地开展创新理论的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