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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我们在颠覆学科壁垒内部形成的僵化的形态学、体系学视域时需要以时代问题为中心，召唤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出场学视域，那么，反对割裂“当年”与“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视域，就需要在时代性语境中“与时俱进”地把握视域的统一。
“回到马克思”（以下简称“回到”）对“原版马克思”的原初想象与“让马克思走入当代”（“走入”）的时代想象之间的对话聚焦于一点：在批判地消解教条的苏联教科书体系学或形态学图景之后，如何看待“当年马克思”与“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回到”视域的形成是对教科书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场合法性与当代理论创新的反思，同时是对西方“马克思学”挑战积极回应的产物。“回到”视域离不开对马克思恩格斯经典文本文献的解读范式，也因此形成了相应的学派，关于这一点，我们稍后再论。我们关注的重点是这一视域对教科书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场合法性的批评，对当代理论创新前提的反思，以及视域本身关注的重点。
从第二国际开始，为了正确地阐释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需要，教科书话语方式经过恩格斯、伯恩斯坦、考茨基、梅林、拉布里奥拉，再经过普列汉诺夫、列宁、布哈林、德波林、斯大林、米丁和拉祖莫夫斯基、康斯坦丁诺夫等人不断完善和演变，传入中国后已经成为阐释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方式。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瞿秋白、李达、艾思奇等也在传播与发展马克思主义过程中不断用教科书改革与中国化方式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普及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化大众的过程中，每一个阶段都取得了理论研究和创新的成就。
然而，在主张“回到”视域的学者看来，教科书式的马克思主义话语方式有两个内在的缺陷。一是教科书话语作为直言式定论，需要直截了当、不加论证地直接阐明马克思主义基本概念、范畴、规律、原理，并做体系性的把握。这一直言式、原理式、体系式阐释往往具有体系的自足性和话语的独断性，与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本性之间往往发生相对与绝对、有限与无限的矛盾。“马克思并不是一个把哲学课题化、体系化的职业哲学家，而‘首先是一个革命家’，是一个以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为毕生使命的革命家。但是，以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为理论主题，以形而上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和资本批判为理论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又的确存在着理论体系。马克思虽然没有写过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纯粹’的哲学著作和‘经典’的哲学文本，但是，马克思又的确具有丰富而深邃的哲学思想，其基本观点之间又的确存在着内在的逻辑联系。这种丰富而深邃的哲学思想、存在着逻辑联系的基本观点及其理论体系，就存在于马克思的各种论战性著作中，存在于其形而上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和资本批判以及政治批判、历史研究的著作中，需要我们把它解读出来并加以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体系就是一种特殊的解释系统。问题在于，任何一种解读、解释都要受到各自的历史条件、文化传统、实际需要、知识结构和价值观念的制约，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体系在不同的国家及其不同的时期必然具有不同的形式。”
要追求理论演变条件下的相对中的绝对，前提就是要回到马克思原初语境重新深度耕犁文本，看看原初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思想原义究竟是怎样的，在每一个时代又如何发展演化的。因此，“回到”视域成为破解教科书体系内在矛盾的出路之一。二是教科书经常引证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话语作为原理的佐证，但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话语也是历史地发展演变的，如关于“异化”思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不同文本中有不同的含义，如果撇开本文的历史演变而孤立加以引证，则可能出现将此一时的话语当作全部经典证据的偏颇，因而是“非法引证”
。为此，必须回到马克思，重新深度解读文本文献。
坚持“回到”视域学者强调，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需要有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从何处出发的问题。恰好多年来，我们对马克思原初语境的研究深度不够，因而对从何处出发的前提或基础认识不清，也就不可能侈谈创新。为了今日的理论创新，我们首先需要重新廓清理论出处。应当说，这一见解对于创新前提的反思，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理论创新冲动来说，有振聋发聩之功。
“回到”视域也是对主张持“价值中立”立场，以整理、考订、研究、阐释马克思恩格斯文本文献为主要学术在场方式的西方“马克思学”若干挑战的积极回应。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出版之后，特别是MEGA2陆续出版之后，西方“马克思学”据此提出了若干解读见解，如炮制“两个马克思”对立（早期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与成熟期的唯物主义的马克思对立）、“三个马克思”（早期、中期、晚期马克思）对立、“马恩对立”，并不断将马克思与弗洛伊德主义、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拼接。他们依据的主要就是学院派的文本文献整理出版和解读，而基本手法是用编纂—结构解释学来重新理解和塑造马克思。这是一个事关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的重大争论，也是抢夺马克思主义源头话语权和解释权的重大论争。中国学者绝不能步西方“马克思学”后尘而亦步亦趋地按照西方视域和知识制式来理解马克思。必须要有自己立场和视域，“回到”因此就成为中国学者解读文本文献，进行独特研究并与西方“马克思学”积极展开深度对话的产物。
近年来，持“回到”视域的学者辛勤耕耘，在马克思文本文献学考订、研究和解读中出版了一大批论著，成为以这一方式不断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前行的重要动力之一。
质疑“回到”视域的学者认为，在马克思主义面对当代科技革命、资本全球化、互联网、西方各种思潮挑战的今天，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正在自主创新和探索中国道路的今天，主张“回到”视域、“退回马克思的原典”是一种新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甚至是背离当代实践、问题和挑战的“顽强的崇古意识”，一种充满着“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创新持不信任态度”的“原教旨主义”。因此，这些学者主张要将研究视域转向当代，充分展现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和在场性。“马克思依然是我们的同时代人。”
那么，如何来展现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和在场性呢？持此视域的学者认为：应当积极展开与当代西方各种学术思潮的深度对话，在对话中努力激活马克思的思想资源，使马克思的思想在当代展现“活的在场”。持“当代”视域的学者，主要依托“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与国外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学”、西方后现代思潮和后马克思主义思潮展开深度对话，举办了各种国际学术研讨会，走遍世界参与世界学术大会，“请进来”“走出去”展开国际学术交流，译介和研究一大批国外当代名人、名著，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做出了很大学术贡献。
应当说，“当代”视域更体现马克思主义“改变世界”的根本宗旨和根本性质。的确，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科学理论，绝不可能仅仅是理论理性，而首先是为解放服务的实践理性。只要时代实践问题依然在场，那么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必定在场，具有当代价值。解读、研究马克思的文本文献绝不仅仅是“历史旨趣”甚至“崇古意识”，而根本目的依然是使马克思主义成为当代实践的思想指南。在这个意义上，“当代”视域的意义具有本然的优先性与合理性。
“当代”视域更是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绝不是凭空产生的。其思想的当年出场正是通过充分批判地汲取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和英法的空想社会主义合理的思想资源而创新产生的。同样，马克思主义每一个创新发展的重要阶段，也都是不断展开对话、充分汲取人类文明成果的产物。如马克思晚年研究“人类学”，汲取摩尔根《古代社会》、柯亨列夫斯基《公社所有制》等著作的思想成果，就与马克思历史观所发生的第三次飞跃之间存在着紧密关联。更不用说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对希法亭的《金融资本》、布哈林的《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关于帝国主义国家理论》等著作思想资源的充分汲取，等等。什么时候马克思主义拒绝与其他学派展开对话，不能有效汲取人类文明思想资源，罢黜百家、故步自封为“唯一真理”，那么，就必然走向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其生机和活力就会完结。因此，“当代”视域将对话作为激活马克思思想资源、促使其走向当代思想和问题前沿的手段，从而充分地展现自己的时代性，是非常合理的。
“当代”视域更是马克思主义在新全球化时代文明对话和思想撞击的主要回应方式。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不仅要面对来自社会存在领域的重大问题，更要应对文明对话和思想撞击带来的深刻挑战。新全球化与文明对话，构成马克思主义当代语境。我们应破除学科壁垒，积极应对新全球化时代文明冲突与思想对话，不断激活和张扬马克思主义作为时代精神精华、文明活的灵魂的本真性，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对话是基于新全球化时代交往实践之上，在“时代精神”与“时代精神精华”之间展开的，以新全球问题为核心的思想撞击和融合。
时至今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面临的一个重大事实是：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全球化时代。新旧全球化的大转换在产业经济基础、全球化结构、全球性内在张力、全球性治理方式、全球化思维方式等各个方面，在深刻改变着全球交往实践结构和人们的物质生存方式的同时，也在剧烈地变革着全球文化—精神—思想的结构，改变着文明的交往关系和思想的交往关系，并使后者上升为时代的轴心原则。在新全球化时代，多元文明话语间的对话、思想的撞击重新成为全球交往关系的焦点，而“马克思主义、当代西方思潮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意义三者关系及其在文化全球性中的地位”成为中国与世界共同面临的一个轴心问题。总的来说，新全球化时代凸显两大趋势，因而造就了思想撞击和文明对话地位突出的两大基本要件：其一，知识全球化的本性使文化—精神—思想的创新取代工业文明而成为全球的主导原则，因此，文明对话和思想撞击成为时代精神的集中表征。其二，多元化或差异化趋势。话语行为体日趋多元化，这是当代对话的一个总趋势。如果说，主导旧全球化时代文明关系的原则是大一统的普适主义，即各种版本的“西方文化中心论”，那么，多元文化或文明间的差异性正是新全球化时代的主要原则。后工业文明必将文化的差异及交往扩张到全球，从而引发各种马克思主义和新左派以及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对文化差异问题的深切关注。
从世界范围来看，不同时期的全球化所表征的思想撞击具有不同的结构和形态。以东西方对抗和冷战为核心的旧全球化时代，思想撞击主要表现为“意识形态的对话与撞击”；后冷战时期主要表现为各种文明之间日益加剧的对话和冲突；而“911事件”至今，进入21世纪以来，各种保守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的立场的回归，使意识形态间和不同文化间冲突以及后现代所指认的各种非典型性话语——从后现代性别思想到新族群运动，从幽灵化马克思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到没有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从新生态主义、反全球化组织到恐怖主义等之间的间隙性冲突，正在以各种错综复杂的形式展开着无数的撞击。思想的撞击往往使无数的异质思想与文化以超乎寻常的速度相互碰撞，而且撞击的裂变和飞舞的碎片正在更大范围内造成文化的创伤。今天人们不知道下一个思想撞击者来自何方并由谁对事件负责，撞击所引发的信息爆炸的碎片可能会殃及无数的无辜者。每一个思想体系都可能遭到莫名的攻击。杂乱无序性、离散化和非主调性正越来越多地主宰着思想的撞击进程。多元化、离散性、突发性和来自无可预见性方向的攻击使人们不再能够总是按部就班、循规蹈矩地去思索各种思想撞击的源泉，我们很难说思想撞击是出于两个基本简单的思想体系，或者说像传统的文明对话、意识形态对话那样心平气和地去理性地梳理来龙去脉，并认真地思考可能的答案。我们似乎已经进入一个思想的流星时代。许多撞击本身的目标就是一种消解剂，并不产生任何肯定的意义。爆炸、销毁和消解任何思想本身成为撞击的恐怖目的，撞击不过是这一“思想领域的恐怖主义”的行动工具。全球化，在不断敞开思想撞击的大门的同时，并没有规定撞击产生有益结果的全球性秩序。传统的学术规范正在失去防范的功能。撞击造成的破坏性加大，外在否定性加大，破损方式也变得多元化。精神、思想并不比世界贸易大厦更结实，无序多元的破坏性撞击，可能使思想毁于一旦。学界呼唤：寻求全球人们对话日益理性化，探索撞击理性化和被引导的可能性。
马克思主义并不笼统地反对多元思想的争鸣、对话或撞击；相反，当年马克思主张积极对话和争鸣、批判和砥砺。因为，在新全球化时代，思想的跨文化对话、理论的全球性撞击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已经起到推动人类文化迅速发展之功效。虽然有赛义德、詹姆逊等“后殖民文化批判”者所指认的文化地位与文化身份的“帝国主义”话语霸权的存在，但是在一个后发民族的思想领域中，全球性与本土化学术传统之间积极的对话和争鸣，是其发展进步的强大动力。全球性精神交往一定是多元化思想进步的重要机制。问题在于：来自无数方向的多元思想在全球性自由大传播中自发地碰撞、无序地撞击、无效地冲突，这正在成为目前学界的主导性景观。一方面“自说自话”或“各说各话”正在“抢占学术话语霸权”过程中外在无序地，甚至无谓地相互挤兑；另一方面又对全球各种真正的学术理念不屑一顾或加以边缘化。这种状况确实令人担忧。因此，作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应当负起“引领思想撞击”的重责，使学术领域成为在新全球化语境中开展有效思想对话和撞击的场所。
然而，如何看待“回到”与“当代”两个视域之间存在的巨大张力呢？具体而言，两个差异性如此巨大的视域之间有无统一性可言呢？
提出“回到”旨在通过马克思文本的重新解读的路径来达到对马克思“原初语境”的重新理解，与通过“走入”来展现马克思的当代性的理论旨趣之间，存在着共同的指向：通过某种新的出场路径的选择，来打开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与在场性。因此，我认为，在“回到”与“走入”之间，在“当年”与“当代”之间，在两种研究视域、两种研究范式之间，并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呈现“时间间距”或解释学维度上的对立；恰恰相反，两极相通，它们研究的聚焦点是一个，即马克思思想的当代性意义。研究历史维度选择上的两端，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回到”是为了“走入”，“走入”必先“回到”，“回到”与“走入”的张力恰好呈现出与时俱进的统一。“回到”是在当代视野中重新“上手”解读才能显现的状态：“‘回到马克思’中的这种‘返本’不是出于‘顽强的崇古意识’、‘退回到马克思的原典上去’，而是要摆脱对教条体制合法性的预设，消除现成性的强制，通过解读文本，以造就新的‘上手状态’。‘回到马克思’本身就已经是带着我们今天最新的方法和语境在一个开放的视域中面对马克思了。”
时代视域成为重新解读的历史前提和“前理解”条件。“让马克思走入当代”也存在着需要以时代视域廓清出处、选择让“哪一个当年马克思”“走入当代”的问题。因此，在“当年”与“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之间就必然需要建立一种历史的统一：与时俱进。
与时俱进贯穿着一种出场学视域，它将人们对“原版”或者“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本真意义、思想形态的追问转换为一个“出场学问题”：任何马克思思想形态都不是现成在场、永恒不变的。它本质上是由一定时代语境造就、对出场路径深度依赖的出场形态。作为问答逻辑，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形态会随着历史语境的变化而变化。我们不仅要考量“原版”或“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形态，更要追问马克思思想出场形态背后的历史语境，将出场形态看作出场语境的时代性结果，还要追问从“当年”到“当代”马克思主义出场视域、形态、思想、理论的变化。两者之间出现“历史的间距”，就是历史语境、出场路径在马克思主义出场视域上的变化。正是在这一经纬线上，无论是“原版马克思”还是“当代马克思主义”，都是历史时代的产物，不应当被重新僵化地理解。因而，“回到”与“走入”就在“与时俱进”基础上达到视域融合和统一。其中，“回到马克思”绝不是“照着讲”而是“重新讲”，因而是与时俱进的起点和前提；而“走入当代”的研究则在“返本”起点上成为“接着讲”，构成其目的。因此，只有与时俱进的出场学视域，才能打破“当年”与“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的对立，在新全球化时代背景下“接着讲”，与时俱进地创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