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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除学科壁垒、推进学科融合与研究视域的统一，涉及以下两个关键问题：第一，打破什么，即产生学科壁垒的根源是什么？第二，如何打破，通过何种根本途径来打破？
破除学科壁垒，必须准确地把握其认识论、制度因素和路径依赖三个根源。
第一，学科壁垒的重大认识论根源，就是“片面成像”的想象，进而形成“重分轻合”或“只分不合”的视域偏向。学科首先是一种学术领域的知识分类，原本是按照科学研究对象的根本性质和内在关联，将若干知识关联起来的知识系统。学科作为知识分工是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思维工具，目的是为了更深入、更系统地把握整体对象。分工的学科是为了统一，形成“无影灯效应”：无影灯之所以无影，是因为其光源来自于各异的角度。分门别类、角度各异的“光源”——学科视域，只有在综合统一中才能产生“无影灯”效应，使对象达到“整体澄明”。而“分类研究学科化”一旦形成，就自然有了“学科意识”，即学术研究总是有了一定的知识分类归属，形成各种学科的划界，梦想以学科独立视域、概念和话语穿越对象，从而达到“片面成像”，即单独使对象的特殊本质与特殊规律澄明显现的效果。“学科视域”本能地将学科作为研究问题的出发点和原则本体，这是一种“前理解视域”的形而上学。其实，如果“光源”彼此分裂，即使我们达到了“深刻的片面”和“片面的深刻”，由于学科壁垒也永远不可能达到使马克思新世界观“整体澄明”的目的。
第二，学科壁垒的制度根源，就是学科制度强化了“壁垒效应”。学科还是一种知识的社会建制。学科作为一种学术制度，凝聚了学科队伍，积累了学科资源，培养了学科人才，建设了理论阵地，出版了学科成果，对稳步推进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起到了积极、关键的制度保障作用。但是，学科制度使学科有了制度性利益和利益相关者，学科内外的制度性利益差异形成了“俱乐部效应”，使学科成为一个“独立制度壁垒”，进而产生“壁垒效应”即学科之间建制分割的效应。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在学科建设中转换成为一个个相互平行、相对独立、互不隶属的学科领域。学科建设不断强化这一趋势，因此在客观上就造成了“各说各话”和“自说自话”的封闭效应。
第三，学科壁垒的研究路径依赖。学科更是一种学术研究方式，即学术研究总是依托一定学科背景，按照自己的学科专有话语去分析、理解问题，从而有“手电筒效应”。造成学科壁垒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科的学术研究路径依赖教学体系的“体系化”“形态化”“原理化”。因为高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主要承担着全校大学生公共政治课的教学工作，如何使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理论“三进（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成为神圣的政治任务和重大学术任务，因此，理论研究（论坛学术）必须服从、服务于课堂教学（讲坛学术）。而学科和课程是分门别类的。因此，学术研究的路径通常是将学科研究成果体系化、形态化和原理化，而将一个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切割为不同的知识链接，分学科、分课程、分门别类地灌输给广大学生群体。分门别类课程和学科“片面的深刻”的知识教化可能造成的偏差就是学术研究成果被固定化为某种学科和课程的教科书甚至标准答案，应付考试的“知识点”，注重教科书体系性各自独立完整性而相对忽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从而滑入被马克思坚决反对的“体系的形而上学”的窠臼。
三大根源归结为一点，就是学科壁垒彻底颠倒了理论与实践、学科视域与研究对象的关系，走上了学科话语自我中心、自我表现和自我膨胀的旧形而上学之路，无形中将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切割为知识的碎片。强化和提升学科建设水平是重要的，但并不是根本目的。正如马克思反复强调的：“哲学家用各种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改变世界”需要以综合统一的实践问题为中心，而不是以分门别类的学科为中心。学科支撑是为了建起平台更好地推进理论研究，更协同地解答重大实践问题而不是相反。理论不过是问答逻辑。不是问题去适应学科、理论的需要，恰好相反，学科、理论只有适应解答问题时才是正确的。解答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能力是检验学科建设、学术研究水平的根本尺度。因此，打破学科壁垒，我们今天需要的不是要抛弃学科，更不是去重新设计一个学科体系、对理论形态进行重新界分，而是探索如何以时代重大问题的反思为中心协同整合学科视域并使之成为一个内在的有机整体之路，这才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应当持有的唯一结论。
以反思时代重大问题为中心，是打破学科壁垒、促进学科间融通统一的基础。只有以问题为中心，才能颠覆“学科中心论”；只有聚焦问题的解答，才能暴露学科视域的局限性，促进学科视域之间在解答问题中的联合与融通，最终恢复马克思主义研究视域的统一性。
马克思主义以问题为中心的“问题学”立场，与先验在场的形而上学传统相反，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真谛所在，它召唤我们聚焦现实中的重大问题，坚持理论研究必须从问题出发，以问题为导向，将理论创新作为问题解答的逻辑。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主要是围绕当代中国问题而展开的。
思考学科与问题研究的关系，我们应当“回到马克思”，首先深刻理解马克思在世界观变革中提出“反思的问题学”及其当代意义。马克思恩格斯创立自己新世界观，实现人类认识史上的深刻革命，原初也曾经是依托学科化路径而出场的。例如，1843年，马克思在走向历史深处、创立唯物史观的关键点上，对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进行深度反思时，就曾经认为：探究作为决定国家性质的经济基础——市民社会，不应当停留在自己原初熟悉的法哲学领域，而应当深入经济学领域去寻找，从此开启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生涯。马克思在著名的《资本论》中的阅读、研究与写作甚至严格地自觉遵守学科话语规定。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曾按照学科领域（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来分别叙述他和马克思共同创立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但是，马克思恩格斯重视学科领域的目的，在于要用建构的学科理论去揭示历史发展规律、资本的秘密和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条件，为解答重大的时代实践问题服务。强烈的“问题意识”却一直是马克思恩格斯新世界观出场的主要导向。在马克思看来，“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
。不断追问时代的重大问题，从“德国式的现代问题”到“法哲学和国家哲学批判”，从“私有制异化”问题分析到国民经济学批判，进而对资本全球化本性及其后果问题的深刻反思，是马克思新世界观出场的基本逻辑。马克思从来不受学科边界的束缚。为了揭破资本的秘密，从《布鲁塞尔手稿》《巴黎手稿》到《资本论》，其视域都是跨学科的。正如尼·拉宾在《马克思的青年时代》一书中指出的：在法学、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历史学批判等综合知识领域的相互作用中，马克思的新世界观才会出场。几乎在每一个人类重大事件和知识领域中都铭刻着马克思的踪迹。马克思通过对资本全球化意识形态的批判，达到对资本全球化本质、结构及其未来走向的真切认识，从而使自己的思想在场。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跟着杜林从一个领域到另一个领域，目的是为了充分揭示在这些领域中他和马克思见解之间的内在关联，从而全面阐释共产主义世界观。也就是列宁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是“一块整钢”。
因此，我们绝不能仅仅根据僵化的学科视域就做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一劳永逸的结论。我们不能将在特定的出场语境和出场路径中形成的学科领域奉为学科的永恒。我们不仅需要深刻地解读学科结论、把握学科结构，更重要的是要深度考察学科赖以出场的历史语境和路径。学科领域、理论形态实际上只不过是解答问题的出场形态，是受问题中心的出场语境和出场路径决定的。历史语境和出场路径发生时代变迁，那么就应当产生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场形态。
超越学科壁垒，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将任何打着以“问题为中心”的学术口号与马克思“反思的问题学”画等号。因为，对“问题”和提问方式本身也需要批判地反思。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发动的哲学革命的重大意义在于：以“感性人的感性活动”即实践为新唯物主义的原初基础，不仅彻底颠覆了抽象思辨的唯心主义和诉诸感性直观的旧唯物主义的形态哲学和体系哲学，宣布“旧哲学”的死亡；而且更加深刻地解构了“问题的形而上学”，又消解了“资本拜物教”意识带来的“问题的实证主义”，进而在“改变世界”的实践观基础上形成了“反思的问题学”视域。
在马克思看来，新世界观对旧形而上学的颠覆，必然地、更深刻地表现在对旧形而上学问题和提问方式的变革上。马克思说：“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这不仅宣告了“形态的旧形而上学”的非法性，而且宣告了“问题的形而上学”的非法性。进而，马克思实现了问题的根本变革和转换：“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现存的事物。”在某种意义上，哲学问题和提问方式的形而上学，构成了旧形而上学的核心、灵魂和一以贯之的主旨；对这一问题的解答，形成了形而上学的理论体系和形态。因此，旧形而上学包括了内在关联、不可分割的两个系列：问题本身和提问方式，或问题与解答体系。问题本身构成了旧形而上学的前提。当然，问题又受制于形而上学的提问方式和视域。有什么样的提问方式和提问视域，才可能呈现什么样的问题。虽然这里出现了非线性的自我相关、自我缠绕的解释学循环，但是两者相比，问题更具有根基性和前提性。如果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仅仅颠覆了旧哲学体系而全盘接收旧问题，那么，旧体系也必将借助于旧问题而全面恢复。对体系的形而上学的批判属于结果批判；而对问题和提问方式形而上学的消解，才属于哲学的前提批判。因此，在马克思哲学革命那里，彻底颠覆“问题的形而上学”与彻底颠覆“体系的形而上学”，至少是同样重要的，甚至是更为深刻的变革。
那么，在马克思看来，什么是“问题的形而上学”呢？那就是一种先验提问视域、方式、问题及其解答路径的总和。
首先，“问题的形而上学”是一种先验的提问视域。从经院哲学“解释世界”的先验理论视域出发，表现为一种“无人身的理性”。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对蒲鲁东“政治经济学的矛盾体系”进行批判时就曾经指出：他不是从现实的资本矛盾、而是从盗版的黑格尔思辨哲学出发，使现实经济矛盾和问题服从思辨哲学需要。“他提出的问题是：保存这个经济范畴的好的方面，消除其坏的方面。”但这恰好是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的问题本身，或者说是典型的“问题的形而上学”，恰好是反辩证法的：“谁要给自己提出消除坏的方面的问题，就是立即切断了辩证运动。”根据同样的观点，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批判杜林哲学问题“从原则出发”，将原则当作“构造现实世界”的强制法。
其次，“问题的形而上学”是一种先验的提问方式。从先验思辨哲学理论旨趣出发，考察概念与概念、原则与原则、理论与理论矛盾，就成为他们面临的哲学问题。他们的提问方式总是原则在先。他们的提问出发点是消灭理论解释内部的矛盾，构造一种虚幻的意识形态。脱离了先验形而上学的视域和原则，就没有所谓矛盾，因而就没有问题的存在。“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因此，提问方式总是先验的。
再次，“问题的形而上学”表现为虚假问题的集合，最终成为一种虚幻的意识形态。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经这样来批判鲍威尔等人：他们的革命最终不过是词句的斗争，一切革命都发生在精神领域。问题和矛盾的发生，不过是他们形而上学思辨哲学的必然结果，从而又在外观上表现为这一哲学体系的必然前提。
最后，对待现实问题只能达到一种理解和解释，因而是对现实的“无批判的假批判”，只是在词句、观念上“解决问题”。因此，解构“问题的形而上学”，是消解“体系的形而上学”进而实现哲学革命的关键环节。问题视域和提问方式的变革，既是实现哲学革命的核心要求，也构成了哲学革命的基本前提。
批判资本拜物教、消解“问题的实证主义”，是马克思“反思的问题学”的又一个基本向度。从时代现实出发，而不是从抽象的思辨出发来确定哲学问题，这构成马克思问题意识的一个基点。但是，这还不够。如何看待所谓现实问题的哲学表达，仍然存在着“对对象、现实、感性”的哲学态度问题。“从前的一切旧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从感性直观出发，我们不可能真正科学地理解来自现实生活的问题本身，只能导致一种遮蔽真正的现实生活问题的“问题的实证主义”。
“问题的实证主义”的提问视域就是一种旧唯物主义的“感性直观”，它不加分析和批判地从现实生活的表象中截取矛盾的片断，将深刻的本质矛盾变成颠倒的片面环节，并使之成为哲学问题。因此，“问题的实证主义”本质上是一种资本拜物教，因而是在资本化的物质世界中充当遮蔽生活本质的“物化意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曾经深刻地分析了：资本从与一种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演变成为一种物象关系，变成一种由天然的物象掩盖而成为物的关系问题。商品、货币、资本天然地具有超自然的美丽灵魂，商品交换、“惊人的跳跃”似乎是物象本身固有的交换比例关系。资本不转化为物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就不能表现自己的存在；资本问题不变成物象的问题，就不可能成为现实问题。现象与本质之间往往采取颠倒的方式存在着，这一颠倒不仅是异化，而且就是资本问题的存在方式。因此，马克思深刻地强调：如果现象与本质完全一致，那么任何科学都会变得多余。社会经济分析，既不能用化学试剂也不能用显微镜，而是要用“抽象力”，即科学反思。因此，批判地反思来自现实表象的问题，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构成了“反思的问题学”。这恰好是马克思的问题视域和提问方式。
那么，马克思“反思的问题学”具有怎样的内容和特点？
首先，马克思的“反思的问题学”根本改变了提问视域和提问方式，认为“提问”的根本出发点是改变世界的感性实践而不是理论解释。从人们实践的、历史的生活条件出发，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问题。马克思既反对从抽象思辨形而上学出发的“问题的形而上学”，也反对只是从客体的、感性直观出发的旧唯物主义“问题的实证主义”，坚持实践的、批判反思的提问方式。批判物象逻辑和资本拜物教，需要一种批判的抽象力和反思性。
其次，根本转换了问题和问题域。在马克思看来，根本“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从变革世界的对象中获得问题。马克思时代的根本问题在于资本批判与后资本道路的探索。全面解剖资本全球化本性，将资本所表现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扩展为两大阶级的历史对抗和社会的全面冲突，这一历史矛盾及其运动所表现出来的问题就是如何历史地打破资本的统治，促使后资本社会的来临。这是当年马克思反思批判的问题域。
以反思时代重大问题为中心，是打破理论、学科化的形态化、体系化“独断论”教条，以科学态度阐述形态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的根据。今天，马克思在“改变世界”路径中对旧哲学抱着“解释世界”的理论旨趣、构筑无所不包的真理体系的企图做过彻底批判和根本颠覆。马克思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批判，对黑格尔思辨哲学体系、对蒲鲁东脱离现实构筑哲学范畴体系的嘲笑和无情抨击，对作为对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等形而上学形态构筑独断迷梦的当头棒喝，难道我们真的读懂、理解了吗？形态、体系、学科究竟意味着什么？一种思想的谱系？一种话语单位的链接？一种文本的结构？一种本真意义的符号体系？现在看来，问题不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没有形态，而在于如何看待这一形态，如何以科学态度阐述形态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根据。理论连同学科，不过是解答问题的逻辑，它必然随着问题的变化而变化。如果将形态看作独立于问题之上而先验的学科视域，那就必然回到旧形而上学窠臼。
批判地审视问题的形而上学和问题的实证主义，自觉超越学科壁垒，我们必须高度关注马克思主义在新全球化时代语境中的深刻变化。因为新全球化在根本改变人类生存方式的同时，也在深刻改变时代的问题谱系，从而成为马克思主义当代在场的主要方式。正如我多年来一直阐释的那样，新旧全球化的重大转换表现在五个方面。其一，两者的产业轴心从工业文明走向后工业文明或知识文明。知识的资本化及其全球扩张正在取代资本全球化而成为主要形态。其二，在全球化结构构成内涵上，从“工业文明—农业文明”结构转向“后工业文明—工业文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知识霸权和“头脑工业”支配着全球扩散的“躯体工业”即制造业，在金融资本之上建筑起新的知识资本帝国。其三，全球化时代的内在张力发生重大转换。旧全球化时代的“全球化”主要是以大一统的抽象理性与殖民主义为工具来实现的“全球一体化”，开始向新全球化时代“一体化”与“多元化”并存格局转变。其四，全球化的控制方式发生重大转换。从商品、工业和金融资本等实体控制方式向文化、人才、信息、科技、政治及大众传媒等控制方式转变，造就全球“知识霸权”“数字鸿沟”“后殖民”与“新帝国”结构。“文化帝国主义”及文明冲突，成为新特点。其五，全球化的思维方式发生重大转变，即从以启蒙理性为基础的现代主义精神的旧全球主义转向以后现代的多元化为特质的新全球主义。
新全球化的时代问题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具有多方面的挑战性。当代马克思主义应当着力反思和解答新全球化时代谱系中的问题。
问题一：深刻反思知识经济对全球生产方式变革的哲学意义。知识的资本化或“知识资本”正在取代工业资本而成为全球化过程的主导要素，形成了当代的资本创新逻辑。资本批判是马克思成其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路径。《资本论》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标识。所以，资本创新逻辑批判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使命。因此，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科学批判地反思资本全球化的当代形态：如何认识知识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和实践形态的历史作用；资本的知识化和知识的资本化带来的资本创新逻辑；知识经济对于传统劳动价值论、阶级结构和社会结构划分标准的变革；资本全球化结构从传统的“工业文明—农业文明”结构向“后工业文明—工业文明”结构的转变，即“头脑工业”对全球布展的“躯体工业”的控制如何成为知识的全球霸权，等等。
问题二：新全球化所带来的交往、主体际和公共治理问题。正如马克思早就指出的那样：全球化在本质、结构和动力上是“世界普遍交往”或交往实践。全球交往的多元主体之间的公共治理问题、生态与环境问题、全球互联网革命问题、“主体—客体”框架问题，凸显主体际关系的研究。如果说“全球化”是交往实践问题的历史语境，那么，交往实践与主体际就是全球化问题的理论表达。作为全球交往实践的虚拟世界，网络全球化表征着“交往实践”的转向。
问题三：重写现代性与中国道路问题。在新全球化时代，全球知识经济和后现代背景下的中国现代化，正在提倡一种“新现代化”运动——它既不同于全球后现代背景，更不同于马克斯·韦伯意义上的经典现代性，甚至也不是哈贝马斯、吉登斯或乌·贝克指认的“第二次现代化”，而就是在新型工业化基础上建立的“新现代性”，一种以“后现代”“知识化”或“信息化”引领的现代性。具体来说，包括以下方面：中国道路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实践的产物，在历史、理论和实践上何以可能？中国道路如何作为在新全球化时代、资本创新逻辑和复杂现代性语境中的中国解答？如何理解资本创新逻辑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如何理解中国的差异性社会与民主政治道路？如何理解作为空间正义的新型城镇化和全球治理体系？如何理解全球文明冲突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文化领导权和全球对话？如何理解中国的生态文明与绿色发展？等等。这些问题，都将成为本书解答的主线。
问题四：新全球化时代全球格局的挑战。今天，知识资本的全球化对工业资本的叠加和覆盖造就了一种新的全球格局，其历史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这一叠加和覆盖，对于传统工业无产阶级来说，是更深层次的灾难。在他们头上压迫他们和统治他们的，不仅仅有传统全球资本的力量，现在又叠加和覆盖着“知本”全球化的力量，这不是同层次的统治，而是在历史阶段上高于他们，并将他们挤到历史边缘的统治力量；他们现在不仅要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而且要为保卫整个传统工业生产方式的主导地位而斗争。另一方面，这一叠加和覆盖也是加速资本主义灭亡和催生新的社会主义时代的基础。知本全球化也在根本上取代工业资本在全球化中的主导地位，正像当年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主义时与工人阶级有共同利益一样，今天的知识资本全球化在消解工业资本权威过程中也有利于新社会主义的崛起。以知识产权共享和共有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新型社会主义，将代表未来人类的远大目标。这一趋势，需要当代马克思主义给予说明和解释。
问题五：新全球化时代多元文化冲突的挑战。与旧的资本全球化相对应的是现代主义思潮，正像大工业文明使一切阶级关系简单化一样，现代主义也使一切思维、文化简单化、模件化。一种规范、一个中心、一条路线、一个标准，都是现代主义的固有特征。反之，在新全球化时代，差异化、多元化、复杂化重新成为当代文化的全球想象。这是一个思想的流星时代，也是大量产生思想撞击的时代。参与撞击的思想文化除了传统的阶级差异、意识形态差异之外，新民族主义、女权主义、族性政治意识（如黑人政治等）、同性恋文化、新宗教、恐怖主义、网络族群主义、生态主义等，都以各种方式影响全球文化秩序。稳定的意识形态不断受到消解和颠覆，文化与文明不断发生冲突，这无疑成为构建和谐文化的障碍。而寻求全球伦理和文化治理的路径，积极引领思想撞击和文明对话，创造一种新的全球文明，则成为当代哲学的重大主题。
总之，当代马克思主义必须解答新全球化问题，必须成为时代“反思的问题学”，这是马克思主义当代出场的主要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