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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提出“马克思主义研究视域的整体性和统一性”旨在深度解答目前理论研究中存在的一个重大问题：由时代、空间、学科、主体及研究路径等客观存在的差异而导致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视域的多样性格局，因为缺乏有机融合与内在贯通，正在变成壁垒森严，甚至相互割裂的碎片化状态，这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解的整体性和统一性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害。因此，“整体性和统一性”命题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当代议程，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时代价值。具体来说，“整体性和统一性”基于对以下五大问题的反思。
第一，对打破学科壁垒问题的反思。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体系的建设，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的一个重大战略举措，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独立成为一级学科，这必将对全面提升这一学科和领域的理论研究、平台和学术队伍建设水准，加强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学术领域的指导地位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国内各大学、研究机构设立了若干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级学科博士点和硕士点，内含“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国外马克思主义”和“思想品德修养和法律基础”五个二级学科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独立10年来，在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科学研究、引领社会等方面都已经获得了重大而可喜的进展。然而，在实施过程中，在学科边界和视域划分上也还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例如，尽管设计的初衷是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和统一性，其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涵盖原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学科，但是，原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依然还各自存在于哲学和理论经济学等一级学科内，因此，跨一级学科之间的联系就被学科壁垒所切断。学科建设的不断强化形成各自的视域，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在关联为日益强化的不同学科建设之间的森严壁垒所阻隔。“学科壁垒”是由“分类研究的学科化”“学科话语封闭化”两个递嬗强化的隔膜行动所造成的结果。所谓“分类研究的学科化”，是指理论界为深化研究而采取的学科分工方式，将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各个组成部分（如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科学社会主义等）”分别建制为不同的学科，使分类研究转变为分门别类的学科研究和学科建设。所谓“学科话语封闭化”，则是在学科建设和体系建构的推动下，各学科追求逻辑自洽、自成体系，进而产生自我划界、自设樊篱，彼此之间自说自话、各说各话，从而造成相互割裂、隔膜、森严的学科壁垒。这些学科是“片面的深刻”或“深刻的片面”：它们在深化某一方面研究的同时也在造就片面化的“视域偏好”，造成了对马克思思想出场统一整体的原初景象与本真意义的严重误解。马克思主义的发生、发展进程等统一性问题被各学科“严格的”话语“切割”“重写”为互不贯通的单线叙事。例如，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出场只与德国古典哲学有关，而与马克思的经济学批判、社会主义研究无涉；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图景也被“切割”成哲学叙事的“自我独白”。同样，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也只与英国古典经济学有关，科学社会主义也仅与空想社会主义相关。马克思的《资本论》也仅仅被看作一部经济学著作，而与马克思历史观的内在关联被遮蔽了。学科壁垒造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统一本性的严重割裂和对本真意义的严重遮蔽，因此必须打破。打破壁垒的行动呼唤着研究视域的整体性和统一性。
第二，对“当年”与“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视域分裂的反思。“这是一个脱节的时代！”法国后现代思想家德里达借助莎翁笔下的“哈姆雷特”之口，说出苏联僵化教条的马克思主义与今天时代之间的断裂性。的确，在知识经济和新全球化时代，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冷战”结束，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与在场性遇到严重挑战。批判僵化教条的苏联教科书体系，解放思想，需要我们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本真意义与出场路径。那么，究竟如何重新考量马克思思想在当代的出场路径？在这里，出现了两种相互对立的思考。一是提出“回到马克思”，认为苏联教科书的僵化教条思维严重遮蔽了马克思的原初语境，需要中国学者自己“上手”回到当年马克思原初语境去“廓清地平”，对文本进行重新解读从而达到重新理解。
相反，对立的意见则强调“马克思仍然是我们的同时代人”、应当“让马克思走入当代”，认为解释学意义上的原初语境已经无法判定，而当代的理解是为了当代的实践。因此，应当注重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当代化的研究。
弥合对“当年马克思”与“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之间的两种对立性见解，需要以时代实践为历史语境，坚持“与时俱进”地加以统一理解。
第三，对建设向度与批判向度分裂的反思。“改变世界”“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场方式、主要功能与理论旨趣，这是学界共识。问题的焦点是：随着实践主题和主要任务的转变，马克思主义实践功能的双重向度（批判向度与建设向度）是始终同时存在，还是在不同时期存在着不同的向度？为此出现了意见分歧。一种见解认为：马克思主义具有革命和批判的向度，以及由此而导致的“革命的逻辑”，主要适用于革命战争年代。进入建设、改革和发展时期，随着历史主题和中心任务从阶级斗争向经济建设的转移、革命到建设和发展的转换，建设向度就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功能，马克思主义从“革命的逻辑”转变为“建设的逻辑”“发展的逻辑”
，“斗争哲学”转化为“和谐哲学”“和谐思维”
。另一种意见则强调马克思辩证法的使命始终是批判的、革命的，并质疑所谓建设向度。
因此，这涉及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功能和基本向度理解的统一性问题，需要我们回答：时代主题、中心任务的转换是否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改变世界的基本向度和主要功能的转变？
第四，对资本全球化语境中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分裂的反思。资本全球化在造就世界“中心—边缘”的二重结构的同时也造就了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隔膜与分裂。我国以往封闭的语境也曾经拒斥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置身于资本全球化中心区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面对发达资本主义的社会存在和意识形态的新变化所提出的一系列理论见解与策略，很难及时地为地处边缘的东方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理解。反之，置身于边缘地位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也难以迅速进入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话语圈。即便在中国语境中，国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之间在学术、思想、话语方面也存在着明显的鸿沟。尽管近年来，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国内外学术交流不断增多，但世界马克思大会问题谱系与理论旨趣的巨大差异，全球的思想分裂，依然使马克思主义成为空间碎片。因此，至少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界而言，《共产党宣言》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号召依然是一项重大的全球性议程。
第五，对多重研究路径和研究范式相互割裂状态的反思。哲学原理变革主要延续“教科书改革”的修补路径；“回到马克思”的研究需要通过文献学考订与文本学研究两种方式来重新解读马克思，重新“上手”理解当年马克思的文本意义；主张“让马克思主义走入当代”的学者，主要强调通过与当代西方思潮对话的方式，来激活马克思主义固有的当代思想、当代精神和当代价值；而主张通过时代重大现实问题对马克思主义加以反思的学者，则通过对“当代资本”“全球化”“信息化”“生态危机”“文明冲突”“发展危机”等一系列重大时代问题的反思路径来提升自己的哲学。多重研究路径之间缺乏有机贯通，呈现各种散漫无机的割裂状态，不利于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整体推进。我们需要一种融会贯通各种研究路径与研究范式的整体性思维。
不言而喻，超越分裂，倡导统一，是完整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本真意义的需要。由此，一个关键的问题必然被提出：如何统一，怎样统一？对这一关键问题的解答，召唤着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出场方式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