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的时代总是创造伟大的思想。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进程实现了新飞跃、新开拓、新发展，不仅走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道路，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创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时也极大地推动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的繁荣和发展。这一繁荣和发展不仅表现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的不断深入，以MEGA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为标志的马克思主义文本文献学意义上的出版和解读成果的不断问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反思和理论原创空间的蓬勃兴起，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各类人物、思想和著作译介或评价的大量涌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和阐释，更表现为理论自觉、文化自觉和方法论自觉，多元差异的研究范式和独特路径的形成，以及致力于原创中国理论和中国话语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派的涌现。这是一个理论创新和学术繁荣、成果斐然和学派纷呈的伟大时代。

本书致力于研究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正是指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发生在中国大地上反映和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马克思主义在学术领域的前沿状况，是实践主题从战争与革命转向建设、改革、发展的时代中的马克思主义在理论研究中的创新阐释，是经历了世界新旧全球化时代大转换、中国进入改革开放与全球文明对话语境的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的在场结构，是在复杂现代性语境中创造“新现代性”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表达。而所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就是以“出场学”视域为中心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前沿问题加以反思，对其学术、学科的在场图景做深度描述，对形成的各种思想理论创新观点加以科学评价，对正在形成的研究范式和学派谱系加以重点梳理。这一研究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在于它能够以同步、同态、同构的研究深度考察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理论创新的逻辑，借以反哺理论创新和推动实践，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也为广大读者提供一把深度理解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状况的钥匙。

尽管本书并不是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的全面阐释，而是对重要的相关问题的分析探索，研究的重点也主要限于学术领域，但是不可能忽略支撑学术和创造思想的时代。真正的思想、学术和理论总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文明活的灵魂，背后总是依靠着伟大的时代。因此，这一研究的重要性不仅在于要勾勒相关理论和学派的鸟瞰图，而且要穿透理论在场图景本身而深入地让背后的真正的历史活生生地在场，让历史语境与理论谱系的相互关联充分显现。

本书叙事话语方式的选择当然可以有多种。系统的学术史梳理，原理式探究，就某些理论前沿问题和理论展开对话式研究，专题性考察，等等，都是被学界经常援用的方式。本书没有采取上述方式，而是基于研究的方法论自觉，将关注的焦点定格在如何以“出场学”为主线来贯穿“研究视域”“研究范式与学派图谱”和“反思的问题学”，将对话范式和深描学派谱系贯穿其中作为两翼。之所以如此选择，究其原因，既源于本书研究对象的出场逻辑、根本性质和时代特点，也与研究范式本身特点密切相关。

就出场逻辑而言，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出场是资本全球化时代中国救亡图存、社会变革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出场逻辑源于资本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问题逻辑。没有对资本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实践问题逻辑的深刻理解，就根本无法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理论演化。思想、理论、文本、研究的出场不过是历史实践语境的思想表现。两次大的理论飞跃，即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先后出场，正是中国与新旧全球化两大时代语境对话中走出中国道路的理论表现。资本全球化从工业资本为主导的旧全球化时代转向后工业资本为主导的新全球化时代，构成从当年马克思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逻辑演化纵轴的历史底板。而资本全球化“中心—边缘”两极结构，正是造就西方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之间场域的差异，进而造就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主旨、道路和形态差异横轴的空间底板。纵横两轴交叉融合，构成了我们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生、发展和与时俱进逻辑的理论坐标，成为我们评价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前沿状况和知识图谱的宏观尺度。

正如马克思所说，大工业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之一就是使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大工业资本与劳动的深刻对立造就了社会对立和全球的分裂，使劳动从属于资本，东方从属于西方，造就了“中心—边缘”两极化的世界格局。资本全球化打破东方古国的封闭大门，商品输出、资本输出和武力强行使中国被纳入资本全球化霸权统治的版图。边缘化的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一切全球资本主义矛盾的聚焦点。解决中国问题，需要对全球资本及其对边缘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霸权统治做全面解构。对资本全球化做深刻批判、科学指明人类社会的后资本道路是马克思思想出场的主要使命。资本全球化将资本对殖民地统治和对劳动的统治一起输入边缘化的中国大地，基于“挑战—应战”的解放逻辑，追求民族独立、社会解放和国家富强的中华民族仁人志士就开始向西方学习，从洋务运动到太平天国，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再到新文化运动，各种思潮屡试屡败、屡败屡试，最终找到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只有马克思主义的传入，才使中国的面貌为之一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带来了中国社会革命，中国革命又不断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传入，是近百年来中国学术思想最突出、最显著、最具有决定意义的变化。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既是资本全球化思想跨界流动的产物，也是全球—本土化反应的结果。对资本全球化的统治霸权的反抗，激起中华民族对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社会变革和国家富强目标的强烈渴求。伴随着这一反应的深化所经历的不同阶段，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从肯定环节经过教条主义否定环节转而升华为中国化再出场环节，经历了一个深刻的辩证过程。陈独秀、李大钊、李达、瞿秋白、谭平山、蔡和森、恽代英、艾思奇等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和进步知识分子，一批批“普罗米修斯”，将国外的马克思主义“天火”盗译成为“中国话”（如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陈独秀的《劳动者的觉悟》、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和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照亮了被黑暗长夜笼罩着的中国大地。这些思想传播针对的是中国社会变革、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等重大时代实践主题，虽然以介绍、转述经典文本思想为主，但是也已经针对一系列中国问题发声，从唯物史观到认识论、辩证法，从社会变革、阶级斗争、反帝反封建、政治民主、政党建设、经济改造、文化批判、妇女解放到青少年教育等，涉及中国社会变革的各个方面，第一次表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主张。

传播的重大历史性成果是在与工人运动结合中创立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中国革命有了领导核心。传播的学术效应是在思想文化理论层面引起了思想解放与学术创新。从此中国学术平台上有了马克思主义学派。在“问题与主义”之争、“科学与玄学”之争、“东西方文化”之争、批判戴季陶主义和国家主义、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中国社会性质之争等争论中，马克思主义学派开始深入各个社会科学专门领域，并且初步形成分门别类的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化学、文学、历史学、政治学、法学、新闻学、教育学等各个领域或部门的研究体系，涌现出一大批马克思主义学者，发挥着犀利的思想引领武器作用。

然而，与西方“原生态”马克思主义不同，中国人学习的马克思主义源头在国外，传播载体则需要文本和知识分子，在中国传播从一开始就埋下了先验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文化基因，并逐步演变成“权威传播者中心论”或“文本中心论”，最终衍生为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人的文化和理论教条主义。传播者成为权威化思想主体，因为他们最接近马克思主义经典，并创造次生文本，成为传播“放之四海而皆准”真理的当然代表（“赫尔默斯”）。当经典作家“不在场”时，传播者就是先生，中国工农大众就是学生；传播者成为真理和知识的化身，成为唯一可以用“理论掌握群众”的话语主体，大众成为接受理论传播的客体对象。王明等赫尔墨斯们希望按照国外“标准”的教条来建设党、指导实践。但是，历史表明：往往这些所谓“普遍真理”的教条布道在指导中国革命过程中却屡遭挫折，产生尖锐矛盾。究其原因，他们认为不是教条错了，而是中国大众错了，没有深刻地理解理论和更严格地遵从理论，不够“布尔什维克化”，因此全部任务就在于要“为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文本中心论的教条主义使中国革命遭受重大挫折。

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之后，以《实践论》为标志，毛泽东同志阐释了“一切真知都是从实践直接发源的”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真理，将真理标准赋予中国实践，将发现真理、发展真理、创造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体权力回归中国的实践大众，才真正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而只有在“新民主主义论”被完全阐释，边缘化的中国走出一条完全不同于资本全球化中心国家的革命道路（如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夺取城市的边缘化革命策略）时，才真正找到中国革命逻辑，才标志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真正形成。原初发端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在边缘的中国语境中只有重新出场，才能转变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完成理论的第一次飞跃。以《实践论》《矛盾论》《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毛泽东同志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著作为代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也得到了长足发展。延安时期，翻译出版了大量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和苏联的教科书，针对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教育、军事、历史等出版了大量的学术论著，一大批马克思主义学者或左翼学者成长起来。

从此，从探寻中国革命的逻辑，到建设的逻辑、改革的逻辑、发展的逻辑，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跨越新旧全球化两大时代，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为历史开端，以反思社会主义本质，转向发展、改革、现代化为聚焦点，与时俱进地创新发展，创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开辟了中国道路，开启了理论的第二次飞跃。正是在这一解放思想、创新发展的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在历史跨越的每一个节点上都发生了观念变革和学术创新的标志事件，从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争论，从马克思东方道路到社会主义本质的重新理解，从马克思主义形态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探索，从“回到马克思”的文本文献深度耕耘到与国外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对话争鸣，从对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原因研究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再认识，从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的恢复发展繁荣到各个哲学社会科学新领域的开拓，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深度反思到科学发展观的阐释，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到坚定走新现代性的中国道路，从国家治理现代化命题的提出到法治国家建设，以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研究，等等，出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繁荣、大发展状况。

就根本性质而言，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实践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不是抽象在场的形而上学，而是服务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这一根本宗旨的“行动的指南”，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执政党和民族国家的指导思想，是指导中国人民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始终是以历史实践为基础、以问题为导向的。实践提出问题，马克思主义解答问题，在科学解答中使自己在场并与时俱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作为时代中的思想，是在一定历史语境中对时代问题解答的出场形态，对于这一时代语境和问题有本然的依赖性。因此，要深度理解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我们不仅要深描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学术前沿，钩沉范式图谱和学派谱系，对话各种学术观点，更要穿透思想在场图景去把握背后让思想在场的历史时代及其问题本身。我们需要对思想在场的根据做深度的前提批判。意识始终是被意识到的存在，我们不能再重蹈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和清算过的青年黑格尔派那样的覆辙，把思想当作唯一和真正的在场，而遮蔽真正的历史，而是要让历史、现实、问题出场，作为思想出场的前提和根据，评价理论星丛的现实坐标。为此，我们需要回到和直面问题本身。因此，本书研究的书写方式以“反思的问题学”为主线，深描和对话成为两翼，正是秉承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本性。

就时代特点而言，这一时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是思想大解放、学术大繁荣、理论大创新的时代，其鲜明特点决定了我们的叙事主调必须要直面问题本身。众所周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事业。创新发展是基本方式。实践创新所折射出的理论创新和学术创新，形成了所谓学术前沿。在前沿话语上，我们对前沿理论话语的研究成为一种对话，一种撞击心灵和头脑的对话。然而，对话不是悬搁在空中的幽灵碰撞，而是以时代为底板的思想对话。要真正理解前沿，不仅要了解话语样态，更要理解话语所反映和表现的时代底板。我们的对话是基于时代问题底板、为了解答时代问题而展开的时代对话。时代问题、历史语境是评价对话在场根据及有效性和真理性的真正尺度。对话是为了促进我们能够更真实地面向事情本身。因此，深描、对话、评价如果发生“脱域”，即脱离问题本身，那么就将毫无价值。当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变革和理论探索深度广度都是史无前例的，因而解答时代问题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深度和广度。其中，不仅有作为整体性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深化，也包括前所未有、不断涌现的新问题、新领域、新课题，引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不断创新，形成学术的新概念、新理论、新话语。先有问题中的学术，后有学术中的问题。在实践中不断涌现的前沿问题逻辑在开拓和引领理论创新的逻辑。因此，如果没有对问题逻辑的理解，那么，我们对理论学术前沿的深度理解也将是不可能的。

本书的研究格局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论自觉”的产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创新不仅体现在新问题、新概念、新范畴、新理论、新领域的不断涌现，更表现为“方法论自觉”，即研究路径、研究视域、研究方法的自觉创造。日益丰富而多元的路径、方法和范式支撑着日益繁荣的创新成果和正在破土而出的各种学派。如何把握这一学术研究的前沿图谱？学界研究的方法至少可以有以下两种。

其一，创新学术史深度描述的范式。这是一种普遍被学界和读者习惯接受的方式，也是构成其他范式的原初基础。笔者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创新学术史的跟踪关注已历经20余年。几乎在纪念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的每个十周年，笔者都主编出版一本《当代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者来自全国著名大学与科研院所，充分收集改革开放以来对学术界影响很大、知名度很高的一些学者的理论见解，更努力反映近年来我国中青年学者研究的新进展。该书要求每位学者提出2~3篇最能代表自己学术观点的论文，除部分曾在全国著名杂志上发表过外，部分是专为该书写作的，是作者的最新思考，体现了当代中国学术界在这一领域的前沿水平。因此较充分地展现了目前我国学术界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位、体系理解与研究的基本理念，以此来反映和表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前沿状况和总体图景。相隔十年出版的两本编著之间的区别首先是编辑的分类标准。1998年卷的分类标准主要是根据学者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性和理论形态的理解，如“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实践本体论”“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等。而2008年卷的分类标准则演化为学者的研究范式或研究路径，如“原理研究”“文本—文献学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对话研究”“反思的问题学”等。另一个明显变化的是作者群，从老中学者转为老中青学者，45岁以下的全国知名学者占40%，表明一批青年学者正在成长，而十年前那一版的许多老专家、老作者在2008年已经逝去。我们还计划出版《当代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当代视野中的科学社会主义》《当代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当代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等著作，但是由于笔者工作变动等原因，计划未能一一如愿。然而，已经出版的这些卷帙弥足珍贵，它们不仅真实地反映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学术思想的前沿状况，至今仍是国内各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点博士生培养的重要参考资料，也成为我们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真实历史记录。我在江苏师范大学工作期间主持成立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研究中心”，成为国内最知名最完备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数据中心、研究中心和评价中心，每年出版1~2卷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前沿》，连同每年发表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前沿研究报告，成为与全国29个博士点学术研究互动的产物，也成为他们的主要学术资料。我们的研究成果每年在《马克思主义研究》《哲学研究》等10多种学术刊物上发表，并定期召开国际和国内学术会议。我主持的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创新学说史研究”，就是按照创新学术史范式而展开叙事的。

当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不仅是传播史、学术研究史，更是在革命、战争、建设、改革和发展实践中的不断创新史，是在把马克思主义与探索各个阶段的中国道路相结合中不断重新出场的历史。尽管学术理性与实践理性不完全相同，但是两者演进的内在逻辑却是高度一致的。书写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的方式也是多样化的。从目前研究的分类来看，它既可以包括通史研究（方松华等：《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纲》2011），也包括断代史研究（吴汉全：《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1919—1949）》2010，3卷本，梅荣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2010）以及分门别类的领域研究，如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黄枬森：《马克思主义哲学史》8卷本）、政治经济学史（张问敏：《中国政治经济学史大纲》，刘思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批判与创新》）、社会主义理论史（高放）、政治学史（王浦劬）、新闻学史（徐培汀：《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1949—2005）》）、社会学史（《新中国社会学》）、法学史（张静如，2008）等；既可以是对中国化代表人物 做个案与专题的研究，也可以是对其文本—文献的解读研究；既可以是传播史（杨金海：《思想的历程》2011）深描，更可以是理解史（王金福：《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史》，2005）等。

但是各种方式的重要性程度绝不是等价的。描述性学术史和传播史着眼于专题、人物、事件、活动、关系、文本解读等，其特点往往是介绍人物和著作，往往将学术史当作列宁所批评的“人名和书名”的历史，或者如柯林武德所批评的“剪刀+糨糊”的历史。这一研究只能达到马克思所说的“完整的表象”或黑格尔所指的“外史”，却难以到达对思想的现实即本质性的那一向度的把握。理解史着眼于后人的理解，但是对前沿问题的穿透力则有不足。

其二，深描学术前沿与学派谱系，做专题研究的方式。选择若干具有代表性的专题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人物、著作、事件、活动学派做专题式研究，深描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前沿状况，勾勒学派谱系的基本风格、创新特点和基本研究路径，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前沿性，因而始终是深化学术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但是专题研究、前沿深描、学派钩沉都仅仅是让思想在场，必然遭遇所谓解释学难题。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的客观解释学、海德格尔的主观解释学、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哈贝马斯的批判解释学、利科的结构解释学等，可以呈现多元视域，选择视域不同，最终的阐释就不同。如果我们需要超越“专题性研究”的碎片化状态而走向学术思想的历史深处，就必须穿透思想、学术、学派的表象，而深入造就思想学派的现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实践本身，用生动的历史问题去说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思想是因何出场、如何出场的。

因此，本书的第一个特点就是以“出场学”来聚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对前沿问题的反思。正如我一再指出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不仅要深描理论史、学派史创新的图谱，更要解释其与时俱进的出场逻辑，本质上就是召唤“出场学”。出场学无非是揭示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逻辑的理论，它指认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演化不是思想史孤独的在场，也不是一经发现就一劳永逸地在场，而是随着时代和空间语境的变化而差异性地重新出场的。它只有不断出场才能持续在场。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性只有在与时俱进的变化、空间转换差异中才能实现。创新就是差异。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创新本质就是差异性不断出场的逻辑。每一个时代都因为有着自己的历史语境，而选择一定的出场路径，因而选择一定的出场方式，进而会形成一定的思想和理论的出场形态。我们需要追问的与其说是思想的在场，不如说是实践问题的在场和历史的在场。我们需要评价的与其说是历史的思想表达，不如说是解答历史时代问题本身。因此，本书的研究视角重点在那些引起、催生、形塑思想理论的问题，回到事情本身去探索那些问题，因而把思想的前沿还原到问题的前沿，以此为坐标，然后再做学术对话和评价。这些问题都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或实践问题。从资本创新逻辑与马克思新世界观从当年到当代创新转换的逻辑，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实践路径与文化路径；从现代性复杂语境中的中国道路探索，到资本逻辑批判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再到差异性社会与民主政治道路，生态文明与绿色发展，全球文明冲突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马克思主义创新的辩证法，等等，在问题分析中评价，在评价中让问题对照，让学界的各种学术思想置身于这一坐标，形成让读者能够清晰把握的知识图谱。因此，“出场学”逻辑选择的叙事中心必然是“反思的问题学”立场。

本书研究的第二个特点是着力分析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理论视域，这是学术研究内在的方法论前提。对于研究视域的反思，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前提性批判。黑格尔曾经这样阐释理论体系与方法之间的关系：理论体系无非是方法+内容。方法论视域对于内容的关系，是研究的主体前提和对象的关系。虽然两者可以形成所谓解释学循环，但是无论如何，不同的研究视域将使同样的史料对象呈现不同的理论结构。正所谓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正因为以往的学术史研究往往注重史料本身而相对忽略作为构造理论体系的前提批判，才会表现为“剪刀+糨糊”的历史。在这一意义上，对视域问题的研究才更深刻、更内在、更前沿，更需要反思。本书关注研究视域，比关注直接的研究结论更为根本、更为重要，也更具有挑战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形成了若干研究视域，彼此之间发生了若干对话和争论。本书关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界存在的视域之争，指明其存在的偏颇和未来整合的趋势，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未来发展提供有益的建议。

关注研究范式和学派谱系的状况，是本书的第三个特点。正如本书稍后将详细阐释的那样，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多年研究中逐步达到了方法论自觉，形成了教科书改革范式、基本原理研究和阐释范式、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范式、文本文献学解读范式、反思的问题学范式、与国外马克思主义对话范式、新领域研究与部门开拓范式以及出场学研究范式等各种研究范式。可以说，研究范式作为研究路径、方法、规范的总称，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最好的思维工具和方法论，也是各个相关学派借以相互区别的主要标志。各种研究范式都有创新理论的独特功能和价值。科学辨识各研究范式的基本特征、创新功能、历史成因、存在问题和学术地位，是深描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多元创新的整体学术图景的主要基础。只有认真考察各个范式以差异方式推动理论创新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发展图景之间的关系，才能把握这一时代创新的学术史。各个研究范式当然都有自己的历史的和思维的局限，然而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各个研究范式超越自身局限的逻辑旨趣最终都经过反思的问题学而指向了“出场学”研究。以“出场学”范式来把握学术史的范式图谱的构造与演变，可以深度理解和把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学术史，可以为我们找到把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发展前沿演化的规律。 +HVZHLuOOTs1NUq5d7C18LFKCs2YlQO6+eVrIM0VZyaXzf2AFbqWT6QEYYEe+/F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