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历史的视域需要有文献学和文本研究论据的支持才是可信和有效的。有一点值得肯定：张一兵教授的著作《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1999）基于理论研究的方法论自觉，不仅成为开辟了文本—文献学解读范式的主要标志之一，更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创新学术史图景转换的“坐标”。深描理论创新的图谱，我们不难看到《回到马克思》对当代中国学术界引发的震撼和冲击，激起的狂飙和巨澜。围绕这一著作所展开的论辩和对话，深化和引领，彰显了这一著作所固有的创新锐气和先锋气质。重读再版的《回到马克思》，我们可以忘却种种论争的风云，然而作为一种具有时代创新精神的轴心范式，所拓展的“张一兵坐标”和引领的创新图景，需要认真加以总结。
《回到马克思》所标志的文本—文献学解读范式，是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文献学（版本学、目录学、编撰学等）、文本解释学（意义结构的考订、研究、解读）等途径来创新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文本文献的原初意义，把握马克思主义发生、发展、演变过程的一种研究方式。与原初的原著选读或原典解读不同，这一范式的根本特点之一就是在对象上打开了历史性视域，将原典放置在一个原初语境中历史地加以对待。这是一个视域和范式的大转折。在主体上引入了时代解读的新视域，将原典不是看作一种直接在场的东西，而是需要通过不断对话、解读才能为读者打开、重新出场的东西。文本解读是依赖于解读视域、方法的。读者解读视域成为打开对象文本的方法论前提。不同的视域、方法投射于文本，文本的意义和被打开的样式就不同。意义不是现成在场、一经阅读就永恒不变的“在场形而上学”，而是不断生成的。在这一意义上，解读就是一种读者与文本之间互动中的“思想构境”。当然，这一范式首先需要解读对象的存在。将原典典籍的编译、解读、研究当作一切研究的不可缺少的首要要素甚至根本要素，也是这一范式得以存在的客观条件。典籍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场的文本载体。典籍所蕴含的思想是理论研究和创新的前提和基础。随着理论创新的深化，人们必然会越来越重视典籍考订和文本研究。典籍、原著研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前提，也是与西方抢夺马克思主义著作话语权的主要阵地，牵涉中国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指导地位的是否巩固，牵涉意识形态安全。由于文化和语言的差异，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要跨越的“第一道门槛”就是经典文本的中国化，没有“中国化”的文本文献，就永远受制于人，就不可能将马克思主义变成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的精神武器。因此，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典籍编译和研究工作。中国共产党在建党初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期间，就竭尽所能翻译出版了一批马克思主义原典。针对王明等人所犯的以“洋教条”误导工农干部和革命大众的教条主义错误，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向全党提出深入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任务：“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解决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要求在党内开展学习竞赛，希望能够出一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将会大大提高我们的战斗力，战胜敌人。
1938年在延安成立了马列学院，设立专门的翻译部组织翻译马恩经典著作。连同当时的政治部、军队政治部翻译机构，共同翻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丛书》10卷本、《列宁选集》16卷（原计划20卷），以及关于哲学、文艺、军事方面的原典文献。通过编译，也培养锻炼了一批学者，如艾思奇、何思敬、吴亮平、王学文、张仲实、博古、柯柏年、李达、邹韬奋、钱俊瑞等。1949年，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俄文翻译局，主要翻译俄文的经典文献；1953年，中共中央编译局正式成立，开始系统地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全部著作；改革开放新时代，又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编译和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经过数代中国革命知识分子先驱者的努力，特别是中共中央编译局成立以来的半个多世纪的努力，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编译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从1955年到1985年，翻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MEGA1）50卷；《列宁全集》中文第一版39卷、中文第二版60卷；《斯大林全集》13卷；《马列主义文库》中文版21种；《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0卷；《列宁专题文集》5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二版各4卷；《列宁选集》第一、二、三版各4卷；等等。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最多、最全的国家之一。全面、系统的翻译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保证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界理论立场的坚定性，并且不断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提供强大的动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就是要求经典著作文本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与研究提供的系统的、完整的编译成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坚实的文本基础，为党的理论创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思想资源、理论基础、源头活水。
改革开放以来，文本—文献学解读范式的出场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背景：第一，是对教科书和原理研究长期形成的教条主义的否定。如前所说，苏联的教科书主要问题在于平行而非历史地援引马克思恩格斯的话语，并且将之作为一成不变、永恒在场的教条对待。打破这一僵化理解的方式，恢复马克思哲学的历史现象学性质，就是要回到马克思的原初理论语境。正如张一兵教授自己所说的：这一解读模式就是要还历史的马克思的原初语境和本真面貌。“摆脱对教条体制合法性的预设，消除现成性的强制，通过解读文本，实现中国人过去所说的‘返本开新’。”
因此，与教科书改革范式不同，文本—文献学解读范式更关注思想的历史生成和历史演化。但是，与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范式相比，文本—文献学解读范式的特点在于通过主张“回到马克思”，启封被长期被遮蔽的“马克思原初语境”，冲破苏联教科书教条预设，更加注重对马克思恩格斯文本文献的深度耕耘和意义探索，更加关注文本结构、“思想构境”的挖掘。通常以扎实的文本文献解读来历史地开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原境和出场逻辑，就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理论创新的重要方式。
进一步，成为两大学术图景历史性转换的标志。因为教科书改革范式还成为“原理研究”学术图景的主要轴心范式，由它支配并带动了纵横两轴的展开——作为横轴的原理研究和作为纵轴的原著解读，因此，《回到马克思》对教科书改革轴心范式学术图景的颠覆就成为开启新学术图景的转折点和标志。原理研究尽管力图突破苏联僵化教条，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但是正如张一兵教授所言：由于他们采取的仍然是苏联的“凡是”话语，并未根本摆脱“凡是”思维范式，因此，最终结果只是用一种新的主观臆断来取代旧的主观臆断。纵轴就是马克思主义原著解读。乍看起来，原著选读或解读似乎就是文本学范式的前身，与后者一脉相承。其实不然。虽然原著选读表面上有一种时间历史选择，大致可以看到马克思恩格斯早期、中期、晚期文本，但是这仅仅是表面的。因为，在选编者看来，文本入选的标准其实就是一个：真理，或者是原理，证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思出有据，至于这一根据出自马克思恩格斯谁的文本、在何年月，并不重要。时间历史在这里是被遮蔽和虚化的。时间间距恰好是需要被消灭的因素。没有时间、没有历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永恒在场，这才是原著选读的真正目的。真理、原理的“同质性”是选择的唯一标准。因此，与其说是历史性的文本学解读，不如说是穿着原著外衣出场的原理教科书。由教科书和教科书改革为轴心范式而生成的纵横两轴，就构成了这一年代理论研究和创新的学术坐标。而这一坐标的拓展，就是形成了三位一体的学术图景。当人们沉迷在这一原理研究的学术图景中难以自拔的时候，需要有人当头棒喝。于是，《回到马克思》出场了。《回到马克思》的出场之所以撼动学界，并被予以高度关注，并不在于它曾一度标新立异地阐释问题的许多新概念、新名词、新表述（正是著作的所谓“新话语”之艰涩加大了人们理解这一著作的难度），如将马克思的历史观称为“历史现象学”等（似乎与现象学的“调情”超过了某种必要的限度），而在于它的革命性转向真正的历史阐释的深刻性。《回到马克思》开启了真正的理解的时间意识和历史维度。《回到马克思》之所以用康德式的话语“回到”，就是鲜明地唤醒读者的时间间距感和历史意识，真切地回到马克思思想出场的原初语境，在文本话语深度耕犁的基础上，用综合话语的创新深度思索马克思早期思想变化的异质性和异构性，而与教条的同质性解读范式相对立。将一个非经典哲学意义上的语境阐释整体地展示在读者面前。这无疑是这一著作取得极大的成功的重要条件。作为一种新的学术图景的轴心范式的主要标志之一，《回到马克思》真正开启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和对话两轴的本质性维度。
第二，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廓清地平的需要。改革开放需要解放思想、大胆实现理论创新，创立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但是理论创新需要一个前提，那就是必须要弄清楚从什么基础原点出发去创新，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原初语境和语义，什么是后人的误读和附加。如张一兵教授所说：这就是“廓清理论地平”的工作。否则，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就失去了最重要的前提。这同时就是补课，即对我国学界理论创新长期存在的对文本解读“无根性”恐慌的一种学风救赎。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文献系统解读方式的漠视，原因是复杂的。本来，在具有五千年文化传统中，读经、注经、释经就是中国人修学经典、依仗“微言大义”而治天下的正宗解释学传统，翻译、解读、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原典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和政党建设的一项首要工程、基础工程、生命工程。但是，源于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曾对中国革命事业造成极大伤害的本能拒斥，也囿于长期艰苦残酷的革命战争环境限制、专业人才的严重缺乏，还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所鼓吹旨在遮蔽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源头地位的“毛泽东思想顶峰论”、用“立竿见影”方式来记诵“语录式马克思主义”的实用主义学风的侵害，甚至也有对于强调思想解放、依赖“大胆试、大胆闯”的改革开放实践探索路径的片面误解，等等。上述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使党内和学界不少人对于文本文献—学解读路径有根深蒂固的抵触，骨子里将系统研读第一手马克思主义文本—文献的路径往往看作经院派“烦琐哲学”和学究式“本本主义”，因而在马克思主义文本—文献学解读深度上存在着严重的先天不足。
新中国成立以后至改革开放初期，一个惊人现象是：虽然我国马克思主义学界人数甚众，除了翻译群体之外，大学和研究机构中几乎没有精通德文、能够深度开展对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手文本文献资料进行系统解读研究的学者，更没有形成一种系统化解读的独特学术研究路径。而对第一手文本文献资料研究的缺乏，直接造成了中国理论创新源头恐慌和“无根性”，是导致中国学界或者狂妄自大而自我封闭，或者屡屡陷入僵化教条的形而上学窠臼的一个重要原因。“文化大革命”中，林彪事件爆发后，为了教育全党防止上“假马列主义”的当，毛泽东同志发出“要读点马列原著”的号召。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年党内的学风状况。改革开放前夕，邓小平同志复出后，第一个抓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思想理论建设就是要求全党要完整、准确、系统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这就需要完整准确地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些经典论述为学界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本文献第一手资料，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指导原则。
第三，也是与西方“马克思学”争夺马克思恩格斯文本文献编纂和解读模式话语权的需要。马克思主义原典收集、整理、翻译和出版工作，进而开展文本文献的解读和研究，是主动掌握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解释的话语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和理论武装，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迫切需要。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历经90多年的历程，一条基本经验，就是要在解释、阐释马克思主义等方面掌握话语的主动权。但是，在掌握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解释的话语权方面，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还面临很多挑战。
首先，虽然从总体上看，我国虽然现在是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最多最全的国家，但与其他有关国家相比，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典藏还比较落后。马克思、恩格斯的手稿原件，三分之二收藏在荷兰，三分之一收藏在俄罗斯（苏联）。许多国家专门设立了收藏马克思主义文献、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专门机构。例如，德国的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俄罗斯的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原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比利时的布鲁塞尔马克思研究所、英国伦敦马克思纪念图书馆，等等。甚至日本，其收藏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也远远多于我国。它们提供专门的途径，积极培养马克思主义文献编译与研究人才，影响力不断增强。缺乏文献典藏支撑，掌握经典解释权和话语权就失去了基本前提。
其次，文献研究、文本解读水平也相对落后，这就严重阻碍了掌握解释话语权的进程。随着开放进程的加速，国外的各种马克思主义研究，如西方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都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做了深入详细的研究。特别是西方“马克思学”目前发展很快，这些学者站在西方的立场，以批评的视角重新阅读马克思，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独立的、深入的、细致的研究。虽然其研究对消除某些针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等方面有许多启发的意义，但是，他们更多地对马克思主义提出了质疑和挑战，并且对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也有很大影响。其中西方“马克思学”标榜自己价值中立、完全“客观”地去发现、解读马克思恩格斯文本文献，但是这一解读却常常做出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意义颠覆性的结论。改革开放以来，这一文本—文献学解读模式伴随着他们的“两个马克思”论、“马恩对立论”涌进中国，造成了一定的学术影响。如何积极回应挑战、积极开展对话，就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界一大任务。而由于早期的文本文献学解读能力的先天不足，对话初始阶段主要停留在思想观点的争论和交锋上，推动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出场。然而，由于学术准备不足，暂时没有能力应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模式。然而，不解决这一问题，不在马克思恩格斯文本文献编纂和解读模式上争得中国话语权，那么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就永远受制于人，永远只能被动地接受西方学者编纂结果，只能事后迎接挑战。因此，这一战场随着对话的深入必然要延伸到对马克思恩格斯文本文献编纂学和解读模式这一深层地带来展开。尽管中国在马克思恩格斯原始文献占有上没有优势，但是，在如何编纂和解读问题上，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仍依靠坚定理论立场和扎实的理论功底与西方学者积极展开对话。
最后，需要破除作为理解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前提的错误预设，认为“文以载道”，无论文本结构如何变化都不会影响思想的意义。人们甚至将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看作现成在手状态、一成不变的在场，认为文本是被意义单向决定的，可以被随时随地现成地“据有”的，只要翻译一套全集，打开一部文本，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就会在一个现成的平面上跨时空地展现。殊不知文本结构也造就意义，决定思想意义的生成。这些思想意义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样态中存在着大量的手稿、札记、笔记和其他文本形态中存在，如果人们的文本编撰方式发生改变，那么理论意义就可能相应改变。从文本学来说，不仅意义决定文本结构，反之文本结构的差异同样决定意义结构。因此，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绝不是“现成在手”而是需要“不断上手”的，或者说，需要重新解读、重新出场。此外，以不同的话语和阅读方式面对相同的文本，其解读结果可能会是根本差异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阿尔都塞、苏东学者以及中国以往的解读模式各不相同，因此，同一文本在不同的学者视域中展现出差异的意义。因此，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必须重视建立自己的编纂学和解读体系。
文献学意义上的原典编纂和解读方式研究，成为文本—文献解读范式的基本技术因素，也是与西方“马克思学”展开对话的重点。正是在这一层面上，如何看待梁赞诺夫的MEGA1和西方“马克思学”正在编译出版的MEGA2，以及关于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广松涉版本，就成为参与国际学术对话的重大领域之一。其中，主要包括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
从宏观上来看，究竟如何看待梁赞诺夫本的MEGA1和西方学者编MEGA2，成为中国学者争论的重要问题之一。国内学者首先肯定：梁赞诺夫作为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家，是最早认识收集、编辑、整理、出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重大意义的学者。从1911年提出“维也纳计划”开始，“主办一套符合一切科学要求的、绝对完整的、系统编排的、可以与手稿以及马克思著作的各个不同版本相对照的、附有导言和内容丰富的索引的马克思著作全集”和传记，就成为他的毕生奋斗目标。经过1917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1852—1862》，再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50卷出版，几十年如一日，致力于这一伟业。特别是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在列宁支持下，作为苏联1921年成立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首任院长，在收集、整理、编纂、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事业上的历史功勋是无可否定的。然而，由于当时编纂视域受“左”的意识形态的某些影响，也囿于当时编纂的思想支配，为了强调原典的完整性，梁本在总体编纂中过多地加入了自己编纂的主观意图，特别是在编纂那些马克思恩格斯生前未完成的手稿、札记和笔记的过程中，加添标题，拼错结构，把某些明显不是在一起的手稿编纂在一起，造成了某些篇章结构的严重不合理，等等。为此，西方学者甚至将其污名化为“伪版”。其实不然。不说梁赞诺夫创造了许多“第一”：作为MEGA1的灵魂人物，第一个构想了出版计划；为世界第一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编辑出版所做出的巨大而杰出贡献；第一个发现整理出版《德意志意识形态》和众多马克思恩格斯手稿、札记、通讯、文稿等。即便是整体编纂结构上的问题也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责任应由这一历史去承担。
在微观文献学意义上，围绕马克思恩格斯生前未完成的手稿、札记、笔记、通讯、评论等文献的编纂出版，成为争论的焦点。如《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德》）作为马克思恩格斯第一个全面阐释创立唯物史观的文献，意味着它向读者展现的思想结构和话语结构是怎样的，那么，马克思主义原初语境或本真意义就是怎样的，换言之，马克思主义就是怎样的。而作为一部未完成的手稿，其先后次序和原有结构又未有定论，文献中的思想意义又不能不受版本结构的重要影响，因此，这就意味着通过不同版本的编纂，有可能展现出差异的或不同的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结构和话语结构。因此版本编纂就不仅仅是一个纯粹技术问题，而是具有重大思想性的文献学问题。如何编纂，争论就来源于此。根据梁赞诺夫自己的理解，他的版本将几大手稿拼接在一起，还为这一拼接加上许多章节标题，力图使不完整的手稿变得容易理解。现在看来，的确有许多不合理或错拼、误解多处。广松版则按照照相版将几大手稿并列排序，虽然结构更接近原初语境，但是也因为拼接上理解的不当，而存有瑕疵。此外，根据笔迹，广松涉发现手稿中多为恩格斯笔迹而马克思笔迹较少出现，因此推断恩格斯在《德》中的思想理论贡献大于马克思。
这一结论显然过于草率。也可能仅仅是恩格斯誊写。因为判定究竟思想出自何人不能仅仅根据笔迹，还要看这一文献前后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变化情况，以及此文献与其他相关文献的思想关联程度加以佐证，以“互文性”才能连贯地加以说明和判定。在这一领域，一批青年学者如北京大学聂锦芳、清华大学韩立新都围绕马克思《德》的文本解读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在国内学界有相当的学术影响。
进一步，文本—文献学解读范式涉及对“文本学”这一新概念如何做解释。国外只有文献学概念，而没有与中国“文本学”意义对应的词语。文献学主要包括“版本（edition）”“目录（directory）”“编纂（compiling）”“校勘（collating）”等。而“文本（Text）”研究来源于解释学，主要是对一定文本的意义如何理解和解释的方法。当然阐释学从古典到近代，经历过圣经解释学、语文解释学、施莱尔马哈和狄尔泰的文本解释学、海德格尔的主体解释学和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等。中国古代也有经文解释学和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等。张一兵指认的“文本学”不仅包括文献学的版本研究，也包括对文本意义的解释。对于这一概念，杨学功、韩立新、鲁克俭以及张一兵等人展开了多次对话。
反对者认为：第一，文献学、版本学主要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文本解释是一个文化问题或理解问题。将两个含义并入在一起并不恰当。日本学者大村泉也持此观点。文本研究不能无视陶伯特等西方学者编纂MEGA2中关于马克思文献研究的最新成果。不能因为意识形态对立就否定西方学者的文献学技术研究成果，因噎废食。
但是，技术层面的文献学是否为“价值中立”或“价值悬搁”的？显然不是。意义决定文本结构的选择，但文本结构也决定意义。在这一点上，西方学者更加有深谋远虑。无论主观意向如何，学院派的“技术范”远不能逃脱意识形态的纠缠。然而我们不能因此就完全忽视技术层面研究的创新意义。
最后，文本—文献学解读范式还涉及如何看待中国的“马克思学”。王东、鲁克俭、韩立新等都主张应当在马克思思想研究意义上与西方“马克思学”争夺话语权，建立“马克思学”的中国学派。中国马克思学是马克思思想研究的深化。因此，“中国马克思学”的概念就被正式提出。
对此，张一兵撰文表示异议。认为“马克思学”是西方视域中独有的马克思研究，带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倾向。中国马克思文本思想研究、文献学解读必须坚持自己的科学立场。
回溯以往，文本—文献学解读范式具有的创新功能至少在于以下几点。第一，第一次真正以文献学方式研究当年马克思恩格斯等原初语境，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补上了文献学研究领域的空白。以往的原典研究要么着重翻译，要么直接关注文本的思想、原理研究，而始终没有把版本学、编纂学、目录学和校勘学等文献学研究的方式看作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路径，没有把它看作可以推进对马克思主义原意的深度理解的有效方式。只有等到文本—文献学解读范式的出现，才真正开启这一历史。近年来，以一批中青年学者群体为主体，经过他们的共同努力，对马克思原典的文献学研究领域才被真正开拓出来。
第二，真正以“回到马克思”原初语境的方式开启了以时代视域历史地解读马克思恩格斯原典意义的研究路径，超越了传统原著选读那种“本质上是穿着原著外衣出场的原理教科书”的非历史性解读方式，为思想史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发生、发展和演化的历史奠定了最为重要的基础。
第三，文本—文献学解读范式成为一种创新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方式。“返本”不是为了“原教旨主义”，不是为了“顽强的崇古意识”，不是用一个“原版”的马克思主义来取代苏东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相反，这一解读的前理解是时代的和创新的，是用创新视域的对话来让马克思“大声说话”，让文本意义真正向当代人开放。
第四，文本文献学的范式的特点同时也是以文本文献为对象的多重学术视域的聚焦点。其中至少包括了文献学、认识论、文本解释学三个层面的研究。第一层面是基础，相当于传统的国学中的“小学”，版本、目录、编纂和校勘决定文本结构，文本结构如果决定文本意义，那么，追问“恰当的文本的文献结构”恰好决定了何为“本真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探索的是文本结构及其与意义结构的关联。文本解释学层面进一步追问解释的意义。在有没有文本原意、什么是文本原意问题上，学界展开激烈的争论。客观主义主张文本有不依赖于读者，甚至不依赖于作者的原意，而读者的理解有相对性，但是文本原意并不因为读者甚至读者的主观意图而改变。在此，这一主张区分两种意义的含义：一是文本的原意，二是文本对读者的意义。文本的原意是相对不变的，而对读者的意义却是不断变化的。读者以自己的时代的前理解构成的主体图式来解读对象文本，就造成了差异化解读，这一过程，正如张一兵强调的，“回到马克思”的原初语境绝不是对一个“现成在手”状态，而是“重新上手状态”，即对读者说来的生成。解读文本的结构依赖解读者的时代视域。
依托这一范式所形成的经典学派，是最为具有学院派风格的学派。这不仅体现在他们“板櫈须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的严谨学风，更体现在他们对文献学研究所必然依赖的技术型路径。版本考订、编纂学考察需要一种编辑式的细致的对比功夫，对每一章节、每一页版本的样式、每一句行的字迹、每一个眉批等都需要细致关注，科学考量。与以往“天马行空”式的思想阐释和所谓“联系实际”式的具体议论相比，这更需要有严格的学术规范，言出必有据，而且是版本学的考据。它把翻译、编辑式的技术责任与严谨细致的理论研究融为一体，创造出了一种独特的范式，也锻炼出了一批学者，形成了风格独特的学派。他们当然因为依赖原典而得名。他们因为范式对于技术要求颇高而显得人数偏少。然而，这是最具有国际交流和对话能力的学派。他们都是用同一种技术范和话语方式来交流并可以在技术上相互印证的人。当然，也正因为如此，这一派的少数人有技术至上主义倾向。最终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可能导致“学术登场、思想退场”，用规范的技术方式来做一个相当规范的版本考订成果，但是却不知其思想意义和理论价值。当然，这一范式因为论域集中而研究着力为甚，因此，创新指数低于平均值，为0。286。究其原因，除了前期的文本解读类成果主要是原著教学讲解类，很少有新思想外，这多半是因为新的学术路径出场较晚，学术积累严重不足。假以时日，这一范式的创新成果未必低于原理研究与体系创新范式。
此外，文本—文献学解读范式还先天地存在着内在的矛盾和困惑。首先，文本样式有很大的不同，有生前公开出版的著作，有被翻译为其他文字出版但经过马克思恩格斯本人审定的著作，有手稿，有札记，有笔记，有通讯，有批注，等等，究竟何种文本样态更能够代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原意？学界经常争论的话题是：究竟公开出版的杀青之作还是手稿、笔记甚至札记更能代表经典作家的原意？我们难以停留在文本层次上对此加以作科学判定，而只有穿越文本背后去看历史语境的决定性选择，才能最终达到理解的真实。其次，文本解读如果旨在寻找一个“原版的”马克思或者列宁，如何与“崇古意识”做出区分？又如何与当代视野中的马克思相互一致而不至于拿“原版马克思”去批判当代马克思？从当年马克思到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间距如何弥合？
正是对“原教旨主义”或“顽强的崇古意识”的担心，以复旦大学俞吾金为代表的学者，坚持主张“应当让马克思走向当代”，“马克思是我们的同时代人”，开创了首先与西方哲学、进而与中西对话的方式激活马克思的思想资源、保持马克思的当代生命活力并不断创新的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