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思想史范式与历史学派

所谓“思想史范式”又可称为“学说史范式”，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范式”或“马克思主义学说史研究范式”的简称，主要指通过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学说发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考察，来全面、科学、准确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本真意义的研究方式。思想史范式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各个领域内分别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说史、科学社会主义史等。起因在于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学说发生、发展和演变史逻辑准确把握的需要，以及对教科书范式教条化倾向的反思性突破。教科书范式将一个本质上是历史的理论、只承认一门科学即“历史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非历史地“定格”为相对静态、“一块整钢”式样的原理框架；将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话语，用非历史方式加从而产生的教条主义倾向，引起了理论和实践界的共同反思。恢复“历史性”的追求，直接引发马克思主义思想史范式和历史学派的兴起。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开展的动因取决于两个因素。其一，思想解放的需要。恢复历史视域，就是要冲破教条地看待马克思主义教科书樊笼，破除平面地、非历史地看待马克思主义思想和话语的僵化教条体系，重新审视马克思的新世界观发生、发展和走向当代的历史过程，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是一个历史演变的、与时俱进的逻辑。其二，对话的需要。西方“马克思学”抬高青年马克思而贬低中后期马克思。法兰克福学派对马克思思想理解的重新黑格尔化的重视、对当代资本主义文化总体性的批判，阿尔都塞的《保卫马克思》激起了国人关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变革、特别是重新审视和理解哲学革命的结构性转换的热情。

马克思恩格斯对身后自己思想的转变历史与新世界观真谛之间的内在关联应当说有天才的敏感和自觉，因而在不断创立自己新世界观理论的同时，就十分重视对于自己新世界观出场史的反思和解释。《德意志意识形态》就是马克思恩格斯首先将自己的思想“清算一下”并说明自己与德意志意识形态批判性关系的反思性著作。马克思为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所写的导言中，就再一次将自己如何研究经济学和创立唯物史观的历史做了一个经典的阐释，时至今日仍然是我们研究马克思早年思想转变历程的重要依据。恩格斯晚年为进一步深度阐释马克思哲学革命和思想变革的真实历史，撰写了系列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论著，如《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马克思和<新莱茵报>（1948—1849）》、《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等，由于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因此，他的这些著作对于读者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转变的真实历史有很高的价值。在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不久，第二国际著名领袖们就积极加盟到这一撰史的行列。李卜克内西的《回忆马克思》、梅林《马克思传》（1918）相继出版。苏联埃利达尔·梁赞诺夫策划编纂的MEGA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费多谢耶夫、斯捷潘诺娃以及德国人格姆科夫等人写的《马克思传》，等等，以及列宁、斯大林全集的陆续出版，为中国学者翻译、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思想史提供了文献和历史方面的极大帮助。此外，冈察诺夫《科学社会主义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8）、卢森贝的《政治经济学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包括第一、第二国际史、共产国际史和《联共（布）党史》）研究成果陆续翻译介绍到中国，使中国学者和大众能够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实践史方面进一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演变。中共党史研究更是对自身的历史梳理，中国人民大学从1956年就建立了国内第一个党史系。1964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了全国第一个“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作为一门学科领域的建立。这一研究所培养了一大批国内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专家，如庄福龄、陈先达、靳辉明、杨瑞森、奚广庆、徐琳、顾海良、李忠尚、梁树发等，为全国所仅见。虽然研究早就展开，但是，系统全面阐释马克思主义思想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史，使之成为完善的叙述体系，是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才真正开始的。

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思想史范式生成与转换，经历了两个转变、三个阶段。如果说，改革开放以前为第一阶段即准备阶段，主要是翻译苏联翻译或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文本，翻译出版关于国外伟人的传记，翻译出版思想史的成果，酝酿研究的主题，积聚和培养青年人才，做大规模研究的长期准备工作。第二阶段则是改革开放前后，为初期发展阶段，发轫于20世纪70年代初，为教学需要，北京大学和中山大学一批学者编写了教学大纲。1978年，中山大学刘嵘、高齐云、叶汝贤等人为主编，中国人民大学马列所庄福龄等人为副主编，承接了教育部第一个马哲史教材编写计划。在1979年成立全国马哲史学会基础上，20余所高校集体编撰的中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稿》 于1981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准备阶段转向初期发展阶段的标志。

初期发展阶段从改革开放初期到20世纪末。其基本特点之一是学术领域的基本形成，学术成果不断涌现，学科建设初步奠基。伴随着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学”和苏联学术对话的语境，从马克思主义学说史的角度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发生、发展和变化，成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倾力关注的一大热点，学术领域逐渐形成，专业教材、专著等学术成果也不断涌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稿》之后，中国人民大学的陈先达与靳辉明合著的《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史》（1982）、庄福龄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纲要》（1983）、黄枬森主编的三卷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1983—1989）和九卷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修订本，2005），孙伯鍨等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一卷、第二卷，1982、1986）、《马克思哲学的历史和现状》（1—3卷，1988、1989、1992），余源培教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程》（1987），刘佩弦的《科学社会主义史纲》（1984）、宋涛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研究》（论文集，1988）等，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经济学说史、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史）学科研究对象、研究意义、方法都做了深入细致的界定，标志着这一学术领域、学科在中国大地正式扎根并形成。第二个特点是通史与专题研究结合，出版了一批回应西方“马克思学”、深入探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思想的著作。陈先达和靳辉明合著的《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1983），陈先达独著《走向历史深处——马克思历史观研究》（1987）、徐琳的《恩格斯哲学思想研究》（1985）、孙伯鍨的《探索者道路的探索》（1985）、《卢卡奇与马克思》（1999），等等，都是杰出代表。特别是陈先达、靳辉明合著的《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针对国内外两个错误思潮，发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声音：一是国外“马克思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误读早期马克思思想，制造“两个马克思”“马恩对立”论，抬高马克思早期的人道主义和异化思想而贬低后期马克思成熟思想的错误论点；二是国内人道主义和异化的思潮。该书充分利用了MEGA1和《马克思传》的相关资料，提出了早期马克思思想发生了“两度转折和三个阶段”的著名论断，揭示了马克思早年经历了从黑格尔唯心主义向费尔巴哈唯物主义转折，又进一步向创立唯物史观迈进的思想历程，为国内学界澄清有关误解、拨乱反正起到了关键的理论引领性作用。黄枬森教授主编、会聚全国许多马哲史名家共同编纂的九卷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修订本），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体系最为完整、内容最为丰富、体量最为庞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著作。为我们勾勒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百多年思想发展的全景，许多深刻的创新见解贯穿其中，广泛吸纳了国内多家治学新观点，因而具有学术上的里程碑意义。第三个特点是研究旨趣发生转换，从早期仅为原理教学提供思想史佐证转变为独立探索、创新理解经典作家思想发生发展和本真意义的独特路径。

世纪之交进入第三阶段，为方法论自觉阶段。这一阶段的最大特点是人才济济（不仅有老一辈著名学者如黄枬森、陈先达、庄福龄、徐琳、孙伯鍨、刘嵘、高奇云、叶汝贤、余源培、金隆德、任吉悌等，而且涌现出一批改革开放以后成长起来的中青年学者如张一兵、俞吾金、吴晓明、杨耕、丰子义、程恩富、姚开建、王东、何萍、鲁克俭、王金福等，更为年青一代如唐正东、聂锦芳、韩立新、胡大平、张亮等人也崭露头角）。这一时期成果卓著，如程恩富《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2006）、姚开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2010）、何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程》（2009），以及马工程本《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2012）、《科学社会主义史》等，都成为该领域研究的主要著作。而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学界深度借鉴西方学者的研究风格、研究方法和研究路径，将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作为一种深度耕耘、创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学术影响甚至超过原理创新。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一是研究语境大为改观。MEGA2的传入，中文第二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以及《马克思恩格斯文集》陆续出版，为在中国语境中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文本资源；同时中国学者对外交流更加深入，与境外研究机构建立了稳定的学术联系，不仅有更深入的学术成果交流，更有研究方法的相互影响和借鉴。着眼于与当代西方“马克思学”对话，深化对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主题的专题研究，形成了新的研究格局。改革开放以来，尽管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脱胎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选读，然而两者的重大差别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解读目的在于“证明”原理教科书出场有据可循，它们不但不注重思想出场的历史性和变迁性，相反，注重的是原理在文本中呈现的高度同一性，因而不过是原理教科书的从属物；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逐渐具有了真正的历史视域，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生、发展和不断创新的角度来阐述话语内涵，因而必然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一个历史发展着的思想体系。

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作为一种范式的创新指数值高于教科书而低于原理研究和体系创新，为0。219，甚至仅高于教科书改革范式而为次低。之所以如此，主要是思想史叙事被强调要忠实于原始语境，因此，任何解释和发挥都有可能背离这一初衷。显然，支配这一初衷的基本原则是一个传统解释学（客观解释学）的文本中心论思想。泯灭自我而尽可能融入思想史的原初语境和文本意义，成为这一研究范式的主要理论旨趣。尽管如此，在这一范式的创新功能驱动下，也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历史学派。这一创新的范式与学派具有以下两个特点。

第一，阐释思想出场的历史性。在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态度上，这一范式与教科书范式最显著的差异，就是以思想出场阐述的历史性补足了教科书的原理性描述“非历史性”的内在局限，真正使马克思主义的阐释达到了“每一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这一思想原则的高度，强化了历史性叙事特征，恢复了马克思哲学革命关于任何思想都是时代的思想的观点。历史性使一切原理，包括最基本原理都具有了历史的性质。陈先达教授的《走向历史深处》一书就是关于深描马克思早年思想出场演化史的历史逻辑的专著，它揭示了马克思如何仅仅从基于“思想在场”的哲学批判而转向思想背后的历史语境反思，通过资本批判进而让真正的历史出场的历史图景。这一范式造就的学派也因此而令人瞩目。中国人民大学马列所培养的学术团队一直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学派中学者团队著名学者最多、成果最为丰厚、研究范式最为一致、相互协作最为紧密的一个学派。此外，北京大学黄枬森领衔的学术群体、南京大学孙伯鍨、张一兵团队，中山大学刘嵘、高齐云、叶汝贤、徐俊忠团队，等等，都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一个学术范式较为统一、理论成果相互关联、学术协同较为紧密、理论风格大致相近的学派。

第二，表达马克思主义思想路径的创新性。马克思主义学说史要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做全面回顾、梳理和研究，许多原来教科书并没有深入关注的表述和思想都被一一发掘出来，并通过系统研究来加以表达。如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历史学派主张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首先要反思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历史，总结经验教训，找到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路径和方法。这一学派最有影响的代表是顾海良、颜鹏飞、吴易风和王志伟教授等。他们认为，要在指导思想多元和体系多元并存的当代经济学研究格局中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必须要用完整的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构建的学说来指导和建立科学的现代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使之成为社会实践的科学反映，并用来指导现实经济活动。他们认为，这是一项“去标签化”、“去空洞化”、凸显其指导思想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基础工程。这一学派强调：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构建学说是以原生态形式存在于马克思经济学经典著作中。因此，应坚持对马克思文本的解读，但要防止对马克思构建学说的片面性或肢解性的所谓西方“解构主义”的解读趋向。这种非整体性解读就是不承认理论体系的整体性、“肢解马克思”和“异化马克思”，这将会抑制马克思理论的原创性和生命力，使许多理论闪光点和生长点、有价值的分析框架和思想线索被遮蔽，从而出现逻辑体系构建方法“半截子化”、研究对象狭窄化、研究内容空洞化、政治经济学本身趋于僵化和边缘化等问题，这会逐渐丧失对经济现实的解释力而导致指导思想多元化倾向。因此，完整的研究既要“回到马克思”又要“走出马克思”，吸纳当代经济学的积极成果，再现完整的思想史历程，发展马克思。

当然，按照何种标准来编纂思想史，究竟是按照时间逻辑？或是按照问题逻辑？或思想逻辑等来展现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一直是编纂者的最大问题。列宁曾经借助于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解读而反对将哲学史变成“人名和书名的历史”而不是思想内在逻辑的演进史。然而，仅仅是思想出场史的深度描述是不够的。无论我们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思想史，有一点可以肯定：思想史的出场背后是真实历史的存在。哲思终止的地方，才是真正历史开始的地方。而思想史不过是真实历史出场的思想表达，对真实历史语境有很深的依赖性。因此，用描述马克思主义思想逻辑本身来表达创新规律，推进理论创新，尽管很有价值，然而是不够的。穿越思想史而到达其背后的历史语境，用历史语境来规约思想史的逻辑，这就必然超越马克思主义思想史范式而走向出场学。 wRLxtQAB458LD0Ghw6teys6rUb7Os8z38BeEGNvqEFcJ6oSQvYATjEMtRdH5aKG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