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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原理研究范式是“原理研究与体系创新范式”的简称，是指在“后教科书时代”沿用原理式研究方式而不是用教科书话语方式来推动和表达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特别是理解体系创新的路径。原理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但是演变为后教科书时代体系创新的理解范式，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之所以出场，主要原因在于主客观两个方面的原因。
在客观上，改革开放、解放思想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不断提出新问题、新领域、新视野、新要求，促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要不断以及时和深入的探讨来回应这一伟大进程。“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大讨论就是用原理研究方式而不是教科书方式出场的。延伸的学术讨论大多需要不断深化，在没有定见、没有成熟之前，肯定是只能以原理研究的不同见解方式散见于论著之中。在主观上，全国一批学者在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本真意义和体系结构问题上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分歧，在20世纪80年代末，已经再也无法用统编教材方式来解决学者之间的分歧。脱胎于苏联的各个领域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从何而来是清楚的，向何而去是不甚清楚的。向后退时，学者们原初观点高度一致，因为都是传统教科书培养出来的学者；向前进时则很不一致。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还是科学社会主义，甚至包括对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部分）的理解框架也存在着若干重大争论。人们思想之间的差别已经不再是局限于原初教科书中个别概念、原理、内容，而是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整个体系框架的理解差别。因此，为了能够个性化地、自由地表达学者们创新研究的思想成果，人们再也不局限于教科书话语束缚，而以专著和论文来使自己的思想出场。所以，作为“后教科书时代”的原理研究和体系创新范式也就应运而生了。
原理研究作为一种研究路径的确有着悠久的历史，然而又有时代的嬗变。主要演变进程就是从原理研究走向理解体系的创新。新中国成立初期，在轰轰烈烈的思想改造运动中，学界一批从旧时代过来的学者，和新中国正在成长的年青学者，都在试图用刚刚了解的马克思主义原理话语批判胡适的实用主义、批判语义分析、批判实在论、批判胡风等，并阐释苏联的最新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社会主义、党史等新思想、新观点，或者用某种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思想方法来阐释过渡时期总路线、社会主义改造、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运动等。也有一部分学者开始认真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的一些概念和范畴的关系，成为他们思想成长的重要铺路石。改革开放初期，在批判“四人帮”、反对“两个凡是”和推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过程中，原理话语再一次发挥了主流学术的作用。正本清源、思想解放的学术话语大多采取原理研究的范式。
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这一路径还仅仅属于原理研究，还没有真正演变为“原理研究与体系创新”的范式。转变的关键点在于统编教材的努力受挫和后教科书时代的开启。体系创新成为这一研究范式的重要的着力点。见表3：
表3
数据来源：江苏师范大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研究中心”数据库。
可见，1989年是一个大转折。此前的原理研究主要集中在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相关概念、范畴、原理的研究上。尽管以往学界在早年的于光远主编《政治经济学》和徐禾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之间选择，但是总的来说，没有显著的变化。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被西方经济学体系所取代、或者拿西方经济学原理“补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度成为学界的普遍选择。而这一状况转过1990年，特别是在邓小平南行讲话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论述之后，学界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研究开始升温，对于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生产关系的实现形式的研究逐步成为热点，同期发表论文剧增。党的十五大确立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之后，学界关于如何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新的所有制结构条件下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阐释转型经济，成为学界的主要热点。
原理研究与体系创新一旦形成范式之后，就具有不同于教科书改革范式的新特点。主要表现在体系理解的多样性和多元化，在宏观结构和本性结构上突破了传统教科书的理解框架，为大胆创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体系提供了一个时代的试验范本。如改革开放以来，政治经济学界不仅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也从研究方法、构成核心和总体体系等各个方面去重新勾画政治经济学的体系，而不再局限于个别概念、范畴理解的争论。如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争论，就有围绕不应仅定位于单一的生产关系（斯大林，1952年）的观点而来的“生产力”（熊映梧，1978年）、“生产方式”（于金富，2008年），以及“联系生产力分析生产关系”“结合生产方式分析所有制”（何干强，2008年）或者“生产关系总体”（胡钧，2011年）；而应定位于凸显整体性原则的生产力—中介范畴—生产关系的研究对象总体模式（颜鹏飞，2011年）。持类似观点的，还有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模式（吴易风，1997年），等等。研究对象出现的差异，就为体系差异提供了直接的对象性依据。而研究方法的差异，为体系差异又提供了方法论的前提。近些年来，这一领域的研究已呈现风起云涌之趋势，如“马克思总体方法”（顾海良，2005年）、“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构建学说”（颜鹏飞，2006年）、“整体性研究方法”（梅荣政，2004年）、“马克思主义整体性”（郑丽娟，2009年）、“总体性原则”（仰海峰，2011年）等。
就哲学领域而言，出现了各种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性和体系的多样性理解。突破传统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体系之后，学界开始提出“辩证唯物主义科学化”（黄枬森）、“历史唯物主义一体化哲学”（何畏）、“实践哲学”（高清海）、“实践的唯物主义”（徐崇温）、“实践本体论”（王宇、杨耕）、“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任平）等。黄枬森教授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就成长起来的老一辈著名学者。他始终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高表现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包括自然观（自然辩证法）、历史观（历史唯物主义）和思维观（思维辩证法和逻辑）都是次一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是辩证唯物主义一般世界观理论体系的分支。辩证唯物主义是科学，既然是科学，就是真理体系，而将来可以不用马克思名字来命名，正像物理学、化学也不用某一个发现科学规律的科学家名字命名一样。这“一总三分”或者一总多分的理解体系虽然与苏联的列宁格勒大学学派观点相近，但是在中国语境中有自己独特的见解。
何畏主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性就是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本体的世界观，因此是“历史唯物主义一体化”哲学。
高清海教授提出“实践哲学”，认为马克思对传统哲学的革命性变革不在于世界观，而在于哲学的思维方式，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超越唯物和唯心之上的主客统一的实践思维方式。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主要是放弃了作为本体论的思维方式，而进入一种实践哲学的思维方式，既超越了旧唯物主义单纯从客体出发的观点，也超越了唯心主义从抽象的人出发的观点，因而成为实践思维方式的哲学，因此不必要“唯物主义后缀”，就是“实践哲学”。
上述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性和体系的理解之间必定发生尖锐的争论。不少学者参与商榷，对上述每一个见解都发表了许多不同意见。每一位学者的研究思绪不同，因而对上述体系创新理解也就大相径庭。例如，即便对所谓“实践的唯物主义”体系的理解，就出现了10多种有差异的见解。肖前、李淮春、杨耕在《实践唯物主义研究》
中认为“实践唯物主义就是辩证唯物主义”，两者是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不同侧面的理解。徐崇温强调实践的唯物主义以实践为基础，与辩证唯物主义有本原的差别。
何中华强调“实践唯物主义”就是“实践本体论”，是与物质本体论有原则区别的。
王金福认为，学界在“实践唯物主义”这一同名下有三种不同的理解：“实践中介基础论”“实践本体论”和“实践物质基础论”，
等等。
笔者作为曾经的“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倡导者，在《交往实践与主体际》（1999）和《走向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2003）、《全球化与交往实践的哲学》（2003）等著作中则详细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的理据。认为“主体际问题是当代哲学的哥德巴赫猜想，非用交往实践观不能科学解析；主体际思维又是后现代思潮、特别是后现代哲学的基本思绪，非用交往实践观不能超越和扬弃；作为21世纪的中国哲学，应当深刻而准确把握当代全球发展变化的主脉，融会中西马，重建哲学视界，这一把握和重建的着眼点，非交往实践观莫属，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重建的理论范式，当为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
。当然，关于体系之争没有最后的定论。是非曲直当然应当由读者评判。不过，所有体系创新研究争论的主要思想资源在于以下两点。一是随着开放时代的到来，一大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特别是反叛苏联教条主义理解的实践哲学思潮和人本主义思潮传入中国，启发了中国学者的理论想象。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中“实践地位的再发现”成为一种学术时尚。争论涉及对《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早期马克思著作中创建新世界观和哲学革命本质的理解，进而涉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本性的重新理解。二是以“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开启的改革开放新时代，将马克思的实践观作为破除旧的观念崇拜的主要杠杆，因而，科学实践观作为马克思哲学的基础和本性地位被极大彰显是必然的。
原理研究和体系创新范式也拓展到了其他相关领域。当然，而后的一系列新领域研究和部门拓展也与之相关。例如，价值论、价值哲学、价值评价领域的相继开辟，就是这一范式的重要成就。马克思主义不仅研究真理，也要研究价值、价值观和价值评价。1934年，张东荪出版中国第一本《价值哲学》，但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论。20世纪50年代，在批判实用主义真理观时，也涉及价值和效用问题，但是大都将价值归之于资产阶级哲学范畴而加以否定。到20世纪80年代初，在深入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时，1980年杜汝楫就发表了《马克思主义论事实的认识和价值的认识及其联系》一文，初始提出关于马克思主义价值认识问题。
此后，罗国杰发表《试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价值观》一文，第一次明确把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作为专门范畴加以讨论。
同年，刘奔、李连科在《光明日报》发表《略论真理观和价值观的统一》一文
，此后关于价值问题研究就如火如荼，迅速兴起。1985年10月，李连科出版全国第一本马克思主义价值论著作：《世界的意义：价值论》；1987年，李德顺《价值论：一种主体性的研究》出版；1989年，李德顺主编《价值论译丛》问世；1991年，李连科《哲学价值论》出版；1992年，袁贵仁《价值学引论》出版，这是将价值论研究引向新领域、新学科、新部门创制的奠基之作。此后，国内出版了数十种相关著作，发表了3000多篇学术论文，价值研究迅速成为显学。深描30多年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关于价值研究成果惊人的爆炸式增长而成的知识图谱，我们不免要深思其中的原因，主要是源于时代，源于改革开放关于人们价值、价值观转型建构的需要。这一研究最大的成果，就是理论上建构了马克思主义价值论和价值学，在实践上引导全国对于改革开放时期人们价值观转型的高度重视，因而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和出场。
原理研究与体系创新范式虽然脱胎于教科书改革范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原理研究依然采用教科书话语或原理方式来阐释自己的观点。虽然对体系的重新理解有了自己的见解，但是话语方式依然是直言式，对马克思主义是什么做出直言判断。论据虽然来自原典，也来自现实，但是无论对原典的引证或者对现实的反思都没有摆脱教科书话语的弊端。原理的直言式话语具有一种上位者的气势，然而，依然没有摆脱前提批判的反思式追问：如何才能说明体系见解的准确性？一种体系之被阐释地在场其合理的根据何在？这一问题的答案是开放的，需要我们穿透体系理解本身，去追问造就体系、让一种时代体系出场的历史语境。
原理研究和体系创新范式的创新功能无疑远大于教科书改革范式。创新指数值为0。337，仅次于对话范式，排第二位。但是，这一范式对于体系的创新理解本身，也偏于宏观而没有细化到实处。对原理研究与体系创新的某种理解造就着各种各样的学术群体。也就是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性和体系的理解不同，体系学派内部也分化为不同分支。如吉林大学高清海教授开创而由孙正聿、孙利天、贺来等传承光大的秉承实践思维方式、着眼于哲学基础理论研究和前提批判的学派，就不同于中国人民大学艾思奇开创、肖前教授等学者群体着力领衔创新的、力图与实践唯物主义对接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学派，等等。就政治经济学领域而言，学界指认在这一领域已经形成了八种学派。其中，属于原理研究和体系创新的有两类。包括：第一，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新学派。以中国人民大学林岗、张宇，厦门大学吴宣恭、南开大学逄锦聚等教授为代表。这一学派或流派主张：要“遵循马克思的理论范式，坚持几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本方法论原则；二是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大厦的支柱，推翻这一支柱，必然使整座大厦崩溃；三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剥削，这是马克思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矛盾而得出的结论，放弃这一结论，等于否定整个马克思主义。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代形式，是对现代经济生活客观运动规律的科学反映，它要说明新现象，回答新问题，揭示新规律，要有新的主题、概念、范畴和理论观点。在上述基础和前提下，他们主张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论概括为五个基本命题：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解释社会经济制度变迁；在历史形成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整体制度中分析个体经济行为；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确定整个经济制度的性质；依据经济关系来理解政治法律制度和伦理规范；通过社会实践实现社会经济发展合规律与合目的的统一。这五个基本命题构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硬核’”
。但是新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仅仅有原则确定是绝对不够的，还需要具体落在政治经济学新体系框架的仔细研制上。正是在这一方面，还需要有较长的路要走。第二，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综合学派。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程恩富教授为代表，又称为“海派”经济学。他主张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应深入到理论假设中来确立基本思想并展开逻辑叙述，强调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假设的现实性、科学性和辩证性。他认为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应把“新的活劳动创造价值论”“利己和利他经济人论”“资源和需要双约束论”“公平与效率互促同向变动论”等视为理论假设，并做了详细全面论证。
当然，正如国内学者所评论的：一个体系要建立，需要做艰苦的努力。一个学派的形成，几年是不够的，需要一二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这是一项艰巨复杂的大“工程”。
原理研究和体系创新及体系学派的出场，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创新进程中的一个必然结果。正因为这一范式在直接的体系阐释和逻辑建构中依然具有的与教科书改革范式“家族相似”的矛盾和问题，使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后续发展中必然转向历史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