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教科书一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在场的主要方式。为了深度说明的方便，本节仅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改革为重点范例。在此，我们需要科学辨识教科书改革范式的成因和演变史、范式的基本特征和构成要素、范式的存在结构、范式的创新功能和基本缺陷，才能对教科书改革范式的理论创新功能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对其范式发展的前景做出相对可靠的预测。
分析这一范式出场的历史成因和演变史，我们就会发现：这是为了准确、全面、迅速地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需要。在这一方面，教科书有其他范式所没有的优势，强调对象性、逻辑性和完整性。第一，教科书以直截了当、相对成熟的教科书语言来准确阐释和界定马克思主义“是什么”和“如何是”。开宗明义，让广大干部群众一目了然。第二，教科书逻辑相对严谨，循序渐进，便于人们由浅入深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第三，教科书话语体系完整，“一书在手，应有尽有”，更便于人们较为全面地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全貌。因此，教科书特别是“权威教科书”不仅深受广大干部群众的喜爱，也因此培养和造就了一批又一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教科书的普及率、影响面远远超过其他范式。因此，教科书这一形式的生命力之所以经久不衰，原因就源于此。
新中国成立以来，为了加快全党特别是高级干部和学界深入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需要，翻译出版苏联权威性教科书就成为当务之急。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著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1954年8月问世后就被中国翻译出版（195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编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康斯坦丁诺夫主编本）于1958年出版后也很快在中国翻译出版。毛泽东同志在认真批阅了苏联教科书，连同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联共（布）党史》基础上，发表一系列读书谈话，不仅深入地评价了这些重要著作和教科书，而且要求中国学界也要结合中国国情，编写自己的教科书。
就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教科书热”大致出现在三个时段：第一时段是20世纪60年代，在教育部倡导和精心组织下，在先后编纂出版六种教科书的基础上，教育部委托艾思奇，集六本教科书的主创人员精心编写出版了《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最为经典的教科书。第二时段则在改革开放之初，由中国人民大学肖前、李秀林、汪永祥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标志，开教科书改革路径的先河。据不完全统计，改革开放30多年来全国出版了各类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大约712种，发行量累计突破12000万册。第三时段从2004年开始，作为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重要内容，新编出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2009），教科书改革范式始终成为我国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要方式之一，成为培养和造就几乎所有新生代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摇篮。深度描画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哲学教科书改革的历史图景，我们关注的旨在以下几点：第一，这一范式出场的深层原因；第二，这一范式的基本特点和创新成就；第三，这一范式的内在问题和基本出路。
教科书改革范式之所以出场，主要原因在于适应新时期冲破苏联和中国本土“左”的教条禁锢、不断解放思想、推动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需要。这一范式改革的主要对象，就是苏联和中国以往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僵化、教条化的教科书。马克思主义理论阐述方式的教科书化是一个历史过程。作为工人阶级解放的“头脑”，马克思恩格斯在新世界观原初出场时的阐释文本，虽然包括了《雇佣劳动与资本》《共产主义原理》等直接面向工人大众的普及性读本，但并没有采取“教科书”方式。一直到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借“积极批判”杜林的机会，对“共产主义世界观”做出“系统而比较连贯的阐述”，才有了原理的基本雏形。此后，狄慈根、拉布里奥拉、考茨基、梅林等第二国际理论家为了进一步完整准确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撰写了类似“教科书”的专门性著作，如考茨基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拉布里奥拉的《论历史唯物主义》等。
真正实现教科书化的是苏联。普列汉诺夫《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1895）、《唯物主义历史观》（1901），列宁的《卡尔·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等，都为全面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奠定了最重要的思想基础。列宁甚至称赞普列汉诺夫的著作“培养了一整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自德波林之后，1921年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通俗教材》也曾经在过渡时期成为武装全党、教育干部的普及教材。在斯大林时期，为了巩固执政党指导思想的主导地位，统一国家意识形态，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有必要以教科书“标准”话语、完整体系方式阐释、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以批判德波林为契机，斯大林撰写《联共（布）党史》四章二节，奠定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框架，苏联学者出版了最早权威性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米丁、拉祖莫夫斯基主编的《历史唯物主义》（1932年），《辩证唯物主义》（1934年）。1933年年底，全苏共产主义学院哲学研究所出版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高校哲学教科书，标志着教科书话语体系范式的形成。由于苏联的领导地位，这一教科书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巨大的影响。德国人塔尔海玛的《现代世界观》（1929）、日本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之哲学的基础》（1930）等也对中国学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李达在大力翻译国外相关著作之余，撰写的《社会学大纲》（毛泽东同志曾经赞誉说“这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瞿秋白的《社会科学讲义》（含《社会哲学概论》和《现代社会学》）、延安整风时期曾编写过的《辩证唯物主义》授课大纲，等等，都应当是我国马克思主义教科书的早期雏形。
新中国成立初期（1952年起），由于政治战略“一边倒”的需要，我国在中国人民大学大规模举办马列师资培训班，聘请苏联一批专家讲学，因此苏联教科书思想通过中国知识界途径向整个社会普及。新中国成立初期，学界很少有自己的教科书出版，除了有个别学者如1955年就受到批判的华岗主编的《辩证唯物论大纲》之外，学界主要陆续翻译出版了一批苏联教科书，如《联共（布）党史》（包括其论述哲学的四章二节），苏共高级党校教材《辩证唯物论》，康斯坦丁诺夫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程》（上下编），米丁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罗森塔尔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等。在人民大众中普及“苏联教科书版”的同时，就将苏联教条解释深深嵌入中国读者心灵，成为长期禁锢思想的框架。对此，毛泽东同志在读书谈话中也有所警惕，对其教科书中有形而上学错误的地方都加以严厉批评，反对无条件做思想地理平移，要求“教科书中国化”，体现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六本教科书和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就成为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成果。这体现了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化研究水平。哲学原理研究的教科书化，对提炼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成果，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大众化，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巩固全国人民的共同思想基础产生了巨大的历史作用。新中国成立60年来，教科书方式始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传播方式。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冲破苏联教科书的羁绊，学者们从诸多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创新进行了扎实而卓有成效的努力，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教科书改革为契机，以“改革的哲学”“哲学的改革”“现代化的哲学”“哲学的现代化”等振聋发聩的口号为指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研究主题、当代性、当代体系等一系列问题做了全面深入的探索，以中国人民大学肖前、李秀林、汪永祥、陈先达为代表，吉林大学高清海为代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了系列的阐释，先后产生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本，主客体统一、实践的唯物主义本等，影响比较大的有肖本、李本、高本、陈本等。在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出版的大约712种教科书中，涉及概念变革和个别原理创新的有30余种，体系变革的有17种，其他都是大同小异。这些都成为全国各大中院校、研究单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教材，而根据教科书而实施教育的哲学课程成为普及的主阵地。马克思主义教科书范式的历史作用难以替代。教科书改革范式的理论创新功能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力求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来面目准确地加以传播、理解、普及上起着任何其他范式都难以替代的作用。中国的广大学者、数亿干部群众学习、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是从学习和研读教科书入门的。没有教科书，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队伍，也没有马克思主义在大众中的普及。
第二，顺应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要求，通过教科书改革和重新编写的方式，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最新成果和主要进展不断融进教科书，从而及时地总结和肯定研究成果，起到了积极作用，成为肯定理论创新成果的重要方式。肖前、李秀林、汪永祥主编《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时代是解放思想如火如荼、改革大潮波涛涌动的岁月。那时，十年“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痛定思痛，学界需要从马克思主义哲学高度来深刻反思和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为新的改革时代提供思想武器和精神动力，需要以解放思想的创新精神来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因此，相对于这一时代要求，出场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特殊年代的艾思奇主编教科书显然是难以满足的。因此，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努力反映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进展、新开拓、新要求，在艾思奇本的基础上，结合时代要求进行重新编本，为全国哲学系本科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提供专业化的教材，就成为当务之急。这两本教材连同李秀林、李淮春、王宇主编的文科本《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陈先达、杨耕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肖明的函授本、杨焕章的电大本等，共同构成一个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主编的教科书族群，为改革开放初期影响最大、使用范围最广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系列，中国人民大学因此又再一次获得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之乡”的荣誉地位。
总的来说，这些教科书的创新特点在于：把反映自然世界探索的现代科学技术前沿成果、表达改革开放的社会变革研究成果、学界关于辩证逻辑研究等思维前沿成果较为充分地融进了教科书，使教科书散发出时代前沿、理论前沿的新气息。此外，将新的哲学领域、范畴、概念、原理大胆地引入教科书，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和开放胸怀，如“系统”“社会有机体”“改革”“辩证逻辑”等，真正做到了“现代化的哲学”“哲学的现代化”。然而，纵观上述教科书改革，依然没有摆脱艾本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总框架，没有摆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质本体论”理解模式。高清海本则以“主体、客体、主客体统一”为新的阐释框架，构成了我国第一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框架理解上不同于苏联的教科书。
第三，从20世纪60年代到21世纪中央实施“马工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重新编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创新进程，标志着从毛泽东思想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的重大发展。2009年出版的马工程版《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是一个创新的标志，它将改革开放以来哲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理解中最重要的实践观置于基础地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理解为“以科学实践观为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书中不仅反映了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要求的时代内容，也多方面有机融入了学界研究并取得共识的新思想新成果，做到了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融入教科书，起到了用创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的作用。总之，及时将创新哲学理论成果通过教科书这一形式加以总结和提炼，上升为国家的指导思想，成为时代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标准版，成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的主要方式之一，是其他方式无可替代的。一个基本规律是：每当一个新的时代开启，实践创新推动事业的大发展之际，也必将是教科书改革重新兴盛之时。一个基本结论是：只要教科书改革还不断汲取时代发展涌现的新思想、新内容、新论断，只要我们还希望教科书承担不断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主导意识形态、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的功能，那么，“去教科书化”就是不可行的。
教科书改革上述特征和内在要素概括地说，就是表述内容的创新化和表述话语的教科书化的统一。这两者的统一是相对的、暂时的。两者之间存在着本然的认识论矛盾。因为教科书表述的思想内容一定是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随着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创新，教科书思想内容永远需要不断更新和变化，教科书改革是一个无止境的历史过程，永远没有终结；而教科书话语形式要求却要将这一相对历史条件下的思想创新变成相对确定的真理或原理，表述为严谨、科学、完整的逻辑体系。如果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封闭在这一原理式的断定语和体系性之中而没有理论自觉，势必会使之僵化而变成理论的教条。因此，这一路径存在先天的内在缺陷。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变化的历史性与教科书原理话语形态要求稳定性、完全性之间的矛盾，相对与绝对的矛盾。教科书体系力求成为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对稳定、绝对的真理话语体系，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与时俱进的变化的；教科书体系要求体系的完整性，而实践发展和空间差异则要求不断出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局限于一个所谓完整的格局之中。教科书追求所谓绝对真理话语，在场的永恒性，而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性背离。“追求相对中的绝对”使教科书永远需要不断出场——不断随着时代变化和空间差异而修订改变，对“基本原理”的追问永远没有最终的答案。一切所谓原理都有出现的时代，一切思想都是时代的思想。要想在时代语境、空间语境、主体语境差异的境遇中一劳永逸地坚持阐述所谓不变的“基本原理”，那只能是一种“在场形而上学”的梦呓。经典作家文本的引证也是如此。为了证明某个原理的正确性，教科书不得不经常地将马克思、恩格斯等人在不同时代、不同语境、不同文本中表述的话语都平行地、非历史性地加以引证，而往往创始人的思想前后是发生很大变化的。这一“非法引证”显示出教科书范式原理性阐述所特有的尴尬。教科书本身的这一特性，在强调稳定性的同时就导致苏联教科书的僵化教条。突破这一教条，就是要从历史、从马克思文本的原初语境中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生、发展、变化，重新思考思想的出场过程，恢复马克思摒弃一切在场形而上学的发展本性。
与其他范式相比，教科书改革的“创新指数”（CI）是偏低的。教科书改革范式所影响的论著（包括出版的教科书和相关研究论文）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创新指数仅在出场学之前，为0。162。但是，教科书改革的普及面广，理论影响巨大，造星（著名学者）效果突出，因而使之成为第一个创新研究图景的轴心。围绕这一轴心而扩展、从属于这一轴心的是作为思想史研究前史形态的经典原著解读和原理研究两种次生范式。
经典原著解读原初语境是思想史的话语表达。因为任何一种经典文本文献，都是经典作家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针对一定的重大历史和理论问题而发表的重要文献，其内容和思想都是历史地出场和在场的。然而，在长期的教科书和教科书改革范式支配下，原初属于思想史形态的经典著作解读、教科书应当从属的思想本体存在，却演化为一种原理式文本注解的手段，从属于教科书。经典原著解读的主要使命不在于历史地阐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发生、发展和变化的历史，而在于作为教科书某些原理式论证的经典证据。人们解读经典原著的兴趣不在于探究思想的历史关联，而在于寻找教科书原理话语中对应的那些根据性语录片段。最终，人们对于语录式摘抄的兴趣更甚于关注思想历史的兴趣。这一次生的范式的逻辑论据功能更强化着教科书的教条主义。
教科书改革范式也强调统一，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体系的多样的甚至是多元理解很难在同一本教材中充分地体现出来。因此，当20世纪80年代后期各个编纂单位的学者对于教科书改革的内容理解达到不可调和之时，原先大一统的教科书改革范式就被对马克思主义多样化理解的后教科书原理研究和体系创新论著范式所超越。
原理研究和体系创新范式也是从教科书改革范式中突变出来的。作为教科书改革范式的从属，原理研究原初本身只是从教科书某一原理命题的理解出发，多数人用论文、少部分人用专著来表达自己的新见解。人们最初也将这些原理研究作为教科书改革的有益深化和补充。概括地说，原理研究原初发挥着理论研究的两大功能。一是对教科书已有论述的内容拓展、重新理解或深化，这就为教科书改革指导的全国教学起到辅助的参考资料的作用。教学过程中，教师们会经常采用这些论点来补充和细化教科书相对原则、简单的表述，使教学内容更加接近前沿、丰富和生动。在20世纪80年代，围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中的学理性问题，《哲学研究》《江汉论坛》《江海学刊》《社会科学战线》《人文杂志》等全国的许多著名学术刊物发表的论文大多停留在“对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性探讨”“‘符合论’真理观与实践标准”“关于真理检验的反复性与历史性的一点探讨”“实践标准与逻辑标准关系探讨”等。二是对教科书相关原理表述的质疑和商榷。如同样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围绕于光远、薛暮桥等人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不同理解，《经济研究》等一批学术刊物就发表了不少于50篇的相关文章。
总之，经典原著解读和初期的原理研究都是作为教科书改革范式的从属而存在，以教科书改革为轴心，以经典原著解读和原理研究为两翼，构成了那一个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创新的主要方式和主要图景。
与之相应，以教科书改革范式为轴心，也造就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教科书学派。此前，武汉大学李达先生的《社会学大纲》、中国人民大学学习借鉴苏联培训班教材等，都已经在研究思路和理解方式上有了不同的差别。20世纪60年代，当教育部秉承中央要求编纂6本教科书初稿（包括试用本），就在催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持差异性理解的全国不同的学科群体，这是后来学派形成的最初基础。虽然艾思奇领衔组织六本教材的中青年学者最后统编成了一本教材即《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但是并没有完全消除各个原初本的群体之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的差别。我们看到，中国人民大学、吉林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都在后来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系统研究路径和见解。
改革开放初期，教科书改革催生的教科书学派主要包括中国人民大学派和吉林大学派，其主要领衔人物前者主要包括肖前、李秀林、汪永祥、陈先达等教授，后者主要是高清海教授。之所以被称为教科书学派，不仅因为上述群体由于他们所主编的权威教科书而闻名全国，还因以下两个原因。第一，学派对理论创新的教科书路径有先天的依赖性。他们在一段时间中推进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要方式依然是教科书化的。面对改革开飞速发展的新形势，他们的主要学术反应和在场方式之一就是修改教科书，用不断出新版的教科书来适应形势的变化。李秀林主编的文科版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在短短的20年间修订出版了5版。每一版在章节内容甚至逻辑体系上都有新的变化，表明修订者敏锐的时代感和创新感。但是，最终这一时代变化和创新的终极方式依然皈依某种修订版教科书。他们以这样的方式和路径立世，并成为影响卓著的学者，然而也深深地受这一路径束缚。第二，尽管他们也做原理研究甚至体系创新，但是大多研究成果主要是围绕他们主编的教科书内容而展开的，或者是他们的研究最终期望成为新教科书的内容。在他们看来，无论其他研究如何深入，如果研究的思想成果未进入教科书，那么就是不完备、不成熟、不权威的，就没有“止于至善”。
展望未来，教科书改革所具有的全党全民巨大理论影响和话语权威仍然是不可忽视的。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就包括了重建教材体系这一重要内容。工程2004年启动以来，到2015年年底为止，教材出版计划原定的90多种教材，至少有35种已经出版发行，并进入大学的教学体系。这些教材将发挥巨大的理论教化、思想引领和学术培育作用。“马工程”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划时代的一项马克思主义理论工程和学术工程。这些教材是站在新时代高起点上，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最新成果转变为新的教材体系的结果。统一、分化、再统一，在新的实践基础上达到时代共识和话语统一，完成了一个“否定之否定”辩证上升过程。当然，我们在大力推广教材体系建设的同时，不要忽略教材本身所特有的局限性和内在矛盾，保持一种马克思主义自身的辩证的和开放的心态，那么，推动教材建设不断向新目标迈进，就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