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范式与学派谱系

深度描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创新图景，寻找其学术地理中的主要脉络和创新趋向，从中探索中国学术语境中马克思主义研究创新的深刻经验和路径机制，需要有科学的方法。正因为如此，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需要着眼于“思想出场的逻辑”，需要出场学视域，即把所有思想史、学术史与真实时代之间的本质性关系按照出场逻辑来阐释的方式。

系统梳理研究方式和发展脉络的多样性是必要的，但是各种方式的重要性程度却绝非等价。历史描述性研究是相对初始和基础的方式。由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以往主要散见于专题、人物、事件、活动、关系、文本解读等的分门别类研究中，历史描述性方法首要的任务就是要搜集整理所有的学术史料，然后按照时间顺序和学术编年方式将其转化为一种首尾一贯的通史通论的前沿描述。建立相关的数据库并建立对各种相关数据的表象的基本联系，是做进一步深度挖掘其本真关系极具重要性的基础和初始台阶，但绝不是其研究的完成形态。因为这一研究的基本特点，就是例数所谓相对重要的人物和著作的思想介绍，将学术史仅当作当年列宁所批评的“人名和书名”的历史，或者如科林武德所批评的“剪刀+糨糊”的历史。这一历史只能达到马克思所说的“完整的表象”或“感性的具体”，而根本无法到达“理性具体”。分列的学术史描述（如哲学史、经济史、社会主义史等）之间根本不见思想的流动逻辑。

“方法论自觉”需要超越历史去寻找另一种重新书写方式，就是穿透“完整的表象”而达到“抽象的规定”，即把握创新学术史所依赖的研究范式。之所以如此，第一，所有创新，都隐含和依靠着一种研究路径或范式。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无论是就观点、理论、方法，还是就体系、形态，其成熟阶段都是方法论自觉的产物，都与一定的研究范式相关。范式作为创新研究的思维工具，一定的学术群体共同遵守的特殊方法论路径和特色学术规范，对于这一群体研究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工作的推进是有重大意义甚至是决定性作用的。没有方法论自觉，任何理论创新都将是盲目的。马克思曾经这样来阐释工具对于人类发展的重大作用：“各种社会经济形态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将辩证法称为他们最好的思维的劳动工具。研究范式同样如此。通过研究范式的脉络，我们可以找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研究的测量器和指示器。第二，范式总是时代思维方式的集中体现，是学术见解、学术观点和理论创新的根基和灵魂，也是学术史坐标和图谱的轴心。以范式为切入点，准确把握学术史的范式图谱构变，就可以循此脉络深度理解和把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学术史。第三，创新研究活动落在研究对象上，动的形式最终表现为产品静的形式，而范式作为研究活动的工具，也作为最高研究产品，能够以自己存在标志着研究水平。根据马克思关于“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锁钥”的“从后思索”方法，基于当代范式图谱构变的高度，就可以追溯、透视和总结近百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史。而书写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既可以按照自然历史顺序从1949—2015年，更可以按照马克思的“从后思索”方法，即“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 的方法，站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最繁荣、最创新、最发展的经典时代来反观百年之前。

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的创新已经成为改革开放乃至各个学术领域思想解放、观念进步、学术繁荣发展的原创思想动力和方法论前提。基于“方法论自觉”，国内各马克思主义博士点学科在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过程中已经形成了“教科书改革”“原理研究与体系创新”“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研究”“文本—文献学解读”“与中西当代思潮对话”“反思的问题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域和部门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出场学”九种研究范式，而且日益自觉地反思、完善和使用自己秉持的研究范式。科学界分和评价这些研究范式，至今仍然是学界应当着力深度开展研究的领域。

把握研究范式，我们需要全面梳理和科学分析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全面辨识九个研究范式各自的成因和演变史、范式的基本特征和构成要素、范式的存在结构、范式的创新功能和基本缺陷，其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在于：对各个范式的理论创新功能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对其范式发展的前景做出相对可靠的预测。

与之相应，每一种研究范式，都在支撑着正在形成中的学术群体，即学派。“学派”无非是指秉承统一或相近的学术研究纲领、范式、路径、理论和规范的学术群体。学派的研究风格如出一辙，研究的规范彼此照应，研究范式近于一致。在教科书范式基础上形成的教科书学派、以原理研究为核心而形成的体系学派、以思想史范式为本位的历史学派、以文本—文献学解读范式为旨趣的文本经典学派、以开展与西方思潮对话范式为路径而创新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文化学派、以反思的问题学范式而展开研究的批判学派、以各个新领域研究和部门开拓为范式的分析学派、以中国化研究范式为中心的本土化学派、以出场学范式为方法论视域的辩证学派，等等，都在破土出场。虽然各个学派的成长度和学术影响力各不相同，但是，已经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的一大学术景观。见表1：

（数据来源：江苏师范大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研究中心”根据中心收集资料和“超星现代发现”“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和“维普期刊资源整合服务平台”三大数据库。论著形式主要包括全国347家图书馆及范式研究中心数据库所收藏的数据：图书、期刊、报纸、学位论文、会议论文等。由于数据库赖以识别的数据模型采取模糊识别等原因，其中各个范式类别的统计数据可能有部分的交叉，不超过10%。此外，文本—文献学解读类别中将历年来出版的“经典原著解读”计算在内，仅作为一个参照。“与当代西方思潮对话”也包括了“文化大革命”前对西方实用主义、语义分析、存在主义、人道主义、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和对苏联、东欧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思想介绍文章在内。因此，上述数据在转引时请务必注明，审慎鉴别使用。）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学派形成的稳定程度不同，各位学者对于学派的忠实程度不同，因此，我们还能够看到同一个学者虽然以某个范式研究为主体，但是并未完全阻断他尝试着在使用其他范式做研究，也就是说，他们并没有“从一而终”。因此，我们在不同范式和学派描述时，也会同时发现他们的学术身影置于其中。每个范式的产出用图1表示：

各个范式的理论创新功能是不一样的。为了说明这一点，可以用“创新指数”（CI）来表示。所谓创新指数，就是指某一研究范式所推动、包含、催生的新概念、新思想、新原理、新领域、新理解方式与这一范式涵盖的全部论著基数之比。CI=c1+c2+c3+c4+cn·t0/Sn（t0）·1/100。其中CI为创新指数，c系列为各个类别的创新数量，t0是时间段，Sn是某一范式影响下全国发表的论著数量总和，而1/100是系数比。也就是说，在某一时间段中，某一范式推动、催生、提供的创新内容数量与同期范式支配下的论著数量之百分比。如果我们用这一个公式来表达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各个研究范式的理论创新指数，那么，我们可以大致看到下列情形（表2）：

（资料来源：根据表1数据，再根据江苏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研究中心对各个范式创新总量的计算，加以数据处理而来。因为上述关于各个范式发表总量数据中可能存在着10%左右的相互交叉的模糊地带，因此，上述数据计算结果仅作参考。转引时请慎重使用。）

转换成图2：

上述数据大致表明：对话范式的创新指数最高，为0。431。意味着在对话范式意义上发表的论著中有超过43%的文献中涉及新人物、新问题、新概念、新思想、新原理中的一种或数种。与之相反，教科书改革范式创新指数最低，为0。162，也就是说，在942部著作（其中教科书712种，其他论文集和教科书研究专论的著作等230种）和54604篇各种论文（刊物、会议、学位等论文）中，只有大约16%的论著中有新东西。大多数教科书和相关论著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理论创新。但是，教科书宣传和普及功能又是其他范式所难以企及的。九大范式创新指数的平均值为0。298，其中数超过平均数的有五个范式，分别是与当代西方思潮对话（0。431）、原理研究与体系创新（0。337）、反思的问题学（0。336）、新领域研究与部门开拓（0。323）、出场学（0。302）。而其余低于平均数的四个范式分别是教科书改革（0。162）、马克思主义思想史（0。219）、文本—文献学解读（0。286）、马克思主义中国化（0。292）。需要补充说明的有以下两点。一是各个范式中都有非常出色和优秀的论著，它们的学术影响因子（评价、他引等因素）很高，但无奈的是归之于这一范式中的许多论著创新系数不高，直接影响了学界对这一范式的全面评价。如文本—文献学解读范式，既有影响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走向的著作如张一兵教授的《回到马克思》一书，也有历史上延续而来的许多“原著选读”类和简介选编类图书，综合起来创新指数就偏低。又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范式，既有如陶德麟、许全兴、李景源等教授非常专业、造诣高深的学术论著，也存在着大量的来自高校、党政机关和其他单位的大而化之、几乎没有任何学术见解的所谓文章对这一范式的“注水”，因而使总体上的创新指数不高。二是新出现的研究范式如出场学等，正在成长中，客观上发表论著数量偏少，因此现有的评价还不足以充分说明问题。

当然，仅仅涉及对研究范式的评价，还不足以把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全貌。只有从范式研究出发，上升为学术图景甚至图谱的高度，转换为出场学视域，才能真正揭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俱进的创新逻辑。 基于这一新的理解，本章需要进一步深度探索的问题是：这些范式如何转换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创新学术史图谱？其中的机制和结构是什么？我们能否按照“抽象上升为具体”的叙述逻辑使这一过程再现出来？

总的来说，叙述这一过程至少需要经过四个关键环节：第一，科学界定各种范式，找出范式间的差异，分析其各自特色，理论创新功能，进而阐明多元创新范式之间既竞争又互补的相互关系。只有科学解释这些范式的成因、基本结构和特征，分析其创新的作用和缺陷，分析其多元范式相互作用而生成的学术谱系和图景，我们才能真正找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创新史的本质结构和“发展规律（与时俱进的思想逻辑）”。第二，在多元范式中，存在着支配和影响其他范式的范式，我们称之为“轴心范式”，它形成理论创新的坐标，进而由坐标扩展成为理论创新的学术图景。每一个理论创新时代之所以相互区别，主要是由轴心范式构成的学术图景的不同而造成的。第三，改革开放以来，共产生过四种学术图景，这些学术图景之间是历史地转换的。学术图景之间的连续、断裂和辩证转换，共同造就了学术图谱（学术图景转换史）。第四，每一种学术图景的发生与转换，都是在一定的历史语境中出场的，都依赖于一定的历史场域、一定的出场路径、一定的出场方式，表现为一定的出场形态。因此，历史的出场逻辑与思想的出场逻辑的对应生成，就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创新史。这也就是深描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创新学术史的“方法论自觉”。

作为本真性的“抽象规定”，各种研究范式是在独特的历史场域中出场，具有独特的方法论规定，发挥着独特的创新功能，也具有特定的视域局限性。它们出场的成因，就其普遍性因素来说，一是受改革开放时代大潮的推动，引领思想解放、理论创新的需要；二是要冲破苏联教科书对马克思主义僵化教条理解的束缚，回应西方思潮的冲击，开创当代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研究新格局的需要。就其特殊性而论，各个研究范式又有各自的出场原因。对研究范式出场的独特成因、基本结构和内在规定，以及多元研究范式的创新功能和局限，则需要做进一步深度的分析。

尽管研究范式已是把握学术创新史的本质规定环节，但依然是一种“抽象规定”。多元创新范式出场时间有先后，创新功能也各异，存在着一定的学术壁垒，甚至范式之间有激烈争论，但相互之间绝不是完全割裂、壁垒森严、孤立自在的，而是相互之间既竞争又互补，通过一定的方式共同构成一个时代的学术图景。然而，一个重大问题恰恰在于：从多元范式是何以可能转换为一个时代的学术图景？研究范式的创新与转换是否就等同于学术图景？其中发生学或出场的机理方式是什么？研究范式作为创新学术史本质性抽象环节，只有在经历“从抽象上升为具体”的行程中才能再现具体，再现创新学术史的具体逻辑。原初我们的研究表明：似乎学术图景就等同于各种研究范式的创新和转换。但是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我们发现：各种研究范式之间不是如黑格尔曾经说过的呈现出一种“散漫无机的完整性”，整个也不是仅仅在研究范式之间简单、平行地拼接的图画，而是有一个较为复杂的有机整合过程。发现这一过程，恰恰是历史地和逻辑地再现创新学术史的关键。深描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多元创新的研究范式构成了整体学术图景的主要基础，但是两者之间存在着逻辑的和现实的鸿沟。

跨越鸿沟、实现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过程的关键环节仍然在于研究范式本身。研究范式是构建学术图景的基本元素和真实基础。学术图景的构建必须通过研究范式，但是又不等于研究范式。在一个具有完整的知识生产和知识阐释社会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中，必然存在着一个占主导地位的研究视域和研究纲领，它支配着其他一切体系内的要素。而多元创新研究范式之间存在着若干知识生产规则、方法论、指派学术群体的主导规则，那么，从多元到一元的学术图景是如何转换的呢？理论星丛和学术地理是怎样被构建起来的呢？研究范式之间是如何出现支配与服从？不同的知识型图式是怎样被切分、拼接、组装、建构为统一或相对整体化的学术图景的呢？

其中，一个关键在于：在不同的创新时期、不同的学术图景中，研究范式的地位和作用是各不相同的。我们绝不能将所有研究范式等量齐观。恰恰相反，在一定的时期、一定的学术图景中，出场的研究范式不仅数量不同，而且研究范式之间的地位和功能不同。其中，必有一个起支配作用的范式，它的存在对所有其他范式起着支配、决定其性质、地位和创新方向的作用。我们称之为轴心范式。因为，这一范式决定着一个学术图景的根本性质和基本结构。例如，在改革开放初期，教科书改革与研究范式就成为那一创新时期的轴心范式。每一个轴心范式如何来形成学术图景的呢？主要是轴心范式通过支配和影响其他研究范式，构成纵横延伸两轴，最终成为学术图景的。在教科书时代，理论创新主要依靠教科书，发展主要依靠教科书改革。因此，由教科书改革而延伸的横轴，就是原理研究，它主要成为拓展教科书话语直陈式体系的空间—体系性构型，表现为“共时态”逻辑向度，是一种准教科书，只是因为原理研究突破了教科书必须取得共识的规定，更加多样、自由地对马克思主义是什么加以阐释而已。因此，原理研究就出现了三个超越性功能：第一是多元化理解，如马克思主义哲学就突破了对马克思主义传统单一视域“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的理解，而提出“实践的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一体化”“实践哲学”“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等。第二，拓展了原先教科书体系暂时难以包容的重大领域和创新内容，如对市场经济体系、转轨经济、价值论、协商民主、大国治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的专门的研究或创新系统的理解。第三，主要话语形式已经不再是教科书，而是成为论文和专著。重新深度思考一些创始人思想和原理的不同内涵。但是，无论原理研究如何超越教科书阐释体系，但是其思维方式和话语方式仍然属于教科书，最终目的依然是希望能够通过重写教科书方式“皈返正统”。因而总体展现教科书为轴心的创新学术图景。其纵轴为经典原著选读。这一研究范式（后演变为文本—文献学解读）是按照时序出场的创始人著作逐一选读，表现为历时态向度。但是，原著选读的“历史性”并没有表现在文本思想的出场差异上，相反，仅仅表现在外在的文本出场的时间顺序上。在本质上，原著选读仅仅是用来证明教科书所包含原理出场有据，并且有文本根据而已。由教科书研究范式为轴心、由原理研究和原著选读为纵横两轴，就延展构型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个学术图景：教科书改革与原理创新。如图3。

可见，学术图景绝不是多元范式的简单叠加和自在组合，而是一个由轴心范式扩展整合的结果，也是抽象的规定上升为具体的逻辑再现。学术图景的创新功能也不是等同于一两个研究范式的功能扩大，而是在一种重构，即更为复杂的构型过程中将同质性和“家族相似”的范式整合为一个完整的创新体系。在这一体系中，各个范式围绕轴心范式的指派而独立承担着某种协同创新的功能。多种范式结构性的创新远超单一范式，在更高层次上、更扩展空间上实现着理论创新。学术图景的创新功能因此远大于单一范式，而且与意识形态布展紧密结合，形成了一种社会意识创新结构。无论是构型还是解构，都会引起社会意识形态的某种变化。在轴心范式没有发生改变之前，相对应的纵横两轴就不会发生改变，相应地，对应生成的学术图景也就不可能发生改变。反之，一旦轴心范式的地位发生改变，那么，相应地，学术图景则必然发生转换。随着轴心范式不断发生格式塔转换，学术图景就发生新旧更迭，呈现一个个历史的知识型断裂。

轴心范式一旦发生新旧交替，那么，学术图景必将或迟或早总要发生构变。30多年来，围绕理论创新的步步深入，先后有四个研究范式成为轴心范式，因而催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学术图景发生了三次重大转变，形成了四种学术图景。

在冲破苏联教科书僵化教条束缚、思想解放的引领下，教科书改革以“改革的理论、理论的改革”精神召唤下，以原理研究、原著选读为纵横，建构起第一个创新格局和学术图景。

教科书原理话语和标准答案最大的问题在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不同时期、不同语境、不同文本表述的话语被平行地、非历史地、非法加以引证，而创始人前后思想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把对历史语境、出场路径有深度依赖性的相对话语抽象地、当作教条式地加以表述，从而将曾经发动哲学革命、摧毁“在场的形而上学”、充满批判精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重新变成“在场的形而上学”。

超越教科书改革的轴心范式局限，由文本—文献学解读领衔，成为新的轴心范式，以马克思主义学说史研究范式和与国外思潮对话范式为两翼，进而形成了第二个学术图景。这一图景的关键优长是具有历史意识。文本—文献学解读研究范式的前史作为一种原著选读虽然具有时间历史的外貌，有着文本编年史的形式和顺序，但是，这些文本序列的历史顺序根本就是一种虚幻，而真正支配这些文本解读的视域不是历史意识，而是空间的原理结构，服从原理的经典解释、证明原理言出有据才成为原著选读的关键。然而，正是在冲破原理僵化教条樊笼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学说史率先觉醒，在不断强化历史意识方面成为探路先锋。然而，马克思主义学说史以往受原理束缚，偏重于用固定格式剪裁思想的解读，需要用一种真正的历史方式看待原初的思想。张一兵的《回到马克思》出场了。以批判非历史地引证文本、文献为突破点，文本—文献学解读范式主张回到马克思的原初历史语境，以对文本的深度耕犁来大力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历史自觉和发展自觉。进而，真正激活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史研究范式的历史灵魂。文本—文献解读也同时激活了与MEGA2整理出版为标志的西方“马克思学”的对话，进而形成了第二个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创新的学术图景。

然而，“回到马克思”的文本—文献学研究毕竟需要以时代视域作为解读前提。而时代视域只能来源于对时代重大问题的反思。因此，以“反思的问题学”研究范式为轴心，以拓展的领域部门研究范式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范式为纵横两翼，形成了第三个创新的学术图景。

“反思的问题学”着力对时代重大现实问题的反思，以穿透“现实”、

穿透时代本性为使命，从而为文本—文献解读范式提供视域的前提和基础。而时代问题本身是跨学科的，社会主义改革、科学发展、复杂现代性的中国道路等问题不仅涉及政治经济学领域，同样涉及科学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思想解放、观念变革始终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撬动。然而，重大现实问题也需要专门研究。因此，部门领域的研究范式就将问题学反思逐步上升为专门的学科化、部门化系统，如产业经济学对产业转型升级的研究，劳动经济学对人力资源的配置研究，经济哲学对于资本的研究，发展哲学对于发展观的研究，公共管理学对于政府治理方式的研究，等等，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交叉学科、新兴学科日益增多，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大拓展和一大助力。此外，从纵向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种研究范式，着力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和当代作为研究的重点，考察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践结合的历史和经验。当然，无论是“反思的问题学”、部门领域研究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都仍然着眼于思想出场的逻辑，对于思想出场逻辑背后的历史语境和出场语境的研究仍然是一个空白。而要想真实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何以可能科学反思问题、时代化地与当代中国实践结合，就必须要将历史语境与思想出场之间建立为一个统一的解释体系，考察思想何以出场、如何出场，这就必然召唤出场学范式。

因此，以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出场学范式为轴心，以未来可能出现的实践解释学范式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为两翼，正在形成第四个创新的学术图景。

三次转型、四个创新学术图景，构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图谱。如图所表达的那样，虽然每一个学术图景内在的轴心与分支范式之间的关联方式不尽相同，有的紧密关联，有的分段关联，但是共同支配着这一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创新格局。每一个研究图景向下一个图景的格式塔转换，并不意味着原先的研究格局或图景不复存在，原图景依然存在并继续沿着自己的范式轨迹惯性地向前滑行，但是新图景崛起成为新时期的研究创新的旗帜、主导和引领。所谓各领风骚十数年。这就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前沿状况和演化逻辑，就是基于范式图谱构变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创新学术史。它深刻地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历史，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学术发生、发展、与时俱进地创新发展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