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找寻指引教育走向美好未来的明灯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迅猛推进，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发展，尤其是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国与国之间的相互渗透已经达到了全新的广度和高度。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不再处于相对封闭、单一的状态，人们被联系在一起并组织成一个有机的、密不可分的整体，同时，全球化也促使世界文化进一步开放、交流和融合。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交流被刻上了“一体化”的印记，原有的以一个民族国家为范式背景的研究受到了冲击。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学术界，都需要打破本土研究的单一窠臼，力图找寻一套既适合国内学术发展需求，又具有全球视野的研究路径，这都离不开广泛而深入的国际学术交流。

在全球化发展走向下，也应当看到全球学术“多元化”的存在。对于同一个问题的理解，不同话语环境下的学者有着多元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从教育研究来看，不但要立足现实，还要回顾历史，发掘优秀的教育资源，更要展望未来，思考教育改革发展的长久战略。教育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神经系统”，是该民族传统与未来发展的最集中体现。我们需要把优秀的教育思想精华融入世界文化的大潮中，同时又需要从全球学术研究中得以更新和重生，力求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一方面，虽然每个国家都具有各自的意识形态特点和民族性，但是人类在教育问题上的需要却是共通的。陶行知教育思想与实践的价值近百年来受到众多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和发掘，成为全民族乃至全世界的宝贵教育遗产，从这一点上看，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和实践打破了本土区域性界限而走向世界。另一方面，研究中国的教育学术也应当有全球视野。陶行知的研究定位应当是多向度的，既要用国际化的眼光去审视陶行知研究，又要保持本土化的对陶行知的解读。只有在文化交流中，我们才能更好地认识本土生成的宝贵教育资源，注重开放性，加强国际交流，立足中国，面向世界。

陶行知（1891—1946）是我国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杰出的民主战士和大众诗人，也是我国近现代原创力最强、真正形成自己的教育学说体系、富有世界影响的大教育家。毛泽东称其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宋庆龄誉之为“万世师表”，郭沫若尊之为“陶子”，将他与孔子相提并论，日本知名教育史学家、前中国研究所所长斋藤秋男曾经指出“陶行知不仅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世界的”。2007年，美国知名学者、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哲学、教育学教授戴维德·汉森（David T．Hansen）在其主编出版的《教育的伦理视野——实践中的教育哲学》一书中，介绍了最具世界影响力的十大教育思想家。其中，唯一的一位中国教育思想家就是陶行知，与美国的杜威、意大利的蒙台梭利等世界著名教育思想家并列，足见陶行知在国际学术界的巨大影响以及被国际人士的高度认可。陶行知开展的生活教育运动和教育改革，不仅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争取自由平等的教育运动，而且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勃然而兴的以改造传统教育为鹄的的世界教育革新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上半期，陶行知在反传统教育和反洋化教育的斗争中，在长期的教育实践过程中，通过批判地吸收古今中外各种教育思想精华和总结自己的教育实践经验，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以教育哲学原理为基础、各类教育主张为内容的一套完整的教育学说。他的教育学说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条件下中国人民争取自由、民主、平等、富强的教育理论，也是既符合中国国情又适应现代社会发展和世界教育潮流的现代教育思想，成为新中国教育思想体系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是当今与未来世界教育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学说。

虽经历复杂的变迁，陶行知研究至今依然是国际学术界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他的教育思想和实践对中国以及世界上其他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教育改革与发展，曾经产生并且还在继续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因而陶行知教育思想和实践的研究及其历史地位的评价，不仅是我们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问题，还是一个世人关注的国际性问题。长期以来，他的生平事迹和思想遗产，不仅得到中国内地学术界的重视和研究，而且也吸引了不少港澳台地区以及海外学者的注目。海内外许多知名学者都著文从不同角度探讨了陶行知的人生经历、事业、思想和人格。

陶行知研究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至今已有近百年时间，陶行知的影响及其研究几乎遍布全球。当前全球的陶行知研究正进入一个新的时期。随着研究的深入和中外教育交流的加强，陶行知研究更加注重从整体的、历史的、人性化的角度看待陶行知，研究取向更为独立、客观、多元。

一个世纪时间的冲刷没有使陶行知光芒黯淡，反而在一代又一代研究者们的激情中凸显了陶行知的人格魅力及其丰厚的教育遗产。这一庞大的研究群体如同夜空中璀璨的星光，不断有新的成果涌现，他们的努力使陶行知的主体形象越来越丰满。这些丰硕的研究成果长期以来散落在世界的不同角落，他们做出的贡献少为人知，需要有更多的人看到他们的努力及贡献，以便将陶行知的教育遗产灵活地运用到今后的教育实践中去。

编撰这套《全球视野下的陶行知研究》丛书主要基于如下考虑：从学术发展的角度，尤其是深化陶行知研究的角度看，这套丛书的编撰不仅有助于加深和拓展陶行知研究，帮助人们了解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内地、港澳台地区以及海外陶行知研究的有关情况，加强海内外学术界的交流，而且可以使人们全面认识到陶行知在国际上享有的崇高声誉和占有的重要地位，从而增强民族的自豪感和凝聚力，坚定弘扬民族文化优秀传统、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体系的信心和决心。

从社会发展和教育改革的角度看，当今的中国教育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教育发展与改革的任务空前繁重。未来10年是我国实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关键阶段。实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加快推进教育改革和发展，对于建设人力资源强国、满足人民群众接受良好教育的需求，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小康社会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在新的时期、新的形势下，如何从中国国情和现实需要出发，借鉴、运用一切先进的教育思想（包括陶行知教育思想和实践），来推动中国的教育改革与发展，已成为教育工作者的一项十分迫切的任务。2014年9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教师节前夕与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做了题为“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重要讲话，从理想信念、道德情操、扎实学识和仁爱之心四个方面提出明确要求。值得注意的是，几乎在每个方面，他都引用了陶行知的名言。如在理想信念上，“陶行知先生说，教师是‘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学生是‘千学万学，学做真人’。老师肩负着培养下一代的重要责任”。在道德情操上，好老师要有陶行知先生“‘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奉献精神”。在扎实学识上，“陶行知先生说：‘出世便是破蒙，进棺材才算毕业’。这就要求老师始终处于学习状态，站在知识发展前沿，刻苦钻研，严谨笃学，不断充实、拓展、提高自己”。在仁爱之心上，“爱是教育的灵魂，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习总书记此处虽然没有明引陶行知的名言，但与陶行知“爱满天下”的精神是相通的。这也足以说明，了解、学习与研究陶行知，刻不容缓，迫在眉睫。通过这套《全球视野下的陶行知研究》丛书，人们可以全面地了解不同国家不同地区陶行知研究的进展，并从陶行知富有创造性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中汲取改革现实教育的精神力量，进而找到指引教育走向美好未来的明灯。

笔者所读教育学硕士、历史学博士均是以陶行知研究为论文选题。三十余年来，虽然重点从事教育史和教育政策研究，但陶行知研究一直是自己坚守的主阵地。在资料占有和研究动态的把握方面都有一定的积累，也有心组织力量编撰一套汇聚各国各地区陶行知研究代表性成果的丛书以飨读者。这次有幸得到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杨耕董事长（现北师大副校长）的盛邀，遂使编撰《全球视野下的陶行知研究》丛书的宏大设想成为可能。

可能囿于海外资料难寻，或许是因为年代跨度之大、资料筛选之难，自1991年笔者编辑出版《陶行知研究在海外》以来，至今尚未有学者从全球化的视角关注陶行知研究的整个历程，且缺乏一套全面的、系统的、具有前沿性的研究成果总汇。这套《全球视野下的陶行知研究》丛书是对陶行知在中国以及海外的流传、影响较大研究成果的总汇集。它根据陶行知研究的历史性、系统性、多元性，汇集整理了中外学者有关陶行知研究的主要成果，融资料性、工具性和前沿性为一体。空间范围涵盖中国内地、港澳台地区以及海外的研究成果，时间上纵贯20世纪20年代至今。既包括原始性的一手资料，又囊括了近年来国际上陶行知研究的新成果。

由于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书中一些作者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与我们不尽一致，但他们大多是以比较严谨的学术态度来探讨问题的，所搜集的资料也颇为丰富。因此，尽管我们未必完全赞同他们的观点，但对于我们了解有关情况，开阔视野，拓宽思路，改进方法，深化研究，大有裨益。收入本丛书的文章，所选篇目基本上按原文译出，其中个别文章删去了与主题无关的段落。从若干专著中选译的有关内容，根据其中心思想酌拟了标题。原文中的引文凡有中文版的，尽可能按中文版译出。原文引文未注明出处的，均采用原文形式。原文中与史实有出入的，未作修改或说明，以保持其原貌，尚祈读者自行鉴别。

这套丛书根据重要性、典型性、全面性等原则，在设计编排上按照研究者及其成果所属的国度和地区分为八卷，每卷既包括陶行知的思想理论研究，又含有实践改革探讨；既有宏观的论述，也有中观、微观的分析；既有抽象的研究，也有具体的考察，选材丰富，内容充实，史料翔实。恪守“客观、中立”的学术原则，以“名人、名作”为选取对象，在每位作者的篇章前面，附有关于作者及收录著作和文章的简介，以方便读者阅读。丛书的目录，以人物的姓氏音序先后顺序为排列标准，收录的研究成果按先著作再文章的顺序进行编排。

第一至三卷（中国卷）是这套丛书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卷收录的是曾经在陶行知身边一起共事、生活过的朋友、同事、学生以及家人有关陶行知的著述。这一群体与陶行知有过直接的交往，对陶行知研究有着天然的优先话语权，他们有关陶行知的一切著述均是陶行知研究的有力参考。在这个群体的写作中，第一种是写实体，是陶行知与学生和同事共同完成的著述，《晓庄丛书》《工学团丛书》是最早记录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与实践的著述。如李楚材的《破晓》被陶行知本人称为“是楚材在晓庄摸黑路之自述”，“是楚材和他的伙伴在晓庄所过生活之写真”。第二种是纪念体，多为陶行知逝世与诞辰周年纪念之作。这类作品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纯粹回忆日常生活的怀念文章，并没有铺陈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与实践，只是叙述其生活与活动，以细节复原为人友、为人师、为人父的陶行知；另一种是回忆教育交往的怀念文章，重在追忆不同时期陶行知的教育活动，以活动勾勒陶行知的思想肖像。第三种是理论体，多为陶行知学生所作。这类作品也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晓庄学校和山海工学团时期与陶行知亦师亦友的学生所作，他们是最早的一批陶行知研究者，更多的是陶行知思想的解读者与实践者，新中国成立前其实践还只止于陶行知创办的各类学校，而经历一段时期的疯狂压抑至改革开放后迅速在全国范围内突起，使得陶行知研究成为一个时代的标签；另一种是育才学校与社会大学时期与陶行知有师生之名而无过深交往的学生所作，由于当时年纪幼小，他们留存记忆中的陶行知形象可能是疏离的、陌生的，抑或是高大的、威严的。第二、三卷主要收集了致力于陶行知研究的学者的研究成果，包含70多位国内陶行知研究界代表人物的著作和文章。在编选第一至三卷时，编者从全国近3000位陶行知研究者中，选出最重要的、最有影响的陶研成果，基本反映了陶行知研究在各个阶段的真实状况，其中既有赞颂其学说的，也有批判其学说的；既有对其教育思想的研究，也有对陶行知研究的研究；既有学院式研究，也有实践式研究。在陶行知研究的成果中，以编者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最早可以追溯到1920年北京大学缪金源的《读陶知行先生的“学生自治问题之研究”》。屈指算来，陶行知研究迄今已近百年。

海外陶行知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初至40年代中叶的日本。日本的革新派长期学习引用德国、美国教育理论的模式，而保守派则固守日本精神。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教育一直浸透着杜威的教育理论，却没有实现欧美教育理论的日本化。在这种情况下，先驱者们将注意力转而投向邻邦中国的教育动向，发现陶行知在中国已经将杜威的教育理论结合本土加以改造，适用于解决中国本土的教育问题，由此他们着力以研究陶行知的思想和教育改造作为教育革新的借鉴。日本学者对于陶行知的研究始终与日本国内的教育变革相联系，早期对于陶行知教育思想和实践的研究有着工具性的特征，关注的是有效性研究，更多的是以引介的形式，从价值论的角度和功用方面汲取营养，主要代表人物有牧泽伊平、户冢廉、村田孜郎、国分一太郎、海后宗臣等。从总体上看，虽然这一时期日本教育界、新闻界、出版界对于陶行知教育理论和实践做了不少介绍和宣传，但这些文字大多属于一般性的叙述，尚未出现具有理论深度的研究成果，离真正的学术研究相距甚远。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时期是日本陶行知研究的准备期。当然，我们也应看到，如果没有这一时期日本教育界、新闻界乃至出版界许多有识之士的积极介绍和宣传，为后来的研究工作铺平了道路，那么，战后日本陶行知研究的迅速发展是不可能的。战后日本对陶行知研究更加重视，斋藤秋男开创了陶行知研究的基本框架：以陶行知教育理论和实践为研究中心，以三个相互关联的研究课题为主攻方向，以“民族土壤的回归”为核心命题，将陶行知视为“杜威的学生”，把他的思想发展作为“跟老师杜威的学说、理论的格斗过程”来把握，认为在陶行知的思想里，对杜威理论的接受与克服不是毫无媒介地直接相连起来，而是以“民族土壤”这种中国行知的东西为媒介相连起来。可以看出，斋藤秋男的陶行知研究，思路新颖，见解独到，具有比较浓厚的理论色彩，确已形成一个“斋藤模式”。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是第三个阶段。这一时期的日本社会与战后那种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情形相比，显然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一批优秀的中青年研究者脱颖而出，牧野笃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此外，20世纪90年代以来还有活跃在日本学术界的中野光、世良正浩、长谷川和华人学者张国生、李燕等人，他们在陶行知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不少成果。在东亚除了日本之外，韩国的学者在陶行知研究领域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韩国的陶行知研究最早开始于1975年，李炳柱首次在韩国发表了《陶行知博士与中共的教育理念》一文，这是中韩关系正常化之前韩国人研究陶行知的第一篇论文。20世纪90年代以来，韩国也进入了陶行知研究的新时期。这个时期研究成果最为突出者是金贵声，他先后对陶行知的“儿童教育”“劳作教育”、知行观以及陶行知“生活教育”的思想来源与时代背景进行了专门研究。金玟志、李庚子等也分别从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学说和韩国陶行知研究现状方面进行了分析研究。总之，目前在日、韩的陶行知研究界，无论是老一代的学者，还是年轻学者，大家都齐心协力，相互合作，共同为开拓陶行知研究的新局面、建立民族的新教育而努力。

欧美是东亚之外海外陶行知研究的又一重要地区。由于陶行知抗战期间曾遍游欧美等28个国家和地区，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日主张，介绍其独创的“小先生制”，特别是由于陶行知早年曾先后留学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孟禄、克伯屈、斯特雷耶等人，与进步主义教育结下不解之缘，回国后又曾大力引进和传播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学说，成为20世纪20年代新教育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因此，陶行知研究在欧美，尤其是在美国学术界历来颇受学人重视，其中不乏蜚声世界的知名学者，如克伯屈、文幼章、费正清、孔斐力等人。知名学者的积极参与，无疑在客观上为陶行知跻身于欧美中国学术研究领域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也为今后的发展展示了良好前景。从内容上看，欧美的陶行知研究主要可以分为四种类型：一是作为陶行知生前有过深入接触的国际友人，他们在与陶行知的交往过程中深为陶的精神人格特别是其为教育事业献身的精神所感动，纷纷著文以追忆的形式悼念陶行知，寄托哀思。代表人物有毕莱士、傅里曼、贤明大将军、维尔莫特、文幼章、詹生等。美国援华会总干事毕莱士曾说：“我觉得陶博士不仅仅是属于中国的，而且是属于全世界的。”二是早期以引介为主的陶行知研究，主要是发现陶行知教育思想与实践的价值，扩大了陶行知的国际影响力。如著名学者费正清、克伯屈、司徒雷登、林顿、包华德等。1946年，在陶行知病逝不久，受杜威和费正清的影响，一些美国中国学家在20世纪50年代也开始研究陶行知。费正清在其著作中称：“虽然晏阳初和定县一直很有名，然而，杜威博士的最有创造力的学生却是陶行知。”三是把陶行知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对象，系统地探究陶行知思想形成及其影响因素，与杜威、王阳明等人做对比研究，如巴雷·基南、孔斐力、休伯特·布朗、苏智欣、朱宕潜、姚渝生、黄冬、鲍列夫斯卡娅、内克曼等。这是海外陶行知研究的中坚群体，这个群体中前辈的研究成果往往深刻影响着后继者，而年轻的研究者们也愈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继往开来地提出新观点。孔斐力的研究体现了“西方冲击—中国反应”的研究模式；巴雷·基南则质疑资本主义现代化理论的普适性；布朗指出杜威对陶行知的影响微不足道或无法辨清；姚渝生发现前人研究的局限，重新定位拓展新的思路。这些学术发展态势赋予了陶行知研究以新的活力，源源不断，永不枯竭。四是在探讨中国近现代教育问题及其他教育家时将陶行知的介绍对比作为一项重点内容的，如艾恺、苏珊娜·佩珀、余英时、玛丽安·巴斯蒂。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分类是根据文本的大致内容倾向，其中也不乏有内容与写作方式的交叉。从写作形式上看，除了以学术论文形式呈现的研究成果外，也有关于陶行知研究的博士论文及相关专著。另外，在第七卷（美加卷）部分，还首次公开了收藏于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图书馆、记载了大量与陶行知、蒋梦麟、胡适、张伯苓等中国教育家密切交往史实的克伯屈日记，笔者曾于2000年12月至2001年6月在该校访问研究期间，逐日阅读了克伯屈翔实厚重富有丰富史料价值的47册日记，并在该院多位师生的大力支持和协助下，将有关内容打印成册带回中国。第八卷（欧洲卷）部分由于时代和研究者的局限，在资料方面略显单薄，但编者已竭尽所能。欧美学者对陶行知的研究，尽管涉猎的范围很广，但早期主要集中在两个相互联系的问题上，即陶行知与杜威以及进步主义教育的关系、陶行知与王阳明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近期已开始注意将陶行知与本国教育家进行比较研究，这显示出欧美学者的研究重点有所不同，但在研究难度上，两者实在难分轩轾，各有千秋。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也不乏从新视角去研究陶行知的研究成果。由此，我们可以预料，随着各种主客观条件的成熟，欧美陶行知研究的队伍还将继续扩大，成果还将不断增多，陶行知研究将在欧美中国学领域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可以肯定的是，没有早期以引介为主的推广者，陶行知不会有如此大的海外影响力。正是他们看到了陶行知研究的价值，才影响到后来研究者以陶行知为主要研究对象，研究陶行知继而研究中国教育和当今中国发展的现实问题。

港澳台地区是中国的一部分，尽管两地的学者在研究陶行知的主观条件方面不存在任何障碍，但无论是就其研究队伍，还是就其研究成果来说，均不及日本和欧美学者，这里面的原因颇为复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都深受政治气候的影响。当然，平心而论，几十年来陶行知研究在港台地区还是取得了不俗的成绩。1946年7月25日陶行知去世后，香港地区报刊曾刊登他的一些留港学生写的回忆文章，这些回忆性文字只是提供了研究素材，还不是真正的学术探讨。1966年以后，阮雁鸣、卢玮銮等人的研究开始走上学术研究的轨道。近十年来，周佳荣、何荣汉、甘颖轩、区显锋、文兆坚等学者的研究文章角度新，成果多，标志着香港地区的陶行知研究进入了学术研究的新阶段，与内地的陶行知研究开始相互推动，相互影响。与香港地区相比较，台湾地区学者对陶行知教育思想和实践的研究显然要重视得多。1969年，陈启天在《近代中国教育史》一书中对陶行知思想部分的介绍，打开了“纯学术性”研究陶行知的局面。20世纪70年代以后，程本海、郑世兴、周邦道、吴鼎、吴俊升、简溎勤、周永珍、曹常仁等学者的研究逐渐将台湾地区的陶行知研究推向专题、走向深入。由此可见，港台地区的陶行知研究已经达到相当水准，且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优长。随着香港地区与内地关系的进一步加强，海峡两岸关系的逐渐改善，港台地区与中国内地文教界的交往日益增多，港台地区陶行知研究的特色和优长必将更加充分地发挥出来，成为陶行知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

纵观海外和港台地区的陶行知研究，我们可以发现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海外陶行知研究的发展情况是很不平衡的。有的早已开展，有的刚刚起步，有的尚未着手；即使是在那些已有开展的国家和地区，进展有快有慢，不尽一致。但总的趋势是，研究陶行知的国家和地区越来越多，研究队伍越来越大，研究成果越来越丰硕，这表明陶行知研究正日益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第二，研究的重心正逐渐移向对象主体，移向主体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文化土壤，移向主体深层的文化心理结构，这与近年来国际学术思潮的走向是大体一致的；第三，研究的问题更为具体深入，研究者不再满足于过去那种一般性的介绍，而是试图从理论的高度来加以阐发；第四，研究方法日趋多元化，不仅采用常见的历史方法和比较方法，还运用了系统方法、结构方法、传播学方法和解释学方法等新方法，力求根据不同的研究需要选择不同的研究方法。所有这些都对国内的陶行知研究富有参考意义和借鉴价值。当然，对于海外陶行知研究者的各种学术观点，我们也应善加甄别，不必盲目赞同。

这套丛书的编辑工作由我任总主编，负责撰写总序、拟定框架、选定篇目、审定各卷内容以及修改定稿，各卷编者都是我曾经指导过的博士，现在国内各大高校任教的中青年骨干教师，也是教育史学界的后起之秀与希望所在。各卷分工分别是：第一卷，刘来兵（华中师范大学）；第二、三卷，鲍成中（华中师范大学）；第四、五卷，刘大伟（南京晓庄学院）；第六卷，宋俊骥（江西外语外贸职业学院）；第七卷，于洋（湖北大学）；第八卷，于洋（湖北大学）、王莹（华中师范大学）。

我们在编写过程中汲取了许多国内外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对原作者和译者付出的辛劳，在此一并致谢。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和各地陶行知研究会为丛书编辑提供了积极支持和大力协助。杨耕副校长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策划编辑陈红艳、郭兴举等老师为本书的出版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帮助，在此谨表示衷心感谢。由于时间、精力及学识方面的原因，本书还存在不少缺点，诚恳各位专家、同仁批评指正，以期再版时修改和完善。

2015年7月于武汉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序言作者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副会长兼中国陶行知研究院院长、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