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1943年2月，在赶赴珍珠港新岗位的途中，我路过布里斯班，在那里向西南太平洋战区潜艇部队司令做报告并参加了最后一次会议。在对我们的事务进行交接处理后，卡彭德中将指示我向麦克阿瑟将军也做一下离任报告，而麦克阿瑟将军的办公室就在同一栋大楼的两层楼上。

将军说他有一条消息要亲自交给尼米兹海军上将。“我十分迫切地想向太平洋战区司令部指出，西南太平洋地区需要一支更强大的海军部队，”他说，“我对谁指挥这些舰艇不感兴趣。不管他们是由我管辖，还是由哈尔西将军管辖，或者是由尼米兹将军管辖，对我来说都没有什么区别，这都可以安排协调。坦率地说，我担心的是日本人在马来屏障附近集结的后备兵力，我估计敌人在那片地区有20万人。如果他们占领澳大利亚，对盟国造成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并将使最终胜利推迟许多年。”

我草草地记下了一些旁人根本看不懂的笔记，即使这份笔记落入敌人手中也没什么意义。我在恭敬地道别后离开，随即前往新农场（New Farms）码头，对那里的“富尔顿”号潜艇供应舰进行告别访问。第42特混舰队的新指挥官吉米·费弗上校已经在那里挂起了他的新指挥旗。他们正在沉痛地追悼“黑鲈”号（Growler）潜艇上的艇长霍华德·W.吉尔摩（Howard W. Gilmore）、威廉（W.W.William）少尉和一级领航员凯利（W. F. Kelley），他们是在“黑鲈”号和一艘日本巡逻舰相撞时，被日军机枪子弹打死的。“黑鲈”号潜艇就停靠在供应舰旁边，艇艏看起来就像一只海象扭曲的鼻子，舰桥和指挥塔围壳已被机枪子弹打得千疮百孔。吉尔摩在先前的战斗巡逻中为自己赢得了杰出潜艇艇长的声誉，他勇敢地面对死亡，全心全意地履行职责，他的名字将永远为人们所铭记。他为潜艇部队官兵们喊出的是一句永不泯灭的口号——紧急下潜！

那是在1943年1月1日，“黑鲈”号潜艇从布里斯班起航前往所罗门群岛以西海域执行战斗巡逻任务，从拉包尔往东南方向一线都是由日军控制的海上运输线。16日，“黑鲈”号巧妙地突破日军护航船队警戒圈，击沉了日本货轮“智福丸”号（Chifuku Maru）。当“黑鲈”号尝试再次攻击时，麻烦来了。2月5日，“黑鲈”号在利用艇上雷达对两艘日本商船和两艘护航舰艇进行夜间水面攻击时，遭到对方猛烈的炮火和深弹攻击。艇上一号压载水舱检修孔被毁，艇艏鱼雷舱大量进水，情况十分紧急，但在损管组的努力下成功进行了临时维修。

2月7日凌晨1点10分，“黑鲈”号在艇艏右前方发现一艘反向航行的船只，距离大约2000码。艇长吉尔摩下令所有鱼雷发射管做好发射准备，并操纵潜艇转向准备攻击。当“黑鲈”号居于目标右舷艉部方向时，对方也发现了“黑鲈”号，随即同样转向准备攻击。当时，“黑鲈”号潜艇的艇长、甲板官、见习甲板官、军需官以及三名瞭望手都在舰桥上。虽然艇上雷达设备及时地发现了目标正在改变航向，但显然当时舰桥上的人尚未注意到这一变化。

1点34分，雷达指示目标距离过近，已进入鱼雷发射最小射程内，因此无法实施鱼雷攻击。这时从舰桥舱口传来指令：“左满舵！”同时艇上响起了碰撞警报。转瞬之间，“黑鲈”号以17节的速度迎面撞上了这艘日军巡逻舰，撞击十分剧烈，艇上几乎所有人都瞬间站立不稳。“黑鲈”号在短暂倾斜45度后很快扶正了过来，随即敌舰枪炮齐鸣，子弹如暴雨般呼啸而至。艇长吉尔摩下令“清理甲板”，甲板官、军需官和两名受伤的瞭望手很快从舰桥上撤了下来，经舱口进入艇内，人们最后听到的就是头顶传来的那句经典的“紧急下潜”。随着时间读秒般地流逝，艇内的人都在焦急地等待着艇长等人出现在舱口，但一直没能等到。“黑鲈”号成功潜入水下，而海面上的日军巡逻舰仍在用机枪扫射，“黑鲈”号的艇长、见习甲板官和一名瞭望手被留在了舰桥上，最终很有可能死在了日军机枪火力之下。

霍华德·W.吉尔摩中校当时深知自己已经在劫难逃。他由于在舰桥甲板上身受重伤时下令潜艇紧急下潜的个人英雄主义之举，因此成了首位荣获“国会荣誉勋章”（Congressional Medal of Honor）的美军潜艇部队人员。在他那鼓舞人心的自我牺牲精神的引领下，他的潜艇虽然遭受重创，但幸存了下来并重新投入战斗，在其早已功勋累累的战绩簿上续写着新的击沉记录。

我经由新喀里多尼亚（New Caledonia）、斐济和坎顿岛（Canton Island）飞往珍珠港的空中旅程是在一架陆军B-24轰炸机上进行的。机上乘客中还包括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克利夫顿·B.盖茨（Clifton B. Gates）上校，他的海军陆战队第一团刚刚从瓜达尔卡纳尔岛（Guadalcanal）撤出来。2月14日天气晴朗，我们就在这个周日抵达了珍珠港的希卡姆机场（Hickam Field）。“婴孩”约翰·H.布朗（John H. Brown）上校对数以千计的海军足球迷们来说非常知名，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目睹布朗带领他的球队击溃了陆军队。在鲍勃·英格利希死后，布朗接替其担任美军太平洋舰队潜艇部队第7特混舰队司令。他和他的参谋长约翰·格里格斯（John Griggs）上校与我一同出席了一场几乎持续了24小时的小型会议，然后召集参谋人员、中队和大队指挥官宣读了我的命令，接管了部队指挥权并向尼米兹将军做了汇报。

尼米兹将军当时还在医院，他看上去有点憔悴。虽然他身患疟疾，但他仍然和蔼可亲的微笑和眼睛里透出的清澈蓝光都在告诉我，他丝毫没有失去无畏的精神，我也传达了麦克阿瑟将军的信息以及我准备着手的新工作。

鲍勃·英格利希的日程就摆在我的面前，当时他正在赶去参加在马雷岛举行的一个会议，然后去我们在科迪亚克（Kodiak）、荷兰港和圣地亚哥的潜艇设施进行视察，随后再进行一次华盛顿之行。他们本应等我熟悉太平洋中部地区部队的部署和战局时，再为我安排职务，然而不幸就这么发生了。

如今整个珍珠港地区的面貌，已经与1941年1月我离开珍珠港前往伦敦时大不相同。海军码头周围到处都是住宅区，军官宿舍在马卡拉帕山（Makalapa Hill）上井然有序地排成一排，顶部建有泥色混凝土防弹顶棚，上层盖着两层框架式结构房屋，悬挂着尼米兹海军上将的四星旗。在阿伊亚（Aiea）地区建成了一所大医院，机场上堆满了补给物资，通往火奴鲁鲁的道路两旁排列着预制圆顶海军营帐，福特岛（Ford Island）上则挤满了各式飞机。

自1942年4月我途经珍珠港之后，这里的气氛同样发生了巨大变化。当时阴霾正笼罩着珍珠港，而现在，信念、决心和自我牺牲的精神是至高无上的。瓜达尔卡纳尔的一小块土地的争夺以及几艘战舰和商船的沉没在我们的内心里产生了如此惊人的反响。2月份里，太平洋战区潜艇部队的战绩并不高，但由来自宾夕法尼亚州费城的“托米”沃根（T.L. Wogan）少校指挥的“海鲢”号（Tarpon）潜艇仍然交出了一份极为出色的答卷。沃根艇长在日本本州（Honshu）以南海域成功地击沉了排水量10935吨的日本客货船“伏见丸”号（Fushimi Maru）和排水量16975吨的邮轮“拓自达丸”号（Tatsuta Maru）。日本商船的排水量通常都不是很大，平均只有5000~7000吨，因此“海鲢”号潜艇击沉的这些船只确实极具价值。

“海鲢”号是一艘运气很差的老艇。它在战争爆发的第一年就遭遇了不幸，大战期间该艇多次从海上灾难中逃脱，而且好几次都几乎“丧命”。“海鲢”号曾在爪哇海海域搁浅，那次事故几乎令这艘潜艇被遗弃，但好在后来重新浮起并获救，直到1942年11月她才有机会第一次发射愤怒的鱼雷。1943年2月1日这天，“海鲢”号潜艇终于时来运转，当天该艇相继成功地击沉了“伏见丸”号和“拓自达丸”号，后者在大战期间美军潜艇击沉的日本商船中吨位排名第三。

“拓自达丸”号是在前往特鲁克群岛的途中在东京湾以南约80英里的海域被击沉的。当天晚间，雷达在10000码的距离上与目标发生接触。很快，沃根就意识到他即将面临的是一个庞大而快速、拥有强大护航力量重重护卫的目标，错过它将不会有第二次机会。沃根遵循的是惯用的攻击模式，即迎头航向全速水面航行，然后下潜进行潜望镜—雷达攻击。在不断迫近目标的过程中，沃根艇长确认这是一艘拥有双层甲板的排水量更大的邮轮。

雷达接触半小时后，“海鲢”号潜艇利用四具艇艏鱼雷发射管朝目标发射了鱼雷，这是在1500码距离上的一次完美攻击。时间已不允许潜艇久留，沃根从鱼雷入水那一刻起就下令潜艇战略性撤退。还不到一分钟，艇内就监听到了鱼雷撞击目标的声呐回波，不是一次，也不是两次，而是全部四次，爆炸也相当猛烈。“海鲢”号这次拥有的是最令人满意的经验，那就是一艘潜艇可以享受四次射击四次命中并且目标沉没的喜悦。

随之而来的是长时间的猛烈深弹攻击。日军护航舰艇令“海鲢”号潜艇度过了一段极为艰难的时期，但他们的忙活妨碍不了“海鲢”号的成功。深弹攻击一直持续到当天午夜以后，但是沃根通过深潜顺利地摆脱了追击者，艇上官兵们除了神经高度紧张之外没有受到任何伤害。

我还在澳大利亚的时候就听说过一则故事，说是一艘美军潜艇潜入了东京湾，还观看了靠近海岸线的某条赛道上的赛马比赛。这听起来确实不太可能，因为东京湾的水深实在太浅，一艘大型潜艇根本无法通过潜航方式渗透进去。直到抵达珍珠港，我才知道事件的实情以及这条传言是如何发源的。因为有太多人向我问及此事，所以我在这里再次复述，主要是为了照顾那些尚不清楚事件来龙去脉的人。

那是1942年8月的一个晴朗日子，由艇长伯尔特·克拉克林指挥的“守卫鱼”号潜艇抵达八木（Yagi）附近水域，这是位于北本州的一座被雾霾笼罩着的钢铁城市——釜石（Kamaishi）——的一处港口。当时潜艇距离岸边确实很近，艇长通过潜望镜能看到位于岸边的赛马赛道。不过赛道上并没有任何比赛活动，上空也没有任何飞机飞行的迹象，这对“守卫鱼”号潜艇来说无疑是非常有意思的。

官兵们透过潜望镜朝外窥探着，在艇上指挥室里一边玩着下注和双赌游戏 一边开着玩笑。艇长伯尔特·克拉克林戏言道，他下次还会率艇回来参加下一轮赛马比赛。然而真正令伯尔特感兴趣的是一条横穿赛马场入口的铁路桥，这让他想起了安纳波利斯学院溪（College Creek）上的一座并不长的老铁路桥。如果一列火车在横穿铁路桥时刚好被“守卫鱼”号所发射的一枚鱼雷击中，那么“守卫鱼”号将成为“美国海军中第一艘用鱼雷击沉火车的可恶潜艇”。

艇长几乎一整天都打着这个主意，但始终没有火车出现。于是继续开展巡逻行动，结果“守卫鱼”号在其后的战斗中总共击沉了7万吨的敌船，并且因此获得“总统嘉奖”。经过媒体点缀颇多的报道后，纽约州赛马委员会也向伯尔特艇长授予了荣誉会员称号。一名艇员回到珍珠港后用极具浪漫主义的口吻夸口说，他们确实看到了岸上的赛马比赛，这就是克拉克林一直想要纠正的这条潜艇战神话的由来。

当时的另一则轶事涉及另一艘美军潜艇，据说该艇在不远处盯上了一艘正在船坞中建造的日本航空母舰，于是静静地等待它完工。当航母刚刚从滑道下水，该艇就把它击沉了。这虽然是一篇很好的报纸媒体的报道，但很可惜纯属虚构。

从布里斯班传来的一份报告说，“大青花鱼”号潜艇的击沉战绩又增加了一艘日军布雷艇和一艘日军驱逐舰。那是在2月20日，“大青花鱼”号遭遇两艘日本海军驱逐舰，当时后者正在为一艘布雷艇护航。在有些人看来，这可能会是一个极度危险的攻击目标，但莱克少校显然不这么想。他大胆地钻进护航圈内，先后击沉这艘布雷艇和其中一艘驱逐舰，另一艘日军驱逐舰则借机逃窜。莱克艇长上个月就开始了他的潜艇闪击行动，并成功击沉轻巡洋舰“天龙”号。

“金枪鱼”号（Tunny）潜艇的艇长是来自密歇根州大急流市（Grand Rapids）的约翰·A.斯科特（John A. Scott）少校。虽然他击沉的仅仅是一艘排水量为5000吨的日本货船，但是这一战例极大地鼓舞了我们的士气。“金枪鱼”号执行首次战斗巡逻任务时正部署在台湾海峡南端。2月8日，由于一架日军飞机的出现，“金枪鱼”号被迫紧急下潜，直到日落才浮上水面，这时它立即发现了一艘大约在10000码远处的大型货轮。“金枪鱼”号再次紧急下潜，在没入水面之前最后检查了一次目标的航向。随后，“金枪鱼”号浮出水面，用艇上雷达锁定目标，然后迅速绕到猎物的前方位置。在获得理想阵位后，斯科特艇长下令潜入水下40英尺的深度以降低潜艇可视轮廓，同时谨慎地靠近目标至830码的距离，然后齐射了两枚鱼雷。艇上的声呐操作员并未听到其中一枚鱼雷的回音（可能失的沉没），而另一枚鱼雷由于航迹不正常因而同样没能命中目标。“金枪鱼”号随后浮出水面，用雷达再次检查敌船方位，然后转向准备下一次射击。然而，目标此时也发现了“金枪鱼”号潜艇，并用船上的两门火炮对其开火。斯科特艇长十分恼怒，决心不让那艘船全身而退，结果糟糕的鱼雷性能令他的整个战斗巡逻经历变成了一场噩梦，但斯科特决定冒险继续接近目标。“金枪鱼”号在980码远的距离上冒着敌船的炮火再次发射了两枚鱼雷，其中一枚航迹非常平直，但没能命中，另一枚则在海面上划了一道弧线。

这时，艇上整个火控组都已经怒不可遏，他们发誓一定要拿下那艘敌船。“金枪鱼”号于是退出阵位重新装填鱼雷，冒着日军货轮的炮火重新进入攻击阵位，在1020码的射程内再次发射了三枚鱼雷。这次第一枚准确命中，第二枚从目标前方经过未能命中，第三枚沿着一条曲折的航线航行后最终还是准确击中了目标。那天晚上，幸运女神最终还是站在了“金枪鱼”号潜艇这边，该艇几乎是毫发无损地撤出了战斗，而这艘日军货轮则在20分钟内宣告沉没。

在珍珠港这边的潜艇上，鱼雷过早起爆和哑弹发生的概率与西南太平洋战区的潜艇并无二致，这里的鱼雷专家也没有比澳大利亚那边更好的答案。军械局方面认为，鱼雷过早起爆的比例并不高，毕竟我们还在不断地击沉敌船。这也许是事实，但几乎每一次鱼雷过早起爆都会造成目标逃脱，因为这相当于给目标发出了提前警告，使其有充足的时间来规避后续发射的鱼雷，同时给敌护航舰艇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航迹线索来制订他们的反潜搜索路线，从而大大增加了潜艇蒙受敌舰报复性深弹攻击的风险。美军潜艇艇长们也感到愤愤不平和无比气馁，就像他们其中一位说的那样，“到中国海岸去你就会发现，你那该死的鱼雷不起作用是一件多么糟糕的事”。

当一枚3000磅重的鱼雷带着700磅重TNT装药的战斗部从潜艇上的10根鱼雷发射管中刚刚发射出来时，它应该是完全安全无害的。鱼雷的安全保险措施十分必要，它可以充分保护潜艇免受鱼雷近距离意外爆炸所造成的危险。当鱼雷入水航行出约300码时，爆炸引信装置中的机构就会释放撞针，在触发磁性引信装置后，撞针将会撞击火帽，当鱼雷通过一个金属材料的目标附近时，火帽就会引爆鱼雷战斗部内的炸药。如果是碰炸引信，那么鱼雷必须直接命中目标船体，从而激活撞针并起爆。我们的MK.6型鱼雷引信装置可设计用于上述任意一种工作方式，但不幸的是在多数场合下两种方式都不管用，问题不一而足。“为什么我们不能在发明出一个更简单更万无一失的引信装置之前停止使用磁性引信装置呢？”

然而我是不愿意停用的，因为鱼雷在目标龙骨下方爆炸的效果无疑是毁灭性的，这也是出于磁性特征几乎是制造一击必中的“必然”因素。然而，正如我在给美国海军军械局局长的信中所反映的那样，我对纠正鱼雷这一缺陷的信心正在减弱。

英国皇家海军“胜利”号（HMS Victorious）航母的鱼雷武器官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宝贵的数据，包括他们在大战初期就已放弃的英国磁性引信装置的作战使用经验以及他们认为可能带来成功的新设计。这一最新的技术尝试使用干电池作为鱼雷动力来源而不是我们美国海军使用的口袋大小的发电机，而后者正是这么多麻烦的源头。英国人的鱼雷引信装置大约只有我们的一半大小，因此只须在鱼雷外壳上开一个较小的开口，从而降低海水渗漏的可能性，而这正是造成鱼雷过早起爆的一个常见原因。所有这些数据资料我都转给了海军军械局，并告诉他们驻伦敦的海军武官无疑会很乐意为他们提供这个新引信装置的样机。

经历西南太平洋战区的奋斗历程之后，珍珠港的潜艇维修设施成了我非常感兴趣的事情。我发现2500吨级的ARD-1号浮式干船坞已被移交给潜艇基地专用，其两侧因长期的浸没和紧急情况而磨损严重，因此水下维修和海底清洗必须跟上。从这里出发前往日本本土附近的“潜艇猎场”行程约3500英里，因此必须节约燃料，潜艇每次在珍珠港整修时，都要清洗艇体底部并重新涂漆。到目前为止，我们在中途岛还没有船坞设施，而驻珍珠港的潜艇基地维修大队在“破碎”艾迪（D. T. Eddy）少校的指挥下在潜艇整修方面做得非常出色。维修车间24小时运转，整修工人则利用潜艇艇员的休假间隙加紧施工，须要进行全面检修的潜艇通常每18个月就会被派往珍珠港、马雷岛或猎人角的海军船厂。

在熟悉了珍珠港的情况和当地设施之后，我的下一个兴趣放在了中途岛。1940年7月，我看到沙岛（Sand Island）作为一个航空和潜艇基地开始投入建设，当时我就相信这里在未来存在极大的可能性。我还在1941年1月的一份作战计划中考虑在中途岛部署一艘油船，以便为从这里出发作战的潜艇加满燃油。然而着眼于未来，我对中途岛还有更大的计划。我希望把我的整个潜艇作战指挥部都搬到那里去，然后将那里的基地改装为至少能为半数潜艇提供整修支援的场所。这样一来，我们从这里出击的潜艇每次执行战斗巡逻任务将比从珍珠港起航节省2400英里的漫长航程以及由此带来的燃油消耗。

于是在3月1日下午晚些时候，我搭乘“阔鼻鲈”号（Scamp）潜艇前往中途岛。由“沃利”艾伯特（W. G. Ebert）少校指挥的“阔鼻鲈”号潜艇是一艘在新罕布什尔州朴次茅斯建造的新型潜艇，其作战状态相当优良。该艇根据战争期间的经验进行了大量改进，无不反映出其设计建造者的良好声誉。航行期间，一艘猎潜艇护送我们直到夜幕降临，以确保我们的巡逻飞机能够正确识别“阔鼻鲈”号的身份。在用灯光发出“再见，狩猎愉快”的信号后，我们脱离猎潜艇开始了自己的航程。

当构成中途岛岛群的东岛和沙岛在3月5日这天的早晨进入我们的视野时，我眼前呈现出一幅与我在1940年最后一次见到它们时大不相同的景象。当时，民间承包商刚刚开始建设这里的潜艇和航空基地，唯一已经完成的是沙岛上的设施，电报局和泛美航空都已经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机构。

而如今，这两个岛屿上布满了无线电和雷达站、指挥塔、水塔和防空高炮阵地。环绕着宽泻湖的礁石区被人工凿穿，开挖了一条400英尺长的水道。一个由钢材和木板搭建的码头从沙岛延伸到泻湖，那里还修建了一处油罐仓库。除了留给简易机场的空间外，其余各处都挤满了商店、办公楼、仓库、宿舍和营房。东岛为航空基地专用，沙岛地区则由潜艇和航空设施共用，这些建设成果得益于海军船坞码头局（Bureau of Yardsand Docks）局长本·莫瑞尔（Ben Moreel）少将和他的“海蜜蜂”（Seabee） 所做的工作。

中途岛是“美人”马丁（H. M. Martin）海军准将负责指挥的美国海军第14海军军区的一部分。灾难性的12月7日这天 ，曾是航空兵的马丁准将时任驻卡内奥赫（Kaneohe）航空基地的指挥官；我们的潜艇基地指挥官是“米奇”奥里根（W.V. O'Regan）中校；由1500人组成的海防营则由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哈恩（Hahn）中校指挥。

虽然在开发中途岛方面已经投入大量工作，但目前仍有许多工作要做。建设潜艇基地的目的是拥有一处相当于一艘潜艇供应舰的支援能力的岸上设施，即能够同时整修三或四艘潜艇，这方面的工程目前进展顺利。而供潜艇官兵休养的当地休闲设施则条件欠佳，不过也开始兴建楼房和运动场。我们也进行了相应安排，即每艘潜艇在中途岛完成一次整修，珍珠港两次。

潜艇的整修改装设施也须要改进。停泊在这个3英里宽泻湖内“油船”码头上的潜艇完全暴露在海上季风中，有时因为风浪太大，潜艇不得不停泊在泻湖里，这就须要划船登艇，因此极大地浪费了维修施工人员的时间。在冬季的大风中，风速有时高达75英里/小时，这时一切划船行动都得停止。

我们迫切需要的原材料是一种蜂窝状的隔水钢板，它可以用来为泛美航空的水上飞机建造浅水港口并进行疏浚，使其可供供应舰和潜艇使用。有了这样一个整修基地，我们最终就可以将3~4艘潜艇转移到中途岛，并且在所有天气条件下不间断地修理12~20艘潜艇。为了完成这个理想的设施配置，还需要另一个2500吨级的浮式干船坞。完成这一新任务后，我就可以确定我的新目标了。

在返回珍珠港的途中，我给莫瑞尔少将写了一封信，对他带领的“海蜜蜂”的战斗精神、敬业风貌和巨大成效致以祝贺，同时我详细地阐明了我们在中途岛所需的关于疏浚和兴建防波堤以便建造一个全天候潜艇整修基地的工程物料情况。我和第14海军军区土木工程师哈通（T. A. Hartung）中校讨论了这件事，他认为这个计划完全可行。我让本仔细考虑一下这个提议，一旦我得到太平洋战区司令部的批准，我就随时准备实施。然而恰恰在那里我遇到了障碍。太平洋战区司令部希望中途岛泻湖得到足够的疏浚以便为巡洋舰工作队提供锚地，因而不同意将挖泥船从该项目中分流出去来对我所提议的潜艇整修基地进行深入建设工作。考虑到另一艘挖泥船已在前往中途岛的计划中，所以我没有把这个答复当作最后的结论，然而还是足足过去了几个月我才得到“推进”的指示。

3月里值得我们忧虑的事有很多。我们的MK.14型鱼雷的库存降至新低，再加上磁性引信装置令人头痛，因此我们不得不为接下来的三艘计划出航巡逻的潜艇安排最有限的任务，以减轻我们不断减少的“鱼”（MK.18型电动鱼雷）供应压力。这种鱼雷由于航行时没有尾迹因此非常受人期待，但它还没有现身于我们所在的战区。按照纽波特港潜艇官兵们的说法，他们也没有对此给予太多的关注，直到几年后海军督察长（Naval Inspector General）才对这一明显的疏忽进行了调查。

此外，舰队总司令收到一份关于在华盛顿设立一名“潜艇总监”的建议，由后者向美军各潜艇部队指挥官下达所有行政命令。对于这一提议我也认真地进行了审视，考虑到这意味着在海上作战的潜艇和舰队总司令之间增加了额外的指挥机制，而后者永远拥有决定权，因此我强烈反对这个想法。

来自西南太平洋战区潜艇部队的消息称，由小波尔（J.A.Bole）少校指挥的“琥珀鱼”号潜艇以及由克莱格（J. R. Craig）少校指挥的“逆戟鲸”号（Grampus）潜艇“逾期未返航，据推测已损失”。战后的报告显示，1943年2月16日，“琥珀鱼”号潜艇在新不列颠东南海域被敌巡逻艇的深弹击沉；据推测，“逆戟鲸”号潜艇则是于2月19日在同一地区被日军水上飞机击沉的。

当月里最后担心的一件事是，太平洋战区司令接到舰队总司令的一封信，询问我们对苏联“伊尔曼”号（Ilmen）货轮沉没的情况了解多少。情报提供的沉没地点位于日本最南端的九州岛东南海域，距离美军“锯鳐”号（Sawfish）潜艇报告的在黎明前同一时间击沉一个目标的地点大概只有50英里。反复核对后终于显示出了准确详细的情况：“伊尔曼”号确实是“锯鳐”号潜艇的不幸受害者。更为糟糕的是，次日夜间“锯鳐”号潜艇还击沉了一艘疑为苏联货轮的“科拉”号（Kola），据报告这艘船也是被潜艇所发射的鱼雷击沉的。

上述船只原本计划通过范迪曼海峡（Van Dieman Strait）向日本南部航行，当时我们的情报显示，苏联船只使用的是拉彼鲁兹（La Perouse）海峡 附近的航道前往美国。事实上，宗谷海峡已于1月15日前后被冰封，这迫使其改用对马海峡（Tsushima）至范迪曼海峡一线的航线，但我们没有收到关于这一变化的任何消息。诚然，这两艘苏联船只都亮出了“半强度”的航行灯。但“锯鳐”号潜艇发现“伊尔曼”号时天色尚未破晓，而发现“科拉”号时也是个月夜。两次场合下“锯鳐”号都使用潜望镜进行了水下攻击，而没有注意到这些昏暗的灯光。

两起事件发生后，苏联人开始通过我们驻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总领事向我们通报个别船只的动向和例行的通航路线，后来他们还开始使用特殊的识别标记来表明船只身份。根据官方统计，美军太平洋战区潜艇部队共计击沉16艘敌商船，而我们自己的作战记录显示我们还击伤了16艘船，而且这一数字实际上可能更高，因为很多我们声称击沉的船只战绩未被官方认可。但毫无疑问即便如此，我们还是造成了这些船只艰难地返回已经拥挤不堪的维修码头，从而不断地给他们的后勤维修重负加码。

“刺鲅鱼”号潜艇主动要求并获批准前去黄海执行巡逻任务，这是一片几乎从未有人触及的海域。而在那里，“刺鲅鱼”号完成了迄今为止无与伦比的壮举——10天之内单艇击沉8艘货轮和1艘运输船。莫顿艇长显然是对他1月份的战绩并不满意，于是又创造了一个新的记录。

坠机殉职的英格利希海军少将生前未完成的巡查计划终于在3月份得以实现。我的首要需求是搭乘潜艇前去荷兰港，然后乘飞机沿阿留申岛链返回。阿拉斯加地区的飞行天气在每年中的那个时候都难以预测，我只想确保不必花费太多时间就能顺利到达我们位于荷兰港的潜艇基地。然而，太平洋战区司令部不同意调派潜艇离开“生产线”供我使用，哪怕只是几天的时间。于是我于3月21日下午乘水上飞机离开珍珠港，次日下午抵达旧金山，然后径直飞向科迪亚克。

在那里，我发现阿拉斯加战区司令“杰克”里夫斯（J. W. Reeves）少将已经将他的指挥部迁往荷兰港。由“烟雾”斯奈德（G. W. Snyder）少校负责管理的潜艇基地虽然暂时没有潜艇大修的任务，但在维修那些遍布沃门斯湾（Womens Bay）的小型舰艇和水面船只方面还是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一个木制的浮式干船坞已经投入使用，在之前没有任何停靠经验的情况下，这里已经驻泊了大约50艘舰船。

我在荷兰港的一个带有混凝土防弹顶棚的“炸洞”里找到了里夫斯将军的办公室。这一建筑里的上层空间留得特别大，因为航空炸弹很可能会在这里爆炸。由“公爵”格雷（C. W.Gray）中校负责的潜艇基地还在施工建设阶段，它的维修车间可以说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是一个能够维修从潜望镜到蓄电池组的任何艇上设备的综合机修车间，目前接近完工。虽然条件严苛，且驻荷兰港的老迈的S级潜艇不得不与北极圈的大风和恶劣海况进行持续斗争，但我们潜艇部队的小伙子们仍然有很多仗要打。

这里有一则故事描述了潜艇的海上战斗究竟有多艰难。由来自缅因州埃尔斯沃思（Ellsworth）的“汉克”门罗（H. S. Monroe）上尉指挥的S-35号潜艇，对北极圈的恶劣天气有着极为可怕的体验。12月21日S-35号潜艇抵达安齐特加岛（Amchitka）一带海域时，该艇已经在海上巡逻了10天。在典型的阿留申群岛风暴的浓雾中，S-35号在海面的恶浪中艰难地颠簸航行。汹涌的海浪冲进舰桥，大量海水灌进控制室，舱底不断地泵水。在入夜后不久的漆黑夜幕中，一个巨大的卷浪扫过舰桥，被抛到舱口的艇长严重扭伤了一只胳膊和一条腿。当被艇员们扶到舱室内的床上时，他忽然听到“控制室着火”的叫喊声。主电力电缆产生的明亮电弧和蓝色火焰照亮了右舷后部舱室，显然是海水浸泡了艇内的绝缘材料，从而造成了短路。这场大火刚被控制住，控制室的右前部又发生了一场类似的火灾。艇上的电气火灾一次又一次地发生，直到最后不得不关闭引擎，放弃和关闭隔离控制室。接下来又是三天的噩梦，因为大火和浓烟，所以潜艇内部不得不经常性地被暂时关闭隔离几个小时。在这些接二连三的危机中，艇上所有的官兵都得在舰桥上“避难”，它们用缆绳把自己捆绑在指挥塔围壳上，以防止自己被冰冷的海水冲走，所幸的是没有人失足坠海或因艇外作业而伤亡。直到圣诞节前一天，S-35号潜艇才一瘸一拐地驶进阿拉斯加的埃达克岛（Adak），美国海军“吉利斯”号（Gillis）驱逐舰在那里为潜艇进行了临时支援和紧急维修。

在美军两栖作战部队登陆阿图岛（Attu）和基什加岛之前，这些老旧的S型潜艇的任务是切断日军对这些岛屿的所有补给。战后的报告显示，虽然困难重重，但这些英勇的美军小型潜艇仍然很好地履行了这一职责，它们击沉了日军的一艘改装炮艇和四艘货船，吨位共计15026吨，还击伤了另几艘敌船。这些沉重的损失无疑削弱了驻阿图岛的日军的最后防御，由此带来的绝望感更极有可能强烈地影响了日军最终放弃基什加岛的决定。

我在埃达克岛并没有什么工作要做，但尼米兹上将的命令足够灵活，允许我酌情造访那里。我在那里发现第16特混舰队司令金凯德（Kinkaid）少将与他的参谋长“澳洲人”科尔克拉夫（O. S. Colclough）上尉（一位老潜艇兵）正在一个活动板房里。他们的指挥团队包括阿拉斯加战区司令西蒙·玻利瓦尔·巴克纳（Simon Bolivar Buckner）少将（当时不在）、科利特（Corlett）少将（埃达克岛指挥官）、第11航空军司令巴特勒（Butler）少将及其参谋人员。友好合作的良好精神在这里非常普遍，根据我在太平洋地区的广泛观察，这种良好氛围似乎一直都存在。直到战争真正结束，我们才得知那些对这场战争袖手旁观的华盛顿政客评论说美军内部关系糟糕，以及我们是多么地须要“联合起来”。

4月2日，我踏上了返回旧金山的长达3400英里的旅途，全程几乎是在完美的飞行天气下完成的，这在一年中的那个时候极为罕见。在湾区我进行了为期两天的停留，在那里我查看了马雷岛、猎人角和伯利恒钢铁公司的潜艇修理设施。随后我立即赶往圣地亚哥查看那里的类似设施。同样我想看望一下我在科罗拉多的家人，从1939年起，我只在路过此地时探望过他们。

位于圣地亚哥驱逐舰基地的潜艇状态并不理想。从荷兰港基地撤下来的S级潜艇至少需要4~5个月的时间进行大修，而马雷岛、猎人角和伯利恒钢铁公司对排水量更大的舰队型潜艇进行大修只需要40~50天。灯火管制的规定极其严格，以致极大地妨碍了在码头上或任何舰艇外部的夜间施工。在那里，灯火管制比在澳大利亚或珍珠港更严格，而在距离驱逐舰基地仅仅半英里的地方，一家飞机工厂经常是通宵灯火通明。考虑到日本人远在几千英里外，我认为这些预防措施有点过火了。我向太平洋司令部提出的关于这些问题的报告已在现场与基地指挥官和第11海军区司令进行了讨论。

在驱逐舰基地，我发现“独角鲸”号（Narwhal）潜艇正准备为陆军部队运送半个侦察连的士兵，“独角鲸”号计划与“鹦鹉螺”号潜艇一同向即将展开攻势行动的阿图岛输送突击队。为此，“独角鲸”号上的所有鱼雷和鱼雷架都从它的艇艏鱼雷舱被移除，代之以加装多层铺位。当然，突击队的士兵们就像沙丁鱼一样挤在一起，每层四个铺位，最后这两艘潜艇每艘都塞下了大约108人。

一天清晨，我应汉威尔（G.P.Harnwell）博士的邀请造访了加州大学战争研究部的圣地亚哥海军实验室（UCDWR）。他告诉我他们正在为潜艇和反潜作战开发小型装备，也许我会对它们感兴趣。就这样，通过一次偶然的访问，潜艇开始与科学界展开一场最有价值的接触。他们确实有一些我感兴趣的小玩意儿，例如可干扰敌人监听设备的噪声发生器、用于迷惑敌反潜舰艇以及定位水下物体的调频声呐的诱饵装置等。

我们乘坐一艘小型水面舰艇进入海湾，汉威尔博士演示了他们的仪器如何定位航道两侧的浅滩以及入口处的渔网，而途经的小型船只也能在PPI（平面位置指示器）上显示出来。博士认为这对于潜艇以水下航行状态渗透敌人港口或通过敌反潜网时定位出入口是极具价值的。毫无疑问这种设备完全可以用在上述场合，但它更吸引我的是配备这种设备的潜艇在遭到敌水面反潜舰艇的攻击时，可以确定追击者的方位并用鱼雷进行反击。一艘舰艇或浮标的钢制外壳除了在显示屏上会显示出一个斑点外，还会发出一个清晰响亮的回声，由此可以得出目标的距离和方位。后来，我还意识到这个装置作为水雷探测器同样适用。于是我立即开始计划在我们的潜艇上安装一台进行试用。

在战争期间，每次我回到美国本土，都会对圣地亚哥的海军实验室进行一次专门造访，并在两次访问期间通过驻该港口的潜艇中队指挥官与之保持密切联系。这个科研小组研制的专用潜艇装备非常重要，它无疑能使大量潜艇免遭攻击和摧毁。汉威尔博士、库里（F. N. D. Kurie）博士、马尔科姆·亨德森（Malcolm Henderson）教授和伯恩斯（R. O. Burns）博士是该科研机构中我们打交道最多的成员，他们的合作和对太平洋地区潜艇部队的技术援助访问对我们很有帮助。就我们而言，只要有可能，就会提供潜艇供他们推动科研工作。同样也正是由于调频声呐的帮助，我们的潜艇才得以成功渗透日本设置的海上雷区，进而突袭日本海。

在圣地亚哥的时候，我接到了意料之外的命令，要求我前往华盛顿参加海军部的一系列会议。于是我于4月13日乘飞机离开，次日一早抵达海军部。海军作战部潜艇物料和作战官梅里尔·科斯托克（Merrill Comstock）上尉在现场迎接我，带我经历了一场为期两天的旋风式会议。我们太平洋潜艇部队有太多需求了，这是我们为自己分一杯羹的绝好机会。我首先向美国海军总司令金上将做了报告。大西洋舰队潜艇部队司令弗里兰·道宾（Freeland Daubin）少将也在华盛顿，于是我们一起拜访了大老板。弗里兰和我不仅统帅着美国海军的绝大部分潜艇，而且我惊奇地发现我们是在离海很远的密苏里州拉马尔镇（Lamar）上一起长大的。

金上将完全了解两大海区潜艇的情况，他关于潜艇部队训练、部署和去最有价值地区巡逻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我唯一不同意他的一点是，是否应该为潜艇提供更好的防空武器。我不想让我的潜艇试图对空射击驱赶敌机。大西洋海域的德国潜艇在对我们的飞机进行了仅有的几次成功防空作战之后，在这种不对等的战斗中遭受了沉重损失。潜艇对飞机最好的防御方法就是紧急下潜，这才是我想让我的潜艇使用的正确战术。

梅里尔·科斯托克让我在一次由来自不同作战部门的潜艇军官参加的会议上发表讲话。这也许不是个好主意，因为我对我们的鱼雷性能不佳且没有威力足够强大的火炮来击沉敌舰而感到情绪激动，我还对那些高高在上的当权者提出了一些批评。

“如果军械局，”我说，“不能为我们提供能准确击中目标和正常起爆的鱼雷，或者提供一支比玩具枪大一点的火炮。那么，看在上帝的份儿上，请舰船局（Bureau of Ships）设计一个船钩，这样我们就可以用它从敌目标的侧面拆舷板！”

我还赞扬了所谓“酒店设施”（经改良的厕所和空调）的优点。这是海军联合委员会（General Board）在1938年就送给这些设施的雅号，实际情况其实与他们的论断大相径庭。联合委员会的成员们均出席了会议，我确信他们足以洞见这些创新手段的战略价值，并且承认有时候“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要比“老学究”更专业。

那天下午，我去看望了我的老朋友——军械局的局长“斯派克”布兰迪（W.H. P. Blandy）少将。我已结识并景仰斯派克很多年，他曾在安纳波利斯待过一阵 ，并将自己毕生的事业奉献给了海军军械，在那里他被公认为海军的顶级专家。然而他并非鱼雷领域的专家，我觉得他得到的是一些不好的建议。

当我到达他的办公室时，斯派克正在暴怒当中，有人告诉了他我当天早晨的批评言辞。“我不知道这是否是你任务的一部分，”他说，“我指的是让军械局名声扫地，但你似乎干得不错。”“好吧，斯派克，”我也情绪激动地说，“如果我说的话能让军械局改头换面并且拿出一些举措来，那么我会觉得我这趟旅行没有白费。”

紧接着，我们便开始处理这些具体的鱼雷失效案例。在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们一起做了大量有建设性的工作。军械局还须要我们提供潜艇鱼雷专家协助他们，虽然我并不想失去这些专家，但我还是立刻给他们委派了2位，后来又增加了3位。虽然当时我们没能立即解决有缺陷的鱼雷引信装置问题，但也许有些成功的种子已经播下。4个月后，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

在返回珍珠港之前，我前去向美国海军部部长詹姆斯·文森特·福莱斯特致敬。我第一次与福莱斯特先生会面是在英国皇家海军“罗德尼”号(Rodney)战列舰上，当时他是海军部副部长。他是在1941年时来到英国的，我发现现在的他与在伦敦的时候没什么变化，如果非要说有的话，他的下巴可能更结实了。任何人只要看一看福莱斯特就会相信，我们的海上战争必将如期结束。在他的指挥下，处于战斗前线的官兵们必将得到全力支持。

“我为我们潜艇的性能感到骄傲，”他亲切地说，“而且随着产量的增加，我们很快就会有足够的能力在太平洋上扫灭敌人的运输线。” QovoGh76PHTSo5qUvg7tm2TvYFVZ2G99D9B+Mq/TXuc3/h0XRZh7XdXuEKEmjT8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