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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11月6日,我搭乘一架“卡塔琳娜”水上飞机出发前往埃克斯茅斯湾,随行的还有墨尔本指挥部的几位澳大利亚参谋人员,他们希望在得到澳方最终批准之前掌握关于整个珀索特建设计划的第一手资料。其中,怀特洛(Whitelaw)将军和布坎南(Buchanan)中校分别代表澳大利亚陆军和海军方面,克莱因准将则是高登·本内特将军的代表。

飞机起飞大约一个小时后,飞行员告诉我说飞机左侧发动机漏油严重,因此得在杰拉尔顿(大致在珀斯以北200英里处)降落修理。没过几分钟,左侧引擎突然熄火,导致飞机急剧下降,飞行员用尽气力才重新控制飞机。传令兵回到后机舱报告说:“飞行员说左侧引擎熄火了,他要返回珀斯去,并尽可能长时间地让飞机留在空中。”低头望着我们下方那片荒凉的海岸线,我由衷地希望没什么能阻止他“留在空中”。当我们飞抵位于珀斯的天鹅河(Swan River)时,飞机只剩下大约50英尺的高度,飞机成功降落后我们马上转乘另一架飞机,然后最终到达埃克斯茅斯湾,一路平安无事。

澳大利亚军方参谋人员最终确信,前去珀索特并在那里做出进一步安排是完全切合实际的。几天后,我得到西南太平洋战区司令的许可,开始在那里建造营地。至于调派一艘潜艇供应舰去那里的打算则暂时搁置,直到我们在弗里曼特尔港为维修、保养潜艇而租用的粮仓拥有足够的装备设施。

11月9日(东经日期),世界再次被一个令人吃惊的行动所震撼,这一行动被掩盖得如此隐秘,以至于我们这些身在澳洲的人都不知道它的展开——我们的盟军部队在北非登陆了!整场登陆行动看来是成功的,而潜艇在这一系列两栖攻击行动中充当了信标舰。紧跟着这一消息,关于我们的海上作战在11月12日至14日间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消息从瓜达尔卡纳尔岛传来。虽然我们在舰艇和人员上遭受了沉重损失,但是日军在所罗门群岛的进攻主力被瓦解了。

珀索特的初步建设工作现在可以迅速、安全地进行了。负责先遣工作组的军官是“比尔”海耶斯(W.J.R. Hayes)上尉(后来被委任为基地指挥官),他夜以继日地和手下一起工作,准备运送物料上岸和搭建施工棚屋。美国海军预备役工程兵部队(CEC)的霍利斯特上尉负责建筑施工细节,他发明了一种他自称为“珀斯小屋”的长方体便携式镀锌铁棚,我们把这种棚屋作为食堂、仓库等使用,而把隔热活动板房腾出来用作宿舍区、医务室和其他须要免受热带阳光炙烤影响的居住空间。

“南欧鲭鱼”号潜艇结束巡逻任务再次返航时,带回来的是确信击沉一艘排水量为4000吨的日本客货船的战绩,还确信击中另两艘,但尚不清楚是否已经沉没。此外,“南欧鲭鱼”号还带回来4名来自菲律宾三宝颜港(Zamboanga)的青年。在苏鲁海(Sulu Sea)海域,“南欧鲭鱼”号遇到了一艘排水量为75吨的捕鱼帆船“海鲜Ⅱ”号。当潜艇朝其船头方向警告性射击后,船上的渔民急忙挂起了日本旗。令其靠边停靠后才发现,船上有12名日本人和4名菲律宾人。后者被带到了“南欧鲭鱼”号上,前者则被勒令弃船并登上渔船上的一艘小艇。“南欧鲭鱼”号留给了他们一些必要的食物和水,并给他们指明了距离那里最近的陆地方向,最后则用甲板炮将这艘渔船予以击沉。

菲律宾人说,他们被日本人扣押在渔船上,像囚徒一般劳作而没有任何报酬。他们后来给我们提供了大量关于美国人和菲律宾游击队仍在棉兰老岛(Mindanao)作战的重要情报。

“长尾鲨”号潜艇则是在暹罗湾最北端完成32枚水雷的海上布雷任务后返航的。根据“长尾鲨”号的报告,其中的两枚水雷几乎刚设定完引信后就爆炸了,不过布设水雷和引信工作之间的安全时间足以使布雷潜艇远离布雷现场。“长尾鲨”号潜艇此番巡逻任务只携带了8枚鱼雷,任务期间发动了数次鱼雷攻击,而且用光了所有鱼雷。

返航期间,“长尾鲨”号沿着苏拉威西群岛的西海岸航行,途中看见一艘船停靠在距离海滩很近的地方,显然是搁浅了。米利肯艇长命令潜艇下潜,从水下小心翼翼地靠近观察,试图找到一种不至于令潜艇遭受日军太大空中威胁的方法来摧毁这个目标。米利肯知道,日军在距离望加锡市大约25英里远的地方就有机场。于是他决定等到夜幕降临,然后上浮海面用3英寸甲板炮将其击沉。然而,日本人也在奋力使他们的船离开礁石区,可以观察到日本船员正在把压载水从船上抽出来,同时在船艉下锚。最后在距离日落仅剩两个小时的时候,这艘日本船终于成功驶离礁石区并开始起锚——这对米利肯艇长来说可接受不了。

他是不可能让那艘船就这么离开的。因此,无论这艘船有没有日军飞机的空中掩护,他都决定“战斗上浮”,用甲板炮将其击沉。而战后的报告中并没有认定“长尾鲨”号在这次巡逻途中用鱼雷击沉了任何目标,这最后一艘船则被认定为“身份不明的日本船只,可能已沉没”。

米利肯艇长已经充分证明他知道如何很好地运用小口径火炮进行水面攻击,所以我决定为他配备更好的火炮武器——一门刚刚运送给我们的5英寸口径潜艇甲板炮。当我在1926至1928年期间指挥V-3号潜艇 的时候,安装在潜艇甲板上的就是这门炮。甲板炮安装完毕后,我们一同出海组织观摩了一次潜艇枪炮和鱼雷作战演练。令人欣慰的是,我们的作战演练还充分地引入了实战主义思想。要知道如果潜艇艇长过度使用潜望镜,那么目标舰艇一旦发现我们的潜望镜,就会毫不犹豫地立即冲向潜望镜所在的方向并进行深弹攻击,这会迫使潜艇在不够理想的阵位上仓促实施攻击并迅速下潜,以避免成为敌人深弹的牺牲品。演练结束后,我们还假想目标船只在距离我们的潜望镜300码的海面投下了一连串深水炸弹实弹,以便让新艇员们习惯于它们爆炸时所发出的刺耳巨响。

停靠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的“富尔顿”号(AS-11)潜艇供应舰,摄于1943年8月。

美国海军“斯佩里”号(AS-12)潜艇供应舰。

1942年10月和11月期间,驻布里斯班的潜艇部队第42特混舰队得到了来自珍珠港的唐尼斯(W.M.Downes)上校指挥的第8潜艇中队和斯泰尔(C.W.Styer)上校指挥的第10潜艇中队的增援。两艘新潜艇供应舰“富尔顿”号(Fulton)和“斯佩里”号(Sperry)则分别作为两支中队的旗舰,于11月抵达布里斯班。随着现代化潜艇数量的增加,我们与哈尔西(Halsey)上将的南太平洋战区部队在瓜达尔卡纳尔战役中的协同行动也得到极大改善。

在澳大利亚东海岸组建的第42特混舰队的首要任务,乃是协助扰乱日军的海上行动及其进入所罗门群岛的补给线。整个第42特混舰队的行动接受南太平洋部队司令部的指挥,并与舰队方面进行更密切的合作。不过,哈尔西上将并不想承担他们的后勤保障和派驻部署工作。因此,他指示位于“奥多比”(Adobe,布里斯班的代号)的第42特混舰队指挥部来行使上述职责。他以一种典型的大胆、直率的性格强调了他对这支部队的期望。在指定了他特别希望巡逻的海区后,哈尔西上将总结道:“在作战海区内要保持最大的巡逻覆盖范围,优先目标包括作战人员、油轮、满载运输船、补给舰只等,你们的任务就是摧毁敌方船只。”

除了单一的战斗任务外,这些潜艇还为登陆上岸的观察员和侦察队员提供了许多支援。当瓜达尔卡纳尔的航空燃料供应量已经下降到危险的低点时,由来自纽约沃尔希尔的小波尔(J. A. Bole, Jr.)少校指挥的“琥珀鱼”号(Amberjack)潜艇还向图拉吉岛(Tulagi)紧急运送了9000加仑的汽油,外加200枚100磅炸弹和15名陆军航空队战斗机飞行员。

虽然按照我们当时的最佳估计,潜艇部队11月里的击沉战绩非常高,但根据战后的报告还是没能超过过去的一个月。敌人在新几内亚、新不列颠和所罗门群岛地区的反潜作战行动变得非常坚决,美军艇长们很少有机会目视确认他们的目标是否真的被击沉。在此期间,最佳战绩由在西海岸一带活动的“海狼”号(Seawolf)潜艇取得,该艇在棉兰老岛的达沃湾附近海域击沉三艘日本船只,吨位共计1.3万吨,这是“海狼”号一贯出色的表现之一。艇长弗雷迪·沃尔德(Freddy Warder)带着他一贯淡定、自信神气返航归来,他总是对人们给他起的绰号“无畏的弗雷迪”不以为然,其实这个绰号完全是他应得的。

美国海军“琥珀鱼”号(SS-219)潜艇,摄于1942年5月30日。

沃尔德艇长最激动人心的冒险发生在11月3日上午。在达沃湾以北50英里的塔罗马湾(Taloma Bay)海域,“海狼”号在刚刚过去的一天里在海湾入口处击沉了一艘3000吨的货船。沃尔德通过潜望镜注视着它的下沉过程,希望一艘驱逐舰能出现以救出落水的幸存者,但一直没有出现。随后,弗雷迪指挥潜艇朝达沃市方向航行看看有没有进一步的收获。

次日一早,弗雷迪在达沃港发现了两艘小型货船,但更具价值的目标是停泊在塔罗马湾的一艘大型客货船。经过观察,这片海域并没有水雷场存在的迹象。事实上,锚地的水很深,他确信日军并没有在这里布设水雷。经过深思熟虑,弗雷迪指挥潜艇小心靠近,通过声呐的单次砰击测定了一下目标的距离。这可真是一只坐以待毙的鸭子!上午10点50分,射程已逐步降至1100码,弗雷迪艇长下令朝目标发射了一枚鱼雷,鱼雷航行深度被设定为水下18英尺。结果鱼雷从敌船下方通过,最终在海滩上起爆。弗雷迪随即将他下一枚鱼雷的深度设定为水下8英尺,第二次射击准确地击中了他所瞄准的目标位置。这艘船的位置很糟糕,它虽然在遭受攻击后进行了调整,但并没有什么起色。“海狼”号随后又补射了两枚鱼雷,但显然鱼雷都从目标船底下经过而没有爆炸——那天鱼雷上的磁性引信显然感觉不太舒服。几乎是与此同时,敌船上的两门火炮朝“海狼”号潜望镜的方向进行了炮击,但所幸没有击中。

从潜望镜拍摄到的一艘被“海狼”号潜艇所发射鱼雷命中后正在下沉的日本货轮,摄于1942年11月。

“海狼”号暂时退出阵位重新装填鱼雷,然后重新进入射击位置。此时敌船上的火炮仍在射击,但远远无法击中“海狼”号的潜望镜。这一轮的鱼雷攻击击中了目标的船艉,直接轰掉了船艉甲板及其栏杆,船上的小艇开始撤离船员上岸。接着,“海狼”号在原地进行调头,用艇艉鱼雷发射管发射了最后一枚鱼雷。这场战斗以目标剧烈的爆炸而告终,熊熊烈焰之中,排水量达7189吨的“相模丸”号(Sagami Maru)从船艏开始沉没。几分钟后,“海狼”号潜艇上浮至海面,三架日军飞机恰好赶到,朝着“海狼”号的潜望镜投下了深水炸弹。及时撤离现场的“海狼”号随即前往远海,11月8日再次击沉了一艘改装过的日军炮艇。

西南太平洋部队司令部发出了一份行动命令,大意是荷兰人急于派驻一支特战小分队在爪哇岛渗透上岸。我的回应是命令“鰕虎鱼”号潜艇立即起航,以最快的速度前去参加行动。由于某种原因,特战队员们是通过铁路运送的,而且配备了相当多的作战装备。后来由此产生的一系列困扰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案例,充分说明了在长途跨大陆旅行中所需列车的种种变化可能造成的混乱。特战队员们的抵达日期似乎在无休止地拖延,我也对此越来越恼怒。而当他们终于出现的时候,却没有携带任何行李和装备,就连小分队指挥官的手枪也在旅途中弄丢了!结果又耽搁了整整一天时间才找回他们的装备,几番折腾后我们终于让他们登上了秘密出航的“鰕虎鱼”号潜艇。

然而,这并不是这次远征的最后一次不幸事件。“鰕虎鱼”号是在当天下午起航的,结果当天午夜时分我的一名参谋人员报告说,他听到了两名当地人在滨海酒店(Esplanade Hotel)的谈话,谈话透露出他们竟然清楚这次远征的全部细节。这次泄密显然是由于某个管不住嘴的荷兰士兵。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取消“鰕虎鱼”号潜艇的作战计划外别无他法。于是“鰕虎鱼”号把特战队员们留在了我们位于埃克斯茅斯湾的前出基地,从那里乘机返回珀斯接受安全保密方面的教育,然后等待更有利的时机。

年底,我飞去珀索特过圣诞节。虽然那片沙漠地区酷热难耐,但假期还是鼓舞了我。当地的苍蝇非常可怕,那些没见过澳大利亚苍蝇的人绝对不知道真正的苍蝇是什么。它们以数不清的数百万计的规模从沙漠中蜂拥而出,走在大街上的人们不断地拍打着空中的苍蝇,即我们所谓的“澳大利亚人式的敬礼”。而有些人似乎早已经习惯,因为我曾经看到一名澳大利亚哨兵像是在做瑜伽一样平静地站在他的岗位上,而苍蝇几乎遮住了他的脸、胳膊和裸露在外的腿。

在珀索特,由4名军官带领的65名建筑工人很好地完成了施工任务。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不过是孩子,这对他们来说无疑是场冒险。他们被允许蓄长胡子和穿最少的衣服,除了机枪、步枪和手枪方面的一些应急演练和指导外,没有进行过实战演习。而且在不值勤的情况下,他们可以睡觉、游泳、狩猎或者去海滩上收集贝壳。他们确实向我证明,在美国的年轻人中间,对户外生活和冒险的热爱并没有消亡,特别是当他们涉足像澳大利亚灌木丛这样的边远偏僻地区时,生活其实并不容易。我有一队士兵在卡拉蒙达(Kalamunda)的一个雷达基地营地里开展训练,因而顺道来看看他们进展如何。结果我看到他们住在帐篷里,身体和精神状况都很好。在离开之前,我问他们在圣诞酒宴上是否有什么特别喜欢的东西,负责训练的海军军士犹豫了一下,然后说:“好吧,先生,我们一定会想吃牛肉的。我们每天都要吃三次这种该死的山羊 。”与此正好相反的是,我们在珀索特的补给官“查克”奥斯本(Osborne)少校按澳大利亚防空炮兵的需求为其准备了特别的口粮。他们不能接受我们常吃的牛肉,并恳求我们从附近的兵站采购羊肉。

圣诞节那天,乔·修中校和我一起乘坐一辆装载着铁丝网的十轮卡车,前去查看位于西北角(North West Cape)的灯塔设施。我们的计划部门想在那里安装一部271型雷达,另一部则安装在昂斯洛(Onslow)沿海岸线往东北方向60至70英里的地方。我想看看这段绵延30英里的通向灯塔的灌木丛小道是否能让车辆通行,并为雷达设备选择一个合适的部署地点。这条路确实很糟糕,但在我们经历了两次爆胎并借助铁丝网帮助我们渡过了最糟糕的沙地路段后,我们终于成功抵达预定地点。我认为在那里部署雷达设施是完全可行的,并计划在昂斯洛附近确认在那里建立雷达站作为补充的可行性。我的观察更是得到了抵达埃克斯茅斯湾的雷达通信专家、澳大利亚皇家空军上尉格洛特·史密斯(Grout Smith)的证实和认同。

到了1942年12月,西南太平洋战区潜艇部队的战绩相较上一个月有了明显提升。其取得的战果包括:由费罗尔少校指挥的“海龙”号潜艇,击沉了八艘商船和一艘日军大型潜艇伊-4号;由来自印第安纳州戈申(Goshen)的雷克少校(R. C. Lake)指挥的“大青花鱼”号(Albacore)潜艇,击沉了日本海军“天龙”号(Tenryu)轻巡洋舰;由来自阿肯色州小石城的布鲁顿(H. C. Bruton)少校指挥的“六线鱼”号潜艇,发射鱼雷击沉了由日军旧驱逐舰改装而成的35号巡逻舰。刚才所提到的八艘商船中,有两艘由布鲁顿指挥的“六线鱼”号参与击沉。

日本海军轻巡洋舰“天龙”号(IJN Tenryu)。

“长尾鲨”号再次有所斩获,这次战绩是用我们给它配备的5英寸口径甲板炮取得的。12月29日晚,米利肯艇长在苏拉巴亚(Soerabaya)以北的爪哇海遭遇了日本货轮“神田丸”号(Hachian Maru)。他小心翼翼地保持战位,朝目标发射了两枚鱼雷,但没能击中,敌船似乎也并没有发现自己正被攻击。“长尾鲨”号则再次靠近发射鱼雷,结果还是没有等到令人振奋的爆炸声。艇长彻底被激怒了,米利肯叫来5英寸口径炮炮手准备炮击目标。然而不幸的是,我们交付给米利肯的5英寸炮上并没有安装光学炮瞄镜,只配备了一个开放机械式瞄准具。在漆黑的夜色中,通过瞄准具上的准星根本无法准确瞄准目标。于是米利肯艇长带着望远镜来到甲板上,把望远镜紧紧地绑在甲板炮瞄准具上,通过测距、分划线和顺着炮膛方向观察瞄准目标,最终将火炮瞄准具校正准确。

在整个准备过程中,目标船只都没有发现敌情和报警。然而,在第一轮甲板炮射击后,目标用船艏火炮进行了还击,然后掉转航向准备发起撞击。米利肯艇上的甲板炮安装在指挥塔围壳的后方,当他为了避免被撞而下令转向时,他的炮手们恰好可以向敌船的前部持续进行炮击。几发炮弹过后,日本货船的火炮沉寂了下来,同时停止了航行,显然是机舱受到了损坏。随后米利肯把注意力集中在攻击目标船身中段,就像他所说的,“在它下沉之前,可以看到它的烟囱下方有一个大洞,大到足以开着一辆卡车通过!”米利肯还报告说,我们配备的新5英寸炮炮弹在接触目标时爆炸得很好,而且完全没有哑弹。

进入新的一年,我们的潜艇充满了斗志。作战部署与调派计划显示,1月份将是又一个战斗月份。随着来自华盛顿特区的史蒂芬(E. C. Stephan)少校指挥的“灰背鲸”号(Grayback)潜艇于1月2日在所罗门群岛击沉一艘排水量达2180吨的日军潜艇伊-18号,雪球就此开始滚动起来。

1月11日,一场悲剧突然出现在我们的报告中。陆军航空队一架满载炸弹的飞机目睹了敌护航船队与潜艇之间的战斗,这艘潜艇应该就是美国海军当时现役中排水量最大的“舡鱼”号。飞机报告说,它看到海面上有一艘被鱼雷击中的日军驱逐舰和另外两艘正起火燃烧的驱逐舰。在一轮猛烈的深弹攻击过后,美军潜艇的一部分浮出了海面,日军驱逐舰随即向严重翘起的潜艇艇艏开火。在这份目击报告之后,再也没有收到艇长皮尔斯(J. R. Pierce)和他的106名艇员的消息。

在战后的报告里确信“舡鱼”号于1月10日当天攻击了一支从莱城(Lae)起航前往拉包尔(Rabaul)的日本护航船队,结果被日军护航舰艇所击沉。“舡鱼”号(原V-4号)原本是一艘设计用于海上布雷任务的布雷艇,其艇艉设计有空间巨大的水雷舱。1942年8月,“舡鱼”号奉命装载战斗人员支援“鹦鹉螺”号潜艇作战,利用艇艉的水雷舱总共运送了美国海军陆战队第2突击营的211名官兵前往马金岛。

停靠在码头上的美国海军“守卫鱼”号(SS-217)潜艇。

随着这个月临近结束,关于敌船被击沉的报告不断涌现,我们的士气也相应地不断上升。“守卫鱼”号(Guardfish)潜艇的艇长“伯尔特”克拉克林(T.B. Klakring)少校来自马里兰州的安纳波利斯,在一次为自己赢得“总统嘉奖”(Presidential Citation)的战斗巡逻任务中,“守卫鱼”击沉了日军1号巡逻艇和“羽风”号(Hakaze)驱逐舰。

至此,我们在昂斯洛附近计划建立的雷达站的位置还有待进一步确定,所以我从第10巡逻飞行联队借来了一架水上飞机,接上飞行上尉格洛特·史密斯一同前往埃克斯茅斯湾。我们在珀索特停留了一夜,然后直飞昂斯洛。飞机在机场降落后,我们见到了驻当地的澳大利亚皇家空军飞行大队指挥官桑普森上校,然后找他借了一辆突击车。我和格洛特·史密斯一起徒步穿越了大片地区,为我们的雷达站选址大致敲定了一个有利位置。由于我们愚蠢地穿着短裤,因此我们的腿都被当地锋利尖锐的滨刺草扎破,这让我们看上去就像一对水痘患者。不过,我们还是有了一个令人非常满意的发现,那就是设在那里的雷达完全可以在没有山丘或建筑物干扰的情况下进行360度的全方位扫描。我于1月30日回到珀斯,这趟旅程着实让我收获不小。虽然当时尚未收到所有的潜艇作战报告,但战后评估认为在此期间西南太平洋战区美军潜艇部队取得的战绩是击沉两艘运输船、两艘客货船和九艘货船,外加三艘战斗舰艇。

由来自明尼苏达州亚伯特利(Albert Lea)的巴尼·西格拉夫(Barney Sieglaff)少校指挥的“南欧鲭鱼”号,从南中国海海域巡逻返航归来,该艇在弗洛勒斯海(Flores Sea)海域击沉了两艘日本货船,此外还击伤了另外两个目标,其中一个是日本海军轻巡洋舰。战斗期间,“南欧鲭鱼”号潜艇遭到日军舰艇深水炸弹的猛烈攻击,但只是受到了强烈的水下震动并没有受到任何严重的损伤。

“守卫鱼”号潜艇除了击沉3艘日本船只外,还以成功渗透拉包尔港而声名远扬。其实许多美军潜艇艇长都曾有类似的计划,但在这之前还没人能真正实现。当艇长克拉克林在1月28日上午指挥潜艇悄然进入布兰奇湾(Blanche Bay)时,他可以观察到几艘停泊在辛普森港(Simpson Harbor)下游段的船只,而它们几乎构成了重叠在一起的目标。克拉克林决定,一旦潜艇靠近至距离目标8000码内时,就用艇艏鱼雷发射管呈扇面低速齐射六枚鱼雷。不幸的是,就在只剩一分钟航程的时候,“守卫鱼”号的潜望镜被一架日军飞机发现,岸上的日军炮兵立即开火。前鱼雷室报告说位于作战室上方的艇体被击中,有可能是日军飞机所投下的一枚深水炸弹,所幸那可能是一枚哑弹。无论如何,在两艘巡逻艇出现在潜艇前方不远处时,“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于是“守卫鱼”号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迅速地脱离了战场。

“刺鲅鱼”号(Wahoo)潜艇的艇长——来自佛罗里达州迈阿密的“马什”达德利·W.莫顿(Dudley W. Morton)——取得了这个月的最佳击沉吨位数,他还留下了几桩在很长时间内都值得铭记的事例。在前往巡逻海区的途中,莫顿奉命前去新几内亚岛东北海岸的威瓦克港(Wewak Harbor)执行侦察监视任务。他决心深入港口内部一探究竟,结果却发现自己手上缺少海图。殊不知艇上轮机舱里的一等轮机军士长(MM1/C)基特尔(D.C.Keeter)曾经购买过一本澳大利亚学校的地图集。于是在地图集的帮助下,莫顿指挥潜艇利用昼间潜伏、夜间航行的方式成功进入港口,途中还小心地避开了挡在前方的两艘日本海军“千鸟”级(Chidori)驱逐舰。

中午刚过,莫顿在威瓦克镇附近发现一艘系泊在那里的日军“吹雪”级(Fubuki)驱逐舰,旁边还有几艘“吕”级(RO)潜艇,它们绝对是价值非凡的目标。于是莫顿开始指挥潜艇小心接近,为了让“刺鲅鱼”号保持较大的水深从而方便撤离,莫顿计划靠近到3000码范围内再发动攻击。

在接下来的一次潜望镜观察中,莫顿发现目标驱逐舰已起航朝外海航行,看起来它将会从“刺鲅鱼”号的后方经过。于是“刺鲅鱼”号开始进行艇艉鱼雷发射管准备,但目标采取Z字形机动恰好从“刺鲅鱼”号的艇艏前方经过。在1800码的射程上,“刺鲅鱼”号朝目标齐射了三枚鱼雷,仓促准备之下鱼雷仅以15节的航速驶向目标。结果莫顿发现鱼雷从日军驱逐舰的艉部经过错失目标,于是紧接着下令发射了第四枚鱼雷,这次的鱼雷航速被设定为20节。然而这艘驱逐舰再次转向规避开了鱼雷,然后在海上回旋航行并朝“刺鲅鱼”号的潜望镜方向直扑而来。

这时莫顿并没有下令收回潜望镜,此举不仅仅是为了获得观察数据,同时也是为了让日军驱逐舰沿一个稳定航向驶向“刺鲅鱼”号。在目标逼近到1200码处的时候,他下令发射了第五枚鱼雷,结果这枚鱼雷要么是错失了目标,要么就是没有起爆。随着目标进入800码内并且仍在急速迫近,莫顿下令发射了艇艏鱼雷发射舱里的最后一枚鱼雷。当鱼雷舱里的秒表跳至25秒的时候,终于监听到鱼雷击中目标艉部后发生的剧烈爆炸。很明显,日军驱逐舰还在设法就近靠岸,但无论如何,它都已经失去了战斗力。“刺鲅鱼”号潜艇则冒着岸上日军的炮火和日军飞机所投掷的炸弹,惊心动魄地航行9英里后回到开放水域。

这一次,一直被我们诅咒的MK.6型鱼雷的磁性引信完全按照设计的那样工作正常,因此这很有可能拯救了“刺鲅鱼”号潜艇及其艇上的所有人。从目标正面发射时,受偏转角度的影响,直接碰炸引信命中目标的机会是很小的。而在朝驱逐舰的侧面进行射击时,撞击力则可能不足以触发引信工作。无论如何,MK.6型鱼雷磁性引信还是使我们错失了太多的目标,也带来了太多的过早起爆和太多的敌船深弹反击。我依然希望它反复无常的性情得到纠正,或者干脆取缔这个磁性工作机制。

次日一早,“刺鲅鱼”号将目的地设定为帕劳(Palau),并在可能出现敌护航船队的海区沿大Z字机动航线航行。就在1月26日破晓前,海平面上出现了两艘商船的身影。“刺鲅鱼”号开足马力,抢先到达有利阵位并下潜,准备发起攻击。

莫顿原本计划用艇艏的六具鱼雷发射管齐射攻击,但发现自己距离目标已经很近,所以他迅速调整航向,改用艇艉的四部鱼雷发射管。在这一轮四枚鱼雷齐射过程中,两枚鱼雷分别命中两艘货轮。“刺鲅鱼”号随即调转方向,让艇艏指向目标方位,准备利用艇艏鱼雷再次发动攻击。正当潜艇在水下机动时,莫顿通过潜望镜发现了第三个目标,这是一艘被先前第二艘货轮遮挡住了的大型运输船。这确实非常幸运!究竟是这位运输船船长太过震惊和疑惑因而来不及采取机动,还是他当时为了去营救落水者而执意保持航向,我们可能永远不会知道,但最终的结果是两枚鱼雷命中令它的引擎停止了运转。接着,莫顿把注意力转向了被击伤的第二艘货轮,在潜艇进行最后一次潜望镜观察时,它正转向“刺鲅鱼”号的潜望镜方向并以缓慢的速度驶来,显然是要直接撞击“刺鲅鱼”号潜艇。莫顿当即下令迎面齐射两枚鱼雷,其中一枚命中目标,但即便如此日本货轮仍未停下,“刺鲅鱼”号于是不得不全速前进并改变航向进行紧急规避。

八分钟后,通过潜望镜观察到第一艘货轮已经沉没,但运输船仍在海面漂浮。曾试图撞击“刺鲅鱼”号的第二艘货轮现在正试图逃离,但显然舵出了问题。莫顿决定彻底完成任务,于是从1000码距离上的完美阵位发射了一枚鱼雷,结果鱼雷从目标下方通过,没有爆炸。又是我们的磁性引信干下的好事!然而,据莫顿后来的报告,第二枚鱼雷准确命中目标舯部,剧烈的爆炸把船身抛得“比风筝还高”。

“刺鲅鱼”号缓缓地向这艘仍在海面漂浮着的货轮靠拢,但艇上蓄电池已快耗尽。通过潜望镜观察到地平线上出现了一根疑似一艘巡洋舰的桅杆,这一切都让莫顿打算停止攻击。也许关键的游戏过程总是会出人意料!不久之后,这位新登场的不速之客改变了路线,显现出一艘油轮的典型轮廓。这真是一个忙碌的早晨!“刺鲅鱼”号潜艇全体艇员进入战斗岗位,他们从一大早起就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因此莫顿艇长下达了“准备浮出水面”的简短命令。他计划用两到三个小时的时间给蓄电池组充电,然后绕行到正在逃窜的油轮和被击伤的货轮前方,从那里潜入水下发动攻击。

“刺鲅鱼”号潜艇浮出海面时,发现水中漂浮着约20艘从日军运输船上投放下来的各式小船和小艇。为了搜集情报,“刺鲅鱼”号靠拢过去打算抓捕几名落水者,结果立即遭到对方步枪和机枪的射击。当时,除了把他们连人带艇全部击沉之外别无他法,“刺鲅鱼”号后来就是这么做的。这正是敌人的一种态度,我们的潜艇在接下来的几个月甚至几年里都经常遇到这种态度。他们只要有武器就会战斗,即使是在水里求助无门的时候,也会拒绝被我们施救。

到了15时30分,“刺鲅鱼”号开始追击这两艘正在逃窜的日本船只。18时30分,当夜幕迅速降临时,“刺鲅鱼”号用艇艏鱼雷发射管向油轮发射了三枚鱼雷,其中一枚鱼雷击中了油轮,两艘船都继续前进并且分头转向。“刺鲅鱼”号在这个漆黑的夜晚再次浮出水面,此时潜艇只剩下艇艉鱼雷发射管里的四枚鱼雷。在其后长达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里,“刺鲅鱼”号都在试图获得一个理想的艇艉鱼雷攻击阵位,但一直徒劳无功。最后在不到2000码的距离上,“刺鲅鱼”号终于与日本油轮并驾齐驱,然后全速调转航向发射了鱼雷。结果两枚鱼雷命中了油轮的艉部,后者迅速沉没。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刺鲅鱼”号为占据有利于攻击货轮的阵位而使出浑身解数。在此期间,海面的大浪和货轮的炮击让问题变得极为困难。到了夜里21点整,一束耀眼的探照灯灯光开始在海平面上扫来扫去,一艘日军护航驱逐舰突然出现,“刺鲅鱼”号的这场海上追逐不得不提前结束。

当目标直奔驱逐舰寻求掩护时,“刺鲅鱼”号潜艇终于在2900码处获得了一次艇艉鱼雷攻击阵位,并朝目标发射了最后两枚鱼雷,结果全部命中。当迟到的护航驱逐舰从海平面上驶过,在探照灯的照射下看到货船的轮廓时,“刺鲅鱼”号潜艇已经在驶往珍珠港的途中。被鱼雷击中15分钟后,日本货轮宣告沉没,而日军驱逐舰的探照灯扫过的仅仅是一片空荡荡的洋面。

就这样,我们首次“孤身狼群”的全天战斗结束了。“刺鲅鱼”号潜艇在达德利·莫顿艇长的指挥下,开创了单艇消灭整支护航船队的壮举。这是一名战斗艇长和一艘战斗潜艇的战斗开始。莫顿在报告这一作战经过时,以他典型的言简意赅的方式进行了如下描述:“在十个小时的火炮和鱼雷运动战里,我们摧毁了一支由两艘货轮、一艘运输船和一艘油轮组成的护航船队。当所有鱼雷都用光的时候,我们就回家了。”

第二天早上,“刺鲅鱼”号潜艇遭遇了另一支由货船和油轮组成的共五艘舰船的护航船队。此时莫顿已经没有鱼雷可用,但还是下令潜艇以水面航行方式远远地跟踪这支护航船队,希望能有机会用甲板炮击沉掉队者或是落单者。好运没能持续太久。当天晌午时分,一艘日本海军驱逐舰突然脱离护航船队,径直向“刺鲅鱼”号扑来。“刺鲅鱼”号则以最大航速继续在海面上航行,保持艇艉朝向敌舰方向,但当距离目标7000码的时候,敌舰炮火越来越近,莫顿只得下令下潜。日军驱逐舰接连投掷了六枚深水炸弹,但都没有对潜艇造成任何伤害。

关于这场战斗经历的报告,莫顿艇长的描述又是极为典型的个人风格:“又一次运动炮战。这次是驱逐舰开炮,‘刺鲅鱼’号逃跑。”由于“刺鲅鱼”号潜艇出色地完成了这次攻势战斗巡逻任务,因此该艇的全体官兵都受到了“总统嘉奖”。

虽然我还不知情,但我在西南太平洋战区的任务行将结束。1月27日,媒体发布消息称,一架载有鲍勃·英格利希少将和其他九名军官的泛美航空公司飞机从珍珠港飞往旧金山,结果飞机迟迟没有落地抵达。这是一个可怕的消息,因为鲍勃·英格利希是美国海军太平洋潜艇部队的核心和灵魂——一个我们不能失去的人。

在给我潜艇部队前任上司 的一封私人信件中,我是这么说的:“如果是真的(飞机失踪了),那么我希望不会有人想到派我去珍珠港。无论如何,让其他人去吧。”2月5日凌晨,我收到了发给我的一份电报,电报调令将我从西南太平洋战区潜艇部队司令的岗位上撤了出来,命令我担任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潜艇部队司令一职,向太平洋战区司令部总司令(CINCPAC)报告。

鲍勃的飞机还是确认坠毁了。我给爱德华兹将军的信并没有送达他手中,后来他告诉我,这跟我根本没什么关系。鲍勃·英格利希是一名勇敢而充满智慧的潜艇指挥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一位经验丰富的老艇长。和他一同不幸丧生的还有鲍勃·史密斯(Bob Smith)上校、莱利·科尔(Riley Coll)中校和约翰·J.克兰(John J. Crane)少校。他们都是鲍勃的参谋人员,同时也都拥有长期的潜艇作战指挥经验。

一想到就要离开澳大利亚,我对这一坠机惨剧的悲痛之情就愈发强烈。在珀斯,我们要比在珍珠港,更接近战斗前线。与珍珠港相比,要切断日军在马来亚、荷属东印度群岛和菲律宾一线的海上运输线,从弗里曼特尔和布里斯班出发,要接近许多。这么看来,我似乎倒退了一大步。我的参谋人员开玩笑似的威胁我说,要送我一根白羽毛来对付敌人,但他们后来送给了我一块漂亮的小腕表。这是我拥有的第一块手表,直到今天我还非常自豪地戴着它。

此外,为了在澳大利亚建立组织和实施计划,我们也付出了大量的热血和泪水,因而我非常想将这一切进行到底。对此,克里斯蒂海军少将奉命接替上述工作。我满怀遗憾地向副州长、基地总指挥官、当地市长以及澳大利亚和荷兰的战友们致以真诚的道别。我在珀斯、弗里曼特尔和奥尔巴尼的短暂停留中,充满了体察、协作和热情友好的经历,以至于向他们道别就像是与一辈子的朋友永远告别一样。 HSJa62WB7Yi90OkqXROJ1PyJwNaQIpdHclsrO6OzkwG/45kQJMxTnFAlR5R6A6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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