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由于日本海上航运在我们的打击下损失太大，因此他们决定从澳大利亚着手反击。但他们明显对我们设在埃克斯茅斯湾的基地还一无所知。距离埃克斯茅斯湾150英里的海德兰港（Port Hedland）是一个以采珠业为主的小镇，一个澳大利亚皇家空军基地就建在它的西北海岸。1942年7月29日夜，从帝汶或安邦（Ambon）基地起飞的9架日军轰炸机趁夜袭击了这里。虽然轰炸造成的损失很小，但日军的这次突袭使我们注意到埃克斯茅斯湾基地所面临的危险。为此，收复帝汶似乎是显而易见的答案，但鉴于我们在澳大利亚西海岸的微薄力量和东海岸盟军的当务之急，实现这一目标的可能性似乎微乎其微。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在高登·本内特将军的每周会议上对这一行动计划进行了热烈讨论。

令人不安的传言不断传来，说是日军在北方和东北方向上的活动正在增加，显然日本人正准备采取行动。事实上，“东京玫瑰” 曾经不无自夸地说：“日本帝国陆军将在次年第一个月前占领珀斯。”在第一次萨沃岛战役期间，我们遭受了灾难性的损失，这种不确定性的增加可能会打乱我们所有的潜艇作战计划。虽然我们已经确切地得知S-44号潜艇在卡维恩（Kaviang）附近海域击沉日本海军“加古”号（Kako）重巡洋舰，但日本舰队的损失及其撤退的事实在西澳大利亚是暂时保密的。

不久，我们的电台传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已经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成功登陆。我们的进攻终于开始了！澳大利亚人以及我们自己的民众都反应强烈。感觉现在已经没什么能阻挡我们了，我们对海军陆战队的钦佩更是绵绵不绝。这一消息到来的同时，关于我们轰炸了阿留申群岛（Aleutians）基什加岛（Kiska）的消息也传了来。几天后，海军陆战队方面又宣布，从“舡鱼”号（Argonaut）和“鹦鹉螺”号（Nautilus）潜艇上登陆的美军突击队员，袭击了吉尔伯特群岛（Gilberts）的马金岛（Makin）。

上述所有这些作战活动在我的参谋人员和潜艇供应舰上的军官中产生了些许躁动，后者中某些人的军衔其实基本达到了指挥巡洋舰或运输船只的资格，他们也希望能在战况激烈的前线参加战斗。作为一种安抚，同时为了给这些年轻军官一些第一手的潜艇作战经验，我答应了他们中间的两三个人，他们将会得到指挥潜艇执行战斗巡逻任务的机会。泰克斯·麦克莱恩（Tex McLean）中校就是首位得到这一机会的军官。甚至连我的菲律宾小厨师也跑来找我，几乎是流着眼泪来恳求我让他执行战斗任务，他说：“我的家人没了，我的钱没了，我的国家也没了。我想忘记这一切，出去参加战斗！”

在珀斯，到处都是来自中国香港、马来亚、爪哇的难民，其中很多是妇女和儿童，她们几乎一贫如洗，而她们的家园和私有财产都被敌人据为己有并肆意享用。如果她们家中还有男人，那他们如今怎么样了却很少人知道。然而，这些难民在令人心碎的处境下展露出来的勇气和他们尽力支援盟军作战的决心，却令人倍感鼓舞。对驻扎在弗里曼特尔的荷兰海军部队的官兵来说，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的家人发生了什么事。对他们来说，最难以接受的是奉命按兵不动，他们期待的是任何会占用他们时间和头脑的演习、护航任务或其他项目。

8月15日，来自纽约长岛溪谷（Valley Stream）的“长尾鲨”号（Thresher）潜艇艇长米利肯（W. J. Millican）少校前来报到。“长尾鲨”号是从珍珠港派出的新潜艇之一，奉命在托管岛屿附近的最热点海域执行战斗巡逻任务。米利肯宣称巡逻期间击沉了两艘日本船只，但战后的报告里只记录了一艘——在马绍尔群岛海域击沉的一艘鱼雷艇供应舰。

米利肯艇长还报告了他在特鲁克环礁泻湖北面水道巡逻时的一次独特经历。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长尾鲨”号和一艘日本巡逻艇几乎是在快要发生迎面碰撞的时候发现了彼此。米利肯本能地下令紧急转向以避免发生碰撞，同时下令清空舰桥并发出紧急下潜的警报，希望能在敌舰撞到自己之前潜入水下。然而，日本人可能误以为“长尾鲨”号是另一艘日军巡逻艇，同样巧妙地操纵船身紧急规避以避免碰撞，结果导致双方几乎是肩并肩地平行着停了下来。日军巡逻艇此时位于美军潜艇侧后方一定距离，因此其单人操纵前主炮无法瞄准潜艇并射击。根据米利肯艇长的回忆，当他从指挥塔围壳舱口滑进艇内时，听到日军艇长操着难懂的语言朝他的炮手咆哮，似乎是想拔掉后甲板副炮口的盖子却没有成功。而当日军巡逻艇艇长终于意识到可以投掷深弹进行攻击时，即使双方当时距离很近，深弹爆炸的冲击力也仅仅炸掉了“长尾鲨”号艇身排气歧管上的几个扳手。当这场喧闹最终平息下来后，“长尾鲨”号上的官兵们这才有时间尽情地对日本人展开嘲笑——后者该怎样向他的支队长解释，通过巧妙的机动成功地避免了与一艘美军潜艇相撞？而他们是会砍了他的头还是会让他自行切腹？

这一时期除了偶尔传来一两个小消息之外，还从布里斯班传来了一条坏消息。由来自内华达州雷诺（Reno）的布朗（F. E.Brown）上尉指挥的S-39号潜艇在罗塞尔岛（Rossel Island）附近海域不慎撞上暗礁，艇体完全撞毁。亨德里克斯（C. N.G. Hendrix）上尉和军需长肖恩洛克（Steward W. L. Schoenrock）携带着缆绳设法游泳上了岸，所有艇上人员都通过这条缆绳穿浪登上了海滩，没有任何人员伤亡。

我们的埃克斯茅斯湾计划则在继续向前推进。“小手指”索普中校组建了一支“远征队”，在美国海军后备役部队（USNR）非常能干和足智多谋的土木工程官霍利斯特（R.E.Hollister）上尉及其他几名军官的陪同下，“远征队”乘车前往埃克斯茅斯湾，探讨在距离我们的燃料驳船锚地尽可能近的地点建立一个营地的可能性。为了在巡逻任务的间歇期内对潜艇进行整修，我们在这一锚地部署了一艘供应舰，因此很有必要在岸上建立一个简易活动房式的营地，以容纳我们的潜艇维修部门人员，同时让潜艇艇员在这里轮流休养。诚然，这样的一个营地所提供的休闲活动仅仅包括游泳、打猎、钓鱼和放映电影，异性社交的魅力则完全不存在。不过，我还计划调派航速较快的“伊莎贝尔”号（Isabel）（由游艇改装成的炮舰，原部署在中国长江流域）作为渡船前往弗里曼特尔，让船员们在珀斯能多出几天自由时间。“小手指”结束远征沿着当地危险的小路——澳大利亚当地人称之为“灌木丛小道”——返回驻地。很明显，为了给前出基地提供补给，渡船才是主要而有效的途径。

“鲍勃”英格利希曾经致信给我，信中希望我同意把“旗鱼”号潜艇艇长迪克·沃格（Dick Voge）调配给他前去担任驻珍珠港的作战参谋。我虽然同意了，但是极不情愿，毕竟经验丰富的潜艇艇长非常难得。我几乎没料到这一变化有多重要，也不知道迪克将来会成长为一位多么非凡的作战参谋。我还是想和还在奥尔巴尼的沃格谈一谈，于是我搭乘“雀鳝”号（Gar）前去那里。当我登上“旗鱼”号潜艇时，我发现迪克正以一种独特的姿态俯身趴在他的小桌子上，他正在绘制一张巧妙的图表，用来演示不同型号的鱼雷齐射扇面时发射参数的设置。迪克极富创造性的头脑总是在琢磨一些创新的、聪明的点子，这一习惯也决定了他最终能够成为太平洋舰队潜艇部队一名工作出色的作战参谋。

次日，我乘车返回珀斯。但在离开“珀利阿斯”号之前，我召集所有军官到军官室开了个会。1939至1940年期间，我担任前潜艇部队司令弗里德尔（W.L. Friedell）海军少将的参谋长。“大个子伊夫”弗里德尔有一个伟大的习惯，也就是他所说的“军队训话”。在每次特别行动之前，或是在他有任何突发奇想的时候，他都会召集他所有的军官与之交谈。他有时会骂他们，有时会拍他们的背，但在整个过程中，他总会通过自由讨论收集到一些有用的想法。

这种做法很好，我也毫无保留地予以沿袭。其实再糟糕的情况，只要去完全分解它，正视它，并找到症结所在，就没什么是解决不了的。“大个子伊夫”还没有骄傲到不愿接受任何人（无论军衔军阶高低）建议的程度，当他交给手下一份差事时，他会让他放手去做，而不是一直盯着他，这些都是我想效法的美德。当然我也发现，在整个战争期间，特别是在视察新驻地时，“军队训话”的做法总能在快速建立联系和产生好点子方面收到很好的成效。

我们也讨论过几种特殊场合下的特殊情况，其中包括婚姻和公众宣传。我的一项额外职责就是婚政局的运作管理。西南太平洋战区司令按照美国政府高层的指示发布过一条命令，有传言说命令是未经所在部队指挥官的首肯，海军部队人员不得与外国女孩结婚。这项命令还要求准新郎在一封正式公函中明确声明他的婚姻意图，而且六个月后才能举行婚礼。显然对于每桩这样的婚事中的女方是否绝对可靠，部队指挥官多少是要负些责任的。关于这道命令有多合理合法，我无从判断，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实验案例。不过我曾试图取消这六个月的“冷却期”，或者至少将其缩短为三个月，结果都是徒劳的，而准新娘的名声通常可以通过写给教堂牧师的信轻易了解到。西澳大利亚州的女孩都长得特别漂亮，而且大多是运动型的，所以我们的小伙子们被她们所吸引也就不足为奇了。

公众宣传则是另一个让我们头疼的问题。为了提高国内民众的士气，海军部被要求每天都要发布关于这场战事的实况报道，因此他们正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我们潜艇部队可不想参与这件事，我们宁愿什么也不发表，甚至连每艘返航的潜艇击沉敌舰的战绩都不想对外公开。我觉得这样可以令敌人无从判断他们未能返回港口的船只的实际情况，这不仅能让他们的神经保持高度紧张，而且会使他们不知道可以根据什么来改变航线或改进反潜措施。我们希望日本人一直认为他们现有的战术是极为有效的，以至于让他们相信自己每投下一枚深水炸弹就能击沉一艘美军潜艇。我还建议刊发一份新闻稿，大意是美国海军方面对其潜艇的损失深感关切。德国海军潜艇部队司令邓尼茨（Doenitz）海军上将不久前发表过一次讲话，他在讲话中暗示他的损失巨大。这无疑是为了使同盟国方面相信他们的反潜作战是成功的，但实际情况肯定不是这样。

曾有传言提到，一名公职人员在一份新闻稿中不无夸耀地说，美军潜艇并不害怕日本驱逐舰，因为日本人的深弹威力不足以损伤到我方潜艇，甚至连深度都达不到。不管这个谣言是否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它对于敌人的价值其实是可以很容易被认识到的。1942年秋，日本人确实从根本上改进了他们所配备的深水炸弹的性能指标。1942年全年，我们只损失了三艘潜艇，大概是深弹攻击造成的。而仅在1943年的前几个月，据报道就有六艘美军潜艇“逾期未返航，据推测已损失”。潜艇官兵们都相信自己是无比骄傲的“沉默舰队”，但其实他们也很难堵住所有的漏。

大战初期的1942年9月2日，从珍珠港起航执行战斗巡逻任务的“白杨鱼”号（Gudgeon）潜艇在艇长乔·格伦费尔（Joe Grenfell）中校的指挥下，在敌情活跃的托管岛屿海域击沉了美军潜艇部队的第一个战利品——伊-173号（I173）。“白杨鱼”号现在的艇长是来自密西西比州皮卡尤恩（Picayune）的斯托沃尔（W. S. Stovall）中校，他则宣称“击沉或可能击沉”四艘日军潜艇。然而其中三艘几乎可以肯定是返回了母港，因为根据战后的报告，斯托沃尔只在特鲁克群岛西南海域击沉排水量为4858吨的“浪华丸”号（Naniwa Maru）。“白杨鱼”号潜艇的副艇长是“杜斯蒂”多尔宁（R. E. Dornin）中校，多尔宁在美国海军学院（Naval Academy）期间就因为高超的足球、棒球和篮球水平而享誉全校。而作为日本海上航运的毁灭者之一，他辉煌的作战生涯才刚刚开始。

在每艘潜艇执行战斗巡逻任务之前，我们都要仔细地对其进行测试，看看艇上机械设备部件是否有噪声过大的现象。由于日本海军驱逐舰的水声监听设备非常出色，因此我们潜艇的“静默潜航”能力尤为重要。一天清晨，我前去现场查看了“矛鱼”号潜艇的终期测试情况。我们选择了弗里曼特尔港外科克本湾（Cockburn Sound）的一个美丽的小海湾，用一套便携式分贝计逐一检查艇上机器设备的噪声水平。如果发现有任何机械设备太吵，那么就能马上找出原因并做出调整，直到潜艇能够保持令人满意的静音性能。大多数潜艇都能顺利通过这一测试，但随着艇上主减速齿轮的老化，潜艇有时也会超过允许的噪声阈值。一旦发生这种状况，除了把该潜艇部署到敌方反潜力量不处于“第一梯队”的巡逻区之外别无他法。一旦任务繁忙的马雷岛码头或旧金山海军猎人角（Hunters Point）船厂可以腾出手来承担潜艇整修工作，我们就会立即把潜艇送回去对减速齿轮进行打磨翻新。

这期间，虽然巡逻区域几乎遍及所有作战海区，但只有三四艘潜艇带着战果返回弗里曼特尔。其中，“南欧鲭鱼”号取得了相对最大的战绩：在印度支那海域突出部击沉排水量为5872吨的日本客货船“俄亥俄丸”号（Ohio Maru）。南中国海至菲律宾一带海区的目标较少，这可能是敌人在新几内亚群岛东北部海岸、新不列颠、新爱尔兰和布干维尔岛一带的作战活动加剧所致。日本人显然是在用他们海上运输力量的主力来运送部队和物资，以此加强他们在南太平洋前哨阵地的实力，从而抵抗我们在所罗门群岛的海军陆战队和陆军的持续攻势。

位于布里斯班的潜艇则取得了相对理想的战绩，其中包括“六线鱼”号（Greenling）潜艇击沉的排水量达12752吨的日本运输船“巴西丸”号（Brazil Maru）以及S-38号潜艇击沉的排水量为5628吨的“明洋丸”号（Meiyo Maru）。这样一来，西南太平洋战区潜艇部队在8月里击沉敌商船的吨位数就达到了38057吨，这一数字中包含了大量日军运输船，这更令我们感到高兴。被S-44号潜艇所发射鱼雷击沉的日本海军“加古”号重巡洋舰，更是将总吨位数提升到46857吨。

与此同时，我们在珀索特当地建立活动板房营地的计划正在推进。9月11日，乔·修中校与我一起带着高登·本内特将军的参谋人员 一同搭乘海军的水上飞机前往埃克斯茅斯湾，为这一计划中澳方所承接的部分制订初步方案。我们占用了水上飞机母舰“普雷斯顿”号（USS Wm. B. Preston）上格兰特少校的起居室，并征用了他的一艘平底船来考察索普中校暂时选定的地点。当时“矛鱼”号潜艇正停靠在最近配备的燃油驳船旁加油，所以我也利用这个机会前去视察了一下这个新的支援设施。

上了岸我们才发现，“远征队”所挑选的确实是一个极佳的地点。这儿有一处浅滩，可用于建造一个临时的码头供小型船只使用。海岸线后面是40英尺高的沙丘，活动板房建在这些沙丘后面能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从而免受大风的影响。大约1英里外是一大片平坦的土地，在那里不用花费太多的劳力就可以建造一条可供战斗机起降的跑道。我们计划在那里部署一批战斗机以应对日军的空袭行动，例如7月份黑德兰港遭受的那种轰炸袭击。根据与澳大利亚皇家空军方面达成的初步计划，战斗机中队基地将设在延里（Yanrey）地区以东约20英里的地方，由澳大利亚飞行员驾驶“喷火”战斗机升空作战。

我的团队一致认为，在珀索特基地建立潜艇部队前出基地的设想是完全可行的，这将使我们在潜艇巡逻半径方面获取重要收益，从而进一步证明我们所需要的军费和物资支出是合理的。而且我们认为，即使是向敌人迫近这一小步，其所造成的心理影响也是重要而深远的。

回到珀斯后，我与驻弗里曼特尔海军补给站的勒瓦瑟（J. J.Levasseur）中校举行了会议，我们组织到一批用于前出基地的设施和物资材料，其规模与数量足以建造几个这样的营地。其中包括一艘自行式浮桥驳船，可以用来将重型装备和防空炮从船上转运到岸上进行组装，此外还有履带式起重机（樱桃夹式升降装卸台）和推土机。勒瓦瑟所提供的物资中最有价值的是用于修建跑道的孔压金属板和铁丝网，这些物资还可以用于在深沙区修建道路。

在高登·本内特将军的保证下，澳大利亚陆军方面随时准备协助我们钻井，同时会提供一个由8门3.7英寸口径高炮组成的防空营来支援我们。得到这一许诺后，我立即向西南太平洋部队（Southwest Pacific Force，西南太平洋战区的新名称）司令部发出了一份通知，请求他们准许我马上启动这一行动。

然而，在关于我的潜艇部队主力到底应部署在弗里曼特尔还是布里斯班的问题上，部队高层的决策却产生了各种延误和迟疑。我希望的是，西南太平洋战区潜艇部队最终能拥有48艘潜艇，基地分别设在弗里曼特尔、布里斯班、珀索特和达尔文。在布里斯班部署的半数规模潜艇的保证下，我们就可以在关岛以南纬度的所有托管岛屿海域开展巡逻活动，从而减轻驻珍珠港潜艇部队的负担，其余的潜艇则负责在南中国海一带巡逻。这样一来，我觉得我们就完全可以阻断日军在菲律宾、马来亚和印度尼西亚一带的海上交通线。不幸的是，尚不能确保有足够数量的潜艇能够投入到这样的任务中去，可供部署的潜艇和潜艇供应舰的分配还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因此直到11月2日，“苍鹭”号（USS Heron）扫雷舰才带着一个任务小组和初期的必要设备离开弗里曼特尔，前去准备珀索特的建设工作。

利用这一档口，我急匆匆地搭乘一艘登陆舰前往布里斯班，在那里与西南太平洋部队司令卡彭德（Carpender）中将和第42特混舰队指挥官克里斯蒂上校就珀索特的建设和鱼雷供应问题进行磋商。由于目标稀少，因此我们的潜艇部队在8月份总共只发射了76枚鱼雷，在9月份总共只发射了77枚，而我们的鱼雷供应量正逐步趋近于零。我从军械局那里得到的最好的承诺是平均每月交付48枚，然而这一承诺没有得到兑现。8月至9月期间，我们总共只接收到36枚。

我的参谋人员选择了六个理想的地点可用于布设水雷。根据需要，我们计划派遣“长尾鲨”号、“鼓鱼”号（Tambor）、“雀鳝”号、“南欧鲭鱼”号和“鲚鱼”号（Granadier）潜艇来完成这一海上布雷任务。所有上述雷场应该同时实施布雷，这样敌人就没有机会逐步了解我们的布雷战术和水雷的性能特点。不过，计划的后半部分我们实际上没能执行。我们所选择的型号是MK Ⅻ型磁性水雷，这与德国人在欧洲水域最初取得巨大成功的水雷类型相同。在布里斯班的指挥部看来，鱼雷供应的问题没有任何缓解迹象，因而只能着力于眼下的布雷计划。10月和11月上旬，我们在暹罗湾（Gulf of Siam）最北端和中国海南海峡 之间海域布设了五个水雷场，每艘潜艇除水雷外还携带了八枚鱼雷。我们不知道中国人是否也在自己的水域布设了水雷，这也是我们不得不承担的风险。

到达珀斯后，我发现我们的一架巡逻机轰炸了刚刚部署到弗里曼特尔的荷兰K-12号潜艇，幸运的是没有击中。显然，没有发出正确的敌我识别信号是这次误击事件的根本原因。两天后，“真鲷”号（Snapper）潜艇也遭到了类似的轰炸，这次则造成了严重的损伤。这一系列事件催生了一项新命令，而且在大战后期推广到了大部分太平洋战区，那就是我禁止盟军飞机轰炸西澳大利亚水域的任何未被明确识别为敌方目标的潜艇。我们拥有的潜艇已经很少，远远不够那些“扣扳机爱好者”（飞行员）拿来胡乱瞄准，我们可冒不起这个险。

10月底，上级下达了派遣吉米·费弗上校担任卡彭德中将特别职务的调令。这是个突如其来的变化，但当我们得知他将在麦克阿瑟将军的参谋部担任海军联络官时，我的感觉就好多了。这是因为我急于在军事法庭上找到一个朋友，他也许可以说服陆军航空队不再误炸我们的潜艇。幸运的是，截至目前只有一艘潜艇因误击事件受损，即“重牙鲷”号（Sargo）上的两部潜望镜被澳大利亚皇家空军所扔下的炸弹炸毁。但是以后潜艇在途经安全水道时，这类粗心大意会不会再次导致致命的后果仍不得而知。我宁愿这些“飞行小子”放弃一百次攻击疑似敌舰的机会，也不要再突如其来地冲着我们自己的潜艇俯冲投弹。

除了这些令人沮丧的事件之外，还有消息称澳大利亚皇家海军“航海者”号（Voyager）驱逐舰在日军控制的帝汶海岸附近礁石区搁浅，最终宣告被毁。该舰奉命前去帝汶南部一个交通不便的地区撤离抵抗日军的大约600名难民，其中包括澳大利亚人和荷兰人。“航海者”号已尽可能近地下锚，但强烈的海流还是把驱逐舰抛向了礁石区。日军轰炸机不久后到来，“航海者”号的命运就此终结。“航海者”号上大约有100名舰员被迫登岸，成为难民的一员。

事情发生之初我们几乎束手无策，因为我们的特混舰队中仅剩的两艘驱逐舰荷兰皇家海军“范·盖伦”号（Van Galen）和“切克·希德斯”号（Tjerk Hiddes），正在外执行护航任务。而如果动用潜艇，那么须要多次出航才能疏散这么多人。最后，我决定指派“切克·希德斯”号驱逐舰去达尔文执行难民撤离任务。通过精心计算时间，一路高速航行的“切克·希德斯”号于夜间时分顺利抵达帝汶海岸，往返两次成功疏散了所有难民。在驱逐舰甲板下面的空间里，人们像沙丁鱼一样拥挤着，甲板上只有站立的地方。当“切克·希德斯”号返回弗里曼特尔后，除了一个舵受损外没有任何损伤。因此我十分热切地建议为“切克·希德斯”号舰长颁发“军团荣誉勋章”（Legion of Merit） 。

9月30日这天，我花了相当长的时间前去弗里曼特尔的海军船台，查看首艘使用我们最新完工的船台滑轨设施完成大修工作后的潜艇“鲑鱼”号重新下水的情况，整个下水过程花了足足一天时间。我在日记里这样写道：“澳大利亚的劳工真是太慢了！我想我很快就会去拜访总理（西澳大利亚）先生，如果工作进度再不快点，我就不得不把整个项目都租出去。”在这一决定的压迫之下，工程经理在第二天晚上解雇了一个明目张胆外出闲逛的负责艇体清洁的工人，结果造成整批工人全部罢工。比尔·琼斯少校当时正好在场，对事态进行了紧急处置。他立即前去“霍兰”号上，在那里临时征募了一个由50人组成的施工组，并在创纪录的时间内完成了船台上潜艇艇体的清洁和涂刷任务。第二天一早，我在拜访西澳大利亚州的总理时提到了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方面。虽然我完全赞同琼斯的行动，但是这可能会导致整个船台的工人罢工，这是我可以预料到的。我把事情的情况告诉了总理，并解释说战争的紧急态势已不允许我们抽出时间来处理劳工问题。总理表现得彬彬有礼，显然他与我意见一致。此后，只要我留在珀斯并且没有其他麻烦，我们就继续在船台上雇用我们自己的施工队伍。可以想象，这套船台滑轨在建成后的开始几个月就进入到全负荷工作状态。大多数潜艇已经离开码头很长时间，它们的艇体底部看起来就像个海洋花园，而只有刚从珍珠港抵达这里的新潜艇才能达到16节以上的航速。

根据我们的估计，9月份在西南太平洋战区遭到美军潜艇攻击的日军舰船中，有八艘被击沉，五艘被击伤。但在战后的报告里，被击沉敌船的数量减少了一半，因此战绩应该是击沉四艘，吨位共计17041吨，此外击伤九艘。其中最大的战绩由“秋刀鱼”号（Saury）潜艇取得，其艇长是来自得克萨斯州巴克霍特（Buckholt）的“特克斯”梅文尼少校（L. S. Mewhinney）。该艇在望加锡海峡海域击沉排水量为8606吨的日军飞机运输船“关东丸”号（Kanto Maru）。

荷兰皇家海军少将科斯特（F.W.Coster）是荷兰驻澳大利亚的高级海军武官，他从驻墨尔本的指挥部专程飞来视察我在西澳大利亚指挥的荷兰皇家海军舰艇和战斗人员的情况。科斯特将军年轻时曾在荷兰潜艇上服役，是一名热情洋溢的潜艇人，也是当年负责在荷兰潜艇上安装空调设备的负责人之一。我们美军潜艇官兵第一次看到这样的空调装置是在1929年，当时荷兰皇家海军的K-13号潜艇正通过巴拿马运河。我们对这个创造发明十分感兴趣，但美军潜艇直到1934年才开始安装空调设备。当时这一新设备遭到许多人的强烈反对，他们讥讽其为“酒店设施”，但它对于潜艇官兵在热带水域作战期间的健康和耐力状况无疑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作用。荷兰人一直都有所谓的“智能”潜艇，也正是他们发明了一种被我们称为“提升阀”的装置，这种装置主要被用来消除潜艇发射鱼雷时从发射管冒出来并且浮至海面的气泡。

与此同时，“海龙”号潜艇带着击沉一艘、击伤两艘的战绩结束其战斗巡逻返航。“海龙”号的艇长还提交了一份惊人的报告，他的艇上进行了一场阑尾切除手术，而且该艇是所有三艘曾经完成这一壮举的潜艇中的首创者。后来，医务官向所有艇上医师发出指示，禁止在战斗巡逻期间在艇上实施阑尾切除手术。当时“海龙”号正在距离基地3000英里的印支海岸，艇上美国海军预备役部队的一名一等水手雷克托（D. D. Rector）突发急性阑尾炎。当然，“海龙”号潜艇上当时并没有配备医生，于是艇上的一等药剂师（Pharmacist's Mate the first）利普斯（W. B. Lipes）情急之下在艇上牵头临时组建了一个医护小组，并且对这个病例做出了正确的诊断。在我们尚未学会如何用磺胺类药物控制急性阑尾炎症状之前，我们通常使用的冰袋似乎并没有给患者带来任何缓解，患者本人也非常痛苦，他请求“医生”立即动手术。毫无疑问，当时包括艇长费罗尔少校在内的所有相关人员都对这台手术心里没底，但这似乎更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因此，在仔细研究了艇上现有的医学书籍之后，他们把潜艇下潜到了艇体不易发生漂移的120英尺深度，于是开始了手术。正如我们的潜艇中队医务官后来所描述的那样：“在上帝和一把长柄勺子的帮助下，手术取得了成功。”

当我登上潜艇返回弗里曼特尔时，艇长在他的例行报告中向我提到了这件事。我问及病人是否康复良好，艇长立马拿出了证据：水手走进军官室，他掀起衬衫，露出一个大约6英寸长的伤疤，两眼闪闪发亮。由于他是第一个在潜艇上做阑尾切除手术的人，因此他骄傲得简直像一只孔雀。药剂师利普斯也被请到了我的面前，他同样为自己的成就感到自豪。他说，最大的困难其实并不是切开患者的腹部，而是要准确找到阑尾。我问他手术总共花了多长时间，他回答说，大约两个半小时！“上帝啊，”我说，“一针乙醚的效力能持续那么久吗？”“哦，不，先生，”他回答说，“但每当我感觉到他的肌肉变硬了，我就知道麻醉效力快消失了，这时我会再给他一针！”

艇长先生推荐他手下的这位医护兵担任总药剂师（Chief Pharmacist's Mate），我衷心同意。他的勇气、机智和承担责任的意愿当然值得高度褒奖。然而，令我惊讶和失望的是，中队医务官对这件事“看法很糟糕”。按照他的说法，如果把病人包裹在冰块中间，吃上饥饿疗法式的液体食物，相比经历像这次手术这样的折磨，病人存活的机会要大得多。或许这是真的，但不管怎样，我们让这位“医生”得到了他应得的晋升。

10月里最沉重的打击发生在我接到命令派遣“霍兰”号供应舰和8艘潜艇前往布里斯班基地的时候。如此一来，给我留下的作战力量就仅剩1艘潜艇供应舰和12艘潜艇了。当然，对奥尔巴尼方面就不会有任何进一步的抽调需求。所以我乘车前去那里，组织我们所有的舰艇出海进行演习。我宣布这次演习的目的是考验潜艇供应舰和扫雷舰的实战能力，当晚即返回奥尔巴尼，连澳大利亚皇家海军“阿德莱德”号（Adelaide）巡洋舰也从弗里曼特尔赶来参加。我们在10月23日清晨起程返回，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看到奥尔巴尼这个美丽的城市，那里有许多乐于助人和热心肠的人，还有一个景色壮丽的港口。我记得奥尔巴尼俱乐部里有一张珍藏多年的照片，那是一张美国舰队的照片，画面上这支舰队在1908年至1909年期间完成环球航行后正驶入他们的锚地。

部队规模和实力的减弱对我们的行动而言是一个巨大的障碍，但我们勒紧了腰带并没有放弃。“重牙鲷”号潜艇在印度支那海岸附近结束为期两个月的战斗巡逻任务返航后，特克斯·麦克莱恩中校也回到了我的作战办公室。由于长期缺乏阳光照射，因而他的脸色看上去有些苍白和憔悴，就像战斗巡逻任务结束时的大多数潜艇指挥官一样。然而，作为一名随艇“乘客”，他有许多时间来思考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也正是这样他才会带着大量对作战方法可能产生改进的想法回到这里。

毫无疑问，从作战能力的角度衡量，我们的潜艇指挥官可谓进步神速。早在战争爆发初期，我们还一度认为敌人反潜舰艇和飞机的力量太过强大，因此我们所有的潜艇在昼间执行任务时不得不保持潜航状态，只在夜间上浮海面。虽说这种境况客观上使潜艇上的瞭望哨和声呐兵们迅速地得到了锻炼，但毕竟也极大地限制了我们潜艇部队作战的时间和空间。如今，就在太平洋战事如火如荼进行之时，我们的潜艇指挥官们逐渐发现敌反潜措施远远无法做到覆盖整个作战海区。这样一来，潜艇在白天保持水面航行的问题也就没那么大了。

与此同时，在大战爆发初期，我们夜间攻击的实战经验还十分匮乏，一些夜间模拟攻击训练不得不在战时组织展开。为此，我们不得不投入大量的安全措施和人力物力，希望以此来避免这类训练中因经验不足而可能造成的舰艇碰撞事故和大量鱼雷消耗状况。然而这样一来，训练中的实战真实性也就大大降低了。大战进行到现在，潜艇的夜间攻击日渐频繁，几乎已经成为海上战斗巡逻任务的家常便饭。一旦锁定目标，我们就会发现在暗夜中发起攻击要比在白天简单得多。举个例子来说，日军舰船在夜间航行时就很少采用我们在白天所常见的Z字形规避航线。当然，在可视条件良好的晴朗夜间，我们的潜艇还是尽量采取水下航行状态以降低被发现的概率。通过采用新发现的光学技术手段，潜望镜的镜片得到改善，这使潜望镜的视野要比过去明亮许多。这样一来，潜望镜即使是在这种环境下，夜间视野也是非常理想的，这也就极大地提升了我们使用潜望镜执行夜间作战任务时的效率。

艇长们还有一个大发现，那就是利用水下声呐回波测距设备，仅仅通过主动声呐波的单次砰击便可有效测定目标方位和距离。在攻击任务中的后半程关键阶段，这一技术手段非常行之有效，而且不易被敌舰察觉。说到这里，还有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等着我们尽快完成，一是用于夜间在舰桥上测定目标方位的装备急需改良，另一件事情是须要改变伪装手段。实战经验表明，在夜间环境下，采用新的灰色艇体涂装反而要比我们从大战初期便开始采用的黑色艇体涂装的可视度低。

伴随着一系列战术和技术的改进和应用，我们得以发现越来越多的目标，因此击沉、击伤敌舰船的战绩也很自然地开始逐步提升。随着战事的推进，日军开始利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等地的油井、炼油厂、制糖工厂等工业设施大量攫取战争资源。而当这些宝贵的战争资源的生产设施和供应线被当地抵抗组织和盟军破坏后，作为侵略者一方的日军往往要花上几个月的时间来征召劳力进行修复重建。这一时期，日军海上物资的运输量就会随之明显下降。根据这一点进行分析，在1942年春夏之交的这段时间，美军潜艇部队在东南亚海域发现日军舰船目标比较少其原因就和日军海上能源供应线的这种阶段性沉寂有很大关系。

按照当时的乐观统计，在1942年10月间，美军潜艇部队在太平洋西南海域总共击沉14艘日军舰船，另外击伤5艘。但按照战后的战果统计，这一数字被削减到了击沉9艘，吨位共计39789吨。当月里我们所取得的最重要的战果当属“鲟鱼”号潜艇在俾斯麦群岛海域击沉排水量为8033吨的日本海军飞机运输船“葛城丸”号（Katsuragi Maru），当时“鲟鱼”号艇刚刚迎来他们的新艇长——来自罗德岛米德尔顿的皮岑科斯基（H.A.Pieczentkowski）上尉；同样，由艇长斯托沃尔指挥的“白杨鱼”号击沉排水量为6783吨的日本货轮“长江丸”号（Choko Maru）；由人称“笑脸科”的吉姆·科指挥的“鲣鱼”号潜艇则击沉排水量为6781吨的日本货轮“春光丸”号（Shunko Maru）。在此期间，另有两艘舷号船名未知的日军舰船被击沉，其在美国陆军—海军联合评估委员会（JANAC）战后编制的报告中被列为“不明日军船只”。从这一点意义上来看，实际上日军舰船的损失更高，日军战局的衰败由此可见一斑。 RHeFWuVPNhmyi7DxglXNtJ//iuQ9RvYFmBGUeG+cRPCreht/dAgn8C5P3ivI4ER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