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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往往把无益当成有益，却对使我们强大而明智的东西视而不见。
维威克·拉纳迪夫决定担任女儿安贾莉所在篮球队的教练时，他给自己定下了两大原则。第一大原则就是他永远不会大声吼孩子们。该球队是参加美国青少年篮球联赛的球队之一。球队里都是一些12岁左右的孩子。根据他以往的经验，对这些12岁的孩子大喊大叫是没有用的，她们根本不会理你。于是他决定要像经营自己的软件公司一样来“经营”篮球队。他讲话时要平静、温和，结合常识和推理式的语言来说服这些聪明的女孩儿按他的想法打球。
第二大原则相对来说更重要。美国人打篮球的方式让拉纳迪夫觉得迷惑不解。他来自孟买，从小接触的就是板球、足球。他永远也不会忘记自己第一次看篮球比赛的情形。他觉得这种比赛愚蠢极了。A队得分后便迅速退到己方场地。B队从边线传球，运球进入A队场地。A队队员一直在那儿耐心等待着。接着又会发生同样的情形，只不过是攻防位置对调罢了。
一个常规的篮球场长94英尺
。在大多数情况下，一支队伍只会防守24英尺长的场地，而放弃剩下的70英尺长的地方。偶尔，一些球队也会在全场都紧逼对手，就是说他们会竭尽全力阻止对手运球过界。但是这种战术持续的时间只有几分钟。在拉纳迪夫看来，篮球运动中似乎存在着某种关于篮球比赛该怎么打的阴谋。而这种阴谋使得强队和弱队的差距拉得更大了。毕竟，强队拥有个子高大的球员，他们运球技术好，投篮准，可以在对方场地内准确无误地实施既定策略。但为什么弱队要用这样的方式打球，让强队可以更轻而易举地做自己擅长的事呢？
拉纳迪夫观察了他的队员。莫佳和茱莉娅可以算得上是真正的篮球运动员，但是尼琪、安吉拉、达妮、荷莉、安妮卡和他女儿安贾莉从来没有打过篮球。她们个子不高，不会投篮，更不擅长运球。她们只适合参加每天晚上球场上临时组织的比赛。拉纳迪夫住在门洛帕克，是加利福尼亚州（以下简称“加州”）的硅谷中心。照拉纳迪夫的说法，他的队员都是些“年轻的金发女孩儿”。她们的爸爸要么是网虫，要么是计算机程序员。她们钻研科学，读那些又厚又晦涩的书，梦想着长大以后可以成为海洋生物学家。拉纳迪夫知道如果她们按常规方式来打球的话，即让对手在对手方场地没有防守的情况下直接运球攻入她们的场地，那她们一定会输给那些酷爱篮球的女孩儿。拉纳迪夫17岁时，口袋里揣着50美元就来到了美国。他是一个不轻易接受失败的人。他的第二大原则便是要让他的队员在任何一场比赛中，一直都实行全场紧逼战术。最终，他的球队得到了美国青少年篮球联赛冠军。安贾莉·拉纳迪夫说：“就是凑巧而已，我父亲从来没有打过篮球。”
试想一下，你参加了过去200年里所有大国和小国之间的战争。我们假设参战一方的人口至少是另一方的10倍，其武器装备的威力也比另一方强得多。你是不是认为强大的一方会获胜？我想，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会认为强国获胜的概率接近100%。因为10倍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然而，真正的结果会让你大吃一惊。几年前，政治学者伊万·阿雷金·托夫特（Ivan Arreguín-Toft）对此进行了统计，他得出的结论是：强国获胜的概率为71.5%；弱国取胜的概率为28.5%，只比1/3低了一点点。
阿雷金·托夫特接着又提出一个稍有区别的问题。假如强国与弱国之间发生战争，弱国采取了和大卫一样的行为，他们不愿以强国想要的方式对战，而是采取打破惯例的方法和使用游击战术，局势又会怎样发展？结果表明，在这种情况下，弱国取胜的概率一下子从28.5%攀升到63.6%。举个例子来说，美国人口数量是加拿大人口数量的10倍，如果这两个国家发生战争，加拿大又选择了非常规的战争方式，那么历史给你的建议是押加拿大赢。
我们总认为弱者取胜是不可能的。这就是大卫与歌利亚的故事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引起强烈反响的原因。然而阿雷金·托夫特指出，事情完全不是这样的。弱者总是会获胜。那为什么每次大卫打败歌利亚的时候我们都会如此吃惊？为什么我们总会自然而然地认为一个人力量弱小或技术欠缺一定是缺点？
阿雷金·托夫特列出了一个弱者取胜的名单，其中就包括T. E.劳伦斯（T. E. Lawrence，他更为人所熟知的名字是“阿拉伯的劳伦斯”）。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他领导阿拉伯人起义，反抗占领阿拉伯地区的土耳其军队。当时英国人也支援阿拉伯人进行起义。他们的目标是毁掉土耳其人兴建的从大马士革到汉志沙漠的铁路。
这是一项令人望而生畏的任务。土耳其拥有一支强大的现代军队。而劳伦斯带领的则是他难以驾驭的贝都因人。他们没有什么技能，只是普通游牧民。在当地的一名英国指挥官雷金纳德·温格特爵士（Sir Reginald Wingate）称他们为“一群连枪都没有开过的乌合之众”。但是他们坚忍不拔，动作灵活。一个典型的贝都因军官配备的武器为一把步枪，100发子弹；他还要背45磅面粉，这意味着他一天能在沙漠行走110英里
，即使在夏天也一样。他们带的饮用水只有1品脱
，因为他们特别擅长在沙漠中寻找水源。“我们的优势是速度和时间，而不是攻击力，”劳伦斯写道，“我们最丰富的可用资源就是部落里的男子，他们从来没有参加过真正的战争，他们的优点是活动能力强，耐力足，具备一定的聪明才智，熟悉乡村，勇气可嘉。”18世纪的元帅莫里斯·德·萨克斯伯爵说过一句著名的话：“战争的决定力量在于人的双腿，而不在于武器。”劳伦斯的军队里有的恰恰都是“腿”。1917年春天，劳伦斯一方捷报连连：3月24日，他们炸毁了60处铁路，切断了布埃的一条电报线路；3月25日，他们毁掉了一辆火车和阿布那的25处铁路；3月27日，他们炸毁了15处铁路，切断了伊斯坦布·安塔尔的一条电报线；3月29日，他们袭击了土耳其军队的一个驻地；3月31日，他们又毁掉了一处铁路；4月3日，他们炸毁了赫迪亚的11处铁路；4月4日和5日，他们毁掉了戴几河谷地区的一处铁路线；4月6日，他们对敌人进行了两次袭击。
劳伦斯指挥的最成功的一场战役是突袭港口城市亚喀巴。土耳其军队预料到会遭遇袭击，但他们认为发动袭击的应该是那些在亚喀巴水面向西航行的英国轮船。而劳伦斯决定从东面对土耳其进行突袭。他们穿过不设防的沙漠，来到了亚喀巴。为达到这一目标，劳伦斯让士兵转了一个周长达600英里的圈：从汉志往北，深入叙利亚沙漠，然后再折回亚喀巴。那时正值夏天，他们需要穿过中东荒无人烟的一些地区。劳伦斯自己则取道大马士革郊区，误导土耳其军队。“今年的山谷里似乎到处都是角蝰、鼓身蛇、眼镜蛇和黑蛇，”劳伦斯在《智慧七柱》（ Seven Pillars of Wisdom ）中描写了其中一段旅程：
天黑后，要打水就不那么容易了，因为蛇要么在池塘里游泳，要么就三五成群地聚集在池塘边。眼镜蛇曾闯入我们的警戒圈两次，当时我们正在一边喝咖啡一边讨论战略。我们有三名士兵因被毒蛇咬伤而丧命；还有四名士兵被毒蛇咬伤，身体因为毒素扩散而肿胀。还好在经历了巨大的恐惧和痛苦之后他们最终康复了。当地人处理这种伤口时，会在患处涂上蛇皮膏药，然后给伤者诵读《古兰经》，直到他死亡。
最终，他们到达了亚喀巴。劳伦斯的几百名士兵杀死、俘虏了土耳其的1 200多名士兵，只有两名士兵侥幸逃脱。头脑简单的土耳其士兵怎么也想不到对手会如此疯狂，竟然穿越沙漠来突袭他们。
雷金纳德·温格特爵士称劳伦斯的士兵为一群“乌合之众”。在他看来，土耳其军队具有压倒性的优势。但是你不觉得这很奇怪吗？乍看之下，像土耳其军队那样，士兵众多、武器充足、物资丰富，的确是一种优势。但这种优势会让军队无法行动，最终只能由攻变为守。而劳伦斯军队活动能力强，耐力足，具备一定的聪明才智，熟悉乡村，勇气可嘉，因此他们可以做对手不可能做的事情，即从东面突袭亚喀巴。如此大胆的一个策略是土耳其军队无法预料到的。有些优势必须依赖于物资，而另外一些优势则只有在缺乏物资的情况下才会出现。弱者能够取胜，往往就是因为有时候后一类型的优势与前一类型的优势完全相当。
基于某些原因，我们很难认识到这一点。我想，我们给“优势”下的定义十分严格，且限制过多。我们往往把无益当成有益，却对使我们强大而明智的东西的价值视而不见。本书的第一部分就是要试图揭示这种错误认知导致的后果。当我们看到巨人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会自然而然地认为他就能取得胜利？怎样才能像大卫、阿拉伯的劳伦斯及本章提到的维威克·拉纳迪夫和他的篮球队员那样，成为不按常规标准行事的人？
作为红杉城的代表队，拉纳迪夫的红杉队被分到美国青少年篮球联赛的七、八年级组。这些女孩儿在圣卡洛斯附近的佩耶体育馆进行训练。因为拉纳迪夫从来没打过篮球，所以他聘请了一些专家来帮他。他聘请的第一个专家是罗杰·克雷格，克雷格以前是职业运动员，后来在拉纳迪夫的软件公司工作。
克雷格同意加入后，拉纳迪夫又招募了克雷格的女儿罗梅特，她在中学期间打过篮球。罗梅特是防守对方球员的最佳人选，如果你不把她放在那个位置上的话，她就无法发挥自身的价值。队里的女孩儿都喜欢罗梅特。“她看起来就像一个大姐姐，”安贾莉·拉纳迪夫说道，“跟她待在一起感觉很棒。”
红杉队的策略主要集中在两个时间限制点上。为了推进比赛，双方队伍都必须遵守这两个时间限制点。第一个是发界外球的时间。当一个队得分时，另一个队的球员会在界外发球，她有5秒钟的时间可以将球传给场上的队友。如果超出这个时间，球就由对方球员控制——通常不会发生这种状况，因为对方球员不会浪费时间去防守界外球，她们会跑回自己的半场。但是红杉队的女孩儿不打算这样做。队里的每个女孩儿都要像幽灵般紧紧地跟着对手。一些球队在实行紧逼战术的时候，防守队员会站在被防守的进攻队员身后，这样一旦进攻队员拿到球，她就可以阻止她将球传出去。但红杉队的女孩儿反其道而行之，她们采取的是更有攻击性、风险更高的战术。她们站在对手前面，力图在第一时间就截断对方发出的界外球。她们没有安排人去防那个发界外球的队员。这样红杉队就多出一个球员。在拉纳迪夫的战术中，这个球员是机动球员，她可以帮助队友防守对方球队的最佳球员。
拉纳迪夫说：“想想橄榄球。四分卫带着球跑，一整片场地都是他的。虽然他可以随便掷球，但传球还是非常困难的。”篮球比赛中的传球就更难了。相比橄榄球，篮球场地更小，运球有5秒的时间限制，球更重更大。而红杉队的女孩儿更是严防对手，让她们无法在5秒钟内发出界外球。有时，发球队员因为害怕超过5秒的时间限制，会随便将球丢出去。有时，发球队员发出的球还会被红杉队队员拦截下来。拉纳迪夫的队员都非常疯狂。
篮球比赛的第二个时间限制点是要求队员在10秒内就带球攻入对方的半场。如果红杉队的对手没有超出第一个时间限制点，及时将球发出去的话，红杉队的女孩儿会立即将注意力放在第二个时间限制点上。她们会冲向那个接到球的队员，然后“围堵”她。安贾莉就是其中一个“围堵者”。她会全速冲过去，伸开又长又宽的双臂，与另一名队员一起紧盯对方正在运球的队员。也许她能抢断球。也许对方球员会因为恐慌而将球传出去；或者停止运球，紧抱着球，这样裁判就会吹哨。
“刚开始打球的时候，没有人知道该做什么。防守之类的，我们都不懂。”安贾莉说，“所以我爸爸就说‘整场比赛下来，你们要做的就是紧逼对方球员，确保她们接不到球’。从对方那里抢断球的感觉太棒了，比任何一种感觉都好。在比赛中，我们就是紧逼她们，抢断她们的球，一遍又一遍。这会让对手觉得非常紧张。我们有时会碰到一些水平比我们高很多的球队，她们已经打了很长时间的球了，但我们依然能够打败她们。”
红杉队常以4∶0、6∶0、8∶0、12∶0这样的分数领先对手。有一次她们甚至以25∶0领先。因为她们会直接带球上篮，很少会投那些命中概率低、需要技巧和训练的远射球。有一年，在红杉队输掉的为数不多的比赛中，其中一场比赛只有四名队员上场。她们依然实行紧逼战术。为什么不呢？她们只输了三分而已。
罗梅特·克雷格说：“对我们球队来说，紧逼战术能够隐藏我们的弱点。事实上，我们球队没有好的外线投手，队员身高也不是特别高。我们越注重紧逼战术，就越能抢断球，越能得到带球上篮的机会。而且我对球员很诚实。我告诉她们‘我们并不是最好的篮球队’，她们都清楚各自的角色。”一个12岁的女孩儿愿意为了罗梅特而战。“她们都非常了不起。”她说。
劳伦斯在袭击土耳其军队时选择了对方防守力量薄弱的地方——铁路沿线最偏远、最荒芜的村落，而非重军把守的地方。红杉队突袭的是界外球的传球环节。在篮球比赛中，不管是强队还是弱队，都很容易在这个环节受到攻击。大卫拒绝和歌利亚进行近身搏斗，因为那样的话，他一定会输。于是他站得很远，把整个山谷都变成了他的战场。红杉队的女孩儿采用的也是这样的战术。她们防守的是整个篮球场。全场紧逼靠的是腿，而不是手臂。努力取代了能力。她们和劳伦斯军队里的贝都因人一样，“不善于进行常规战争”，她们的优点也是“活动能力强，耐力足，具备一定的聪明才智……勇气可嘉”。
罗杰·克雷格说“这是一项累人的战术”。他和拉纳迪夫坐在软件公司的会议室里，回顾他们的那个梦幻赛季。拉纳迪夫站在白色书写板边上，画图解释红杉队的紧逼战术。而克雷格则坐在桌旁。
“我的队员必须比其他球队的队员更强壮。”拉纳迪夫郑重其事地说道。
“他总是让她们不停跑步。”克雷格点了点头。
“事实上，我们就是按照打橄榄球的战术在打篮球。我要让她们跑起来，一直跑。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我没办法教她们技术，所以我们必须保证她们体格强健，对比赛有一个最基本的了解。在比赛中，态度是很重要的，因为你总是会累的。”
拉纳迪夫说“累”的时候特意加强了语调。他父亲是一名飞行员，因为不断挑战印度国家飞机安全问题而被政府抓进了监狱。拉纳迪夫看到了关于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份材料后，决定去那里念书。他认为那是最适合他的地方。那是20世纪70年代。出国上大学需要的外汇必须由印度政府核准发放。拉纳迪夫就驻扎在印度储备银行的办公地点外面，直到他最终拿到钱。拉纳迪夫身形修长，骨瘦如柴。他走起路来有气无力的，脸上呈现一种冷静的神色。但请别把冷静和冷漠混为一谈。拉纳迪夫这种人是十分坚韧的。
他转向克雷格：“我们的口号是？”
两个大男人思索了一会儿，异口同声而又兴奋地喊道：“一、二、三，态度！”
整个红杉队的基本哲学就是他们愿意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
“有一次，队里来了新球员，”拉纳迪夫说，“我把第一次训练的话又说了一遍，‘这就是我们要做的’，我边说边做示范。我告诉她们，‘比赛讲的就是态度’。我很担心新来的一个女孩子，我怕她不明白什么是态度。我们在加油打气的时候，她摇了摇头说‘不，不，不是“一、二、三，态度！”而是“一、二、三，态度，哈！”’。”拉纳迪夫和克雷格听到后不禁大笑起来。
1971年1月，福特汉姆大学公羊队和马萨诸塞大学红人队进行了一场篮球比赛。比赛在艾摩斯特市的传奇体育馆“鸟笼”（Cage）举行。自1969年12月以来，马萨诸塞大学红人队就不曾在这里输掉一场比赛。他们曾创下11∶1的优胜纪录。红人队的明星球员非“J博士”朱利叶斯·欧文（Julius Erving）莫属，他是篮球运动史上最伟大的球员之一。马萨诸塞大学红人队的队员都非常棒，福特汉姆大学公羊队里却是一群来自布朗克斯和布鲁克林地区的好斗的年轻人。在第一周训练的时候，他们的中锋的膝盖韧带撕裂，退出了比赛。这意味着只有约1.93米的球员成了全队最高的。他们的首发前锋——通常身高应该和中锋差不多——查理·耶尔弗顿（Charlie Yelverton），身高只有约1.85米。比赛哨声吹响后，公羊队就开始实行全场紧逼战术，丝毫没有放松。“我们以13∶6领先，但接下来仍需继续努力。”时任福特汉姆大学公羊队教练的迪格·菲尔普斯（Digger Phelps）回忆道，“这些城里的孩子身体很棒。于是我们就带着对方满场跑。要知道，一个篮球场足足有94英尺长。我们知道，对方迟早会败下阵来。”菲尔普斯把一个又一个孩子派上场，防守欧文。这些孩子或来自爱尔兰家庭，或来自意大利裔家族，都有一股百折不挠的劲头。这些百折不挠的孩子一个个因犯规而被罚下场。他们中没有一个人球打得比欧文好。这不重要。最终，福特汉姆大学公羊队以87∶79的比分赢得了比赛。
在篮球史上，有无数类似的传奇比赛。在这些比赛中，“大卫”采用全场紧逼战术打败了“歌利亚”。奇怪的是，全场紧逼战术并没有因此而流行起来。迪格·菲尔普斯领导球队战胜马萨诸塞大学队之后的一个赛季，他做了些什么？他再也没有使用过全场紧逼战术。而马萨诸塞大学队的教练杰克·利曼（Jack Leaman），他的球队在自己的体育馆被一群街头男孩儿打败之后，他是否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在下次他带领一支弱旅的时候也使用全场紧逼战术？没有。在篮球运动中，很多人都不相信紧逼战术，因为这种战术并不完美：一支训练有素、拥有技巧娴熟的控球员和机智敏捷的传球员的队伍就能破解这种战术了。拉纳迪夫也这么认为。对手如果想要打败红杉队，那么就必须对她们也实行全场紧逼战术。红杉队的女孩儿的技术不够好，对此战术还无法应对。然而，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如果拉纳迪夫带领的女孩儿和福特汉姆大学队的街头男孩儿都以惯常的方式来打比赛，那么他们有可能会落后对方30分。采用紧逼战术是“大卫”打败“歌利亚”的最好机会。从逻辑上来说，每一支弱队都应该采取这个战术，对吧？那他们为何不这么做呢？
阿雷金·托夫特也遇到了同样的困惑。当一个弱者像大卫那样战斗的时候，他往往会获胜。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弱者却未能像大卫那样战斗。在阿雷金·托夫特建立的数据库中，有202场双方实力悬殊的对抗。在其中152场对抗中，弱势一方采用的都是和歌利亚面对面决斗的方式，其中有119场以失败告终。1809年，秘鲁人与西班牙人硬碰硬，失败了；1816年，格鲁吉亚人与俄国人硬碰硬，失败了；1817年，宾德人与英国人硬碰硬，失败了；1817年在康提叛乱中，斯里兰卡人与英国人硬碰硬，失败了；1823年，缅甸人与英国人硬碰硬，失败了。类似的例子数不胜数。20世纪40年代，越南共产党叛乱令法国人苦恼不已；而在1951年，越盟
的战略家武元甲转而与法军进行常规战争，最终遭遇了一连串的失败。乔治·华盛顿在指挥美国独立战争时放弃了在战争初期采用的颇为有效的游击战术。威廉·波尔克（William Polk）在讨论非常规战争的《暴力政治》（
Violent Politics
）一书中写道：“他尽可能快地集中精力创建了一支英国式的军队——大陆阵线。结果，他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差点儿输掉了整场战争。”
单看这些事件毫无意义，只有联想到劳伦斯军队横穿沙漠到达亚喀巴的例子，你才能看到这些事件背后的意义。让士兵穿着光鲜亮丽的军服，随着军乐、按着节奏行进，比让他们骑着骆驼在有大批蛇出没的沙漠里行走600英里容易多了；每得一分就撤回自己的半场享受满足的快感，放松自己的心情，也就是打一场有节奏的比赛，比一堆人挤在一起，拼命甩动手臂，在篮球场的每一寸场地争个你死我活容易多了。弱者的策略是艰难的策略。
马萨诸塞大学队有一个身材瘦小的名叫里克·皮蒂诺（Rick Pitino）的后卫，他似乎是唯一一个从福特汉姆大学和马萨诸塞大学这场著名比赛中吸取教训的人。他那天没有上场比赛。他睁大双眼坐在场边观看比赛。一直到现在，尽管已经过去40年，他仍能说出福特汉姆大学队每个球员的名字：耶尔弗顿、沙利文（Sullivan）、马伊诺（Mainor）、查尔斯（Charles）、赞贝蒂（Zambetti）。“他们使用的全场紧逼战术太不可思议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球队！”皮蒂诺说，“5个队员，身高只有1.8~1.93米。他们太有耐力，太能跑了，令人难以置信。我从中学到了许多。对方根本不可能打败我们。从来没有一支球队可以在‘鸟笼’体育馆打败我们。”
1978年，皮蒂诺成为波士顿大学篮球队的主教练，时年25岁。他使用全场紧逼战术，带领球队获得了建队24年来的第一个全美大学运动联合会篮球联赛（简称“全美篮球联赛”）冠军。之后，他又成为普维敦斯学院篮球队的主教练。该校篮球队在皮蒂诺来的上一年的比赛中以11∶20的比分落败。球队的队员身材矮小，几乎没有打篮球的天赋——完全就是翻版的福特汉姆大学公羊队。在场上他们依旧紧逼对手，只差一场比赛就能参加全美冠军赛。就这样，皮蒂诺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带领那些并没有太多天赋的球员，打出了一场又一场非同寻常的比赛。
“每年都有很多教练来跟我学习紧逼战术。”皮蒂诺说道。他现在是路易斯维尔大学篮球队的主教练。路易斯维尔大学也因此成为另一个“麦加”（Mecca），“大卫们”都来这里学习该怎么打败“歌利亚们”。“他们发邮件给我，告诉我说他们没办法取胜，他们不知道自己的球员是否可以坚持到最后。”皮蒂诺摇了摇头。“我们每天训练两个小时，”他接着说，“练习过程中的98%的时间球员都在球场上，我们交流的时间很少。当我们需要纠正一些动作时”——皮蒂诺和他的助理教练们停下来指导球员时——“只需要7秒钟，这样队员们的心率就不会一下子降低。我们总是在运动。”7秒！那些来到路易斯维尔大学的教练坐在看台上，看着一刻也不停息的训练过程，心里骤然感到很绝望。想以大卫的规则展开战斗？那你必须得经历这一绝望过程。你要有足够的劣势，以至于你别无选择。而那些教练的球队并没有糟糕到这个地步，所以大卫的规则对他们不起作用。他们也无法说服球员去打如此卖力的比赛。他们还不够绝望。但是拉纳迪夫呢？是的，他绝望极了。你也许会想，看看他队里的那些女孩儿，她们最大的缺点就在于她们完全不懂得传球、运球、投篮。事实上，这并不是缺点，对吗？正是因为这个缺点，才让她们的获胜战术有了成功的可能。
红杉队开始赢得比赛的那一刻会出现一系列状况，状况之一就是对方教练会因此动怒。他们觉得红杉队让比赛变得不公平——对那些才刚刚理解比赛意义的12岁的孩子实行全场紧逼战术并不妥当。他们认为青少年篮球运动的重点在于学习打球技术。他们认为拉纳迪夫的队员们并不是真的在打篮球。当然，你也能用某些理由轻松地反驳这种观点，比如12岁的孩子可以从紧逼战术中学到更多有价值的东西——努力可以战胜能力，规则是可以被挑战的。然而，那些看到红杉队取得压倒性分数的对方教练则拒绝接受这种哲学式的安慰。
“有个人试图在停车场里与我打架，”拉纳迪夫说，“他长得高大威猛，一看就是玩橄榄球和篮球的。在比赛中，他被瘦小的外国人打败了，所以他想痛打我一顿。”
罗杰·克雷格还说，有时候他看到的一些情形令他震惊不已。“其他队的教练对着他们的队员咆哮大吼，还羞辱她们。他们还对裁判大喊：‘这是犯规！犯规！’但我们并没有犯规。我们只是防守得比较积极而已。”
“有一次我们和东圣荷塞的一支篮球队打比赛，”拉纳迪夫说，“她们打比赛已经有一些年头了。那些女孩儿天生就是打篮球的料。但我们仍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成绩好像是20∶0。我们根本没有给她们发球的机会。她们的教练气疯了，拿起椅子就扔了出去。他对着自己的队员大吼。你知道的，你越吼她们，她们就越紧张。”拉纳迪夫摇了摇头。你永远也不应该提高嗓门。“最后，裁判把那个教练赶出了球场。这让我心里感到害怕。我想他之所以无法忍受，是因为他明知我们拥有金色头发的女队员实力不济，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队员被打败。”
理想的篮球队员的特质是优异的运动表现和精准的动作完成能力。在比赛中，如果努力重于能力，那么比赛过程将完全被改变：比赛节奏混乱，手脚四处甩动，有能力的队员常常会觉得恐慌，甚至会把球扔出界。只有篮球运动的局外人——比如刚参加比赛的菜鸟，或者一直坐在替补席上的、来自纽约的瘦小男孩儿——才会有足够的勇气这样打比赛。
T. E.劳伦斯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他的行为跟英国军官的行为相差千里。他并不是英国顶尖军事学院的毕业生。他是一名考古学家，以写散文为生。他去见高级军事长官时穿的是凉鞋，他穿的衣服完全是贝都因风格。他的阿拉伯语讲得很流利，如母语一般。他手牵骆驼，仿佛他一生就只骑过这么一匹骆驼。他不在意军队里的人怎么看待他手下的这群“乌合之众”，因为他本身就与这些军队没什么关系。于是，“大卫”诞生了。他本应知道和非利士的战争是要依照旧例展开，充满刀光剑影的，但他是一个牧羊人（在古代，牧羊人被看作最低贱的职业之一），他对那些军事传统一无所知。
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思考声望、丰富的资源和作为精英机构的一员是如何让我们变得更好的，但却没有花足够的时间思考类似的优势是如何限制我们的选择的。维威克·拉纳迪夫以局外人的视角来看待事情，却受到对方球员父母和教练的大力批评。面对这类批评，大部分人都会退缩，而拉纳迪夫不会。“就是凑巧而已。我父亲从来没有打过篮球。”为什么他要在意篮球领域的人对他的看法？拉纳迪夫训练的是一群没有某种运动天赋的小女孩儿，他本人也对这种运动一无所知。他是一个弱者，一个不合时宜的人，但他也因此可以尝试做那些别人从来没想到的事情。
在全美篮球联赛中，红杉队的女孩儿赢得了前两场。在第三场比赛中，她们的对手是来自奥兰治县的一支篮球队。红杉队只能在对方的主场打比赛，对手甚至还要求使用自己的裁判。比赛从早上8点开始。为了避免交通拥堵，红杉队的队员们早上6点就从酒店出发了。从那之后，红杉队就开始走下坡路了。裁判并不相信什么“一、二、三，态度，哈！”的哲学。在他看来，界外球就应该传给队友，阻碍这种传球过程的行为并不是真正的篮球运动。于是他吹了一次又一次的犯规哨。
“他们一直在吹犯规哨。”克雷格说。一个动作吹了多次犯规哨。这是一段惨痛的记忆。
“我的队员们不明白，”拉纳迪夫说，“裁判给我们吹的犯规次数是对方的四倍。”
“人们嘘声一片。”克雷格说，“情况很糟糕。”
“吹犯规哨的比例为2∶1是可以理解的，但是4∶1会不会太夸张了？”拉纳迪夫摇了摇头。
“一名队员被罚下场。”
“我们并没有因此受到打击。我们还是有机会赢的。但是……”
拉纳迪夫取消了紧逼战术。他不得不这样做。红杉队的队员们退到自己的半场，消极地看着对方带着球攻入她们的场地。红杉队的队员没有再像之前那样跑动。她们在每个持球回合间也会停顿、休息。她们以他人期待的方式打着篮球比赛，最后她们输了。但是，她们已经证明，歌利亚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