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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火是美景，而你不知道。
当烟火的光影映在你期待的脸颊上时，
你有多好看。
比烟火还好看。
我们都被烟火映照过，如果那时有人给我们拍张照，你就能看到自己脸上写满的期待，对美好的向往。未来是支撑我们活在一座陌生城市里的最大动力。
2004年，我拖着一个小箱子来到北京。北京西站的热闹至今依然记得很清楚，那是全国人民刚到首都时的无措与新奇，也是短暂的愉悦，或伴着长期的担忧。
还来不及感受，出站口站着一群陌生的大姐大叔，问我要不要车，要不要住宿，车票是不是能给他们。
那种热络让人心慌。
我一直摇头，把车票紧紧攥在手里。
这张票我不可能给你，这是我人生里最重要的一张单程票，就像我收到过的第一张稿费单。我告诉自己，来了就不想那么快回去。
Z2，2004年4月29日，约330块的硬卧，清晨8点到达首都北京。我拖着一个小箱子，箱子里并没有多少行李，几件换洗衣物，一个小CD包，一台二手电脑——装着我过去所有的文章，没啥价值，只是循着文字，就能回到过往的日子。
那时想不到如今的生活，只敢想：“下次回去，我能有钱换一个大箱子吗？”“今年过年，我能回老家吗？”“我能在北京待几年呢？”“嗯，我不是为了来挣钱的，我是来学习的，学好了我就再回湖南。”
我尽力让自己不要太慌张，也不想给自己太多压力。
我给湖南的好朋友发了一条短信：“我到了，希望下次你来的时候，我能像样地迎接你。”
走出西站，像第一次见到大海。
我应该是嘴微张着，以助于消化眼前的一切。
我想象中的北京应该到处是胡同，有许多悠闲地坐在巷口的老人，有骑着自行车按铃铛互相问候赶去上班的邻居，是《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那种光会洒在自己身上，而我一定会被你看见的景象。
可眼前却是望不到边的城市，巨宽的马路，行进匆匆的各色车辆，走到路边看到的是绝大多数不认识的车标，只差一个好莱坞科幻电影的特效镜头，从我身上拉开，是整个北京城，是中国，是亚洲，是地球，是太阳系，是银河系，然后配一句很有哲理的台词：“我算个什么东西？”
清醒过来，我已经被排山倒海的大浪所吞没，我是谁？在哪里？
朋友早晨要去公司打卡，没来接我。他们说我可以先坐公交车再转地铁。我从未坐过地铁，怕拖着箱子麻烦，又怕自己出错，就问是否可以直接坐公交车到紫竹桥。
“哈哈哈，地铁不可怕！”朋友在电话里说。
“哎呀，其实就是想看看北京的样子。”
上了公交车，眼前的一切和电视里看到的样子开始重合，售票员拖着长长的儿化音，催乘客上下车，分不出他们似笑非笑的语气是真的讽刺还是玩笑，加上从西站出来的那些大叔大姐热络的招呼，都增加着我对这座城市的恐惧。
“这个城市有很多种人，每种人都是一层滤镜，你必须练就清除所有滤镜的本事，到那时你和这个城市的对话就会有一种真正的坦然。”
“你，把箱子放到我这儿来，别挡住别人。”售票员大叔的语气像是批评，也像关照。
我脸涨得通红，但并没有人在意这个。
车站有很多提着大包小包的人，有人去大兴，有人去郊区，我和一群人挤上一辆运通102，开往三环。无论我们去往北京哪里，希望我和其他人都能在这里完成自己的梦想吧。我们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来到北京西站，又从西站公交车站被分流到四面八方。
有多少人能留下来？留多久？有多少人会回到西站，多长时间？
也许售票员看一眼就知道了吧，只是他不愿意透露这个秘密。他打开窗，看着渐渐苏醒的大北京，对司机说：“嘿，今儿个乘客怎么那么多！”
不好意思，今儿个我来了，给您添麻烦了啊。
朋友早早在公交车站等我，都是从湖南台先行离职北漂的同龄人。
他们告诉我，租的地方离公交车站不远，言语间满是骄傲，这样的语气哪怕过了很多年依然出现在我们的对话里。最初是住的地方有公交车站就很得意，然后再比谁住得离地铁站近，直到后来我们在电影里看到人家在比谁家离机场更近时，大家相视一眼。哈哈哈，没关系，总有一天，我们也会比谁家离机场更近吧？
朋友在昌运宫一栋楼的二层租了个两居室，里面已经住了四个人，加上我是五个。
我喜欢这个地址，昌运宫，运气很好。
他们在旧货市场买了张席梦思放在地板上靠窗的位置，窗外有一棵很大的槐树，阳光透过槐树照进房间，光是这一点，这个房间就值一个月两千块。
朋友问我是睡床还是睡地上。以我对他们的了解，不过是客套，我直接往地上一躺，一动不动。二手的席梦思很舒服，看着斑驳的天花板，上面写满未知。
我伸了一个懒腰说：“这个挺好的，比我在湖南住的好多了，超美的。”
我想，如果能在北京留够一年，就把天花板和墙壁刷成别的颜色，或者在上面写上“加油”两个字。
这是我来北京的第一个落脚点，三环边旧民居二层，没有独立私人空间，一张不算床的床，窗帘看起来厚实，但轻而易举就能被北京清晨的阳光穿透，似乎在大声宣布：“我根本没用，只能专门蒙蔽无知天真的北漂青年。”
过了一年，朋友们陆续搬出这套房子，我开始独立拥有这间靠近槐树的卧室，动手粉了墙，铺了地毯，换了窗帘，去宜家买了不少让自己看起来很幸福的小玩意儿，养了两盆绿植，拥有了独立空间。我觉得当自己能承受一间房的房租，就算终于活下来了。
那晚，我喝了一瓶啤酒，更新了一篇博客，洗了一周的脏衣服，晾好，睡前便干透了，还给我妈打了电话：“我终于有自己的房间了。”
我妈回我什么我忘记了。
我还跟她分享了一件我认为最幸福的事：“妈，你知道吗？在北京无论我洗什么衣服，第二天一定全干了！”
我妈颇为羡慕。
是啊，在湖南晒一周，可能越晒越湿，还会起霉。
光是这一点，北京真的很好啊！
刚到北京那一周，朋友白天都要上班，我在家等着第一份工作。我用音响大声听着蔡依林的《爱情三十六计》，强节奏的鼓点，过于白话的歌词，被朋友听见一定会笑话我怎么会喜欢听这种少女系的歌。我想大概是那句“我要自己掌握遥控器”让我莫名觉得自己很适合从事电视行业而已。
晚上朋友回家，我们会围在一起看台湾综艺，看台湾艺人表演软骨功和吞拳头，大家笑个不停。朋友正色对我说：“刘同，反正你白天在家里也没事，可以练习一下哦。”我也没让他们失望，练习一整天后，第二天晚上就表演给大家看，掌声不断。我觉得在北京真的有一群好朋友，以至于后来进了光线，领导每次觉得场子有点冷，就说：“刘同特别会软骨功，让他表演给大家看看。”气氛一下就好了起来。可惜，几年前我开始健身，虽然没有刻意增肌，但随着身体健壮起来，发现手臂已经壮实到失去了做那个动作的可能性，不得不说，心里还是有些失落的，那是我区别自己和别人，最让人立刻刮目相看的一种特长，但还好失去它的时候，我也不再靠这些来获取别人的喜欢了。
人总是要和一些过去告别的。
那一周，我在租的房子附近走了好几圈。
无论我选哪条路，都没什么人，冷冷清清的，街边各种门店也是冷冷清清的，没有湖南那种空气中飘浮着的烟火气，密度一大，易燃易爆炸。这种感觉一直存在，后来我很不喜欢在北京逛街。直到待了很多年，再说起这种感觉，朋友笑话我：“北京哪有什么街可逛，都是逛商场。”
还真是，人全在商场里。
因为北京太大，路太长，建筑太多，太干燥，热闹都是聚在一起的。
这样也好，就像我们一群北漂的朋友总会在下班后一起做饭、聊天，待在一起就觉得能对抗北京广袤的寂寞。
这种广袤的寂寞有多寂寞呢？大概是这里可以看到全中国最好的东西，觉得很兴奋，如果有一天你不明白自己待在北京的意义，未来是否已经来了，未来是否正带着一份大礼在路上，当有了这个念头，你就明白了，这个世界纵使精彩绝伦，但都与自己无关。就像小时候因为爸爸在外地学习，过年时没人给我买烟火，一旦别人放烟火，我就去旁边看，感觉也挺好的。突然有一天，有个小孩挡住了我，说：“我不准你看我家的烟火。”
能看见就很满足，从未想过自己能拥有，直到被人提醒你连看的资格都没有。于是很想努力，真的很想努力！不仅是想努力给家里人看、给周围的人看，也想给自己看——我到底是要靠别人才能拥有好的人生，还是靠自己呢？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人往往都是不自信的。
我哪有什么才华，还用“才能”形容自己，真是太可笑了吧？就应该听领导的话，像他们一样，被他们提拔，才有可能涨一些工资，升个职，之后……其实也想不到更远的未来了。现在想起来，如果一早就想依附着别人过活，而找不到自己的不可替代性，连做白日梦都有局限性。
会想和领导成为朋友，会因为下班后领导叫了别的同事一起聚餐不叫自己而变得一整晚都毫无生机，也会因为领导对自己多说了几句话而觉得信心倍增。那时的自己，究竟是太没有安全感，还是太以为人生的价值只是领导对自己多说的几句话？
当然，后来见了更多的领导，开始明白领导也只是公司的一个职位，很多领导的能力并不如自己，在公司也熬不过一年，我们要做的就是配合他完成工作，然后欢送他们，再换另一位领导。在这个过程里尽快地成长，变得有责任感，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当从外界挖来的人一个又一个水土不服时，公司总会把目光放在自己人身上。而我，就是这么被公司发现的。
刚进入光线那会儿，公司出了一个通知：所有人都要出节目策划案，写清楚内容，竞争提案，方案通过的人能获得两万块制作样片的稿费，不限工种。
我偷偷了解了一下，想参加提案的人都是各个节目的制片人和主编，他们在公司都待了好几年，我才进公司不到一年，会被他们嘲笑吗？问了一起进来的同事，他们要么没想法，要么觉得会被人嘲笑。我想了想，进入公司之前，我在湖南台实习了好几年，我来北京也不是为了让这些同事对我有好感，而是尝试自己是否可以靠能力在北京活下去，于是熬了几夜写了一个脱口秀方案，交给公司。
两万块对当时的我来说毕竟是一笔巨款，我都能预料到公司领导的反应——就算案子还不错，但他真的能做出样片吗？所以，我在方案里不仅写了方向和策划思路，还写完了一整期的台本，一万六千字。
总之，我用各种方法告诉公司领导——只要案子不错，我就能完成。
领导拿着方案对我说：“有点意思，台本稍微改改，通过了。”
我是所有提交样片方案的人里资历最浅的，那一刻我明白了，年纪不是别人瞧不起你的理由，幼稚才是。
到北京的第一年，我想融入北京，却发现这不是大海，我也不是水滴，它更像是一个不停旋转的圆盘，我是上面的一颗珠子，稍不留意就会被甩出去。想融入同事，但聊着聊着发现大家未来的规划不一样，再聊下去就会起争执。
梦想是不需要分享的，只能自己埋头去做。真正能把头埋起来，融入同事这件事似乎也没那么重要了。这句话似乎到了今天这个年纪才敢说，三十一岁出版《谁的青春不迷茫》时，写过一篇关于《娱乐任我行》同事的文章。我是节目主编，在离开节目组时写了那篇文章，作为工作一年的纪念。我想用它告诉所有同事，虽然我们不在同一个地方，但我们会一直支持着彼此。一晃十多年过去，正在写这篇文章的我尴尬地笑了一下，这些年我们不再有联系，我也不知道大家现在都在哪儿。
可惜吗？我问自己。
其实并不可惜，因为所有的好我都用文字记录了下来，并没有忘记。
浪费感情吗？也不。因为每个人在各自的成长过程中能遇见一群让自己工作起来开心的人，就是幸运。但没有人能陪另外一个人走那么久，每个人都要习惯，无论你走了多久，你必须是一个人。
有趣的是，《娱乐任我行》后，我又组建了一个新团队制作《最佳现场》，每年过年我在火车上都要给所有同事发很长的短信，感谢他们，说说心里话，边写边哭。我写了一本栏目手册，第一句话是：我们不是因为工作才走在一起，我们是为了要走在一起才做这份工作。我为这句话自豪，大北京，一家竞争激烈的传媒公司，一群彼此交心互相信任的同事，敞开心扉谈任何事，一起解决各种矛盾。那时我也不过二十七八岁，觉得最好的工作莫过于此。这档节目好几年都是北京地区收视率第一，大家都很开心。后来地方电视台份额被挤压，收视率降低，公司研究之后决定停掉这档节目，让团队转型。但这时才会发现原来这些很好很好的人，面对新事物的挑战反应那么不同，跳槽的，离职的，放弃的，顺境中大家随波逐流都是风景，逆境中抱团取暖也只是杯水车薪。
后来就真懂了，在生存这条路上，没有人能一直陪着你，你也不用强求，但一个人要做到的是在自己的每一段人生都要遇到合拍的人，然后告别，再去遇见另一条道路上的人。
刚到北京时，并不是很多事都能想得很清楚。
但有一件事让我一直记得，似乎那一刻，我的心算是真正在北京扎了根。
为了证明自己能做好一档娱乐新闻，长达一年时间，我都是中午十二点上班，第二天早上六点下班。我是一个极度缺乏安全感的人，所以哪怕困得不行，也常常会从睡梦中惊醒，因为我总能梦到公司领导要开除我。
满头大汗，气喘吁吁。
直到有一天，我告诉自己：你那么努力，你比所有人都努力，你花了那么长的时间在工作上，不浪费一分钟，如果你真的被领导开除了，不是你的损失，是他的损失。而你，那么努力，怎么可能找不到一份更好的工作？
我重新躺了下去，那一晚睡得很好，有趣的是，后面再也没有做这种被老板开除的噩梦。
我想，那一刻我终于明白了自己的努力，明白了自己比周围绝大多数人要拼，明白了自己的价值，原来我心心念念想要获取北京的信任、领导的信任、同事的信任，这些信任并不能让我真正产生活在北京的安全感，我的安全感来自自己。我挺棒的，你不信任我是你瞎。
像一棵外地飘来的蒲公英，被各种现实吹得四分五裂，怀揣着一颗活种子不随意停歇，决定扎根落地的那一刻，一定是看准了。看准了自己一定能发芽，看准了这一片大地能让我长出新的蒲公英，然后等一阵风，一定会飞起来。
每次回看这篇文章，都能很清晰地想起自己刚到北京的每个细节，刚进公司每个人对自己的态度，好的就一直感激，坏的就提醒自己以后不能这么对别人。我很感谢那时的自己，虽然从未有人告诉过那时的我：“你一定要坚持学到专业技能，无论你到哪里都能养活自己。”也没有人告诉那时的我：“继续写作吧，无论有没有回应，写作能让你表达自己，让你有存在感，总有一天你会因此有所收获。”在没有任何人的提醒下，就凭着一腔热血，那时的我跑到了现在，与现在的我相会、交接棒。那个我从十八岁跑到了三十八岁，整整跑了二十年。前几天三十九岁生日，我照了照镜子，新的我似乎也没什么变化，生活也并未将过去的那个我压垮。
困了就跟同事说：“对不起，我困了，我要睡午觉。”这个习惯坚持了十年。
到了运动时间，就跟大家说：“对不起，我要去运动了，明天继续开会吧。”
累了，就什么都不做。
不爽了，就看部催泪电影，好好哭一场。
也会为了庆祝某件事，自己开一瓶酒，对自己说：“你真厉害啊！”
不让此刻的自己失望，不让未来的自己抱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