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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子虚赋》《上林赋》 [中国传媒大学2010年研]
答： 《子虚赋》《上林赋》是司马相如的代表作，也是汉赋中具有开拓意义和典范作用的文学作品。《子虚赋》作于相如为梁孝王宾客时，《上林赋》作于武帝召见之际，前后相去十年。两赋内容连属，构思一贯，结构谨严，实为一篇完整作品的上下章。《子虚赋》通过楚国之子虚先生讲述随齐王出猎，齐王问及楚国，极力铺排楚国之广大丰饶，以至云梦不过是其后花园之小小一角。乌有先生不服，便以齐之大海名山、异方殊类，傲视子虚。《上林赋》描绘了上林苑宏大的规模，进而描写天子率众臣在上林狩猎的场面。作者在赋中倾注了昂扬的气势，构造了具有恢弘巨丽之美的文学意象。此赋是表现盛世王朝气象的第一篇鸿文。
2 枚马 [南开大学2013年研]
答： 枚马是西汉辞赋家枚乘和司马相如的并称。出自刘勰《文心雕龙·诠赋》：“汉初辞人，顺流而作，陆贾扣其端，贾谊振其绪，枚马同其风，王扬骋其势。”二人均为文学侍从之臣，并以工于辞赋著称。后世用作咏词臣的典故。枚乘的《七发》是标志着七体赋——汉大赋正式形成的第一篇作品，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则进一步确立了汉大赋的传统和体制。他们对汉赋的发展都产生过重大影响。
3 《七发》 [北京语言大学2010年研]
答： 《七发》是西汉辞赋家枚乘的作品，它的出现标志着新体赋——汉大赋正式形成。《七发》是一篇讽喻性作品。赋中假设楚太子有病，吴客前去探望，通过互相问答，构成七大段文字。吴客认为楚太子的病因在于贪欲过度，享乐无时，不是一般的用药和针炙可以治愈的，只能“以要言妙道说而去也”。于是分别描述音乐、饮食、乘车、游宴、田猎、观涛等六件事的乐趣，一步步诱导太子改变生活方式；最后要向太子引见“方术之士”“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太子乃霍然而愈。作品的主旨在于劝诫贵族子弟不要过分沉溺于安逸享乐，表达了作者对贵族集团腐朽纵欲的不满。它对先秦文学多有借鉴，同时在继承的过程中又有很大的创造性，表现出有异于先秦时期的审美情趣和艺术取向，昭示出新的文学时代的到来。《七发》鸿篇巨制，韵散结合；采用问答的形式结纂全篇；笔墨铺夸，描绘精细；以叙事状物为主，辞藻繁富，多用比喻和叠字，这些都是成熟的汉大赋的显著标志。
4 汉乐府 [中国传媒大学2012年研]
答： 汉乐府是指由朝廷乐府系统或相当于乐府职能的音乐管理机关搜集、保存而流传下来的汉代诗歌。汉乐府掌管的诗歌按作用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供执政者祭祀祖先神明使用的郊庙歌辞，其性质与《诗经》中“颂”相同；另一部分则是采集民间流传的无主名的俗乐，世称之为乐府民歌。汉乐府是继《诗经》之后，古代民歌的又一次大汇集，不同《诗经》，它开创了诗歌现实主义的新风。汉乐府是中国诗史五言诗体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
5 《悲愤诗》 [山东大学2011年研]
答： 《悲愤诗》是东汉文学家蔡文姬所作的五言诗。《悲愤诗》是我国诗史上文人创作的第一首自传体的五言长篇叙事诗。全诗一百零八句，计五百四十字，它真实而生动地描绘了诗人在汉末大动乱中的悲惨遭遇，也写出了被掠人民的血和泪，是汉末社会动乱和人民苦难生活的实录，具有史诗的规模和悲剧的色彩。诗人的悲愤，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它是受难者对悲剧制造者的血泪控诉。
6 汉赋
答： 汉赋是在汉代涌现出的一种有韵的散文。包括骚体赋、汉大赋和抒情小赋，其中大赋是汉代文学最具有代表性的样式，它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韵散兼行，可以说是诗的散文化、散文的诗化。汉赋对诸种文体兼收并蓄，形成新的体制。其特点是散韵结合，专事铺叙。从赋的形式上看，在于“铺采摛文”；从赋的内容上说，侧重“体物写志”。汉赋的内容可分为5类：一是渲染宫殿城市；二是描写帝王游猎；三是叙述旅行经历；四是抒发不遇之情；五是杂谈禽兽草木。而以前二者为汉赋之代表。赋是汉代最流行的文体。在两汉400年间，一般文人多致力于这种文体的写作，因而盛极一时，后世往往把它看成是汉代文学的代表。
7 都城赋 [中山大学2012年研]
答： 都城赋，是以都市为描写对象的赋。又称为都邑赋，或都市赋。它最早产生于汉代，首创者是班固。两千年间，这类赋从来未间断过。清康熙年间陈元龙等人所编辑的《历代赋汇》，收“都邑赋”百有余篇尚不包括清朝在内。在这些都城赋中，有七篇最是广为人知，又颇受好评，如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左思的《三都赋》。
8 《汉书·艺文志》 [南开大学2011年研]
答： 《汉书·艺文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目录学文献。西汉班固编纂，以刘歆的《七略》为蓝本，将古代文献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六类。对先秦学术文艺演变，做了概要的叙述。其美学观点，强调文学艺术与现实的关系，认为“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指出民歌是由于哀怨或欢乐荡激心灵的产品，君王可以由此而了解民风习俗的轻薄或淳厚。
9 《古诗十九首》
答： 《古诗十九首》是汉代末期的古诗组诗名。南朝萧统从无名氏《古诗》中选录了十九首编入《昭明文选》。这些诗反映了汉末中下层知识分子的生活和思想感情，它深刻地再现了文人在汉末社会思想大转变时期，追求的幻灭与沉沦，心灵的觉醒与痛苦。《古诗十九首》多写夫妻朋友的离情别绪和下层文人怀才不遇、穷愁潦倒的各种忧愤之情。许多诗篇以其情景交融、物我两化的笔法，构成浑然圆融的艺术境界。艺术上，语言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称它为“五言之冠冕”，钟嵘在《诗品》赞颂它“天衣无缝，一字千金”。作家在诗文中表现对人的生命、命运及价值的重新发现、思索和追求，诗文日趋整饬华美，预示着一个文学自觉时代的即将到来。
1 阐释东方朔《答客难》的艺术特征。 [山东大学2011年研]
答： 《答客难》是篇赋体散文，在艺术上具有突出的艺术成就，其艺术特征主要表现为：
（1）对问答体的巧妙创新
《答客难》在继承宋玉《对楚王问》的基础上，又有发展创新。就汉代赋体文学而言，它既不同于以司马相如《子虚赋》为代表的对统治者表示规谏的散体赋，也不同于正面抒发遭世不遇的骚体赋，而是以散文笔法通过反话正说、对比映照，在似是而非之中进行耐人寻味的发泄与嘲讽，名为客难己，实则为独出心裁地为难皇帝。
（2）辛辣尖刻的语言风格
《答客难》和贾谊《吊屈原赋》以来的骚体诗不遇赋相比，前者沉郁悲慨，后者则辛辣尖刻，从而更加丰富了汉赋的艺术表现力，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以至于扬雄、班固、张衡、蔡邕，迭相祖述；《解嘲》《答宾戏》《应间》《释诲》，应运而出，蔚为大观。
（3）时异事异的思想主题
《答客难》全文贯穿着“时异事异”的基本思想，即认为各个时代因历史条件不同，士所起的作用及被重视的程度亦不同。战国时代，由于“周室不坏，诸侯不朝，力政争权”，因而士在诸侯争霸中起到极其重大作用。士也因此而受到诸侯王的重用。而天下一统的汉代，情况大不相同。为士者尽管修身洁行，尽管有才智，是否能受帝王重用是身不由己的。鉴于“时异事异”，作者强调指出不能以古衡今。这种从事物的发展变化来分析社会问题的观点，是进步的，值得肯定的。
2 举例说明《史记》人物刻画的特点。 [首都师范大学2010年研]
答： （1）“闾巷之人”得以入传
《史记》中的“纪”“传”是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散文，通过展示人物的活动而再现多彩的历史画面。司马迁在按照惯例为帝王将相立传的同时，也把许多下层人物写入书中，其中包括刺客、游侠、商人、方士等，使得《史记》所收的人物非常广泛，并且都刻画得栩栩如生。《史记》之所以有如此广大的覆盖面，和司马迁进步的历史观及开阔的视野密不可分。司马迁本人耻于“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对那些在历史上虽有卓越表现、终因无人奖掖而难以扬名的布衣平民怀有深切的同情，故作传为他们鸣不平。
（2）人物共性和个性的展示
①共性
《史记》中的人物各有各的风貌，各有各的性格，同时，他们身上还表现出许多带有普遍性的东西，即得到社会广泛认可、并对后代产生深远影响的某些共性。这是《史记》在刻画人物方面取得的重要成就，最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史记》人物形象的共性是多方面的，比如有些人物是知恩图报，以德报德的。如苏秦之于宗族、朋友，刘邦之于萧何，陈平之于魏无知，韩信之于漂母、亭长，王陵之于张苍，都是受人之惠而报人之恩。
②个性
司马迁在表现人物的个性特征时能充分注意到他们的家庭出身、文化教养、社会经历等各方面的因素，给以恰如其分的表现。萧何是刀笔吏出身，故能谨守管钥，因势奉法。陈平年青时贫而好学，所以始终有读书人的气质，见识高远，在皇帝面前对答如流。樊哙发迹前以屠狗为业，成为将军以后保留那种莽撞豪爽之气，他大块吃肉，大杯饮酒，对刘邦、项羽也敢于直言直语、大声大气。因此，他使《史记》中的人物都按各自的方式说话行事，符合自己的年龄、身份和教养。
（3）注重复杂人格的多维透视
司马迁笔下的人物显露出多方面的性格特征，在项羽身上就可以发现多重人格。他爱人礼士，又妒贤嫉能。他是残暴的，焚烧咸阳，坑杀俘虏；他又是仁爱的，鸿门宴有恻隐之心，不杀刘邦，还时常虑及百姓疾苦。这些对立的因素有机地集于项羽一身，使得此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并且更加真实。作者司马迁在描写人物时把人物的主要性格和次要性格融于一体，使得人物形象更加丰满、有血有肉。
（4）旁见侧出的互见方法
司马迁全面把握和充分展示自己笔下的人物形象的丰富性、复杂性，有的是在一篇传记中同时写出人物性格的几个侧面，有的则采用旁见侧出的方法，通过多篇传记完成对某个人物形象的塑造。旁见侧出法，又称互见法，即在一个人物的传记中着重表现他的主要特征，而其他方面的性格特征则放到别人的传记中显示。《高祖本纪》主要写刘邦带有神异色彩的发迹史，以及他的雄才大略、知人善任，对他的许多弱点则没有充分展示。而在其他人的传记中，却使人看到刘邦形象的另外一些侧面。《项羽本纪》通过范增之口道出刘邦的贪财好色，《萧相国世家》《留侯列传》表现他猜忌功臣，《魏豹彭越列传》《郦生陆贾列传》揭露他慢而侮人，詈骂诸侯臣如奴仆《史记》人物形象具有多方面的性格特征，要把相关传记联系起来加以观照才能全面地把握。
总之，《史记》以人物传记为中心，展示了三千年的历史，是一副历史人物的画卷。因此，《史记》的文学性和艺术成就主要体现在人物的塑造上，其人物刻画的艺术手法为后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和强大的动力。
3 《史记》的人物传记在材料剪裁和安排上有什么成就？ [中山大学2012年研]
答： 《史记》一书最有文学价值的是人物传记。司马迁在编排人物传记时显示出高超的技巧，使它生动地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叙事脉络。《史记》的人物传记在材料剪裁和安排上的成就主要有：
（1）人物地位安排独具慧眼
本纪、世家的传主基本上都是传说或历史上真实存在的皇帝侯王，根据政治地位决定他们入本纪还是入世家。但情况又不尽然，西汉惠帝虽然当了几年天子，实际上有职无权，没起什么作用，所以本纪中没有他的地位。项羽是秦汉之际主宰天下的人物，吕后是惠帝朝的发号施令者，他们虽然没有天子称号，却被列入本纪。孔子没有侯爵，陈胜是自立为王，二人都列人世家，因为他们的历史地位堪与王侯相比。司马迁的上述安排可谓独具慧眼，是对历史事实的充分尊重，也是合乎逻辑的归纳。
（2）人物传记次序的巧妙编排
《史记》各层次人物传记的排列基本是以时间为序，但又兼顾各传记之间的内在联系，遵循着以类相从的原则。如司马穰苴、孙武、吴起、伍子胥都是军事家，所以，他们的传记前后相次。苏秦、张仪是战国策士，他们的传记也紧紧相连。再如西汉人物传记：韩长孺、李广、卫青、霍去病都是抗击匈奴的将领，故韩长孺、李广传记后面插入《匈奴列传》，然后是卫青、霍去病的传记。公孙弘、主父偃都以伐匈奴、通西南夷为非，曾上书谏止，他们二人传记列在卫青、霍去病之后，接着是《西南夷列传》。司马相如曾奉命出使西南，所以，他的传记在《西南夷列传》之后。通过叙述西汉中央王朝与周边各民族的交往，使几位相关人物的传记以类相从，前后相次，来龙去脉非常清晰。司马迁对人物传记次序的巧妙编排，造成了《史记》一书婉转多变的叙事脉络，在明灭起伏中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
（3）灵活采用人物合传
《史记》的人物传记有分传，有合传。分传即人各一传，合传是把几个人的传记合在一起，写成一篇传记。合传都是以类相从，把某些相同类型的人物放在一起，《游侠列传》《佞幸列传》《滑稽列传》《循吏列传》《酷吏列传》《货殖列传》等，都是为专门人物设立的合传。在人物合传中，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有时达到天衣无缝的程度，叙事手法非常高超。《廉颇蔺相如列传》首叙廉颇事迹，很快又引入蔺相如，然后叙述两人的交往恩怨，中间又插入赵奢、李牧传记，最后以廉颇事终结。
这篇传记叙述的都是赵国将相的事迹，可谓以类相从，是合乎逻辑的归纳；通过叙述这四位将相的事迹，又生动地展现了赵国兴亡的历程，具有高度的历史真实性。《张丞相列传》是以御史大夫一职联缀诸人，其中的传主有张苍、周苛、周昌、赵光、任敖、曹窟，他们都曾任御史大夫，最后又以张苍任御史大夫终结，勾勒出了西汉前期御史大夫任职情况的变迁轨迹，涉及一系列相关的事件。《酷吏列传》叙酷吏十人，错综联络，总成一篇文字，宁成传附郅都事，称宁成治效郅都；张汤传附赵禹事，义纵传附宁成事，杨仆传附王温舒事。各传之间血脉贯通，前后回应，全面地反映了始于景帝而盛于武帝的酷吏群体。通过叙述某一类型人物的所作所为，描绘出特定领域的总体风貌，人物合传以这种方式集中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
4 班固《汉书》称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如何看待这一评价？
答： 东汉班固站在正统立场上对司马迁的思想倾向予以批评，但又肯定了司马迁的实录精神。他在《汉书·司马迁传》中说：“又其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言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是非颇谬于圣人”恰恰说明司马迁能够独立思考，不以统治者的是非标准为取舍，而“实录”，则是对司马迁的最高、最中肯的褒扬。司马迁用自己的全部生命写成一部实录式的作品，为后代史学家、文学家树立了不朽的典范：
（1）爱憎分明，借以寄托理想
司马迁在《史记》中爱憎分明，他热情歌颂胸怀大志、在历史上建立不朽功绩、垂名于后世的人，表彰刚正不阿、坚贞高洁、正道直行、有美好品德的人，他也张扬那些仁厚爱人、礼贤下士、虚心纳谏的当权者。与此同时，他无情地暴露和批判那些残暴、自私、虚伪、愚妄的人，特别是具有上述特征的形形色色的统治者及其帮凶。
（2）敢于独立思考，独抒己见
司马迁在对笔下的人物进行褒贬的时候，能够不囿于传统观念，不以统治者的是非标准为标准，而是敢于独立思考，独抒己见。例如游侠这种人，在汉代受到朝廷的限制和打击，因为他们凭借自己的力量在社会上结交同类，为人抱打不平，经常触犯法网，但司马迁却给游侠立传，对他们给予热情地赞扬。他认为游侠的行为虽不合统治者的“正义”，但他们讲信义、舍己助人而不自傲，其品行有可称道之处。另外，《货殖列传》也表现了司马迁不合于儒学正统的思想。
司马迁的独立思考精神，更表现在对天道的怀疑。他由伯夷、叔齐的遭遇而联想到历史上种种不公正的现象。司马迁怀疑天道，实为质问现实，他无情地揭露现实中好人遇祸、坏人得志的不合理现象，其意义不仅在于否定了“天道无亲，恒与善人”的传统观念，而且把批判的锋芒直接指向了造成这一切的统治者。
（3）秉笔直书，忠于史实
司马迁继承了古代史官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他敢于真实地记载历史事实，无所畏惧地暴露与批判，特别是敢于暴露当代统治者。一篇《武帝本纪》，记载汉武帝的事迹，却一点不讲他的文治武功，一篇《酷吏列传》，其中所记的酷吏大都是汉武帝时代的人，文中记载这些人专看皇帝脸色行事，以杀人为快事。此外，司马迁还表现大力表现汉武帝时期的官吏、贵族一味阿谀奉承、曲学阿世、互相倾轧陷害的种种劣迹，暴露了当时官场和世风的腐败。司马迁敢于大胆地批判当代政治，在他以后的史官中很少有人能做到。
5 简述汉代咏物赋的创作概况。 [南开大学2011年研]
答： 汉代咏物赋的创作概况具体如下：
（1）西汉时期咏物赋的创作概况
①主要作品
西汉的咏物赋有贾谊的《簴赋》（残），刘安的《屏风赋》，刘歆的《灯赋》（残），扬雄的《都酒赋》等。还有枚乘的《忘忧馆柳赋》，中山王刘胜的《文木赋》，公孙诡的《文鹿赋》，路乔如的《鹤赋》，羊胜的《屏风赋》，以及邹阳代韩安国作的《酒赋》《几赋》等。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原文失传而名目可考的咏物赋，如司马相如的《梨赋》，刘向的《雅琴赋》《围棋赋》等。
②作品类别
西汉诗体赋的咏物一般可以分为：
a．单纯咏物的，如刘向《熏炉铭》等；
b．咏物寄慨的，如羊胜《屏风赋》、孔臧的《蓼虫赋》等；
c．咏物、隐喻、调侃兼而有之的。如扬雄《都酒赋》等。
（2）东汉时期咏物赋的创作概况
咏物赋发展到东汉时期，西汉赋坛流行的那种四言体赋逐渐发生了变异，数量逐渐减少，四言咏物赋逐渐让步于骚体的咏物赋。虽然同是咏物，二者之间在某些方面也有继承关系，但无论从句法形式，还是从表现手法方面来说，东汉的咏物赋都表现出和西汉四言咏物赋不同的风貌。
①东汉早期咏物赋多用“咏物寄意”的创作模式
东汉前期，骚体咏物赋中的大多数篇章，如班固的《竹扇赋》、班昭的《缄缕赋》《大雀赋》《蝉赋》等，仍多采用四言咏物赋“咏物寄意”的创作模式。
②东汉中后期咏物赋多用“借物抒情”的创作模式
东汉中后期，张衡的《扇赋》、蔡邕的《短人赋》《笔赋》《伤胡栗赋》《蝉赋》《弹棋赋》《霖雨赋》等，已经不满足于单纯的状物，其侧重点是把咏物与抒情有机地结合起来，对事物性状当中能引起人的主观感受、或者说能与人的感受相契合的方面着力进行描绘，使之成为人的主观感受的某种外现。这样，“咏物寄意”变成了“借物抒情”。此外，马融、蔡邕、王逸、繁钦等人的赋作也都有上述特点。其中蔡邕的赋尤其突出。他所作《笔赋》《伤胡栗赋》《蝉赋》《弹棋赋》《霖雨赋》，都是有所寄托而作，不仅在题材内容方面突破前人，而且在表现方式方面也具有突破传统咏物赋的倾向。
6 简述《汉书》的文章风格。 [北京师范大学2013年研]
答： （1）《汉书》简介
《汉书》又称《前汉书》，由我国东汉时期的历史学家班固编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二十四史”之一。其又与《史记》《后汉书》《三国志》单独并称为“前四史”。
《汉书》以史料丰富、闻见博洽著称，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西汉的汉高祖元年，下至新朝的王莽地皇四年，共230年的史事。《汉书》包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共八十万字。
（2）《汉书》的文章风格
①典雅醇正
《汉书》重于《尔雅》之文，多收录各种经术文章和辞赋，倾向于文献的保存，崇尚辞藻，语言典雅纯正。
②谨严整饬
《汉书》的行文以结构谨严工练，工整细致见长，组织严密，颇具雍雅之风。
③古奥缜密
《汉书》的语言庄严工整，多用排偶、古字古词，遣辞造句典雅远奥。中国纪史的方式自《汉书》以后，历代都仿照它的体例，纂修了纪传体的断代史。
④博赡弘丽
《汉书》以史料丰富、闻见博洽著称，“整齐一代之书，文赡事详，要非后世史官所能及”。受汉赋影响，语言倾向排偶骈俪，形成博赡弘丽的文风。
⑤凝练简净
《汉书》好用古字，不喜铺叙，造成词少而意丰的文章风格。总体呈现出凝练简净的文章风格。
《汉书》整齐一代史籍，包举一代史实，发凡起例，断代为史，遂为后代史学“不祧之宗”。它开创了我国断代纪传表志体史书，是继《史记》之后我国古代又一部重要史书。与口语化的《史记》相比，《汉书》的语言庄严工整，多用排偶、古字古词，遣词造句典雅远奥。它奠定了修正史的编例，自《汉书》以后，中国纪史的方式历代都仿照它的体例。
7 《古诗十九首》是什么时候的作品，收入何书？大致内容是什么？其中《行行重行行》一首具体写的什么？ [中国传媒大学2011年研]
答： （1）《古诗十九首》，最早见于《文选》，是乐府古诗文人化的显著标志，是南朝萧统从传世无名氏《古诗》中选录十九首编入《昭明文选》而成。
（2）主要内容
《古诗十九首》不是一时一地所作，它的作者也不是一人，而是多人。它深刻地再现了文人在汉末社会思想大转变时期，追求的幻灭与沉沦，心灵的觉醒与痛苦。
其内容多写夫妻朋友的离情别绪和下层文人怀才不遇、穷愁潦倒的各种忧愤之情。许多诗篇以其情景交融、物我互化的笔法，构成浑然圆融的艺术境界，语言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钟嵘《诗品》卷上称它“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对五言诗的形成和发展有重要作用。艺术上语言朴素自然，描写生动真切，具有天然浑成的艺术风格。
（3）《行行重行行》
《行行重行行》是一首在东汉末年动荡岁月中的相思乱离之歌，“情真、景真、事真、意真”，读之使人悲感无端，反复低徊，为女主人公真挚痛苦的爱情呼唤所感动。
①本诗的主人公和其丈夫感情很深，但因为种种原因又不得不远远分开，难以会面。她既担心丈夫在外地发生变化，又忧虑自己年华会很快消逝。但是当种种忧愁感伤都无法排遣时，她却努力把这一切抛开，深情祝愿游子在外多加保重。因而主人公的多情温柔和善良形象，是很能感人的。
②诗歌首句五字，连叠四个“行”字，仅以一“重”字绾结。“行行”言其远，“重行行”极言其远，兼有久远之意，翻进一层，不仅指空间，也指时间。于是，复沓的声调，迟缓的节奏，疲惫的步伐，给人以沉重的压抑感，痛苦伤感的氛围，立即笼罩全诗。“与君生别离”，这是思妇“送君南浦，伤如之何”的回忆，更是相思之情再也压抑不住而发出的直白的呼喊。
《行行重行行》一诗中淳朴清新的民歌风格，内在节奏上重叠反复的形式，同一相思别离用或显、或寓、或直、或曲、或托物比兴的方法层层深入，以及单纯优美的语言，正是这首诗具有永恒艺术魅力的所在。而首叙初别之情——次叙路远会难——再叙相思之苦——末以宽慰期待作结。离合奇正，现转换变化之妙。不迫不露、句意平远的艺术风格，表现出东方女性热恋相思的心理特点。
1 鲁迅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谈谈你对这个评价的理解。 [中国传媒大学2012年研]
答：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东汉末年始称《史记》。《史记》是我国纪传体史学的奠基之作，同时也是我国传记文学的开端，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称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既充分肯定了它的史学的地位，又指出了司马迁对屈原的《离骚》的继承。
（1）“史家之绝唱”是说《史记》的历史学成就
司马迁参酌古今，创造出史书撰写的新体例。自此例一出，历代史书，尤其是二十五史，遂不能出其范围。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举凡治乱兴衰、典章制度，均分门别类，条分缕析。通史、纪传、通典、通考，纪事本末，大都导源于此。《史记》确实是集先秦及汉初之大成的史家著作。分量之大，卷帙之多，内容之富，结构之严，体制之备，均可谓空前。
①开纪传体正史先河
从历史的角度讲，《史记》开创了我国古代两千多年纪传体的历朝“正史”的先河；从文学的角度讲，《史记》第一次运用丰富多彩的艺术手法，给人们展现了丰富多彩而又各具个性的历史人物。有震烁古今的帝王如秦始皇、项羽、刘邦、汉武帝；有家喻户晓的朝臣如管仲、晏婴、萧何、张良；有百战百胜的名将如白起、韩信、卫青、霍去病；有改革家如吴起、商鞅、赵武灵王；其他节烈型的有屈原、王蝎；口辩型的有张仪、苏秦、郦食其；侠义型的有鲁仲连、荆轲、朱家、郭解；滑稽型的有淳于髡、优旃等。他们千姿百态，能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大约有一百多个。
②奠定纪传体的基本格局
《史记》的出现，确定了我国古代传记的基本格局，诸如思想方面的以史为鉴，富有教化作用；形式方面的篇幅短小，强调表现人物性格，而不在堆砌材料的多与全，以及语言的精美、抒情等等。而《史记》写人物、写故事的方法则又给我国后世小说、戏剧以深刻影响，《史记》中的诸多主题，《史记》人物的诸多范型，以及《史记》故事的许多情节场面，都为后世的小说、戏剧开出了无数法门。
③“发愤著书”说的提出
《史记》还具有抒发情怀的目的。《报任安书》中，把《周易》《诗经》《离骚》等等，归结为“大抵皆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由此提出了“发愤著书”之说。这种说法不一定完全符合于他所列举的古人著述的实情，但完全符合于《史记》的实情。《史记》在叙述历史人物事迹的同时，处处渗透了作者自身的人生感受，内心的痛苦和郁闷，这就是我们千年之下读《史记》仍不能不为之感动的关键。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后者也正是从这一点着眼的。
（2）“无韵之《离骚》”是说《史记》的文学成就
司马迁著史绝非局限于文献的收集、整理、考证，也不是以一种冷漠的态度从外部客观地观察历史，他是带着深切的痛苦去理解笔下人物的奋斗和成败，所以笔端常饱含着悲愤。尤其对布衣闾巷之人、岩穴幽隐之士和才高被抑、无可申诉者，更是写得一往情深，感同身受。司马迁在叙事中敢写事实，以致于“显暴君过”，本来已经与屈原相似；其“肆于心而为文”，也和《离骚》一致。所不同者，《离骚》是直抒胸臆，《史记》则寄于笔下的人物。同时《史记》还有近于《离骚》的那种悲愤。
①《史记》塑造了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
综合借鉴了前代各类史书的体例，创立了以人物为本位的文学和史学相结合的纪传体体例。《史记》以人物传记为中心，展示了三千年的历史，可谓是一幅历史人物的画卷。从上层社会的统治者到下层社会的小人物，无所不有。《史记》所涉人物四千余个，其中许多是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史记》塑造人物形象的主要艺术手法：
a．围绕人物性格的刻画和形象的塑造精心选材、谋篇布局。常常是抓住人物生平重大事件，或选择最能表现人物个性特点的细节材料来组织安排。
b．以性格化的人物语言和典型性的人物行为，揭示人物的个性特征。尤其善以细节描写传达出人物的精神风貌、性格特点。
c．在人物的矛盾冲突中，在戏剧性的情节场面中，展示人物的性格，刻画人物形象。
②强烈的抒情性语言
《史记》的语言风格总体上说，具有朴拙通畅、雄浑劲健、疏荡爽朗、横放不羁的特点，但也有多样的显现。《史记》大量地使用人物对话，多能做到符合人物的身份和性格特征，叙述语言丰富生动、简洁精炼、明白晓畅。有口语化、通俗化的倾向。《史记》的语言还具有强烈的抒情特征。
③对中国文学创作的影响
a．《史记》的求实求真的创作精神和批判精神影响着后世的史学和文学的创作。《史记》中优秀的人物形象的人格精神沾溉着后世文人的人格精神。《史记》以“实录”著称，这是指司马迁具有严肃的史学态度，不虚饰、不隐晦。但他的笔下那些栩栩如生的故事，不可能完全是真实的。为了追求生动逼真的艺术效果，追求对于读者的感染力，他运用了很多传说性的材料，也必然在细节方面进行虚构。这是典型的文学叙述方法。
b．《史记》有些篇章具有很强的故事性和戏剧性因素，为小说、戏剧的创作提供了艺术手法上的借鉴。并且《史记》中的一些人物故事，也为后世历史小说、历史戏剧所取材。
c．纪传体的体例对小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国传统小说中许多作品以“传”为名，以人物传记的形式展开，具有人物传记式的开头和结尾，这主要渊源于《史记》。而从唐传奇到明清小说，其中都可以看到《史记》的痕迹。
2 试析汉乐府的叙事手法。
答： 两汉乐府诗中有叙事诗，也有抒情诗，而以叙事诗的成就更为突出。两汉乐府叙事诗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叙事诗的成熟。两汉乐府诗都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创作主体在选择叙事对象时，善于发现富有诗意的镜头，及时摄入画面。汉乐府的叙事手法主要表现为：
（1）选取常见而富有情趣的画面入诗
两汉乐府诗有两篇作品是以酒店妇女为主角的，一篇是收录在相和歌辞的《陇西行》，一篇是辛延年的《羽林郎》。《陇西行》再现健妇善持门户的场面，《羽林郎》叙述当垆美女反抗强暴的故事。通过描写她们与顾客的交往及各类人物的举止言行，艺术地展示了汉代的市井风情。《相逢行》《长安有狭斜行》选择的都是“夹毂问君家”的特写镜头，通过对方的一番炫耀，道出了车主人的富贵豪华。除此之外，《陌上桑》以春日采桑为背景，相和歌辞《艳歌行》择取女主人为他乡游子缝补衣服，引起丈夫猜忌的情节，都是以常见而又富有情趣画面入诗，诗人找到了最佳视点。
（2）捕捉偶然性、突发性事件
在现实生活中，弃妇遇故夫的机会通常是很少的，而且往往是有意回避。收录在古诗类的《上山采蘼芜》实乃乐府诗，写的就是弃妇与故夫的邂逅。通过男子的一番叙述，得出了“新人不如故”的结论。相和歌辞《艳歌何尝行》以鹄喻人，写的是一个突发事件。夫妻同行，妻子突然生病，两人不得不中途分手，凄凄惨惨，泪落纵横。这两首诗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偶然和突发事件本身的性质。
（3）两汉乐府诗作者在选择叙事题材时，表现出明显的尚奇倾向
对于那些来自异域的新鲜事物，诗人总是怀着惊异的目光去搜索，发现它们，并饶有兴致地写入作品。贰师将军李广利从大宛获汗血马，于是郊庙歌辞有《天马》诗叙述此事，张骞通西域之后引进苜蓿，杂曲歌辞《蜨蝶行》就特意提到这种植物。《陇西行》有“坐客毡氍毹”之语，客人坐在毛织地毡上，酒店室内装饰用的是西域产品。杂曲歌辞《乐府》直接陈述胡商及其携带的物品。这些来自西域的奇民物品令中土人士大开眼界，也使诗篇带上了异域色彩。另外，那些迎神求仙诗，更是崇尚奇异的体现。
（4）两汉乐府叙事诗的娴熟技巧，表现为叙事详略得当，繁简有法
两汉乐府叙事诗大体遵循以下规则：详于叙事而略于抒情。两汉乐府叙事诗的作者具有比较自觉的叙事意识，在创作实践中努力把叙事诗和抒情诗区别开来，使二者的形态呈现出明显的差异。两汉乐府诗许多叙事名篇，都因叙事详尽而产生强烈的艺术感染力。除了像《孔雀东南飞》这样长篇的叙事诗中偶而穿插抒情诗句外，其余各篇中纯粹抒情的句子极其罕见，都是以叙事为主。《十五从军征》对复员老兵家园荒芜的景象渲染得非常充分，对老兵还家后的行动也有详细的叙述，言事尽而言情不欲尽。
①铺陈场面、详写中间过程而略写首尾始末
两汉乐府叙事诗的作者长于、也乐于铺陈场面。《陌上桑》一诗篇幅不长，其中却有两段场面描写的文字，一是众人围观罗敷，二是罗敷夸耀夫婿，都不吝笔墨，写得非常细致。《孔雀东南飞》对太守家迎亲场面的描写也是铺张扬厉，大肆渲染。两汉乐府叙事诗对事情的中间经过普遍有详细的叙述，有的还有细节描写，但对故事的开始和结局的叙述都比较简单，没有花费太多的笔墨。有的是突兀而来，戛然而止；有的是开门见山，缓来急收。《孔雀东南飞》的开头结尾采取的典型的略写笔法，其余叙事名篇也大体如此。
②详写服饰仪仗而略写容貌形体
两汉乐府叙事诗在陈述故事、刻画人物时，对于人的服饰仪仗从各个方面加以展示，采用的是详写笔法。从秦罗敷、刘兰芝到胡姬，从罗敷“夫婿”、侍郎到羽林郎，无论其为男为女，都通过详细描写服饰仪仗来衬托他们的美丽或富贵。《妇病行》《孤儿行》在描写平民的苦难时，也提到孤儿破烂单薄的衣衫。服饰仪仗成为两汉乐府叙事诗中常备的道具，是详写的对象。与此相反，两汉乐府叙事诗对人的容貌形体通常都以略写的方式处理，惜墨如金。这种写法为读者留下了广阔的思索天地。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体验和情趣，充分发挥想象，重塑诗中人物。两汉乐府诗的叙事技巧对传统笔法有所超越，显示出由注重形似向崇尚神似演变的征兆。
3 评述汉赋的发展脉络演变和贡献。 [四川大学2011年研]
相关试题：评述汉赋的发展历程和历史成就。 [四川大学2011年研]
答： 汉赋的形成和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汉初的赋家，继承楚辞的余绪，这时流行的主要是“骚体赋”；其后则逐渐演变为有独立特征的散体大赋，这是汉赋的主体，也是汉赋最兴盛的阶段；东汉中叶以后，散体大赋逐渐衰微，抒情、言志的小赋开始兴起。
（1）第一阶段，自汉高祖初年至武帝初年
①这一时期的辞赋内容多是抒发作者的政治见解和身世感慨，在形式上初步有所转变。这时较有成就和代表性的作家是贾谊，此外还有淮南小山和枚乘等人。
②贾谊、枚乘等的辞赋历史贡献
a．贾谊辞赋的历史贡献
贾谊的《吊屈原赋》是借悼念屈原抒发愤慨，虽吊逝者，实为自喻。此篇的形式与风格，是骚体的继承，但由于作品倾诉的是作者的真情实感，因而和后来纯然出于模拟《楚辞》而为文造情的作品明显不同。他的《鵩鸟赋》是一篇寓志遣怀之作，假设与鵩鸟对话而敷衍出一篇文字。这篇赋一方面使用了主客问答体，同时也比较多地倾向于使用铺陈的手法，散文的气味浓厚预示了新的赋体正在孕育形成。
b．枚乘辞赋的历史贡献
枚乘和他的《七发》是标志着汉赋正式形成的第一个作家和作品，《七发》写楚太子有病，吴客前去问候，通过主客的问答，批判了统治阶级腐化享乐生活，说明贵族子弟的这种痼疾，唯有用“要言妙道”从思想上治疗。赋中用了七大段文字，铺陈了音乐的美妙，饮食的甘美，车马的名贵，漫游的欢乐，田猎的盛况和江涛的壮观。《七发》虽未以赋名篇，却已形成了汉大赋的体制。从汉初的所谓骚体赋到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汉大赋，《七发》是一篇承前启后的重要作品。
（2）第二阶段，西汉武帝初年至东汉中叶
①这一时期的赋作是一种宫廷文学，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润色鸿业”服务的。当时大赋在思想内容方面的普遍特点是它们既歌颂夸耀于前，又讽喻劝诫于后，因而造成了这些汉代大赋思想内容的复杂性。
②司马相如、扬雄和班固的辞赋历史贡献
a．司马相如辞赋的历史贡献
司马相如是汉代大赋的奠基者和成就最高的代表作家。《文选》所载《子虚赋》《上林赋》两赋是他的代表作。司马相如的这两篇赋在汉赋发展史上有极重要的地位，它以华丽的词藻，夸饰的手法，韵散结合的语言和设为问答的形式，大肆铺陈宫苑的壮丽和帝王生活的豪华，充分表现出汉大赋的典型特点，从而确定了一种铺张扬厉的大赋体制和“劝百讽一”的传统。
b．扬雄和班固辞赋的历史贡献
西汉末年至东汉中叶，只有扬雄和班固的赋作尚有自己的特点，他们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班固是东汉前期的著名赋家。他的代表作《两都赋》是西汉大赋的继续，他把描写扩展为整个帝都的形势、布局和气象，并较多地运用了长安、洛阳的实际史地材料，因而较之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赋作，有更为实在的现实内容。张衡以至左思的“京都大赋”的出现，都明显地受到《两都赋》的影响。
（3）第三阶段，东汉中叶至东汉末年
①这一时期短篇小赋开始兴起。文人们失去了奋发扬厉的精神，失望、悲愤，乃至忧国忧民的情绪成为他们思想的基调，这就促使赋的题材有所扩大，赋的风格有所转变。
②张衡、蔡邕的辞赋历史贡献
a．张衡辞赋的历史贡献
张衡具有代表性的赋作是《二京赋》和《归田赋》。《二京赋》是他模拟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和班固的《两都赋》而作的。但他对统治阶级荒淫享乐生活的指责比较强烈和真切，他警告统治者天险不可恃而民怨实可畏，要统治者懂得荀子所说的“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的道理。《二京赋》描写了许多当时的民情风俗，容纳了比较广阔的社会生活。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他的《归田赋》。《归田赋》在汉赋的发展史上是一个很大的转机。张衡把专门供帝王贵族阅读欣赏的“体物”大赋，转变为个人言志抒情的小赋，使作品有了作者的个性，风格也由雕琢堆砌趋于平易流畅。
b．蔡邕辞赋的历史贡献
继张衡而起的是赵壹和蔡邕。蔡邕的《述行赋》是他在桓帝时被当权宦官强征赴都，在途中有感而作。在赋中作者不仅揭露和批判了当时宦官专权、政治黑暗、贵族们荒淫无耻的现实，而且还满怀同情地写出了当时的民间疾苦，表现了作者的爱憎感情，语言平实、格调冷峻、颇具感染力。
4 试分析《古诗十九首》中的生命意识。 [北京大学2011年研]
答： 《古诗十九首》中的生命意识分析表现为：
（1）对人生困境的超越
《古诗十九首》是东汉末年中下层文人的群体力作，这些诗篇透过其写作的时代背景，可以反映出失意的中下层知识分子对人生困境的超越，包括对待生死、对待个体、对待社会及对待自我的人生态度。《古诗十九首》基本是游子思妇之辞，具体又包括几个方面。
①对功名富贵的追求
东汉末年政治黑暗，社会动荡不安，中下层知识分子仕途渺茫，他们既追求功名富贵又鄙薄显官，即有着满腹的愤怒又有着对现实生活的恐惧、悲观、绝望。由家国之悲转向人之常情，促使自我生命意识的觉醒。如“感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回车驾言迈》）反映了失意的中下层文人对荣誉地位的渴望和对功名富贵的追求。可是这种争竞入世的亢奋精神在现实生活中却无法施展开来，这股热情最后只能通过诗歌的形式予以抒发，聊以自慰。《回车驾言迈》以景物起兴，抒发人世感慨。通过重重思索，最终得出“荣名”的重要性。失意的中下层文人对时序的变化更加敏感，于是“荣身立名”更使他们强调要追求功名富贵。面对黑暗的现实，他们对社会怀有满腹的愤怒。如《驱车上东门》用洛阳北邙山墓地的凄清景色烘托出一片悲凉死寂的气氛，从而使他们对现实充满了失望，用“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青春陵上柏》）来表达对显宦的鄙薄。
②游子思妇的哀怨
在游子思妇的哀怨中，失意的中下层文人在对待个体方面，愁怅与哀怨交织。由于《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多是游宦、游学或流浪漂泊的中下层文人，他们为“荣身立名”，背井离乡，抛妻别子；在现实的黑暗激流中，他们仕途无望又客居异乡，贫困潦倒；饱受世态炎凉，尝尽权贵冷眼，孤独、寂寞、苦闷、失意相伴。所以在羁旅、离乱的人生中，乡愁尤为突出，怀人思念之情便接踵而至。如“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明月何皎皎》），思乡情切。《行行重行行》《青青河畔草》《涉江采芙蓉》《冉冉孤生竹》《庭中有奇树》《迢迢牵牛星》《凛凛岁云暮》《孟冬寒气至》《客从远方来》等诗篇中包括了夫妇之间、恋人之间、朋友之间的相思和游子对于故乡的怀念，将爱情、友情等等当作短暂而可悲的人生中聊以自慰的意象。
③宦途失意的悲叹
失意的中下层文人在汉末政治腐败、社会黑暗的求仕途中，遭权贵冷眼，引起宦途失意的悲叹，使得他们在对待自我方面，积聚怀才不遇、攀结无缘的愤慨，及时行乐和颓废沉沦、消极感伤交织，如《西北有高楼》。诗篇通过“高楼”“曲悲”“知音稀”等意象来反映自居高楼望远处，“曲尽悲来愁无际”的高楼佳人借琴曲吐露心声的悲凉氛围。不得志的失意的中下层文人便在及时行乐中求得解脱，也不乏充满颓废沉沦，消极感伤的情怀。如《生年不满百》，诗篇以慨叹昼短夜长、人生短暂的孤寂痛楚，“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于是及时行乐，享受人生。《驱车上东门》更是以悲景意象形成凄清的氛围，感叹人生无常，“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提倡及时行乐。
④对人生无常的感慨
《古诗十九首》中的中下层文人在异乡求取功名屡受挫折后，对社会现实的愤懑之情，对个体的愁怅与哀怨之感，自我的消极行乐之绪，无不体现了对人生无常，生命短暂的忧患，从而在对待生死方面故作旷放而自我陶醉。如《青春陵上柏》，诗篇以“陵上柏，涧中石”起兴，透露孤高正直，磊落坦荡的情怀；然后以“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写出人生的飘忽如寄，接着描绘贫穷潦倒之中见闲情志趣，“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簿”同洛中遭遇的见闻，实属无奈中寄予另一种人生际遇；最后以“极宴娱心意，戚戚何所迫”作结，来表达强作旷达的情怀，使失意的中下层文人把对黑暗社会现实的不满和担忧反衬于仕途失意而表现出来的人生如寄的情绪中。《回车驾言迈》《驱车上东门》和《生年不满百》都表达了这一主题。这些人生苦短的咏叹，影射出这些失意的中下层文人对生死的故作旷放的自我陶醉，提倡及时行乐，强作旷达之志。
（2）生存方式的选择
东汉时期，游学和宦游风气昌盛，许多文人怀着斗志昂扬的济世精神，热衷仕宦，想建功立业，扬名后世；然而社会的动乱，政治黑暗，中下层文人仕进无门，追逐“荣身立名”屡受权贵冷遇，遭“同门友”的拒荐，沦落天涯，客居异乡，孤独寂莫，贫困潦倒，对时令交替的敏感，于是思乡思妇之情油然而生。在这种无奈的现实横流中，失意的中下层文人凭借自己一定的文化素养将忧生忧世与自我意识觉醒中的困惑与彷徨用人类情感的自然宣泄方式——诗歌表达出来。将相思离别、感时伤志、知音难遇、光阴易逝、生命短暂、人生无常的人同有之情，通过时令更替、草木枯荣、飞鸟虫鸣、风云霜露与日月星辰等意象进行表述，似秀才说家常话般的俚俗，却又含蓄深切，影射深广。在内心矛盾冲突中，失意的中下层文人选择了及时行乐来予以解脱，然而及时行乐的享受思想背后却影射了他们自己坎坷命运的悲叹以及对自身生命意识的觉醒——对生的依恋和执着。
（3）理想人格的构想与追求
由失意的中下层文人写作的《古诗十九首》，游子思妇之辞中具体体现的生命意识即对待生死，故作旷放的自我陶醉；对待个体，惆怅与哀怨交织；对待社会，满腹的愤懑、鄙薄显宦和对现实生活的恐惧、悲观、绝望；对待自我，积聚怀才不遇、攀结无缘的愤慨，及时行乐和颓废沉沦、消极感伤交织。他们是在经历了种种挫折和失落之后，更看重生的价值。他们意识到生命短暂、人生无常不能增加生命的长度，于是他们就通过各种方式如思妇怀乡，慨叹人生苦短，用强作旷放之词来表达心绪并用享乐的心态提倡及时行乐来自慰；以此来排解他们对自我前途的迷茫和对社会命运的愤慨。《古诗十九首》中的失意的中下层文人在感伤的情调之中，强调对人生的新的认识，及时行乐不过是表象，也是人之常情。然而他们真正的理想人格或者说人生价值是对生的执着追求，为人生构建旷放的情怀框架，追求任其自然，返璞归真的生活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