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渊源

历史上有关“茶马互市”最早的记载见于《新唐书·隐逸传·陆羽传》：“羽嗜茶，著经三篇，言茶之源、之法、之具尤备，天下益知饮茶矣……时回入朝，始驱马市茶，其后尚茶成风。” 记载中的回即回鹘（又名畏吾儿，即今维吾尔）。唐初“茶马互市”最早在民间兴起，开始的对象是回鹘，后扩大到吐蕃，随着地域、人群范围和交换物资的逐渐扩大、增多，茶马古道才渐渐发展起来。据有关史料记载，西藏昌都是当时川藏、滇藏、青藏三条茶马古道的交通枢纽和物品集散地，交通状况极差，与外界沟通的道路多是人畜长期走动而形成的，有的甚至是在陡峭的羊肠小道和绝壁上开凿的极为简陋的栈道、云梯，十分险峻，行走极为艰辛。1930年出版的《西藏始末纪要》一书，将当时的交通状况形容为：“乱石纵横，人马路绝，艰险万状，不可名态。”运送货物主要靠人背畜驮。后来，吐蕃南下，在中甸境内金沙江上架设铁桥，打通了滇藏往来的道路，吐蕃把比较发达的高原畜牧业、水利、冶炼技术传入中甸和滇西北地区，而南昭的传统工艺和茶叶又为吐蕃人所喜爱，双方贸易逐渐增长，马帮也渐成规模。茶马贸易的兴起使大量藏区商旅、贡使有机会深入祖国内地活动，一些传道士也混杂其中在沿途和内地进行传教，茶马古道的多重性作用开始显现。那时，驿道发展很快，从长安经兴元、利州（今广元）、剑州（剑阁）、成都、彭州的驿道可直通昌都；唐蕃通婚后，从四川经昌都至吐蕃的驿道有“西山路”“灵关路”“和川路”三条线路 。

到了公元960年建立的宋朝政权，在辽、金、西夏等游牧政权的侵扰下，战事和运输需要大量的马匹，当时仅云南每年就有近1500匹马进入内地，其交易额能达到七万两左右，最高时突破了3000匹，交易额也高达十五万两左右。宋代时，“茶马古道”成为定制。赶马人最常走的路线基本固定为川、滇两条：一条是四川雅安产的砖茶，以康定为集散地，马帮由此上路，经甘孜、昌都到拉萨，转运西藏各地；另一条是云南西双版纳、思茅产的砣茶（碗茶），以大理为集散中心，商队由此上路。经丽江、中甸、德钦到西藏的邦达、察雅、昌都、洛隆、工布江达、拉萨，再转运江孜、日喀则、阿里等地。

元朝时，统治者大力开辟驿道，广泛设立驿站 ，官方对茶马古道贸易给予保护和支持，茶马古道贸易逐渐走上正轨。根据陈庆英译的《汉藏史集》记载，从汉藏交界处起直到萨诩以下，共设置27个大驿站，仅朵甘思宣慰司（下辖今青海玉树、甘孜州北部、昌都地区北部、那曲地区北部等）下就设立9个驿站。在各个大型的驿站又设若干小型驿站。往返于各个小型驿站之间的距离，大约需要骑行一天的路程，这个时期的驿站已经初具规模。茶马古道贸易已渐成气候。

明朝时期，朝廷继续加强驿道的建设，古道条件也有明显改善，茶马古道上的贸易与日俱增。当时的丽江木氏土司占据了中甸地区，云南的商户每年都会从丽江、鹤庆、大理、普洱等地运来茶叶、白糖、铜器等一些副食品到中甸、盐井等地销售，又从这些地区运出羊毛、酥油、藏香、氆氇和虫草、麝香等山货药材到内地销售，贸易往来逐渐频繁，茶马古道上呈现出繁忙景象。明永乐五年（1407年），朝廷下令藏区阐化王、护教王、赞善王和国师率川藏各族合力建设恢复驿站，并开辟雅州（今雅安）乌思藏驿站，使中原通往乌思藏的驿道保持在南北两条。汉藏之间的茶马贸易达到了鼎盛时期，古道建设也渐成规模。

清朝满族统治天下后，对少数民族的管理更为宽松，政策更为优惠，对茶马古道上的贸易也更为支持。为了加强对茶马古道的控制，朝廷将西藏的驿站更名为“塘”，设置了专门的机构和官员对“塘”进行管理，驿站建设和规模都上了一个层次。据《清史稿》记载，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西藏地方政府要求在中甸互市 ，得到清朝皇帝的批准，中甸正式立市，商号、喇嘛藏商、古宗驮队相继出现，矿业、手工业在中甸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外来的商人也不断增多，刹那间，中甸成为滇藏贸易路线上的主要商品集散地。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为驱逐准噶尔军入侵，清王朝派兵进藏，修建和改善了康定至拉萨的驿道。并对驿站的规模、人户多寡、甚至包括住宿情况、地理环境都分别进行了造册登记，同时还增辟了西宁经玉树、昌都至拉萨的入藏驿道，驿站管理达到了精细化和规范化。到了咸丰、同治年间，因为战乱，各个商道都相继阻塞，贸易链条出现了短暂的阻断，这种状况直到光绪年间才有所恢复。1910年，驻藏大臣联豫派藏汉官员查看拉萨至昌都地区道路情况，并上报清王朝政府，准备将这条道路修成“宽一丈五，能通牛车两辆为度”的道路，但当时的清王朝已无力实施。“茶马互市”作为一种重要制度逐渐从历史的地平线上淡出。

清朝末期，茶马互市虽然逐渐衰落，但民间贸易却一反常态、异常活跃，茶马古道沿途的各个少数民族，纷纷把古道作为贸易交易的通道和场所，物品也不再仅仅局限于茶叶，交换货物品种琳琅满目、品种繁多，茶马古道成为真正的民间贸易商道。这些少数民族将食盐、布匹等西藏少数民族需要的货物运往西藏，再将藏区的羊毛、兽皮、药材等土特产品运往川、滇两地。运货的工具也随之增多，在以马匹作为主要运货载体之外，在藏区往返运货，有时还雇请人力背运和牦牛驮运，遇到江河激流时依靠溜索和牛皮船运货。民间贸易，并没有随着古道的部分阻断而消失，相反，它伴随着历史的脚步依然呈现出有增无减、平稳上升的态势。

值得指出的是，1942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到最艰苦的阶段，缅甸沦陷，滇缅公路被切断，由此，中国当时唯一的且是最后一条国际交通道路被截断，使外国援华的物资无法运入中国，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贯穿于滇、川、藏直达印度出海口的茶马古道成了唯一能运送国际援华物资的地面通道。这时候，藏族、汉族、纳西族、白族、普米族、回族、彝族等各民族马帮组成浩浩荡荡的民间商队，不计报酬，踏上了与他们世世代代血脉相连的茶马古道，为中国的抗日战争运送了无以数计的战略物资，茶马古道再次进入鼎盛时期。其中，少数民族中的藏族马帮、纳西族马帮，由于他们具有长期驯马的经验，且在茶马古道上行走最多、经验丰富，在抗战中表现尤为突出。不能忘记的是，为了支援抗日战争，当时茶马古道上沿线的各个民族，尽其所能，立即行动起来，霎时间，茶马古道沿线商号林立、马帮云集，其繁忙的景象非今日所能想象。具有强烈爱国心的马锅头异常活跃，仅丽江马帮运输的大商号就有30多家，大小商户1200多家，还吸引了大理、腾冲、鹤庆和西藏的马帮，每年来往于丽江、西藏、印度的马匹约有25000余匹。滇藏运输线上，双程运量，每年一千多吨，贸物总值近一千余万元。 抗日战争时期的茶马古道，马帮强烈的爱国情怀与使命感，为茶马古道缔造了历史上的又一个奇迹。

纵观历史脉络，在茶马古道的发展进程中，除了民间需求不可或缺和积极运作外，对于“茶马贸易”，历代统治者都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和重视。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政策上而言，始终坚持鼓励、保护、开放的原则，放手让贸易自由发展，使茶马古道上的贸易始终呈现出有序、稳定的态势。对茶马古道，历代统治者除了加强管理外，还积极开辟驿道、建设驿站，为马帮来往提供种种方便条件，竭尽所能保持茶马古道的畅通。无论对于哪个朝代而言，贸易之间的频繁往来都是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捷径。因此，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并无出现对茶马贸易禁止或约束的行为与政策，反而一向以支持、保护的态度放手让茶马贸易发展。政策的支持是造就茶马古道发展规模不断扩大的重要原因。

第二，从实施上来看，注重以民间需求为根基，特别是重视跨区域的贸易往来。打破贸易壁垒，鼓励商品流通，用贸易推动区域间经济的发展，促进民族间的沟通和交流。朝廷广泛设立驿站，一方面对贸易加强管理，为马帮们提供生活上的方便和保护，促进了贸易的迅速发展；另一方面，设立驿站，名正言顺的了解民间贸易，官方这只手悄无声息地走进了百姓市场，无形中对民间贸易进行了有效掌控。同时也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交往和联系。

第三，从效果上而言，充分彰显出茶马古道的历史性作用。西南地区，我国少数民族集居较多，茶马古道的通畅，打开了各少数民族之间相互交往的门户，各民族之间在贸易上的平等互利，文化间的相互认同，情感上的互相交流，拉近了彼此之间的距离，密切了相互之间的感情，使中华民族之间的团结达到了空前的统一，茶马古道的历史性作用可见一斑。尤其在藏汉两个民族之间表现更为明显。藏族是一个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的民族，藏族之所以成为中国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虽然有多种原因所促成，但可以肯定，连接汉、藏之间的茶马古道在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汉、藏之间在经济上的互补性和相互依存，是使其共同成为今天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茶马古道的意义显然并不仅止于历史上的茶、马交换，事实上它既是历史上汉、藏两大文明发生交流融合的一个重要渠道，也是促成汉、藏两个民族进行沟通联系，并在情感心理上彼此亲近和靠拢的主要纽带。恰如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中所言：“汉地的货物运到博（藏区），是我们这里不产这些东西吗？不是的，不过是要把藏汉两地人民的心连在一起罢了。”这是藏族民众对茶马古道和茶马贸易之本质的最透彻、最直白的理解。所以，无论从历史和现实看，茶马古道都是汉、藏民族关系和民族团结的象征与纽带。茶马古道对维护中国领土的完整和防止国家分裂功不可没。

正是由于历代统治者的支持与保护，茶马古道才有可能从遥远的唐代发展延伸至今。也只有官方的保护，这样一个带有浓厚“民间贸易”色彩的商业活动，才可能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在历史的进程中发展繁衍，生生不息。 8e75LrQ7lv+YKxKVMd8pphmRWpRpRlBJJSnyX6wMF4Zz0SMUNm/4aQ7Yl5NyVP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