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期拜占庭帝国史

中期拜占庭帝国探寻到一条适合拜占庭国家生存之道，故出现了近500年的上升期，期间经历了伊拉克略时代（Heraclius，610—711）、毁坏圣像运动时代（Iconoclasm，711—867）、“黄金时代”（867—1056） 3个阶段，分别由伊拉克略王朝（610—711）、伊苏里亚王朝（Isaurians，717—802）、阿莫利王朝（Amorian，820—867）和马其顿王朝（Macedonian，867—1056）进行统治。伊拉克略一世（Heraclius I）开始推行的军区制（Themes）改革使拜占庭帝国地方统治机构全面军区化，社会组织军事化，以此应对查士丁尼去世后拜占庭帝国面临的多种危机。这项涉及政治、军事、经济等各领域的社会改革，确立了一种适合拜占庭帝国生存的国家组织制度，因而能够使拜占庭帝国此后经历大约五个世纪的稳定和强盛。在这个时期最杰出的皇帝，如伊拉克略一世、利奥（Leo）和瓦西里二世（BasilⅡ）的努力下，拜占庭帝国逐渐进入其“黄金时代”，达到了拜占庭历史发展的鼎盛阶段。

一、伊拉克略时代

伊拉克略王朝（610—711）统治百余年，共经6代皇帝，最杰出的皇帝是伊拉克略一世（610—641年在位）。该王朝统治时期，成功地推行了军区制改革，加快了帝国社会组织的军事化进程。由于拜占庭军事和行政改革的顺利进行，境内外恢复了安定局面，小农经济获得较大发展，进而增强了帝国的财政和军事实力。伊拉克略王朝凭借日益增强的国力，对入侵拜占庭帝国东部地区的波斯军队发动大规模军事远征，彻底击败宿敌波斯人，最终直捣波斯陪都泰西封（Ctesiphon），迫使波斯国王投降。

军区制改革是一场有关军事和行政制度的改革，由于这场改革以解决军事问题为主、且最终普遍建立军区，故被称为军区制改革。拜占庭帝国的军区称为“塞姆”，是由6世纪末拜占庭帝国“总督区”演变而来。查士丁尼时代曾经在北非的迦太基和意大利东部的拉文纳两个地区试行总督区制度，因为这两个总督区远离首都，是拜占庭中央政府控制西地中海霸权的立足点和重要的贸易港口。总督区实行的总督一元化领导管理形式有利于总督统一指挥，应付紧急军务。尽管总督区仍然保持军事、行政两套管理机构，但是总督一人总揽大权有利于克服这些边缘省区远离中央政令迟缓的弊病，而总督作为军事最高长官的管理模式为后来的军区制改革奠定了成功的先例。出生于迦太基总督之家并在总督区长大的伊拉克略，首先在边防局势异常严峻的东部小亚细亚地区建立亚美尼亚（Armeniakon）和奥普西金（Opsikion）军区。而后，该王朝其他皇帝又先后建立了基维莱奥冬（Cibyrraeots）、阿纳多利亚（Anatorikon）军区和色雷斯军区。新建立的军区具有两个重要特点，其一是管理机构采取战时体制，不仅军、政权力由军区最高首脑“将军”控制，而且军区的各级权力机构也按军事建制设立，行政权力则附属于军事系统，这种军政权力合一的举措有效消除了管理中两权相斗互相掣肘的问题；其二是军区制内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农兵阶层，他们与小农并存，成为拜占庭帝国军事的中坚力量和财政的主要来源，对于加强拜占庭国力，稳定形势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军区制改革加速了拜占庭国家组织的军事化，使之得以适应对外战争频率不断提高的新情况。

罗马帝国时代就有长期驻守边境的职业军队，称为“边防部队”。拜占庭帝国初期的边防军区也继续保持过去的传统。军区制改革在此基础上做了调整，每个驻守特定地区的军区由2~4个师级单位组成；师级单位再分别由5~7个团级单位组成，其下分设营、队等下级单位。团级单位依据不同兵种人数又有区别，骑兵团人数在50~100人，而步兵团人数在200~400人。人数最多的师级单位大约有3000人，其基层部队军官称为“百夫长”和“十夫长”，从名称上可以了解其大概人数。军区所辖地区的军事和行政权力合一，由“将军”总领各种管理权。这样，各级军官体系自上而下地取代了地方行政管理系统，过去行省、地区和村社的行政管理机构或是向军事序列靠拢，或是被军事机构所取代。地方行政管理的军事化和单一化为军区制提供了行政管理制度上的保证。军饷则在此基础上加以确定，最初每隔3年或4年分批发放。为了解决中央政府财力不足的困难，伊拉克略王朝便采取以田代饷，建立军役地产，这一措施促进农兵阶层的形成。军役土地制是军区制最终形成的关键，因为军役土地制造就了一个农兵阶层，他们成为军区制的基础。不论何种兵种军阶的士兵都把经营军役田产的收入作为他们支付军事开支的经济来源。他们及其家眷定居在其部队驻守的地区，平时经营军役田产，军区将军以下各级官兵自给自足、自备兵器装备（包括武器、铠甲、粮草等）；战时集中起来作战。在服役期（一般为15年）内，其土地不可剥夺，享有免税权。这种“士兵田产”一旦颁给士兵，即可永久占有，士兵可自由处理，可以买卖，也可以赠送他人，还可以将田产连同军役义务一同转给继承人。拜占庭士兵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履行兵役义务。

军区制改革对于中期拜占庭帝国发展意义重大，后人评价虽然有高低，但其积极作用却无人否定。这一改革暂时解决了拜占庭帝国面临的人力资源短缺和财源枯竭的困难，因为这一制度将本国公民作为军队的主要兵源，使军队建立在广泛的本国人力资源基础上，它将成年公民按照军队的编制重新组织起来，屯田于边疆地区，平时垦荒种地，战时应召出征，平时以生产为主，战时以打仗为主，帝国因此既获得了广泛而稳定的兵源，又解决了财源不足的问题。军区制下的农兵占用的军役田产可以世袭，各级官兵均自备所需的武器、装备和粮草，而不依靠国库供给，从而减轻了中央政府的财政负担。同时，军区制下军事首脑的一元化领导也极大地提高了地方管理的效率和军队的应急能力。军区制的推行扫除了地方管理中的扯皮现象，将权力集中于将军一身，使之能集中处理辖区内一切事务。而行政长官或作为将军的幕僚听命于将军，或被挤出权力机构。地方管理组织一元化和军事化极大地提高了地方统治的效率，特别是应对大规模入侵时，军队指挥机构能立即抽调其属下部队前往增援，相对独立地指挥，充分提高了军队的应急能力，加强了拜占庭帝国的国防力量。现代拜占庭学家高度评价军区制改革，认为它是赋予拜占庭帝国新活力的大胆改革，其意义极为深远。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军区制的推行和农兵阶层逐步形成，小农阶层也因而得到发展，这个阶层的兴衰对于拜占庭历史的演化影响深远。拜占庭国家是农民占主体、农业为主要经济部门的农业社会，因此尽管由于其具有特殊地理位置而使拜占庭工商业收入可观，但是其农业生产仍然是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农业经济的盛衰决定拜占庭财政盈亏，进而影响国力的强弱。6世纪后半期，由于连年战争和自然灾害，小农大量破产，纷纷逃亡，弃耕荒地日益增加，特别是在战事最频繁的小亚细亚地区，昔日盛产谷物的田地被战祸夷为荒野。然而，军区制改革为小农经济的复兴创造了条件。军役土地制实际上造就了一个负有军役义务的小农阶层。当农兵的长子继承其父的军役义务和军事田产后，其他的儿子便补充到负有军役义务但不从军作战的自由小农中。因此农兵和自由小农并肩兴起，两者在经济和社会地位方面没有本质的差异。小农阶层在军区制带来的相对安定的环境中，经过百余年的恢复性发展，不断壮大。由于小农经济的恢复和兴起，拜占庭国家税收大幅度增加，财政状况根本好转。军区制的推行使拜占庭帝国以巴尔干半岛南部和小亚细亚西部为中心的疆域逐步稳定，国力迅速恢复，不仅在迅即开始的对波斯人的战争中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而且迫使已经进入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人臣服，逐渐转变为拜占庭帝国的臣民。同时，拜占庭凭借逐步恢复的经济实力和外交活动，实现了与阿瓦尔人等其他民族之间的和平。特别是在抵抗阿拉伯人军事入侵的战争中，军区制继续发挥了决定性的重要作用。但是从拜占庭帝国整个历史看，军区制仍然存在种种深层次问题和其自身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它们成为日后拜占庭社会危机及帝国衰落的基本因素。

伊拉克略王朝在有效解决了内部稳定问题后，外敌入侵便成为紧迫的压力，在对外战争中，该王朝制度改革的成效很快便在与波斯人的战争中不断取胜中体现出来，而胜利的对外战争彻底消除了拜占庭帝国面临波斯人入侵这一长期为患的主要威胁。由于拜占庭国家推行军区制增强了军事实力，使伊拉克略皇帝得以全部精力从事波斯战争。他首先任命两个儿子为共治皇帝留守君士坦丁堡，并指定其亲戚尼基塔斯（Niketas）为摄政王主持朝政。而后他在小亚细亚东部前线建立兵站，招兵买马，整军备战。622年春夏之交，具有战略天赋的伊拉克略避开波斯军队前锋主力，挥军从侧翼进攻两河流域源头的波斯军队，拉开了波斯战争的序幕。627年，伊拉克略在亚述古都尼尼微（Ninevi）附近的古战场打败波斯主力，打通了进攻波斯首都泰西封的战略要道，取得了最终击败波斯人的决定性胜利。同年底，拜占庭军队攻占了波斯国王位于幼发拉底河畔的陪都泰西封，迫使敌军将领杀死其国王起义，新国王即位后投降议和。根据双方订立的和约，波斯人被迫同意割让整个亚美尼亚、交换战俘、赔款，并交还从耶路撒冷抢夺的基督教圣物。波斯战争终以拜占庭军队的胜利结束，困扰拜占庭帝国数百年的波斯入侵问题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此后，波斯国家陷入内乱和无政府状态，不久即被新兴的阿拉伯人灭亡。

伊拉克略王朝取得的另一项军事成就是抵抗住阿拉伯人的军事扩张。634年，新兴的阿拉伯国家开始大规模军事扩张，其骑兵攻占了拜占庭东部许多边防重镇。这是继穆罕默德（Muhammed）创立伊斯兰教（Islam）并统一了阿拉伯半岛后，哈里发（Caliph）国家发动的重大扩张战争。这场战争的根本原因是阿拉伯半岛各游牧民族在争夺草场、淡水等生活资源和商路控制权等商业资源的冲突中，将内部矛盾转移到外部世界，从阿拉伯半岛扩张到整个欧亚非旧大陆。由于穆斯林（Muslim）将士习惯于艰苦的沙漠游牧生活，出征作战时仅带若干马匹骆驼，无须大批粮草辎重，故而行动极为迅速，凭借奇袭取得成功。他们大都精于骑射，单兵作战能力极强，而其周边以步兵为主要战斗力的农耕民族对此十分陌生，因此阿拉伯骑兵成为无坚不摧的攻击力量。穆斯林将士在“圣战”的旗号下被许可占有被征服地区的土地和财产，因而在战斗中人人当先，个个奋勇，战斗力极强。在阿拉伯军队的攻击下，拜占庭帝国失地丧城，军队节节败退，领土迅速缩小。正是在阿拉伯西路军的打击下，拜占庭帝国丧失了其在北非和埃及的领土，拜占庭帝国在埃及和北非地区数百年的统治从此宣告结束。655年，阿拉伯舰队首次兵临君士坦丁堡城下，重创拜占庭帝国皇帝君士坦丁二世（ConstantineⅡ，641—668年在位）亲自指挥的帝国舰队，切断了帝国首都与外界的水上联系。只是由于倭马亚（Umayyads）王朝争权夺利的内讧才暂时中断了阿拉伯人的进攻，给了拜占庭人喘息的机会。直到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四世（ConstantineⅣ，668—685年在位）统治时期，拜占庭帝国才通过加强军队建设，调整阿拉伯战争的战略方针，并凭借新式武器“希腊火”击溃阿拉伯军队。所谓“希腊火”（Greek fire）是一种以石油为主体、混合了易燃树脂和硫黄等物质的黏稠油脂，可以在水面上漂浮和燃烧，而且容易附着于物体表面。拜占庭士兵们使用管状铜制喷射器将它喷洒向敌人，然后射出带火的弓箭将它点燃，借助风力烧毁敌船。拜占庭守城部队就是依靠这种新式武器消灭了678年夏季进攻君士坦丁堡的阿拉伯海军，迫使阿拉伯人接受和谈，并订立30年和约，哈里发表示降服，愿意每年向拜占庭帝国进贡。现代历史学家高度评价拜占庭军队在678年夏季取得的胜利，认为这是阿拉伯军事扩张势头正处于强劲时遭到的最严重的挫折和阻遏，阿拉伯人征服欧洲的计划因此最终破产。当代著名拜占庭学家奥斯特洛格尔斯基指出，这一胜利使欧洲免遭阿拉伯军队的蹂躏和伊斯兰教文化的征服，其重大的历史意义远远超过胜利本身，它可以被视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里，除了军区制改革带来的变化，“希腊火”的出现也具有决定性意义。在冷兵器时代，这种火器无异于中古的“核武器”，其威力令阿拉伯将士胆战心惊，反映在这个时期的阿拉伯文献中。其复杂的配方一直是拜占庭人严密把守的国家机密，直到1453年热兵器时代开始阶段的君士坦丁堡战役，“希腊火”仍然发挥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在分析伊拉克略王朝军事胜利的时候，也不应该忽略其军事技术发展的因素。

二、毁坏圣像运动时代

毁坏圣像运动开始于伊苏里亚王朝（717—802），结束于阿莫利王朝（820—867）统治时期。这场运动是中期拜占庭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教、俗统治集团均深陷其中，其涉及面之广，影响之大，足以左右当时的历史发展，因此学者们以这场持续了150年左右的运动作为这个时代的标志，称这一个半世纪的历史为“毁坏圣像时代”。

伊苏里亚王朝的皇帝利奥三世（LeoⅢ，717—741年在位）于726年夏季颁布《禁止崇拜偶像法令》是毁坏圣像运动正式开始的标志。人们可能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基督教长期存在的关于圣像问题的争论为何在这个时候演化成为自上而下的社会运动？这场运动的爆发与该王朝确立其统治有直接关系。当时，拜占庭帝国经历了伊拉克略王朝末期政治危机的内乱，来自伊苏里亚的将领利奥创立新王朝后恢复稳定。统治之初，利奥为抵抗入侵巴尔干半岛的北方强敌保加尔人（Bulgars）和侵入小亚细亚地区的阿拉伯军队，实行以逸待劳坚守不出的战略，利用拖延战术令敌军疲惫，而后伺机出击，打垮敌人。他还全力组织君士坦丁堡城防，充分利用“希腊火”的杀伤力，多次瓦解敌军的海上攻势。同时，他命令各军区分头出击，切断敌军的补给线，使孤军深入的阿拉伯人处境日益艰难，军中瘟疫流行，被迫败退。阿拉伯军队的失败迫使奥马尔（Omar）哈里发不得不与拜占庭帝国再次订立和平协议。而后，利奥三世通过建立反阿拉伯同盟，发动反攻，稳定东部边界于小亚细亚东部。对北方强敌，利奥推行和亲政策，促成了其子君士坦丁与保加尔汗国公主伊琳尼（Irene）的联姻。740年，拜占庭军队在阿克洛伊农（Acroinon）战役大败阿拉伯主力部队，收复失地。747—750年，拜占庭人乘阿拉伯阿巴斯（Abbasids）王朝取代倭马亚王朝的内战之机，在亚美尼亚、卡帕多利亚（Cappadocia）和阿纳多利亚军区边境地区发动反攻，将东部边界重新推进到两河流域上游。

外敌入侵的威胁消除后，帝国形势稳定，这为伊苏里亚王朝开始发动毁坏圣像运动创造了条件。利奥三世颁布《禁止崇拜偶像法令》后，立即引发首都和各地基督徒的反抗，受命执行拆除圣像命令的士兵被愤怒的妇女们杀死，希腊和爱琴海地区爆发了民众起义，君士坦丁堡大教长日耳曼努斯（Germanus）则成为反对利奥毁坏圣像政策的代表人物。这场有关如何对待圣像的争论迅速地从教会扩展到社会各个角落，从教堂修道院深入到家庭住户，人人关心，各抒己见。利奥三世遂于730年召开宗教大会，撤换了反对毁坏圣像政策的大教长，代之以拥护毁坏圣像的大教长阿纳斯塔西乌斯（Anasthasius），会议还制定了毁坏圣像的宗教法规，使这场由皇帝发动的运动获得了宗教理论上的依据。利奥之子君士坦丁五世（Constantine V，741—775年在位）继位后，对崇拜圣像派大肆迫害，毁坏圣像运动因此进入新时期。754年的宗教会议重新发布毁坏圣像法规，而后，掀起了新的毁坏圣像高潮，大量圣像艺术品被砸烂焚毁，教堂内的圣像壁画被石灰水覆盖，坚持崇拜圣像的人被毒打、抄家、游街、批斗、投入监狱、没收财产，甚至被处以死刑，一些高级教职人员被流放偏远的山区和荒凉的孤岛，他们所在的修道院则被关闭，财产充公，其修士修女被强迫还俗。在毁坏圣像运动的高潮中，修道院和修道士成为扫荡的主要对象。在小亚细亚个别省区，迫害活动达到顶峰，修道院被洗劫，修士和修女被集中在广场上，侮辱性地要求他们牵手通过哄笑的人群，强迫他们在服从皇帝并还俗结婚和被刺瞎眼睛并流放塞浦路斯岛之间作出选择。许多人因忍受不了迫害而逃亡，仅意大利卡拉布利亚（Calabria）地区就接受了约5万名希腊流亡者，有的人甚至流亡到阿拉伯国家。罗马主教乘机最终摆脱了拜占庭皇帝的控制，在法兰克宫相矮子丕平（Pippin，后任国王）的支持下，建立起教皇国。

半个多世纪后，幼年的君士坦丁六世继位，毁坏圣像运动发生了重大转折。以摄政皇后伊琳尼（Irene）为首的崇拜圣像派大举反攻倒算，不仅全面废除了以前历代皇帝毁坏圣像的法令和宗教法规，而且对参加毁坏圣像运动的教、俗人士大肆迫害，运动的第一阶段遂告结束。786年，君士坦丁堡大教长塔拉西乌斯（Tarasios）在首都召开宗教会议，取消了毁坏圣像立法。伊琳尼则撤换支持毁坏圣像的军队将领，甚至解散了强力支持毁坏圣像的小亚细亚军区。次年召开的尼西亚宗教会议通过决议和法规，公开反对毁坏圣像，并为所有因崇拜圣像而受到迫害的教士和受到牵连的普通信徒平反。伊琳尼的对内复辟对外退缩政策导致朝野上下和武装力量的反对，军事将领尼基弗鲁斯（Nikephorus）发动政变。皇帝利奥五世（Leo V，813—820年在位）继位标志着毁坏圣像运动进入第二阶段。利奥五世重新推行前代毁坏圣像派皇帝颁布的法令，废除787年尼西亚基督教会议的决议，并开始新一轮对崇拜圣像派的迫害。反对毁坏圣像政策的君士坦丁堡大教长尼基弗鲁斯（Nikephorus）被撤职，代之以坚定的毁坏圣像派领袖塞奥多杜斯（Theodotos）。这个阶段的毁坏圣像运动比较缓和，特别是阿莫利王朝的几位皇帝并没有采取激烈的迫害措施，拜占庭社会长期的动荡逐渐平息，为最终结束毁坏圣像运动创造了良好氛围。842年，皇帝塞奥佛鲁斯（Theophorus，829—842年在位）之子米哈伊尔三世（MichaelⅢ，842—867年在位）继位，作为幼帝母亲的皇后塞奥多拉摄政。她颁布反对毁坏圣像的法令，并通过宗教会议肯定崇拜圣像的“尼西亚法规”，同时实行宗教安抚政策，为在这次运动中受到迫害的人士平反，从而最终结束了这场时断时续长达百余年的运动。

一场运动持续了150年左右，看起来匪夷所思，但其中确实有深刻的原因。毁坏圣像运动的直接起因主要来自宗教争论，关于圣像的争论实际上直接涉及基督教基本教义的“救赎”理论，它是将晦涩难懂的教义和普通信徒的日常宗教生活密切联系起来的教规之争，也是基督教神学和哲学力图摆脱犹太教神学和古典希腊罗马庸俗哲学的影响、并最终形成独立的神学体系的结果。基督教神学一方面以一神论取代多神论，以确立上帝至高无上、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地位，进而奠定以上帝为最高目的的世界体系哲学的基础，另一方面以三位一体的基本信条克服犹太教绝对一神论的神秘主义影响，用基督这一人、神同形同性同格同质的形象在人与神之间建立起“交流”的渠道，从而形成了救赎论的神学基础。这一争论对于普通信徒而言显得难以理解，但是却直接涉及数百年来形成的基督教传统和宗教仪式，使得广大信徒在上层统治集团的争斗中无所适从，公众精神活动因此陷入混乱，社会也因此陷于分裂。从政治层面分析，毁坏圣像运动是统治阶级内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斗争的产物。发动毁坏圣像运动的皇帝们以宗教争论为契机，力图推行一场旨在抑制教权膨胀的社会改革。他们从一开始就把遏制教会和修道院政治经济势力的发展作为其宗教政策的出发点，力图恢复皇权对教权的控制，重新确立皇帝至高无上的地位，特别是在教会势力迅速发展、直接威胁皇权对全社会统治，以及外敌入侵、亟待统一全国力量的时期，这场运动就成为中央集权化的重要步骤。可以说，毁坏圣像运动是拜占庭帝国教、俗统治集团之间政治较量的结果。事实上，在教、俗权力政治较量的背后还存在着经济利益的冲突。毁坏圣像运动开始前，教会通过多种渠道和数百年的积累，拥有庞大的地产和浮财，教会控制的庄园遍布帝国各地，而教会享有的免税权直接导致国家税户的减少。教会收入的快速增加是与国家收入减少成正比的，这就引起世俗君主的极大担忧，进而招致世俗君主的不满，特别是在国库入不敷出、国家财政吃紧的情况下，这种不满就显得更加强烈，羡慕嫉妒恨的升级就顺理成章了。教会的富有对世俗君主有极大的诱惑力，后者千方百计征用教产，但遭到教会的反对。另外，教会吸引大批青、壮年出家成为教职人员或修道士，这加速了国家控制下的劳动力的减少，加剧了拜占庭人力资源短缺的困难，俄罗斯学者甚至认为，教会控制的人力资源占据了拜占庭总人口的1/10。显然，8世纪上半叶开始的毁坏圣像运动是多种社会矛盾冲突的结果，是拜占庭教、俗统治集团争权夺利的较量。

这场旷日持久的毁坏圣像运动对拜占庭历史发展影响极大。首先，毁坏圣像运动直接削弱了教会急剧发展的实力，皇权在较量中取得了胜利。这场自上而下的斗争使教会元气大伤，势力迅速下降，此后很难再与皇权对抗。843年的法令确定了崇拜圣像的教义，同时再次明确皇权对教会的控制，皇帝曾经掌握的“至尊权”得到加强，教会一度出现的摆脱皇权控制的趋势被遏止。在拜占庭历史上，东正教教会始终未能像罗马教会那样发展成为凌驾一切的至高权力，其重要原因是毁坏圣像运动对教会势力的致命打击，这或许也可以被视为毁坏圣像运动的远期影响。其次，这场运动清除了政治分裂势力，强化了中央集权。在整个运动中支持毁坏圣像的皇帝大部分来自拜占庭帝国的东部，他们凭借军事权力夺取皇权后，必然与以官僚为主体的西部贵族势力发生冲突。为了巩固统治地位，军事贵族集团利用毁坏圣像运动打击西部贵族势力，对希腊和爱琴海军区的贵族进行残酷镇压。毁坏圣像运动实质上是拜占庭皇帝努力恢复皇权至高地位，在拜占庭教、俗各界重新确立“皇帝崇拜”的举措。同时，毁坏圣像运动以明确的立法和政策支持东部军区毁坏圣像的主张，稳固了军心，安抚了东部将士，进而鼓舞了东部各军区的士气。再者，毁坏圣像运动遏止了教会产业的急剧膨胀，阻止国家人力资源的流失。在毁坏圣像运动中，皇帝们强行收回了许多地产和教会的免税特权，甚至大幅度提高对教会的税收，进而有效地实现了皇帝们从经济上打击教会的目的，大幅度增加了国家的税户，进而增加了国家的收入。而拜占庭帝国教、俗权力之间的关系也得到清理，长期受制于皇权的罗马教会以丧失部分省区的利益换取了最终摆脱拜占庭皇帝控制的自由，此后独立发展；而希腊教会则彻底臣服于皇帝的绝对权威之下。最后，我们还应提到毁坏圣像运动在拜占庭文化发展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在毁坏圣像运动的高潮中，兴起了世俗艺术的热潮，在石灰水刷掉圣像的墙壁上出现了以皇帝图像和花草动物等自然物景为主的世俗绘画，其中不乏对重大战役、皇家生活、围猎和公众活动，以及赛车竞技等场面的描绘。事实上，正是由于毁坏圣像运动对教会文化的打击，才遏止了5世纪以后教会文化迅速发展的势头，并为世俗文化的复兴提供了机会，此后，拜占庭教俗文化在不同的领域共同发展，形成了拜占庭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逐渐归于平静的拜占庭帝国为阿莫利王朝的统治提供了良好环境，该王朝得以继续推行军区制改革的政策，建立新军区，引进新移民，并凭借不断增强的军事力量加强边防建设，抵抗外敌侵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农业经济因此得到发展，农村生活逐渐进入安定繁荣。根据这个时期拜占庭农村普遍使用的《农业法》（Farmer's Law），我们了解到拜占庭农村生活是以村庄为基层单位。村庄内以农民为主体，以农民的住区为中心，周围分布着生活区域和生产区域，前者包括各种生活设施和果园菜地，后者包括多种份地和其他生产设施，还有羊栏、马厩等家畜区和公共用地。村庄是纳税的基本单位，同在一个村庄的农民们共同承担完税义务，同时拥有使用弃耕农田的优先权。国家通过立法杜绝土地荒芜，以强制村庄集体纳税来保证财税收入。在一定的税收年度期间，政府测定的地方纳税额度是固定的，因此解决弃耕土地问题的最好办法是耕用荒地。这就是拜占庭农村特有的税收“连保制”。农民以“份地”的形式耕作农田，农民份地之间以“沟渠”为界。公共土地则为村民共有，分散在村庄周围，用于放牧和砍伐生活用材。政府每三年进行一次农村土地清查登记，以确定税收额度。在此期间，村民对变更的土地进行重新划分。这个时期，拜占庭农村中似乎不存在不劳而获的地主和控制依附农民的贵族领主，这种情况显然与同期西欧农村中普遍发展的庄园制和领主制有极大区别。《农业法》在拜占庭农村中被广泛应用，这说明小农生产生活方式在拜占庭帝国中期历史上比较发达，成为拜占庭帝国强盛的基础。

三、“黄金时代”

拜占庭帝国经过几个世纪相对稳定的发展，在其自查士丁尼时代以后极大收缩的核心地区内逐渐强盛起来，到马其顿王朝（867—1056）统治时期，进入其“黄金时代”。马其顿王朝是由马其顿地区农民之子瓦西里一世（Basil I，867—886年在位）创立的，他行伍出身，凭借其掌控的军队势力推翻旧王朝，建立新王朝。该王朝统治的近200年期间，拜占庭帝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和强盛，被后人视为帝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

处于“黄金时代”的拜占庭帝国政治稳定，中央集权强盛，特别是王朝血亲世袭继承皇权的“正统”体制已经成熟。在早期和中期拜占庭历史上，包括马其顿王朝在内的8个王朝都是由军人建立的，其中通过政变建立的王朝有4个。可见宫廷政变仍然是拜占庭帝国改朝换代的主要途径，而军队在宫廷政变中的作用依旧十分强大。军事将领在政变后成为皇帝的传统始于古代罗马帝国，特别是晚期罗马帝国的历史充斥了军阀割据、自立为帝的现象，这对拜占庭帝国政治生活产生了强大深远的影响。强化皇权交接的稳定性是皇帝专制统治的关键环节，也是历代皇帝千方百计加以解决的大问题。而开始于7世纪的军区制改革是以中央政府向地方下放权力为特征的，这项改革有利于拜占庭国家地方组织军事化，进而使军人和军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有更重要的地位。值得注意的是，王朝一经建立，皇权血亲世袭继承就成为基本的继承原则，王室血缘也是所有觊觎皇帝宝座的人必须具有的天赋条件。这一点成为朝野共同接受的政治传统。这一传统减少了保持拜占庭中央集权制稳定的成本，换言之，它排除掉许多有能力争夺皇权的野心家，也降低了对最高权力争夺的风险。因此，拜占庭王朝统治的时间越来越长，这一历史现象反映出皇权血亲继承的必要性。在血亲继承的总原则下，父死子继、长子继承、兄终弟及、父死女继、姊妹相继等皇位继承形式同时并存，以此弥补拜占庭基督教婚姻法对皇帝继承制造成的不足。任何人无论其能力如何超群，其控制的势力无论多么强大，都不能超越血亲世袭继承这一“皇统”的底线，突破这一“红线”者必然要付出生命的代价，而巧妙利用这一原则则成为许多觊觎皇权的野心家成功的秘籍。

皇位继承制度是拜占庭政治生活的核心制度，这一制度经过数百年实践，保证了拜占庭国家中央集权制政权相对稳固，也是拜占庭国家处于鼎盛时期的标志之一，马其顿王朝时期这一传统趋于成熟。以皇帝为核心的政府强化中央集权，限制和打击大贵族，镇压反叛势力，削弱分裂势力，保证了皇帝作为帝国最高权威实施其政治、经济、司法、军事、宗教等权力。以瓦西里二世为例，他为扩大中央集权统治的基础，颁布立法，保护农兵和小农，从而行使了立法者、执法者和监察者的多种权力。为了使小农摆脱困境，他不顾大贵族的反对，强制推行税收改革，大幅度提高贵族纳税额度，减免无力纳税的小农税收劳役，使拜占庭国力和军事实力大为加强，也为他进行对外军事征服与扩张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马其顿王朝强化皇权最为成功之处在于颁布了一系列立法，该王朝历任皇帝都十分注意通过立法加强中央集权。瓦西里一世即位后即编纂大型法典，对查士丁尼一世以来颁布的所有帝国法律进行重编，颁布了40卷的《法律草稿》（Prochiron），其中包括《民法大全》所有的基本概念和刑法的详细目次。他还颁布了60卷本的《法律详解》和40卷本的《法律介绍》（Epanagoge），具体规定了皇帝、大教长、各级教俗官员的权力和职责，清楚地阐明了拜占庭国家和教会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和公共生活的结构。瓦西里一世法典对马其顿王朝后代君主影响极大，并被翻译为斯拉夫民族多种语言在东欧地区广泛传用。利奥六世在位期间颁布了多部法典，其中60卷《皇帝法律》（Eparch）是最重要的一部，它以《法律草稿》为蓝本，重点解决当时拜占庭社会面临的问题。尼基弗鲁斯二世时期的《市长立法》则是君士坦丁堡社会生活立法书，它详细规定了首都各阶层的地位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其中提到工商业各行各业的行会规则。上述立法活动为建立中央集权控制下的正常社会生活秩序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法律规范。仅以马其顿王朝颁布的有关小农的法律为例，可以看到立法对社会生活的深刻影响。为了削弱日益发展的大土地势力，保护小农及农兵利益，马其顿王朝的皇帝们采取措施限制大地主的土地兼并，一方面保证小农使用土地的优先权，规定小农及其所在村社享有优先购买、租用田产和农舍的权利，要求过去30年期间以任何方式得自于农兵之手的军役土地必须无条件归还其原来的主人。另一方面，严禁大地主以任何方式，包括遗赠、捐赠、购买和承租等，接受贫困小农的田产，996年为此再次颁布法令。当然，这些法令具有瓦解地方分裂主义，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意义。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马其顿王朝在强化中央集权、保持内政统治稳固的同时，大力开展强势外交和军事扩张，取得了突出的成果。当东、西方教会为争夺最高宗教权力发生冲突时，皇帝任命对拉丁教会态度强硬的弗条斯（Photios）进宫担任皇太子的教师，还担任大教长。1054年，两大基督教派别因争夺对南意大利教区的管辖权再起争端，互不相让，最终导致互相开除教籍，成为基督教第一次大分裂的标志性事件。这次事件是东、西两大教会势力互有消长，长期争夺基督教世界最高领导权的必然结局，也是以罗马教廷为首的天主教自8世纪中期脱离拜占庭皇帝控制独立发展的结果。作为这次争执焦点的圣餐使用发酵或不发酵面饼问题看起来有些滑稽可笑，但是它涉及两派教会谁占据理论制高点并进而夺取最高宗教权的核心问题，因此从这个看似不起眼的事件中，我们看到了两大教会分裂的导火索。尽管有些学者并不看重这个事件，但是从历史发展的长远影响观察，基督教的第一次大分裂意义深远，也凸显出马其顿时代拜占庭帝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强势。

马其顿王朝统治下的拜占庭军队在对外战争中取得了彻底击溃保加利亚（Bulgarians）人的胜利，使称雄一时的保加利亚王国一蹶不振。马其顿王朝统治之初，拜占庭帝国便对保加利亚王国发动了积极的文化与宗教攻势，并取得巨大进展。当时，保加利亚人和其他斯拉夫人一样，社会文化发展极为落后，尚未形成本民族文字，他们在与拜占庭人的接触中，逐步开化，感受到先进文化和社会生活的优越性，因而迫切希望引进外来文化，弥补社会精神生活的不足，以适应建立大国和强权的需要。同时，由于东欧政局的变动和加洛林帝国的东侵，造成巴尔干半岛各种势力的激烈较量。最先请求并接受拜占庭教士传教的摩拉维亚（Moravia）大公国就是畏惧加洛林和保加利亚结盟后对其形成夹击之势，转而投靠拜占庭帝国，首先提出接受希腊教会传教的要求。而后也走上同一道路的保加利亚人也是担心自己腹背受敌，接受了希腊教会的传教。862年，著名学者教士君士坦丁（Constantine）及其兄美德多斯（Methodius）受任前往两国传教，使用拜占庭希腊语作为斯拉夫方言拼音文字的基础，创造了一种为斯拉夫人所理解的文字，称为“希利尔（Cyril）文字”。这种语言日后便成为所有其他斯拉夫文字发展的基础。他们还与自己的弟子们从事《新约》等宗教经典和古典文史哲著作的翻译，帮助斯拉夫各民族迅速进入文明化进程。大力支持拜占庭传教士工作的保加利亚国王伯利斯一世（Boris I）也被后人尊为保加利亚文化的奠基人，而他在选择接受拉丁教会还是希腊教会传教时颇费了一番周折。

然而，宗教与文化传播并没有彻底解决保加利亚人在不断崛起中产生的矛盾，说到底，拜占庭人与保加利亚人之间的战争就是两个古代民族国家争夺巴尔干半岛控制权的较量。长期以来，继承罗马帝国传统的拜占庭帝国千方百计强化其在这一地区的统治地位，历代拜占庭君主都视巴尔干半岛为其传统疆域，而将斯拉夫人和其他民族当作自己的臣民。随着保加利亚人在发展中军事实力的不断增强，他们力图摆脱甚至取代拜占庭人的控制，成为该地区的霸主。双方的战争伴随着保加利亚人的崛起越来越频繁，冲突的规模越来越大。马其顿王朝统治初期，保加利亚沙皇西蒙（Symon）就曾打败过拜占庭军队，兵抵君士坦丁堡，只是由于拜占庭帝国首都城防坚固难于攻克，西蒙才同意订立合约，结束战争。瓦西里二世统治时期，拜占庭军队不顾四面作战的困境，重点打击长期为患的保加利亚人。当时，重新崛起的保加利亚王国称为第一保加利亚王国，在沙木埃尔（Samuel）统治时期进入最强盛阶段。其军队一度实际控制巴尔干半岛2/3地区，并占领了通往意大利的沿海地区，直接威胁拜占庭第二大城市塞萨洛尼基。瓦西里二世亲临前线，坐镇塞萨洛尼基，整顿防线，制定反击战略，并大败沙木埃尔。鉴于保加利亚人言而无信、出尔反尔、经常倒戈的现实，他放弃了“以夷治夷”的政策，残酷迫害战俘，以酷刑使所有被俘的保加利亚人致残。1014年夏，双方在瓦拉西察山谷地区决战，拜占庭军队大获全胜，保加利亚军队主力全部被歼灭。瓦西里二世下令将成千上万的俘虏处以瞽目的酷刑，全部致残，放回保加利亚。沙木埃尔痛心不已，脑血管崩裂，不治身亡。拜占庭军队乘胜追击，挥军横扫罗得比（Rhodope）山脉以西山区，彻底捣毁保加利亚残余力量的根据地，收复了全部失地。1018年，保加利亚末代国王再度起兵，在底拉西乌姆（Dyrrachium）战役中阵亡，拜占庭人遂彻底征服保加利亚全境，建立起新军区。拜占庭帝国北方前线重新推进至多瑙河一线。

马其顿王朝除了彻底解决消除了保加利亚人威胁的问题外，还成功抵抗住了阿拉伯人、罗斯人（Rus）、帕臣涅格人（Pechenegs）等外族的入侵。马其顿王朝统治初期，阿拉伯人就开始从北非和西亚两个方面对拜占庭人发动进攻。阿拉伯海军一度占领西西里（Sicily）岛，侵入南意大利沿海地区，这个地区当时是拜占庭帝国属地。只是由于10世纪前半期阿拉伯帝国解体，诸多小王朝相互战争，才缓解了拜占庭帝国东线边境和西部海岛的压力。马其顿王朝统治中期，拜占庭军队发动全面反击，从罗曼努斯一世（Romanus I，920—944年在位）到瓦西里二世（BasilⅡ，976—1025年在位）时期，拜占庭军队大体上收复了其在亚洲的失地，著名军事将领约翰·库尔库阿斯（John Kourkougas）在小亚细亚和两河流域连续击败阿拉伯军队，将拜占庭帝国东部边界推进到幼发拉底（Euphrates）河东岸和耶路撒冷附近。在海上，拜占庭军队也发起强大的反攻，收复了东地中海的主要岛屿和西里西亚（Cili-cia）及西亚沿海广大区域，特别是塞浦路斯（Cyprus）岛的收回对拜占庭人重新建立东地中海控制权具有重要意义。在征服叙利亚阿拉伯人后订立的和约中，阿拉伯人被迫归还拜占庭帝国领土，同意进入阿拉伯国家的拜占庭商队正常经商，保证修复和重建被战火毁坏的基督教教堂，并取消对基督徒的迫害政策。法提玛（Fatimids）王朝也因此极为注意和拜占庭帝国保持友好关系，两国基本上维持长期和平局面。拜占庭军队击溃阿拉伯军队取得的胜利也改变了西亚的政治格局，对其他外部民族政权产生强烈震撼。正是在这一时期，拜占庭人与罗斯人建立了密切联系。为了解决双方时战时和，关系发展不稳定的问题，马其顿王朝皇帝加强宗教与文化攻势，促进罗斯大公奥尔加（Olga）访问君士坦丁堡，并促使弗拉基米尔（Vladimir）于988年接受基督教为国教，全体罗斯人受洗信仰基督教。这进一步保证了双方维持了半个世纪之久的友好关系。而罗斯公国接受希腊教会传教和全面接受拜占庭文化则有利于东斯拉夫民族的文明化，加快了罗斯古代民族国家的形成。

同样在马其顿王朝统治时期，拜占庭帝国在意大利的统治也得到强化。当时，拜占庭帝国在意大利的领地包括西西里和伊奥尼亚（Ionian Sea）海诸岛，以及巴里（Bari）、拉文纳和威尼斯（Venice）等意大利南部和东部沿海的城市。由于阿拉伯人占领西西里岛，并经常袭击拜占庭人控制的南意大利城市。拜占庭人遂联合意大利各地势力，联手抵抗阿拉伯海军的扩张。瓦西里一世时期甚至承认原隶属于拜占庭帝国的新兴的威尼斯人建立独立的圣马可（St.Mark）共和国，并与之进行对等的贸易，企图利用威尼斯的海军力量打击阿拉伯人。同时，瓦西里一世积极推进与路易二世（LouisⅡ）结盟，以共同对付日益猖獗的阿拉伯海上袭击。“神圣罗马帝国”（Holy Roman Empire，962—1474）建立后，德意志皇帝积极发展其在意大利的势力，与拜占庭帝国在当地的利益发生冲突，奥托一世对拜占庭帝国的意大利属地多次发动进攻，彻底破坏了拜占庭人联合西方力量抗击阿拉伯海军入侵的计划。为此，拜占庭帝国皇帝约翰·吉米斯基（John I Tzimiskes，969—976年在位）采取政治联姻措施，主动和亲，将拜占庭公主塞奥发诺（Theophano）嫁给奥托（Otto）之子奥托二世（OttoⅡ）。10世纪末和11世纪初，拜占庭帝国在意大利的卡拉布里亚和朗苟巴底亚（Longobardia）两个军区被合并为意大利军区，其统治范围包括亚平宁（Appennino）半岛东、南沿海部分城市和西西里墨西拿（Messina）地区。直到马其顿王朝统治末期，拜占庭帝国借助威尼斯舰队的海军力量阻止了阿拉伯人的海上攻势。

马其顿王朝时期是拜占庭文化发展的重要阶段，其文化活动异常活跃，学术发展非常迅速，教育水平为整个欧洲地中海世界之冠，文化成果极为丰硕，出现了一大批在拜占庭文化发展史上闻名遐迩的杰出人物。现代拜占庭学家瓦西里认为：“这个时代目睹了拜占庭文化典型特征的最清晰的展示，显现出世俗因素和神学因素紧密结合的发展，或者是古代异教智慧和基督教新思想的融合，促使普遍的、包罗万象的知识大发展，最终显得缺乏原始原创的特征。” 最值得一提的是著名学者“数学家”利奥（Leo），据说他通过深入研究修道院图书馆的藏书而获得了渊博的学问。当他在君士坦丁堡的私塾中传授哲学、数学、天文学和音乐时，其学识为公众所认可，并被皇帝任命为国家教授，享受俸禄。后来他在宫廷官学中担任校长，继续讲授哲学，而在他任命的几何学、数学、天文学和修辞学4大讲席教授中，包括他的亲戚和资助人，也是当时非常著名的学者佛条斯（Photios，858—867，877—886年任大教长）。这所皇家大学一直得到皇帝的重视，君士坦丁七世就是其积极而热心的支持者。正是由于这批著名学者的任教，马其顿王朝时期出现了一大批学识超群能力不凡的优秀人才，而这个时期的文化水平得到显著提升。诚如现代拜占庭学家曼格所说：“可以肯定地说，在9、10世纪期间，希腊文学的水平大为提升，或者说变得更为精致讲究……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这种情况在历史写作中表现得十分突出。” 另一位“大家”是两度担任过君士坦丁堡大教长的佛条斯，他一生不懈追求学问，完成了著名的读书笔记，涉及290部380种古代作品。其博闻强识和融会贯通的治学能力，使他完成了青史留名的《书目》（Bibliotheca）一书，其中不仅对他阅读过的每本书都做了多达几行至十几页的记录，而且附有读者对它们的评价。现代学者统计，该书涉及的作品包括有233种基督教古书，147种异教或世俗古书，不包括教科书、诗歌和戏剧，全部属于传世精品。正是佛条斯的学问使他赢得了广泛的声誉，并受到皇帝的赏识，一度担任皇家教师。作家普塞罗斯（Michael Psellos，1018—1080）也是拜占庭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他出生于君士坦丁堡中等的殷实之家，其父母极为重视对他的培养，送他师从当时多位学者，故而造就了他教、俗知识兼通的学问，奠定了日后发展的基础。他属于当时思想活跃，学识渊博的学术新星，在首都知识界脱颖而出。36岁时，他进入奥林匹斯山修道院研修，不久重返首都政界，成为宫廷学者，在多位皇帝庇护下专研知识，并在当时的文化建设活动中发挥了重要的政治和学术作用，曾任帝国哲学院院长，类似我国古代翰林院大学士。普塞罗斯是位多产作家，其流传后世的作品涉及历史、哲学、神学、法学、韵律诗歌、散文、札记和书信。该王朝的几位“文人”皇帝也值得提及，他们虽不是治国理政的能手，但不仅终生致力于学问、著述高深、佳作丰硕，而且由于他们对知识和学术的由衷热爱而催生了追求高雅智慧的文化热潮。拜占庭历史上第一位亲自撰写文史书的皇帝是君士坦丁七世（ConstantineⅦ，905—959），他虽然生于皇家，身为皇帝亲生儿子，但却命运多舛，其皇家继承人的身份长期得不到承认，因此被排斥在王朝权力中心之外长达40年。但是他的这种特殊经历为他提供了生活条件优越而又置身权力斗争之外的环境，因此也为他追求学问、实现其好学天赋创造了条件。他一生向学，热爱古代文化，大力支持学术，褒奖各种文化活动，吸引大批学者在其周围，推动“马其顿文化复兴”。他是真正的学者，亲自参与和撰写多种文体的作品，在其多部关于拜占庭帝国军区、政府、宫廷礼仪的著作之外，他还主持编纂了《皇帝历史》这类史籍。他还为后人留下了《礼仪书》、《帝国政府》、《论军区》等极其重要的文献，都成为今人从事研究的主要依据。他在位期间实施了一系列图书整理编纂计划，整理出珍贵的古籍文本，例如《农书》（Geoponica）涉及古代晚期的农业，《兽医学》（Hippiatrica）涉及当时的兽医科学。君士坦丁还下令编纂了医学百科全书和动物学百科全书，而最浩大的图书整理计划是《史典集成》（Excerpta historica），这部著作是从历史作品中广泛挑选出来的作品摘录集，涉及从希罗多德时代一直到9世纪修道士乔治（George the Monk）时期的所有作家，从本书主题标注的“皇帝的敕令”、“胜利”、“公开演讲”、“狩猎”、“婚姻”和“发明”等53个题目可以看出，整部书相当浩大，如此丰富的藏书编目大概只有皇帝有能力进行编纂，这不禁使我们联想到我国的《册府元龟》、《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了。

总之，马其顿王朝时期的内外政策及其繁荣的经济、文化生活，特别是对外战争取得的胜利都表明，拜占庭帝国进入了发展的鼎盛阶段。这一“黄金时代”是建立在中期拜占庭帝国有效推行的军区制改革基础上的，是军事外交胜利和政治相对安定促进的生产发展和实力增强的结果。但是，如同世界上所有古代帝国一样，拜占庭帝国也在经历了“黄金时代”以后，开始走下坡路，马其顿王朝末期，这种预兆已经显现。 UWSIhanq/v3/fEcToKUpcIWhd/2miYNK6oYVXrzQ/UdD5re+MNicw5325BnC84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