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演人简介

刘海峰 ，男，1959年9月出生于福建龙岩，祖籍福建惠安（现泉港区）。1976年高中毕业后上山下乡。1977年考入厦门大学历史系，1984年硕士毕业后到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工作。1988年在职获历史学博士学位，1992年晋升为教授，并应聘为国家教委考试中心兼职研究员。1993年国家公派留英半年，在伦敦大学、剑桥大学做高级访问学者。1994年被评为博士生导师。1996年起任所长，兼任全国教育考试暨自学考试研究委员会委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0年访日半年，在日本创价大学教育学部做访问教授，并开始担任教育部文科重点研究基地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2002年获教育部高等学校青年教师奖，并被评为福建省优秀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现为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主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兼任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教育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暨教育博士分委员会召集人、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设置评议委员会专家、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科举文化专业委员会主席团主席、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副理事长等。已出版著作21部，其中个人专著有《科举学导论》《高等教育历史与理论研究》《刘海峰演讲录》等8部，第一著者或主编出版《中国科举史》《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研究》等著作13部，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省级科研成果奖一等奖10次、二等奖3次。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教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200余篇，其中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校文科学术（报）文摘》转摘30余篇，人大复印资料转载60余篇。2005年，入围新浪网评选“年度文化人物”。

主持人：栗洪武

各位老师、同学，大家早上好！（ 掌声 ）今天我们邀请来厦门大学的教授刘海峰老师做学术报告。刘海峰教授是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主任，兼国家学位委员会教育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设置考试评议委员组专家等。刘教授的主要研究方向是高等教育历史和理论、科举学和考试制度，我们从今天这个题目也能看出来，刘教授是我们国家著名的科举史和高考制度改革研究方面的专家，所以他讲的这个问题是很有造诣、很深刻的。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刘教授为大家做报告！（ 掌声 ）

刘海峰：谢谢栗老师，今天很高兴能够来到陕西师范大学来和大家一起交流一个关于科举与高考方面的问题。我以前就来过陕西师范大学几次，最早的时候是1983年，当初是作为一个硕士研究生过来访学的。2006年来这里开过教育史的年会，这里教育史的学科也有深厚的底蕴，陕西师范大学的教育学科确实也已经走上了良性的发展轨道，不仅学科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而且在人才培养方面也蒸蒸日上，你看我们现在招的研究生那么多，博士生开题、答辩做得也很好、很认真，昨天和前天都在答辩和开题，都非常好。今天在这里我来谈一下科举评价与高考改革，主要谈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是简单谈一下什么是科举？这个实际上在座各位都有相当程度的了解，但可能了解得不是很全面，我再做简单的阐述；第二个谈一下科举评价的变迁；第三个谈一下科举与高考两者的对比和相关的内容；第四个谈一下高考改革何去何从，即高考改革的问题。

先谈第一个问题，什么是科举？这个问题，在座的包括有一些是教育史专业的硕士生，有相当程度的了解，不要说接受过高等教育和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了解，就是乡间不识字的老太太大概也能讲出一点东西来，也许科举不太明白，但是她可以讲出来古时候考状元、考秀才的故事，至少她知道陈世美吗！陈世美考上了状元。什么是科举？也许有一些人能想到孔乙己、范进这些没考上，或者考上又发疯了的人，这种人给我们的印象很深刻，那是教科书上讲的科举。以往的评价是消极方面的多，这些年，已经慢慢调整了，积极的方面评价也要多一些，如果在“文化大革命”中，像我们在座的郝院长、栗老师呀，包括田建荣老师，我们上中学时候学的都是“范进中举”那个课文，耳熟能详，当时对科举制度骂得一塌糊涂。

我们讲什么是科举？科举不是我们原来印象中那么单一的、负面的。先来看几道题目：“美国禁止华工，久成苛例，今届十年期满，亟宜援引公法，驳正原约，以期保护侨民策。”这是一道问答题，是1904年的一道科举考试题目。19世纪末，我们中国有很多劳动力输出，实际上有很多是被骗到美国，修西部铁路、做一些苦力活，当时他们就有很多的限制，有点像我们现在很多大城市里不允许给那些民工常住户口、就业，孩子上大学、小学都受歧视一样，美国当时和我们清朝政府订有条约，就是要禁止这些人将来干什么，这是非常苛刻的，当时这个条约订制的时限是十年，十年以后要重新修订的。1904年要重新修订，就是要“援引公法，驳正原约”，把原来不平等的条约修订过来，来保护我们的侨民，这些人也是我们清朝政府的子民呀。你看这种题目是科举考试题目，这也是科举。还有一道题目：“日本变法之初，聘用西人，而国以日强。埃及用外国人至千余员，遂至失财政裁判之权而国以不振。试详言其得失利弊策。”这就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很多东方国家、非洲国家都聘请外国人参与国家改革，如日本，他们在“明治维新”的时候也聘请了很多的西方顾问、教师，当时他们国家很快就强盛起来了。在我国，20世纪初大学、海关也请了非常多的日本人。这道题说埃及当初也请了很多外国人，“至千余员”，但是他们的财政司法权都被外国人掌握了，就等于慢慢变成半殖民地了，“国以不振”。这道题目是要考生详细阐述一下其中的“得失利弊”。实际上这道题目是为中国所用，当时中国也聘了很多外国人，有的国家聘了外国人就会很强盛，有的国家却不见得会强盛起来。这是当时清朝的最后一次科举考试，它与国计民生是密切相关的，而且这道题目是考测能力的，同样是聘外国人有两种结果，我觉得这就是考测能力的题目。

还有一道题目与教育相关的：“学堂之设，其旨有三，所以陶铸国民，造就人才，振兴实业。”三个方面：“陶铸国民”一般是指我们现在的基础教育、国民教育；“造就人才”是高等教育、人才教育；“振兴实业”是实业教育。接着这句话还有一些展开，“国民不能自力，必立学以教之，使皆有善良之德、忠爱之心、自养之技能、必须之知识，盖东西各国所同，日本则尤注重尚武之精神，此陶铸国民之教育也（就是基础教育）；讲求政治、法律、理财、外交诸专业，以各任使，此造就人才之教育也（就是高等教育）；分设农、工、商、矿诸学，以期富国利民，此振兴实业之教育也（就是职业教育、实业教育）”。因为当时的中国是百废待兴、积贫积弱的状况，刚开始办学的时候，1902年颁布新学制，就是“壬寅学制”，到1904年“癸卯学制”颁布。这是1904年会试的考题，讲了这三个方面，实际上当时财政困难，先办高等教育、基础教育还是实业教育，有一个轻重缓急的问题，那么它的问题就出来了：“三者孰为最急？”你认为应该优先发展哪一个，是基础教育呢，还是高等教育？现在仍然还有这个问题，有的人认为基础教育最重要，有人认为要想快速振兴必须要先发展高等教育，我们现在也强调要重视职业教育的发展。但是经费有限，必须要有轻重缓急之分。所以说这种题目，你能讲出道理来，并且可以自圆其说，都可以得到好的评价。这种题目我觉得是典型的考测能力的题目，当然也要有一定的知识，这些教育的背景和知识不了解，你也很难回答清楚。这种题目最能测试出一个人的能力。

我再举一个例子，光绪二十八年，也就是1902年，在南京考的江南乡试，当时江苏和安徽两个省的考生是一起在南京贡院里面考的。1901年废除八股文以后，当时的科举考试是考三场：第一场是中国政治史论，比如，“唐代时关中沃野千里，极其发达，现在怎么会衰落了”这样的题目，就是中国的历史；第二场是中外政治比较，经常涉及外国的，有五道题，其中一道题：“中外刑律颇有异同（这是法律方面的），自各口通商日繁，交涉应如何参酌损益，妥订章程，令收回治外法权策。”当时清朝很多治外法权被外国人占有，要考生针对这类问题提出对策。还有一道题：“各国改用金币始于何时（这是考知识的，当时各国用金本位来算），金价日增，其故何在？（黄金价格又涨了，放在今天也可以考的，为什么会这样？）主之者何人？（谁在操纵，比如，今天的格林斯潘在操纵国际货币）若中国偿款用金，亏损甚巨，急筹抵制之方策。”1901年，“庚子事变”发生后，签订了《辛丑条约》，中国人要赔两亿银子，其实银和金是一样的，但是过了几年后，金价一直在涨，可能两亿两都不止了，就是随着黄金上涨，中国实际赔款增加了，如果我们赔款用黄金的话亏得太多，有点像我们今天这个外汇的比例，美元一贬值，我们就会亏很多，美元贬一点，我们就会亏几百个亿。这道题目要考生回答解决办法，这也是科举考试的题目。还有其他农、工、商方面的题目。当时规定第三场考四书五经，但是规定“均不准用八股文程式”。明清的时候，大部分时间都用八股文程式，考四书五经的内容，考试题型、文体是固定的，1901年以后，规定不用八股文。实际上八股文在科举时代，在明清五百年间也不是有绝对地位的。我认为明清时候的八股文有点像现在高考和研究生入学考试中的英语，英语很重要，如果你的英语考不好，你就别想坐在这里听报告，因为你进不来，你英语考试不及格或是分数太低也进不来，但是你英语好，专业课不好也不行。科举考试在明清时候也是这样的，你八股文写得很好，才考得过，但是后面还有两场，第二场要考其他内容，第三场考策问。第三场要有五道问答题，都是和国计民生相关的。所以明清时代的八股文是完全脱离实际的，但是后面的策问与国民实际是密切相关的，科举考试的形式有很多种，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还有应用文体的写作。

科举考试形式或题型，唐宋主要有帖经、墨义、策问、诗赋四种。明清两代科举考试的时间和内容，乡试和会试主要是考三场，明清时候比较规范的科举考试主要是四个层级，童生试（地区一级考试）、乡试（省级考试）、会试（全国考试），还有一个没有淘汰的殿试，最后发榜。最主要的是乡试和会试，考三场，这个时间是五百多年间一直固定不变的，乡试头场是农历八月初九日，二场是八月十二日，三场是八月十五日。会试是在乡试的第二年，头场是二月初九日，二场是二月十二日，三场是二月十五日。也是隔三天考一场，不像我们现在是一个单位时间考一场。头一场是考八股文，在明代和清代初期；二场考的是论、判、诏、表，论是论述题，判是当时法律方面的法官的判词，诏是以皇帝的口吻写诏令，因为当时考上的人可能就会进入中央高层，代皇帝起草诏书，表是当时下级官员向上汇报的奏表。第三场考的就是经史时务策，这个就是和国计民生可能密切相关的，特别是时务策，是非常具体的。比如说今年发生地震了，它可能出一道题是地震发生后的解决和对策、怎么救援这样的题目。

乡试和会试的时间是固定的，固定到什么程度呢？我觉得考试是人的一种社会活动，可是这个时间固定下来后周而复始，周期性非常的强，有一点类似于自然规律，每三年出现一次，就像月亮一样，哪一天出现就是哪一天，五百多年都没有变过。明清时期整个陕西，包括甘肃、宁夏的考生都必须到西安来参加乡试，后来收复新疆后，新疆的考生也到西安来考。光绪元年以后甘肃才有了独立的考场。八月十五日是中秋节，考完以后出来皆大欢喜，也不知道发榜会怎样，反正出来以后全省的考生都集中在这里，西安的陕甘乡试也不单是全省，甘肃有些人要走十几天才能到这个地方来，更远地方的人，来到这里要一个多月。有详细记载，唐代人要想考上一个进士，要从各地跋山涉水，舟车劳顿，远的要三个多月才能到当时的长安来，真的是很难呀。所以说我们关中一带的人很幸福，就在这里以逸待劳，和广东、福建的人进行智力比赛，所以唐代大部分都是我们这一带的人比赛赢了，广东、福建的人能考上的寥寥无几，不过宋代以后这种情况变了。《陕西乡试录序》中，在每一科考完以后，会把考上的人的名字登出来，还有主考官会做一个序，副考官会做一个后序，这个《乡试录序》就讲到这一年是光绪辛卯年，这一年考试的时候主考官叫“刘世安”，副考官叫“樊鲁”，樊鲁还曾经是状元，讲怎么考试，怎么发掘英才。发榜以后就是这些人，第一名叫高素农，第二名是某某某。现在可以找到很多的记载，我没有详细再找一些东西展示出来，我们在座的每个人的家乡都有人考上，当然不单单是陕西的，还有人是宁夏过来的，宁夏那边也必须来这边考，整个西北，当时甘肃考场还没有独立的时候都来这里考，所以说当时我们这里是西北的一个中心。难怪我们西北师资的培育、干部培训都设在西安，这是有道理的，自古以来皆如此。我们陕西师范大学的校名经常会被外面的人认为是省属师范大学，总以为西北师范大学是教育部直属的，陕西师范大学是省属的，这个在中国的院校里是有点特别的。

贡院是以前科举考试的一个场所，贡院规模宏大，是无形的科举制度的有形体现，是科举文化的具体象征。以前我们很多人把贡院形容得很坏，说什么进去考试前后考九天，很辛苦，“三场辛苦磨成鬼，两字功名误煞人”，在贡院里面是很可怕的。实际上我觉得对贡院也不要一味地骂倒，明清贡院的形制，是总结几百年科举考试的经验和教训的结果，凝聚着许多人的智慧。古今中外有很多考场，但贡院是一个最特别的考场。这里展示的是广东贡院的照片，是1870年一个外国传教士拍的。贡院是规模非常大的一个地方，我们这里曾经是陕西贡院所在地，陕甘人都在这里考试，但陕西贡院只留下了一张照片。其他福建、广东、北京考场都有很多的照片，北京的顺天贡院平面图，这个地方很大，进去前面是头门、二门、三门，进去都要搜身，这就像我们过安检一样，要检查，衣服要脱开检查。贡院四周都是很高的围墙，北边是考官居住的地方，前面一间间就是考生的考场，看平面图有点像稿纸，一格一格的，很小间，是一人一间的，所以考场非常的大，比如说北京贡院有一万多间这样的小间，江南贡院最多的时候有20644间小间，但也不是一直都是这么多，刚开始有一万多间，扩招以后，考场慢慢增加。这个考场一人一间，宽大概是一米，前面高是一米八，后面是两米，深是一米三，大概就是四尺长。以前科举都是男生考，没有女生，男生至少会有一米六，如果躺在里面是没办法伸直脚的。怎么考呢？号舍的前方是木板，这个突出来的是砖隙，是用来架木板的，后面的下方是椅子，这块木板放到前面来就是桌子，晚上把它拿出放到下面的砖隙来铺上，与后面作为椅子的木板连成一体，就变成一张床，前面的板子是可以移动的，考试的时候就是桌椅，休息的时候就是床铺，这是充分利用空间。每一场要在里面待一天多，将近两天，一直坐在里面对身体也不好，晚上就可以在里面躺着休息。

那么如何进场和出场？八月九日第一场，八月初八就开始进场，白天就举旗子，会事先通知各府州县，大概在几时几刻排队点名进场。但有时候从凌晨就开始点名进场，因为进场很慢，一万多人进场要搜身、发座位号，当时座位号是临时发放的，天没亮或晚上进场的时候，就升起标明次序的灯笼。进入贡院后在里面的时间很长，早进去的要在里面待两天，迟进去的也要待一天多，当天晚上就要在里面睡觉。初九天亮的时候开始发卷子，发下来给一天的时间慢慢答卷，吃的饭自己带，带米进去可以煮，号舍后壁凹槽处还可以点灯或蜡烛，晚上睡觉前可以看书、构思。举子备考的材料，有关“考生须知”会告诉你，要带几枚钉子在前面挂一油幕，万一下雨也不会泼水，还会告诉你带吃的东西，最好带几片人参，中国人迷信人参，不单单是现在，一千多年以来都是这样的。考试时间很长，整整一天，当天晚上，甚至可能是第二天早上才放出来。放出来以后回家休整一下，初九日考完，初十日出来。十一日就又要入场，十二日考一天，十三日出来；十四日又要入场，十五日考一天，十六日出来。所以考试时间和现在是非常不一样的。

现在回过头来看看，什么是科举？何谓科举？科举就是一种通过考试来选拔人才的制度或方式，科举制度非常复杂，1300年的中国科举史上也有诸多变化。从隋代开始，隋炀帝大业元年，也就是公元605年，在我们现在所处的这块土地上，就是西安，当时的长安，建立了进士科举制度。一直到1905年被废止，科举制实行了1300多年之久，其间有很多变化。比如，唐宋时候考明算科和明法科，明算科是数学考试，明法科是法律考试，这两个是专门招收数学人才和法律人才的考试；还有明经科和进士科，这是考儒家经典和以文学为主的考试。而明清两代的文体是考八股文，这是科举考试。还有1902年到1904年间，主要考中西政治经济、内政外交知识的近代考试制度，刚才举的那些例子就是那个年代的考题，这也是科举。另外，李自成打到北京建立大顺政权后，废止八股文，建立以策论为主要考试形式的考试制度，这也是科举考试。同样的情况，洪秀全在南京建立的太平天国，也举行科举考试，考试时间更长一些，考试内容是《旧约》《新约》《天王诏书》等基督教的内容，这也是科举考试。所以说，科举考试的内容是可以不断变化的。还有清代的时候，以满蒙文字为考试内容的翻译科考试以及清朝末年的经济特科，都属于科举考试。虽然考试内容和形式不断变化，但是万变不离其宗，有一点始终不变的就是，科举制的实质，就是一种开放报名、公平竞争、择优录取的考试制度。它的实质就是一种以才学来竞争的考试制度，内容是五花八门、不断变化，就像我们“文化大革命”前高考有俄语，现在不考，而是考英语，但是两者都是高考。所以考试的内容和题型可以变化，它不是科举制度的实质所在，通过考试来竞争择优，这才是科举制度的根本特征。

为了理解这一点，我用船来做个比喻。什么是船？大家一时半会儿很难说出来。帆船是不是船？当然是船。现在的万吨巨轮也是船，独木舟也是船，远洋货轮也是船，航空母舰也是船。船是漂浮在水上的一种运载工具，这是它根本的实质。你不能说帆船是船，独木舟就不是船，它也是船。就像你不能说明清时考的八股文是科举考试，唐朝时考的明经科和明法科就不是科举考试，它们都是科举考试。具体的船是各种各样的，然而，船最根本的共性，就是无论其大小、形状、动力如何变化，都离不开在水中漂浮行驶这一根本特征。

所以我们讲，科举考试就类似于船，什么是科举考试？要看它的本质特征，不能说它只有考了八股文才是科举考试。科举制在20世纪初虽然也做过一些改革挽救措施，比如说废止八股文，但就像木制帆船再大再好也终有腐朽的时候一样，在蒸汽机船时代只能沦落到被淘汰的命运，更新部件已经来不及，终于无法阻止其最终沉没。科举考试通过考试选才，遵循的是能力本位或才学本位原则，代替以往的权利本位或家庭本位。因此，考试在中国古代被称之为“量才尺”。就是一个人的才干怎么衡量？只能通过考试来测量一个人的才学，所以科举考试遵循的是才学本位，或者是能力本位的。

古人对科举考试的正面评价远多于负面评价，这是以往很多人不大了解的，比如说欧阳修就说过这样的话：“国家取士之制，比之前世，最号至公。……其无情如造化，至公若权衡，祖宗以来不可易之制也。”它是非常客观的，人为没有办法控制的，非常公平的。从他的比喻也可以看出来，科举在当时是一种非常刚性的、客观的考试制度。古代这样的言论还有很多，如苏东坡讲了很多关于科举改革的名言，他是一个比较维护科举制度的人，因为在宋代也出现了像现在一样的问题。用考试来选拔人才就会有问题，因为它会造成我们现在的“考什么学什么，不考就不学”，或是“考什么教什么，不考就不教”的问题，造成中学教育畸形发展，还有不注重体育，德育也相对被忽视。这一系列的问题现在来讲是应试教育的弊端，这是竞争性考试一定会带来的现象。过去讲“登山何必扛着船”，你既然只考语、数、外，考生就不看那些不考的科目。就像现在奥运会的比赛项目，哪一个运动员不是只准备他的单项？不比赛的项目当然不会去练。到宋代就有人提出来说要大力改革科举，应该考虑以德取士，设立一些德行科目，类似于我们现在中学课改考察学生的综合素质，看他平时的表现、成长记录。类似于这个，一千多年来不断有人提出，不能只看一个人的考试成绩，要看他的“德”，包括“体”，以前讲得比较少，那“德”呢，于是就有人说要设立“德行科”。当时苏东坡就认为，如果你要考德行，那么就一定会有人造假，他是反对参考德行的，他认为如果要用德行来取士，那么就等于是鼓励大家造假，因为“德行”是没办法客观衡量的，它没有一个刚性标准，没办法量化。就像现在每个省的高考改革方案都是要将综合素质测评作为高考录取参考，但是实行了几年，哪一个省把它作为了参考？没有，因为没办法参考。

苏东坡也是这样的，他认为没办法以德取士，如果硬要这样的话，会出现“勇者割股”，“股”是指大腿。我以前是研究隋唐史的，所以说对我们陕西、关中一带的历史也有所了解。唐代人记载，以前人最孝的举动就是“割股疗疾”，就是家中父母病重，最后实在没办法治好的时候，他就把自己的大腿肉割一块下来，放到药里煎，煎完以后给父母喝，父母喝了药以后病就好了。我觉得可能是心理治疗的原因，孩子那么孝，中国人以前是很相信人肉的，因为人肉是大补的。（ 笑声、讨论声 ）真的是这样的，隋代的时候，有这样的事发生在我们的关中大地上，发生在八百里秦川，这在古代是不奇怪的，古代许多民族都有吃人肉的习惯。隋末时天下大乱，打仗的时候有个姓朱的人，他就在长安这一带讲过，他吃过很多人肉，他后来说过一句名言，《隋书》里面都有记载，他说：“食之美者，无过于人肉。”（ 惊叹声、讨论声 ）这是白纸黑字，有真实记载的，司马光《资治通鉴》也转录过来，记载得很清楚。黄巢起义军在这边打仗时，也是一样的，打仗行军没有粮食，把死人肉用盐腌了当作粮草，随着部队用车载着转移，这个我就不再详细讲了，讲下去讲不完了。（ 笑声 ）还有，考察德行取士会导致“怯者庐墓”，古代父母死了，要守孝三年。不像现在，我们以前还带一个黑纱，现在城市里连黑纱也没了，现在真的是孝道越来越淡薄。但是以前是父母去世三年内不能当官、不能结婚、不能生孩子，什么都不能。“庐墓”这个事情是发生在东汉，学教育史的人都知道，汉代要推举孝廉，就是有德行的人，综合素质很好的人。这个人的父母死后，他不仅守孝，而且在墓道里住了五年，住在墓道里是很难受的，他还住了五年，当然有人照顾他。结果就认为他很孝，于是被推举当了地级市的大官。后来有人揭发他，说他这个人造假，因为他五年内生了四个孩子，（ 笑声 ）一般守孝时要禁欲，但是他住在墓道里的五年内还享受“齐人之福”，他的妻子生了孩子而且生了四个，这明显是假孝。所以说古代对德行的考察和现代对高考综合素质评价有点像，要看一个人的综合素质怎么样，平时表现怎么样，基本上做不到，因为这个表现怎么量化，老师给这个大学的学生参考成绩写的全是很好的，这个怎么评比呀？就像我们中国导师推荐你到美国高校的推荐信，美国高校基本是不参考的，因为参考这个的话，学生个个都是“圣人”，都很好，很难比较和确定到底谁更好？

元明清时期，各省贡院的中心位置都有一座名为“至公堂”的建筑，它将“至公”理念具体化，也是考试公平性的象征，在明代，科举已被人们视为天下最公平的一种制度，以致有“科举，天下之公……科举而私，何事为公”之说。就像现在老百姓讲的，高考就是现在最公平的一种考试制度，当然作弊是另外一种形式，不作弊的话，高考是最公平的。当时也是这样，人们认为科举是天下最公平的，这个言论我们以往很少了解到，实际上这样的言论很多，但是以前被有意识地遮蔽和筛选掉了。现在的高考也是这个样子，考试研究界好多人都举一个陕北人的例子，说教育部考试中心一位副主任在延安碰到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农，问他对高考的看法，这个陕北老农讲：“高考好，我的娃认真读书，他就上大学了，县长的娃不认真读书，就上不了大学。”他讲的是最简单、最朴实的道理。不用高考，你以为老农的孩子能上大学吗？一定是县长的孩子上大学，如果你看综合素质、看表现，县长家里可能有钢琴，和老师关系好，肯定是他上大学，怎么能让陕北老农的娃去上大学呢？实际上科举也是这个样子的，大家都一样。明代还有人说：“我朝二百年公道，赖有科场一事。”我们现在的教科书都讲古人怎么批判科举，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

好，第一个问题讲得比较详细，下面的问题讲得稍微简单一点。现在谈一下科举评价的变迁。现代人对科举往往是盲目批判的多，真正了解的少；人云亦云的多，独立思考的少。当时间过去了一个多世纪之后，冷静代替了激愤，理智代替了情绪，我们对待科举，不应再一味地嘲讽和批判，而应在了解的基础上再做分析，对科举不能再像以前一样批倒批臭了。过去我们对科举的评价往往是以偏概全的，比如说多数人一提起科举，就会想起“范进”“孔乙己”这样的形象，但是实际上你想一想，《范进中举》《孔乙己》这样的文章是文学作品，是虚构出来的人物，不是真实的人物，当然在一定程度上范进、孔乙己也反映了当时历史的部分真实情况，当时肯定也有类似的事情，有原型。作家吴敬梓、鲁迅也不是凭空捏造的，也是见过类似这样的人，它反映了一定的历史真实，但是它毕竟是小说，说到底它还不是完全的历史真实。比如说古人对科举的评价，往往也与自身的体验与经历有关，金榜题名者与名落孙山者对科举的感受是大不一样的。《范进中举》的作者吴敬梓写了《儒林外史》，范进是一个屡试屡败的才人，考举人一直考不上，所以他对科举非常讨厌。就像我们现在在座的讲，高考好不好？在座的可能觉得还可以，考不上的人未必是这样，你要是问他高考好不好，他的答案可能是不大一样的。鲁迅也是这样，他自己当然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但是他的祖父因为科举考试作弊被抄家、被判刑，所以他的家道就这样中落了，但是所有的作品都没有讲他的家道为什么中落，因为是科举作弊。（ 笑声 ）所以他对科举有一种天然的讨厌，所以我讲这是因为一种个人的经历影响到了对科举的看法。

而历史真实的科举人物是怎么样的呢？科举是否能选拔真才呢？我认为科举可以选拔当时历史条件下社会的真正人才，范进、孔乙己不是真实的历史人物，举一些真实的人物：民族英雄文天祥、史可法、林则徐都是进士，而且文天祥还是状元；文学家白居易、柳宗元、欧阳修、苏轼，这些大牌的、一流的文学家都是进士，包括柳公权、颜真卿这些书法家都是进士，而且柳公权还是状元；像包拯、海瑞这些著名清官都是进士；科学家沈括、徐光启都是进士，宋应星是举人。这些人都是典型的例子。我曾经做过统计，从隋唐到明清，大部分文学家都是进士或者举人。这些都是大家知道的真实人物，但是我们以前的教科书哪里有讲他们的，真正的科举人物不讲，讲的都是“孔乙己”“范进”这种人，你看“文化大革命”中造成的以偏概全的负面影响有多大。还有像教育家韩愈、朱熹、蔡元培等，都是进士，科举时代最大牌的教育家就是这三个吧，当然孔子时代没有科举，如果有的话，宋代人也讲，如果孔子生在今日，他一定会去考试，而且会考上。（ 笑声 ）可是在过去以偏概全的灌输下，中文系毕业的大学生，甚至是古典文学专业毕业的硕士生，不知道大部分文学家都是进士出身。我们教育学专业毕业的、甚至是中国教育史专业毕业的研究生，都不知道这几个著名教育家是科举人才，你可以想象过去是怎么以偏概全的。科举是否能够选拔真才？我认为是可以的，在当时的历史社会条件下是可以的。当然，当时选拔人才肯定不会像现在这样会电脑、会PPT，（ 笑声 ）这个情况古今不一样。

当时的进士殿试卷子，字都写得很好，而且大部分都是考场上就能写出的字。我看这个真的是素质教育，书法写这么好的人，文化素质一定不低。

但是我们多年来，把科举看成一个很坏的东西，因为是被批倒批臭、负面的、以偏概全的印象造成的，所以科举变成一个很负面的词。南方朔曾说：“多年来，包括台湾主张‘联考万恶论’者，一般都简单地把联考比喻为之前的‘科举’，这是一种欲把要达到的对象‘妖魔化’的手段。”因为科举制本身被妖魔化了，现在亟须还原它的本来面目。

过去是“一元史观”，简单片面地划分历史人物进步与否的办法是：凡是批评科举的则说明其进步而受到肯定，若说科举好话则属于落后人物。同一个人的不同言论，若是反科举的则是进步的、有见识的，若是肯定科举的言论，则属于落后的、没有批判精神的，而且多数论著往往有意无意中省略肯定科举的人物和言论。这方面可以举出很多的例子，比如说我们原来说书院，20世纪80年代以后都说书院很好，其实70年代说书院是不好的，和科举一样，也都是负面的名词，后来又说它好，说书院有很多大师，王阳明、张载、朱熹，还说书院具有反科举的传统。实际上不尽然，这些著名的书院大家，宋明理学的大师，从朱熹到王阳明，绝大多数都是进士，包括程灏，也是进士。实际上朱熹有批判科举的言论，也有讲科举还可以的言论，他从来没有反对学生考科举，因为他自己就是进士。就像大学教师自己是博士，跟大家讲你们都不要读博士，那怎么可能呢？因为自己考上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不是以身作则。其人不正，焉能正人？

我举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我们知道，梁启超在“戊戌变法”中批判科举，我们的中国近代教育史书把他批判科举的言论都摘进来，可是他讲科举好的言论全部被省略掉，根本看不到，哪一本教科书看得到？比如说他讲：“科举，法之最善者也……世卿为据乱世之政，科举为升平世之政。”他讲科举非常好，是选拔人才中最好的方法。而且在1910年，科举制被废止5年后，他有一段著名的话：“夫科举，非恶制也，所恶夫畴昔之科举者，徒以其所试之科不足致用耳。”他说科举制不是不好的制度，戊戌变法时他批判科举制，是因为科举制没有学以致用。但是戊戌变法失败，他逃到日本后，他看到美国借鉴了中国的科举制，建立了文官考试制度，1893年，美国改用这种考试的办法开创了政治上的新纪元。德国、日本也参考了这种科举办法，“世界万国中行此法最早者莫如我，此法实我先民千年前一人之发明也，自此法行而我国贵族寒门之阶级永消灭，自此法行，我国民不待劝而竟与学，此法之造于我国也人矣，人方拾吾之唾余以自夸耀，我乃惩末流之弊，因噎以废食。其不智抑甚矣，吾故悍然曰：复科举便”！在1910年，梁启超正式提出要恢复科举，这在以往基本上很少有人知道。他当时也是冒着被别人批判很封建、很落后的风险来提出要恢复科举的，但我们以往的教科书和研究材料都把这一段给省略掉了，不去谈这个。拼命讲戊戌变法时他批判科举，但是后来他讲恢复科举就没有人讲，这就是“一元史观”、以偏概全，是经过筛选的言论。

（ 展示PPT：孙中山的观点 ）孙中山的观点更典型，他在很多场合都说科举考试有很积极的方面，这在我们陕西师大教育学院田建荣教授写的《中国考试思想史》里面有详细的介绍，我这个还是参考这本书上的。孙中山在私下里对话记录、书信都是讲科举，但是在公开场合他不讲科举，只说“古代的考试制度”，因为科举在民国初年还是很负面的名词，到后来建立“考试院”情况稍微好了一点，他说：“唐宋厉行考试，明清峻法执行，无论试诗赋、策论、八股文，人才辈出；虽所试科目不合时用，制度则昭若日月。”你看他给予科举高度评价，说八股文也是好的。孙中山是近现代最伟大的人，绝对比马英九、蒋介石、毛泽东伟大，他对科举制的评价这么高，但是我们以前从来不知道。1918年，孙中山甚至说：“往年罢废科举，未免因噎废食，其实考试之法极良，不过当日考试之材料不良也。”这和他前面的说法有点不一样，他前面说策论、八股文都能使人才辈出，不过他后来说科举考试制度很好，但是内容不好。

（ 展示PPT：胡适的肯定 ）胡适对科举也非常肯定，他说：“这种制度确实十分客观、十分公正，学子们若失意考场，也极少埋怨考试制度不公。”这和现在的高考一样，通过其他制度、其他方式来选拔，很多人对社会、对制度会有意见。高考你差一分没上线，没上重点线，没上我们陕西师大的录取线，他一般不大好责怪高考制度，因为永远只差一分没考上的人他最多怪运气不好，或者命不好，他不大会责怪政府，因为政府、社会给了你机会，他最多怪自己出身不好，当然我们陕西这里出身还是好的，陕西高考的分数线还是比人口大省、重点高校很少的省好，比河南不知道好多少倍，我们这里“211”的高校有8所，“985”院校也有3所，所以我们陕西虽然是西部，实际上比福建的高等教育要发达得多。

（ 展示PPT：钱穆的颠覆性言论 ）钱穆是国学大师，对以往批判科举的言论也有颠覆性的说法。他在1951年就说：“清末人却一意想变法，把此制度连根拔去，民国以来，政府用人，便全无标准，人事奔竞，派系倾轧，结党营私，偏枯偏荣，种种病象，指不胜屈。不可不说我们把历史看轻了，认为以前一切要不得，才聚九州铁铸成大错。”他为科举制度的平反是非常彻底的，他认为废科举的做法是错误的，包括孙中山也有一点这个意思，“因噎废食”就是这个意思。

（ 展示PPT：杨为学的观点 ）包括现在很多人也提出为科举制平反的观点，曾经担任过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十余年的杨学为先生曾谈到，20世纪60年代以前念书的时候，读的书、听的报告，几乎都说科举及其考试不好，当然他也这样认为，后来从事考试工作，又查了一些资料，才感到原来的认识不全面，转而认为考试是中国的伟大发明，是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可以和“四大发明”相媲美。这个评价可以说是很高的。

复旦大学的教授葛剑雄认为：科举制不愧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杰作”，其积极作用值得我们继承和发展。复旦大学的另外一个教授蒋德海发表一篇文章说：“在传统中国文化中，科举制在中国近代受到的遭遇恐怕是最缺乏理性的，由于科举制的废除，中国干部人事裁判制度实际上倒退到科举制以前的诸形态。”“科举制以前诸形态”大家想想是什么形态，九品中正制、察举制，还有就是世袭制，就是“老子英雄儿好汉”“太子党”的制度，都是比较落后的，他认为是倒退到科举之前的，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个人可能会被抓起来的，（ 笑声 ）中国干部人事裁判制度实际上倒退到科举制以前的诸形态就是倒退到“察举制”那些制度去了。现在制度比较开明了，所以说他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

（ 展示PPT：为八股文翻案 ）包括科举中最为诟病的八股文，现在也有很多人为它翻案，包括启功这样一流的大师，还有其他的文学家、散文家都写过专著，对八股文做出了比较客观的评价，启功先生认为八股文是一个“无善无恶”的文体，说它并不是一个坏的文体。田启霖还出版了一本书，叫《八股文观止》，“观止”，大家知道《古文观止》、“叹为观止”，那是好的，他编成《八股文观止》，也是对其的一个正面的评价。

我认为科举制就是一个选拔官员的考试制度，它本身不见得就那么恶，将科举骂成罪大恶极实在不够客观全面。“科举”是一个含义非常丰富的词语，远非以往的“恶谥”那么简单，我们不应将其看成一个贬义词，而应该把“科举”看成一个中性词来对待。当然现在在有的人眼中已经是一个褒义词了，人们已经逐渐改变过去的看法了。

（ 展示PPT：《科举百年祭》 ）特别是2005年，也就是科举制被废止100周年的时候，9月2日，厦门大学举办了“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后来我们还出版了《科举百年祭》的论文集，当时对科举制有一个比较正面的评价，包括我也发表了一篇文章，直截了当，题目叫《为科举制平反》，到现在还有一些教育学界的前辈说怎么科举能够平反呢，这个科举是坏的，他不大了解。包括前教育部教育副主任柳斌发表文章说，有一个学者说什么为科举制平反，这个就不了解过去的东西。实际上我认为是他不了解。（ 笑声 ）为科举制平反，我是有理有据的，我的论据谁都驳不倒，但是他就是不同意你的论点，有什么办法。但是不要紧，你看《新华文摘》就把它转到封面文章里面去了，而且还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以至于这一年因为这篇文章和其他研究科举制的文章，（ 展示图片：2005年度文化人物入围 ）2005年新浪年度文化人物入围12个，在下也在这里面。（ 笑声、掌声 ）其他几个都是大牌的，你看这都是些什么人，金庸、刘心武、贾平凹、纪宝成，纪校长是很厉害的，他提出要恢复中国传统节日为国家法定节假日，真的是功德无量。还有李欧梵大家可能不认识，他是香港人，还有陈丹青，大家可能知道一点，靳尚谊是中国美术学院的院长。季羡林老先生是我们景仰的，阎崇年，在百家讲坛讲过的。所以你看像我这样的小人物能够置身在这里，说明我的观点还是为多数人所认可的，绝大多数人认可。但是不了解的人不认可，他还停留在“文化大革命”中将科举批倒批臭，再踏上一只脚，叫它永世不得翻身的人，那他是不能理解的。

为科举平反之所以被提出来，还受到了外部因素的刺激，一个是韩国对待科举的态度，还有越南珍视科举的启发。他们这两个国家也长期实行科举制度，但是他们直到现在都把科举制度认为是一笔非常珍贵的遗产。（ 展示PPT：韩国历史上的科举考场 ）韩国对待科举制度是非常正面的，历来都是非常正面的，在1994年，韩国科举制度被废止100周年的时候，他们由中央政府在汉城，现在叫首尔那边举办了一次纪念韩国废止科举制度100周年的一次模拟科举考试，所以你看，百年之后，韩国再现科举考试盛况，完全穿过去的服装，用毛笔和宣纸作答，考的还是汉诗，与科举考的是一样的，考完发榜以后还要进行状元游街，首尔市内万人空巷，非常的隆重。而且现在不单单是首尔，连地区一级的，比如说“道”啊，下面的那些“州”啊，他们也都举行以前的科举考试，这个是地方的科举考试，他们把科举考试看成是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每年举行这种模拟的科举考试，是为了它作为一种复兴文化传统的方式。这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它有点类似于“端午祭”这种仪式，如果我们把科举考试一直看作一个负面的东西，有朝一日，韩国人把科举制当作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去申请世界文化遗产，我不知道中国人会做何感想？所以我说，为科举制平反，“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鼓掌 ）好，谢谢！

（ 展示PPT：对科举的正面评价 ）还有西方人对科举的正面评价，很正面的，比如说1896年，我们学过教育史的人都知道京师大学堂，曾经当过京师大学堂的校长的丁韪良，叫马丁，马丁博士，实际上更主要的是他在京师同文馆当了三十几年的校长，中国第一所近代的高等学校就是京师同文馆。他在中国待得非常久，是一个真正的“中国通”，我们中国的很多近代出版的西方书籍都是他翻译过来的，像《万国公法》，他在他的英文著作《中国环行记》中提到科举制时，认为科举是：“中国文明最好的方面，他的突出特征令人钦佩，这一制度在一千多年中缓慢演进，但它需要移植一些西方的理念以使之适应变化了的现代生存环境，当今在美国和法国正在取得进展的文官考试制度，是从中国的经验中借鉴而来的。”我曾经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一篇长篇论文，两万多字的，就是《科举制对西方考试影响新探》，举出了非常多的、详细的证据，包括这个非常有力的证据，就是说科举对西方考试制度的影响，以前已经有学者研究过，我在他们的基础上推进了一大步。丁韪良认为，“尽管具有其缺陷，科举制对维护中国的统一和帮助它保持一个令人尊敬的文明水准，起到了比任何其他制度更大的作用”。他的评价很高。

还有很多西方的学者，他们对科举的评价都很高，还有人认为比“四大发明”还要伟大，比如，有人就说“可以明确地说，这是中国对世界最大的贡献”。就是说超过了物质文明中的“四大发明”。我就不再详细讲了。

总之，对科举这么一个选拔了中国从隋唐到明清大部分政治家、文学家和著名学者的制度，我讲的大部分都是可以量化的，大部分政治家是科举出身，就是从隋唐到明清，皇帝当然不能算啦，其他的，你去看从宰相到部级领导，到地市级领导，都是这样子的。对一个与1300多年间几乎所有知识分子，几乎所有地区和绝大多数书籍都有关的制度，对一个中国发明的被西方国家所借鉴的制度，在科举制度被废止100多年后，我们不应该仅将其作为批判的靶子继续敲打，而应对科举文化进行全面的清理研究。

（ 展示图片 ）第三，谈一下科举与高考。过去科举是这样（ 正襟危坐 ），现在高考是这样（ 趴在书桌上睡着了 ），说明高考很苦，难怪我们说现在高考存在很多问题。现在人要参加高考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很大的负担，我们现在读研究生好多了，当然做博士论文也是很苦的，我和学生讲，如果谁要减肥，就做博士论文。（ 笑声 ）

中国高考制度的建立与发展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和深厚的文化土壤。目前高考改革遇到一系列的两难问题，而要认识高考改革中一些带有根本性和规律性的问题，如统一高考制度产生与存在的必然性等问题，都必须将其放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才能看得更为清晰。这是一个过程，不能就事论事。

现代高考与古代科举有许多共同之处。我前几年还应香港卫视中文台的邀请到北大百年讲堂录制了一个节目，题目叫《从古代科举到当今高考》，就比较这两个考试制度，当然也谈一些高考的问题。现代高考与古代科举有许多共同之处，有些甚至是惊人地相似，两者都是竞争性的选拔考试，这个我想不必详细讲，大家很容易就能明白的，它是竞争性的、选拔性的，而且是政府举办的。

那么为什么要研究科举呢？因为两者之间是可以借鉴的，高考可以从科举中借鉴，不管是经验也好、教训也好，可以吸取，可以借鉴。一是了解考试历史；二是掌握考试规律；三是提高理论素养，最关键的是还可以服务考试现实。

（ 展示图片 ）我举一个例子，2007年9月，在澳门举办了一个“教育名家讲座系列”，这次讲的题目叫“教育改革与科举文化”，请的是一个是香港大学的原来的副校长程介明（ 音译 ），一个是我，还有一个是台湾师范大学原来的系主任周愚文（ 音译 ），请了我们三个人做讲座。当时这个题目不是我起的，是程介明教授起的，我说你怎么会想到讲这个内容，在澳门教育局讲这个内容，程教授说他每次到台湾去，在台湾每次谈来谈去和我们大陆一样，就是这个应试问题，考试指导教学，或者是高考指挥棒的问题非常明显，就是说科举文化还深深地制约着现在的教育改革，他觉得很值得来探讨这个问题，所以澳门大学教育学院的院长要请他来做一次讲座，他就觉得谈这个最好。他不是研究科举的，可是他要谈这个，大家可以想到科举与我们现代的教育改革是密切相关的，因为它有很多经验教训，可以为我们现代提供借鉴与参考。

第一个关于考试存废利弊之争，历史上有6次有关科举存废之争都发生在帝制时代最高决策层，就是到总理级、皇帝级、国家主席这个层次，各个部委都参加了，而且从宋代到清代，很多人谈论的言论都差不多，和我们现在谈论的都差不多，就是“德”和“才”怎么权衡的问题，考试利弊得失怎么样，到底要不要考试这样的问题，跟我们今天谈论的问题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个我想不必详细讲，现在我们高考存废也碰到了这样的问题，这个争论古今如出一辙，古今很多方面真的是惊人地相似。

第二个关于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之争，这个也是惊人地相似。从自由竞争到分区定额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最早科举考试完全是自由竞争，完全是全国统一高考分数线，全国一张卷子，唐代290多年间，在我们长安考，少数年份在东都洛阳考，考上的人90%以上都是北方人，到唐后期南方人比较多一点，尤其是我们陕西这一代，河南人比较多，南方的极少，但是他们也没什么意见，因为南方人当时没什么发言权。可是到宋代就不一样了，到北宋的时候，因为长期经历战乱，经济重心移到南边，到北宋中期时，出现南北对调的情况，90%考上的都是南方人，我们这一带就衰落了，如果我们这里哪个地方讲我们这个地方状元、进士特别的多，我猜十有八九都是唐宋以前的，到明清时代这一带考上进士的就比较少了，到清代状元就没几个了，好像状元王杰是陕西的，而且还是考虑区域平衡的问题，皇帝说把状元给陕西人，陕西人忠厚，水平也高，但是这里长期没出状元也不好，就调了一个，把第二名和第一名调了。这种不平等在北宋中叶的时候表现得特别明显，进士90%都是南方人，而且朝廷官员中南方人越来越多，后来北方的山西人司马光就听从底下人的建议上奏，既然是科举考试就要考虑科举考试的均衡问题，就应该按比例来录取。南方出身的欧阳修就反对，他说既然是科举考试，当然就是按成绩来录取，怎么可能一个考试成绩差的人只是因为他生在北方他就能考上呢，欧阳修是江西人。结果后来争论就不了了之了，考上的大部分还是南方人。

这个情况到明代初期最明显，朱元璋洪武三十年，就是公元1397年，会试和殿试发榜以后，录取的52名进士中没有一个北方人，于是北方的举子就闹事，说主考官都是南方人，“私其乡”，肯定有作弊行为。朱元璋听到这个事情后觉得是个大案、要案，要来查，就叫另外一批考官来重新评卷子。几千份试卷重新密封起来，复评出来以后，发现这些卷子就是好，是公正的，没作弊，建议维持原榜不变。后来北方举子又闹事，朱元璋龙颜大怒，就说你这些考官作弊，把考官杀了，把初评考官和第一名状元福建人等人都杀了，把其他人都流放了。其实他们没有作弊，这是一个政治事件，叫“南北榜”事件，因为第二次重新考试，第二次考完以后录取的全是北方人，没有一个南方的。一榜是南方人，一榜是北方人。你看过去的“高考”分数线倾斜，就是关于人才录取的争论，激烈到要杀人程度了。实际上这不是一个作弊事件，是当时为了安抚北方地区的人士做出的一个政治决定。后来慢慢就发展到明代中叶开始实行“南北卷”制度，就是在会试的时候所有卷子封面都标有一个“南”字或“北”字，还有一个“中”字，按比例来录取。北方包括我们陕西这一带，一直到山东全是属于“北卷”，“中卷”包括四川、贵州、广西、云南以及安徽的中部这一带，“南卷”就是南方的省份，北方录取是35%，中部录取10%，南方录取55%，这个比例考虑了人口多寡和文风高下，即不同的文化和教育水平。可是这样下去还是不行，到了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这之前有一两科，同样是南方卷子里面，广东和福建的没有一个能考上，主要都是江浙的人考上。江浙一带的人很厉害，一直到现在智商还是很高的，不得不承认，现在去查院士的祖籍，他们大部分祖籍是江浙一带，近代以来许多著名的人很大一部分是江浙一带的。他们那是几百年积淀下来的，文化底蕴非常深厚。到康熙五十一年，认为分南、北、中卷还不行，于是实行分省定额录取，按各省应试人数多少和文风高下确定会试的录取比例，这个办法一直延续到科举制被废除之前。就跟我们现在的分省高考定额录取制度有点类似，但不是完全等同，因为我们现在是高校自主决定在哪个省投放多少个名额，可是这个在中国这么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经济文化及教育水平相差很大的国家内，考试公平和区域公平这个两难问题是没办法完全解决的，这是一个千古难题。尽管每年在全国两会期间很多代表提出所谓统一高考分数线，要怎么怎么解决。我认为这是不可能完全解决的，而且古代的科举“冒籍”和现代的“高考移民”如出一辙。既然规定你要回原籍报考，就有人“冒籍”。我们现在陕西也有人到新疆、西藏去“冒籍”报考，也就是高考移民。

第三个关于防止作弊的措施和方法。这个问题很容易理解，我想不必详细讲，就是有考试就肯定有作弊。一部科举史实际上就是考官为了防止考生作弊和考生挖空心思作弊的斗争史，应该说是一个道和魔的较量的历史，长期以来就是这样。这个问题我想不必详细讲，现在每年都有一些考试作弊被揭露出来，包括我们陕西这里这几年也出现一些问题。还有一些科举考试所实行的一些防止作弊办法，为我们现在高考所应用。

第四个是关于考试科目与内容的演变等。也是值得我们现在高考参考借鉴的方面，比如说唐代，在我们这个长安为首都的朝代的时候，当时的考试科目很多，至少常科就有六科，特别的科目有一百多科，一百多个名目。那六科里面除了考经学、文学以外，还有我刚才讲的专门的明算科和明法科，明书科是专考书法文字的科目，可是到后来慢慢统一到只剩下进士一科。为什么这样呢？是为了追求公平和具有可比性。我们现在有些省的高考方案，比如，广东省，三年前他们对接新课改的高考方案，高中新课改很多有选修、模块、多样化，结果他们有选科，高考里面有选科，出现的问题是最后考出来的成绩没有可比性，考生闹事，考生家长反映非常强烈，后来没办法，去年他们还请我去参加他们高考新方案调整的一个专家论坛会，只好调过来取消选考科目。原来他们语、数、外三门，加文综、理综以外，还有一个选科，任选一门，你可以选物理或化学、生物单科里面你比较有兴趣的。但最后大家都选可能得高分的，都挤到那些比较容易的，比如，生物啊，不去选物理，物理很难的，当时挤到那边你知道分数怎么办？不同科目就没法比较。所以就在古代也是这样的，比如，古代的考试，像明清的时候，考五经四书，五经里面，诗、书、礼、易、春秋各占一经，各考一经。我们中国人划酒令猜拳讲“五经魁”，什么“五魁手”，“五”的话就是魁啊，这个就是原来五经里面来的。因为五个经书的科目各有一个第一名，如《诗经》第一名、《书》第一名，有五个第一名，所以叫“五经魁”。到后来大家水平都很高，就没办法区分，清代乾隆的时候就规定所有人都得考五经，同时考。五经当时都要求大家背下来，五经当时有多少字啊？五经有四十三万字左右，当时多数参加科举考试的人都能背下来。经过这个训练，记忆力非常好。这个中国人训练下来，难怪中国人现在智商很高啊，现在有人认为中国人的智力是和以前考八股文和考四书五经有关的，这是台湾学者说的。所以科举考试的科目和内容的演变，包括八股文考试的演变也跟我们现在的高考有点类似。刚开始八股文考试都很好，它运用四书五经里面正大明白的题目来考，比如，“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是一个考试题目，但你不能老考这个，否则就被揣摩透了，于是只好出些偏题怪题以拉开区分度，不然就像高考，要决定谁上北大清华，谁上我们陕西师大，谁上高职啊，考试成绩要拉开区分度。而要拉开区分度，水涨船高，就要加深难度，加深难度只好找偏题怪题，古今如出一辙。八股文后来走向偏难琐碎，有非常险怪的题目出来，包括一些解答题，也是和考试命题的规律有关的。

好，最后谈一下高考改革何去何从。高考在相当时间内都被当成素质教育的障碍，或者是拦路虎。现在咱们大家辨析清楚了，当时在20世纪90年代末，有一阵子，很多人都认为高考是素质教育的障碍。现在也确实是，只要有高考，你要开展素质教育或比较全面的发展还是比较难的，因为应试的压力非常大。我觉得经过高等教育大众化以后，现在的高考压力一点也没有减轻。原来大家以为经过高等教育大众化，上大学机会增加以后，高考的压力就会减轻，应试的激烈程度就会减轻，实际上没有。以前我就说过，社会永远是分层的，职业永远是分类的，那大学一定也应该是分层分类的。不可能所有人都上重点大学，如果都上重点大学就无所谓重点大学，都是一流就没有一流。社会各行各业的压力都增加了，不单单是我们教育界，不单单是高考，实际上社会上各行各业的压力都增加了。比如，做生意的，二十年前的一个万元户，就很好赚钱，现在做生意很难，多数的店开业不到一年就关了。你不相信可以看看我们的周边，我相信到处都差不多。所以在整个社会竞争越来越激烈，人们压力越来越大的情况下，要叫高考的压力降下来是很难的，不管中央发再多红头文件，都是降不下来的，这个是社会竞争加剧的反映。

关于高考的改革实际上是有不同的看法，有一派是激进的，认为应该进行彻底的激进的改革；有一派认为应该是渐进的，我们把它称为激进派和稳健派。我是属于典型的“稳健派”。很多新闻媒体都讲我还是“稳健派”的代表人物。激进派的学者有一些，旗帜鲜明的稳健派学者并不是很多。因为现在中国人好像讲改革就是好的，你不改革或只是渐进的改革，这人就是保守的，这人的改革精神不够。实际上我觉得中国人在有些方面往往是为改革而改革。高考存废之争呢，这十几年来都很激烈，即关于高考的“统独之争”。所谓废，就是有的人认为招生考试应该改成各校高考，像美国一样，高校有完全的自主权来录取。而我认为在中国国情下很难改成，应该在统一考试为主的格局下进行各方面的改革。还有高考改革目标是否以美国招考模式为依归？那些提出改为各校高考的人，大多数都是说，你看美国高校多好，它采用“三合一”的录取制度，既看你的SAT的成绩，就是他们类似的高考的成绩，又看中学的表现，他的社区服务啊，做义工这些，又看中学校长的推荐信，又看平时成绩，这样最好。从理论上来讲，如果中国能实行也很好，但是我觉得中国就是实行不了，一旦你移植到中国来，一定是水土不服，因为中学的表现我刚刚讲是很难客观评定的，你怎么衡量呢，你说这个德怎么衡量呢？尊师爱生吗？尊师就是今天给老师送一个卡片，明天送一篮水果，后天送一盒月饼，这个算不算尊师啊？那你说他去扶老太太过马路算不算表现好？如果不和功利的招生目的挂在一起，他做好事，这个我相信肯定是真的。但是说如果你扶一次加一分，扶两次加两分，那你就说不准了，他老站在那里一天扶了十次你怎么办？（ 笑声 ）那不然的话你怎么体现他的德呢？或者他拾金不昧，今天交十块钱，明天交二十块，隔一个星期交五十块，你知道是大款的家长给他的还是他真捡来的，他说我捡来交给你的，你不能判断他的真假，没办法衡量。就是考察表现或“德”，基本上都没办法量化，没有刚性的标准，所以这个就很难。你不得不承认我们中国这个民族，有很优秀的部分，但也有劣根性，就是比较会造假，就是从鲁迅到现在大家都批判过的民族劣根性。诚信方面，我们的诚信体系没有建立起来，我们的社会风气还有很多造假和浮夸的方面，你想客观地评价学生的表现是不现实的。再加上我们习惯走后门的社会风气啊，等等，还有各方面的问题。你看中学成绩，你要是客观评价，没话讲。你要是真要将中学的评价成绩带到高考来，那中国的中学就天下大乱了。真的是要大乱了，怎么给他评价？班主任和任课老师谁给他评价，班主任评价，他的权力就会无限大，肯定是有钱人和做官的会走后门，这没办法。美国大学招生参考中学成绩，实际上美国很多州的中学，他们的很多科目现在也是统考。我们不了解这个情况的人说看平时成绩，实际他们的统考也很多，不过他们的社会文化不像我们现在这么高度的、过度地重视教育，很多的家长对这个不是太重视。我们华人的家长对这个高度重视。每次考都是华人的孩子考得好。我们有些东西不能直接地模仿别国。

大体而言，中国的高考改革方向是从统一走向多样，从招考合一走向招考分离，最终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以统考为主、统分结合的多元招生考试制度。

兼顾统一性与多样性是高考改革的方向。中国社会具有重视人情与关系的文化传统，我们的社会风气就是这样的，而文化传统的变迁是缓慢的，传统习惯并非短时期能完全改变。参照具有高度重视教育传统的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的经验，因为他们比我们发达一个阶段，即使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进入普及化阶段，名牌大学的入学考试竞争仍然相当激烈。包括就像京津沪地区，他们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实际上已经进入了普及化阶段了，有些媒体公开讲了，但是北京的高考竞争一点不比我们陕西弱，我看那些中学生的压力也非常大，我听他们的家长说比其他省还厉害，别看上北大清华的录取名额那么多，多数家长都还是对学生要求很高，学生们压力非常大。你看韩国的高考竞争，这是一张照片，一名班主任带着一些考生跪在这里跪拜，希望能够考好。还有很多类似的照片（ppt 展示 ），什么考生在考场前跪拜啊，还有喊口号啊，等等，他们的传统和文化与我们类似，现在韩剧迷很多，爱看韩剧，其中一个原因是里面的文化传统与中国很相似。

因为时间关系，我不再详细展开。（ppt 高考制度与诺贝尔奖 ）比如，每到诺贝尔奖颁布的时候，一般过不久就会有人说，中国就是因为有高考压制着中华民族的创造力和创新性，所以诺贝尔奖就是没中国人的份，最好就是要彻底改革高考制度，然后才有办法获得诺贝尔奖。我认为，存在激烈的考试竞争不见得就没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奖。为什么呢？最简单的参照就是日本，日本几十年前就叫“考试地狱”，“考试地狱”就是日本先叫出来的，现在还在叫。以前没有统一入学考试之前就是考试地狱，现在还是。而且他们长期以来有一个说法叫做“四上五落”，这是什么意思啊？考短期大学容易得很，基本上都可以进。要考名牌大学，比如，要考东京大学、京都大学，考好的大学，晚上睡四个小时的人就考上了，睡五个小时的人就落第了，就叫“四上五落”。这个在韩国也这么讲，他们的应试程度一点不比中国差，而且他们的私塾，就是课外辅导班很厉害。包括台湾地区也是这样，辅导班很厉害。跟我们的传统都是一样的，东亚地区都类似，这个不再详细讲。

我专门写过一些关于高考制度的论文。高考改革碰到一系列两难问题，我在一些论文中曾经分析到有八对矛盾，这八对两难问题中，有我刚才讲的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这只是刚刚举的一个例子。保持难度与减轻负担，这个大家容易理解，像刚才的考试难度加大的问题。实际上把八对矛盾抽象出来，就是一个理想和现实之间的矛盾，或者说是公平和效率之间的矛盾。理想和现实之间的矛盾呢，理想我们谁都知道，高考应该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我们的招生文件到现在还是这么写的。但是现实操作下去就是根据分数录取，因为根本上还是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你要改变一下高考，就会牵一发而动全身，改一种办法可能有利于这个省，有利于这个地区，不利于那个地区，有利于另外一部分群体，不利于这一部分群体。实际上这个是很明显的，我就不再详细讲了。另外高校自主招生不等于自行举办招生考试，现在又有人认为扩大自主权了，应该自己举办考试，实际上，考试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事情，应该由专业考试机构来实行，这个我也不再详细讲了。

构建现代高校招生考试制度，要遵循“四个有助于”的原则，（PPT 展示 ）过去我们提“三个有助于”，我承担教育部的一个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就是关于“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理论与实践研究”，现在经过研究，我们得出结论还应加上一个有助于提升高考自身的科学、公平、安全、高效。安全在这里面提到了，公平这里面提到，以前都不提，现在社会民众越来越关注公平。

高考改革的目标是：逐步建立起以国家统一考试为主，与多元化考试评价和多样化选拔录取相结合，高校自主招生、自我约束，政府宏观指导、调控，专业机构命题和组织考试，社会有效监督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高校招生考试制度。具体来说，第一个是建立统考为主、统分结合的高考模式。比如说建立若干区域性的高校入学考试中心或“考试院”，因为现在是分省命题，它虽然分解了考试泄题的风险，但是也带来重复劳动和财政投入较大的弊端。还有，它的命题质量很多还不如全国命题。为提高试卷的科学性和稳定性，使高考分数更具有可比性，并提高命题效率，减少泄题的概率，我认为应允许委托命题，不要像原来这样指定必须要分省命题；第二个是在统一高考的大格局之下，采取多样化的入学方式。部分高校可以试行两次高考实验。这有点像日本，它有第一次全国共同的公立国立大学的统一考试，很多私立大学也参加。第二次是到高校再去考，这有点类似我们现在硕士生的考试，第一次有全国统考的考试；第三个是探讨分层次的高考录取改革。像北京的高考方案，半个月前出来，实际上已经开始在做了。他们当时也来咨询过我，就是本科的一种考试。如果你要考高职高专，就可以用会考成绩来代替文综、理综，高考只要语、数、外三科就可以了，可以减轻一些负担。这方面的内容，我在这个月的14号在《中国教育报》上又发表一篇比较长的文章，四五千字的文章讲到这些问题，我就不再详细讲了；第四个是推进考试形式与内容改革。比如说部分科目，像外语这样稳定性比较强的科目，是不是可以考虑将来实行自适应考试。或者考生可以进行多次水平测试，因为它稳定性比较强，当然要真这么做要防止替考。因为高考里面外语考试最有可能替考，而且大家最想替考的就是外语。包括教育硕士和其他专业的在职的人来说，最怕的就是外语，外语有很多替考的现象，像一门副业一样；第五是高考管理改革，要制定国家教育考试法和招生考试法，加强依法治考、依法治招，加强高校招生考试管理。

总之，高考改革也可以借鉴老子的一句话，叫做“治大国若烹小鲜”。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治理大国就像烹煮小鱼一样，“鲜”就是以前的鱼。大家都吃过鱼，不过可能很多“80后”“90后”的学生不用干家务，没有煎过鱼、煮过鱼。烹小鲜什么意思啊？煎过鱼的人都知道，要一面煎得差不多到火候或者快熟的时候，再翻过来才行，要是你不断地翻来翻去，那小鱼就会被煎烂掉，就不好吃了。所以他说治理大国要有稳定性。对高考这个重大的、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也应该采取在长远规划和全面研究的基础上渐进地推行。

最后回过头来讲“科举学”，科举学是研究科举的一门专业。科举对现在的高考也有很多借鉴作用，（PPT 展示 ）科举学将古、今、中、外，文、史、政、教等方面的科举研究熔于一炉，是一门融汇古今、贯通中外的学问。科举学不单单研究静止不动的科举历史，而且还关注动态发展的考试现实。科举跟今天的高考有密切的关系。科举学非常广博，现在有很多专学，比如说敦煌学、红学、甲骨学和文选学，等等，很多专学是关注一个人、一本名著、一个地区，一般多涉及中国文化史的局部，而我们讲的科举学却与隋唐以后中国大多数名人、大多数书籍、大多数地区密切相关，即与传统文化整体相关的一门专学。我们每个人可能跟它都有关系，不相信，你们找自己家族的族谱来看看，我相信你的族谱里面一定有记载祖先中进士或者中举人，即使可能有的是附会的。或者你到老家当地的地方志去找，一定有这方面的内容，所以科举学跟我们在座的每个人可能都有一定关系。（PPT 展示 ）我写过一本《科举学导论》这本书，很高兴前不久还获得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你可以看看提出科举学，本身就有为科举制平反的含义，会受到一些正面的评价，那说明为科举制平反还是有比较多的人能够接受。

好，最后我顺便谈一下我前不久在《中国教育报》发表的一篇文章，叫“文字会影响健康吗”，因为我们在座的多数都是研究生，这个实际上是针对研究生写的，现在《中国教育报》今年二月份以来请我给他们开一个专栏，叫“学者专栏”，每周一篇，就在前天还发了一篇，每周都有一篇，是在第五版的“高等教育周刊”里面。当时这个题目叫“文字会影响健康吗”，我认为会影响健康，这关键是影响谁的健康，我当时讲是影响导师的健康，为什么呢？我认为在一定意义上说，文字是有味道的，有的文字清香扑鼻，有的文字臭不可闻，有的文字甜美怡人，读后感到沁人心脾，可以延年益寿，有的文字味同嚼蜡，读起来一点味道都没有，读起来会折寿。（ 笑声 ）我这是不只听过一个人这样讲，我妻子也在厦门大学法学院教书，她说有时候看到硕士生写的论文真的是要吐血，现在不止一个老师说，很多大学生的文字功力是不够的。这个就会影响导师的健康，导师说气得要吐血，他当然说的是气话，真的会气得吐血的老师肯定极少，但它会慢慢进到你的肺里面去。如果考虑到他人的健康，尤其是大学生为老师的健康着想的话，就要好自为之，别写出让人读之生气的文字。为什么学生的文字会影响老师的健康，而网上的文字、报纸上的文字不会影响健康？因为后者看了不舒服或看得不堪入目就不看了嘛，但是你要知道，你的作业、你的学位论文，导师不想看也得硬着头皮看完，当你写得乱七八糟、语句不通、错别字连篇的时候，你导师的健康一定会受损。就是这些会影响健康的文字，一定是很差，但你不得不看的文字。因为我们教师要教书育人，一定要去看学生的文字，要去改。我也有个别的学生的论文，看得实在难受，我说你要请其他中文系的人帮你理一遍再让我看，不然我不看你的论文。所以我有一篇文章专门讲到这个问题，我在文章里说，为了导师的健康着想，你要好好写文字。我认为文章的功力和水平有四个层次或境界：第一个是辞能达意、文从字顺；第二个是运用自如、流畅优美；第三个是比较高的境界，叫得心应手、炉火纯青；第四个是最高的境界，叫妙笔生花、出神入化。这个很难啊，最后两个层次都很难，但是偶尔会有神来之笔，才能写出后面两个层次的文字。实际上我要求不多，不要说第二个，只要达到第一个层次，词能达意、文从字顺就行了，对老师的健康就很好了。当然观点和内容还很重要，我就说表达上你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导师就能活到九十岁了。好，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 掌声 ）

提问互动：

栗洪武 ：我们不休息了，我们刚才商量着留十几到二十分钟，按惯例还是提问一下。刘老师博古通今，把好多问题都讲得既有历史的东西，也有现实的东西。刘老师从前天下午开始来我们学校，坐飞机从厦门走的时候晚点一直到晚上十二点钟到西安。前天礼拜一，我们研究生答辩和开题，昨天我们又一天，一共两天都不休息，我们开玩笑说陕西人用人用得太足。所以，我们再用二十多分钟时间，大家提一些问题，让刘老师解答。

问 1：刘老师，我有三个问题要问您。

栗洪武 ：每人问一个吧。

问2 ：那我就问一个问题。我觉得在中国有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科举制度存在了一千多年，对中国的经济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我想问的是科举制是由文化催生的，它对中国人的文化性格有何影响？

刘海峰 ：好，这个问题问得相当的专业，对文化性格的影响。科举确实对中国的官僚政治、社会文化，包括我们的教育和心理各个方面都产生过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今天我后面谈的主要是跟教育的关系，实际它对政治、对社会，包括对文学都有非常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包括对我们人格的形成也有影响，这方面也有学者做过论述了，包括对我们的心理各方面的影响。比如说：在心理方面和人格方面的影响，中国人已经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就是对公平的追求很强。还有就你说的人格来讲，有人觉得对权威人格的塑造很有影响，知识分子就是对权威的服从，对上面的服从，这个是负面的，就是唯书唯上，因为你考试是考书面的，看的是当时法定的教材、官办的教材，就是四书五经，你必须服从儒家的理论和思想，你不按这个来你就是出格，肯定是没办法被录取的，那中国人长期对这种“唯书唯上”的心理和人格，受科举考试一千多年的塑造和影响这方面是有负面的影响。但另一方面它对形成中国人的进取心理和比较积极的人生态度也有作用。因为科举考试是强调入世的，就是修身、齐家是为了治国、平天下，学而优是为了仕。“仕”过去我们认为是不好的，但现在也不能完全这么看。治理国家你不能总让那些平庸和世袭的人来治理吧，你说学而优则仕不好，难道学而劣则仕更好吗？或者不学则仕更好吗？或者学而优则不仕更好吗？那当然是学而优则仕更好。学而优则仕造成了一部分人当官的心理，就是对“读书至上，做官第一”的心理的形成也有影响。但我讲，科举对一个人的进取心理、对中华民族的进取心理也有影响。比如说：我们以前的《弟子规》有一句诗叫“少小需勤学”，还有一句叫“为官须做相，及第早争先”。为官须做相，就是你做官就要争取做宰相，就像西方讲的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及第早争先，就是你如果早考上进士或举人了，就应该早一点就业，早一点得到官位，争取能够往上发展。如果你能够从政，他也会问你哪一天转正啊。就像我们教师评职称一样，更高的位置永远是他的追求。如果我们永远只想当一个小公务员，那这个人好像也是胸无大志、目光短浅的。中国人这种“为官须做相”的进取心，是和科举考试密切相关的。中国现代的进取心，无论是做官也好、做生意也好，进取心都是很强的。像有些国家的人，很容易安贫乐道，知足常乐。中国人做生意就要星期六、星期天没命地干，就是要赚钱。做生意是这样，做其他的如读书也是这样，进取心很强。这个进取心就和我们的科举考试、以考为主密切相关。你要想想，过去交通不便的时候，要从福建到长安来多么的艰难，要舟车劳顿，而且这个气候也可能不适应。以前坐车一阵，坐马一阵，走路一阵，然后还要坐船，船到这边黄河又上不来，要转换，要经历多少艰苦的磨难才能到长安。到这里考完以后，一年没考上，回去吧又要三个月，再来又不行。有的人就二十年待在这边准备考，就是为了考上，那他是需要很强的进取心和很坚定的信念，才能考上。这种坎坷的情况是很多的。我们过去讲当官一定是不好的，是要欺压老百姓的，这是受“文化大革命”中的观念的影响。在中国传统社会，既有一些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坏官，也有许多好官，我们的民族精英大多是从科举上选拔来的人。比如说古代从韩愈、白居易到范仲淹这些人，或者说从文天祥到林则徐这些人，他们有一些确实是为了治国、平天下，不完全是为了个人身家、光宗耀祖，也有一些为民造福的这一方面。不要把我们的历史全部否定，对我们的历史要有同情的理解，或者说抱有一定的敬意和同情。这些人实际上是我们民族精英文化的创造者，这些精英人物大部分是科举出来的官员，不要把他都看成是剥削阶级，而是我们民族文化的主要创造者，包括《四库全书》中的文集，大部分是进士写的，这些是我们重要的文化遗产。他们很多人刚开始是很穷的，包括范仲淹这些人穷得都没有饭吃，天天吃稀饭，像宋代多少人考上进士的人是很穷的，克服那么多困难去投考，他为什么想读书、想参加像我们这样的高考，一是想改变命运，也有着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抱负。不要把他们都看成是为了当官，为了腐败的，也有很多清官。而且根据统计研究的结果，只要是科举出来的官员，大部分比通过其他渠道上升上来的官员更清廉。他们考秀才都已很不容易，考秀才要从乡里、村里和镇里出行，都有交通不便的困难，每一条大河都要摆渡，比如说从福建厦门到福州要一个星期。我现在去旅游时，看到一些过去的古道都是石板路，我们现代人现在看着都怕，有些人一点点路或两层楼都想坐电梯。以前的路就是这样子，你翻山越岭下去以后碰到河又没有桥，就要等，有的时候“野渡无人舟自横”就过不去，没有摆渡的人你又不会划船，特别碰到黄河怎么过啊，到黄河心都要死了。可是有的人要参加考试就必须要过河，所以科举造成中国人的进取心很强，我说对中国人人格的形成是多方面的，既有积极方面也有消极方面。我就谈这一点。（ 掌声 ）那么多人要问问题啊！

问3 ：刘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就是目前高考招生地区间不均衡这个现状，能否采取类似研究生这样的全国统招、差额录取这种形式？还有一种形式就是根据它的报考人数进行比例划分这样来录取。这两种方法是否可行？再一个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怎样保障才能兼顾到少数民族考生的利益？谢谢老师。

刘海峰 ：好，关于高考录取公平的问题，现在是中国整个教育界非常突出的问题，因为有很多媒体都讲到，区域高考公平问题，就是倾斜的高考分数线问题，是“中国最大的不公”，是“最刺眼的不公”，因此可以说是最突出的问题，每年的两会都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出议案，要求解决这些问题。确实，从一些数据看是非常的不公平，比如说北大、清华，它一所学校在北京录取的人数是两三百人，北京只有一千多万户籍人口，但是河南将近一亿人口，它录取的考生只有四五十人，这中间的差别，按人口比例一算有六七十倍，你说公平不公平？北大、清华是用全国纳税人的钱办起来的，不是北京人的北大、清华。这个问题确实很突出，每年都变成一个很大的问题，而且前几年有三位青岛考生状告教育部，今年河南省人大代表委员提了一个议案，言语非常激烈，大概是如果不解决，我们提出罢免议案，非常尖锐。这个问题解决起来难度就很大。在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经济政治文化教育水平差异很大的情况下，它是一个千古难题，没办法完全解决。可以加以调整，但是没办法完全解决。有湖北的两会代表最近提出说要统一高考分数线，应怎样做呢？统一高考分数线，这个实际上是不可能做到的，现有的分省命题格局已经形成，你要回到原来的格局还是有点难度。这个倒还是其次，关键是真的统一高考分数线以后，你就是把边远地区包括新疆、内蒙古和西藏划分出去，因为边远地区，边陲的少数民族另外照顾。但是你全国统一试卷，不见得湖北会增加进北大、清华的比例。我今年三月份还去河南省做报告，我跟大家讲，你不要听河南省一直这样讲，如果真的按绝对分数线来录取，河南省有可能比现在还更少人考上北大、清华，你信不信？因为北大、清华就录取那么几千个人，可能江苏省、浙江省就把它全包了，这种情况是可能出现的，因为历史上就有类似这样的情况，江南就是水平高，你不得不服啊，不相信你试试看。河南省可能一个都没有，或者只有那么三两个特别优秀的，比例不见得多。所以现在这个完全按分数录取的做法我觉得是做不来的。但是按人口比例来录取行不行？这个渐渐加以调整是有可能的。而且现在政策已经开始朝这方面调整了，但是它不可能一步到位，因为这个问题太复杂了。你像恢复高考那一年是分省命题的，就是1977年。我是1977年上大学的，1978年全国开始统一考试，当时全国统一卷，北京市的录取分数线是全国最高的。可是现在到1997年的时候，全国除了西藏等地区外，在内地省市中它是最低的，就是和山东、湖北这些高考重点线差了近一百分。差了这么多，简直难以想象，差了一百分进重点大学、重点线。这个问题，原来中国政法大学的校长徐显明曾在两会期间公开讲，中国政法大学要按人口比例来加大给河南的名额，当时我就猜他是要想做，但是不可能做到。真要做到，河南省考生将近一百万，人口将近一亿，那他在河南省就要至少增加几倍的招生指标，北京要减掉几倍的，实际上他只能是微调，没办法做到。因为各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所以按人口均衡的划分是不可能的。何况现在省部共建很多“985工程”重点大学以后，当地的政府给那些部属大学很多优惠政策。像厦门大学，福建省和厦门市给它土地和经费的支持，因为支持以后，它就要你在本地招生多一些。上海更明显，复旦、交大是1∶1安排的，中央比如说给8亿，地方也给8亿。那这几年地方加大投入以后，你让它减少录取名额根本不可能，你别说是校长，你就是市委书记都做不到这一点。所以这是一个博弈的过程，一个很大的问题，很难完全解决。但现在教育部出台政策要逐步调整招生名额，这几年已经朝这方面调整，已经有所改善。还有对少数民族的倾斜，这几年已经出现汉族人冒充少数民族改身份的情况了，所以这个不是问题，多数人也没太大意见。当然有时候过头了以后，也有一点问题。比如，有些人“冒籍”到少数民族地区，因为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人援藏，到西藏三年以后还可不可以算进藏呢？我是专门到西藏去看过，我2004年还专门发表过一篇论文在《教育研究》上，就是说“西部地区的高考移民问题研究”，我当时到西藏的林芝地区，林芝就有好多的人去，好多也不是非法的移民，而是援藏，或者是到那边入籍了，入籍超过三年。现在为了保护本地区考生利益，规定三年入籍，入籍超过三年就算正规了，不能清回去，所以这就有一系列问题，就是少数民族地区。那么对少数民族的优惠，现在的政策可以说我们中国做得比较好，比大部分国家做得都还好。现在我招的一个博士就是内蒙古人，名字有五个字，叫刘额尔敦吐，是内蒙古人，他做的博士论文就是高考改革中的少数民族问题研究。这方面还很值得探讨，谢谢大家。

问 4：刘老师您好！很荣幸听您的讲座，我是师大的一名本科生，刚听完您的讲座，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刚才我们说了部分高考和科举制度的对比，但是我还注意到高考和科举还是有很大区别，科举主要承担的是教育产品的输出和评价选择这方面的东西，也就是说教育的最终结果这样一个作用。那我们现在的高考承担的更多的是一种继续教育准入的这样一个功能，那相应的我们的高校就承担了一部分教育产品的选择和评价这样一个功能，所以请刘老师从高校教育管理方面谈一下我们高校教育职能的转变怎么看。谢谢！

刘海峰 ：好，你刚刚提到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高考和科举的差异的方面，因为我刚才只讲同的方面、相似的方面，没讲差异的方面。虽然差异的方面也很多，考试内容的变化是很大的差别，还有一个考试的出路也不一样。我们的高考考完以后，它只是一个进入高等教育的起点；科举考试如果考上进士或举人，它是当官的起点，就是就业的起点。这方面我就不再详细讲，因为我在十几年前发表一篇文章，题目叫“高考存废与科举存废”，里面专门对高考的同和异做了几点辨析。而且现在的高考只能说是相当于科举职能的一部分，因为科举既有文官的考试性质，又有教育的考试性质。那我们的高考只是纯教育考试，如果硬要是对比的话，可以说一个高考和公务员考试加起来才等于一个科举。因为公务员考试是从政的，这方面相异的还是很多，所以听你说对高校管理方面的问题跟这个还是有差异的，不是可以转换的一项。这方面我也没有很多的研究，当然就是录取进来的人，只是一个起点，一个过程，教育是一个三年或四年的过程去接受高等教育，这个和高考有关系，这里面我们基本研究高考的分数和受高等教育时候学业的成绩多数还是成正比，还是正相关的。管理和这个有什么关系呢？这个你讲到的其实是另外一个问题，高教的管理问题我要回答起来就更多了，这个我就不再详细讲了，好吧！谢谢！

栗洪武 ：最后一位吧，我们让这位同学来问，女士优先。

问5 ：谢谢栗老师给我机会！尊敬的刘老师您好！感谢您给我们带来了关于科举的辩证的思考。我是想说我自己也是通过高考从山沟里走出来的，我本人对高考还是有很深厚的情感，但是当我看到现实当中有许多的学校、老师和班主任为了高考，为了平时的考试，不惜一切去挤压学生的作息和活动时间的时候，我心里真感到不是滋味。特别是当我的孩子今年上了初一，我看见他那瘦小的身影每天早上不到六点就披着星星到学校，然后晚上9点再戴着月亮到家里，中午就不到一个小时的睡眠时间，真的觉得心疼。其实高考并不可恶，但是现实中高考和孩子全面发展这个度怎么就这么难把握呢？怎么能把握好？请刘老师给我们解答。谢谢！（ 掌声 ）

刘海峰 ：好，谢谢！这个问题是很多家长都会碰到的问题。确实，我们看到在应试教育的压力下，学生成为一个非常不快乐的群体。我曾经在有篇文章里面讲到，中国的中小学生是世界上压力最大的一个群体，或者是最不快乐的一个群体。我们现在确实是有高考就会有应试，有考试就可能有应试，应试负担逐渐加大以后，一直往下延伸到一年级，现在进重点幼儿园也在竞争啊，这竞争再延伸下去就到胎教去啦。我们看到的状况确实是，学生起早贪黑在学，近视率攀升，而且没有快乐的童年和少年，这确实是个很大的问题。有的省重点中学都半军事化管理，只有星期天让学生出来，其他时间都关在里面，而且他们反而经常出状元。这种情况出现，确实是令我们感觉考试竞争造成的负面影响比较大，所以很多人认为高考应该改革，应该怎么样彻底地改革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局部的调整确实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现在这种情况就是我刚才讲的高考改革两难问题中的一难，就是公平选才与减轻负担这个矛盾，解决这个问题是很难的。要公平就要保持一定的难度，而压力增加以后造成的负面影响确实很突出。你说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我觉得它两难到什么程度呢，基本上变得非此即彼，要保持一个度就很难。中国人谁都知道，现在的考试造成的弊端那么大，可是你不用考试怎么办？所以现在的高考，我认为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它是有很多坏处，但是我们又看到它是一个最不坏的制度，因为你如果想让这些学生快乐起来，轻松起来，你就不要用这种考试。而不要考试可能会造成什么情况？那可能是恶性竞争，不是学生自身才学的竞争，而是用父母的权力和金钱的竞争、走后门的竞争，可能造成这样的情况，就是靠走后门或者很多人敢于以身试法作假。在这种社会风气或传统氛围中，造成了必须让小学生和中学生刻苦学习，用自身的水平来竞争。如果我们这些大人，都是像有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众那样，比较诚信，不是过度地重视教育，也不会造假，那我们也许可以采取西方的一些方式，不是以考试成绩，而是包括其他方面，那学生的压力肯定会减少。可是这个没办法，你一旦这样，老百姓肯定不答应。多数家长宁可让学生受苦，但是他有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北京就很典型啊，现在升初中说是就近入学，但能够进好的学校，不受划片入学的都是有钱有势的或者很有钱的家长的孩子才能进去。有些家长就很郁闷，我的孩子学习不错，可是他就是没能进好学校，被放到比较差的学校去了。可是很有钱的人总有办法把孩子弄到好学校去，他就没办法。所以很多人宁可选择这种刻板的方式，但是相对公平的，虽然是很艰苦的竞争。所以我认为现在这种状况可以这么表达，就是说是我们的这种文化环境和社会风气逼迫用这种刻板的、但相对公平的方式解决问题。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大人的过错要让小孩子去受。我们大的环境就是这个样子，你不要这种刚性的非常刻板的考试，你要柔性的，那么就是大家都各显神通，谁上北大、清华都是没办法确定的。但一定不是弱势群体，一定不是你这个学习很好而家里没有背景的去上。少量的人可以，多数还是有家庭背景的人去上。就是我讲的县长的娃会上，你这个穷苦人的孩子再刻苦也上不了好学校。就像“文化大革命”中推荐上大学，屡试不爽。自古以来，一千多年中国的科举废过几次？废过三次，废了是不行的，全部出现大乱，真正优秀的人才出不来，只好又恢复科举。所以前三百年间，它也不是说一成不变，有过几次中断，可是没办法。现在的招生考试也有些其他的渠道，比如说原来的保送生，保送生开始是很好的，制度的初衷很好，就是优秀的学生让他保送上。但后来高考的保送生大部分变成送良不送优，优秀的留下做种子来争高考状元，良的给推荐上去，再到后来变成送官不送民，基本上都是有背景的家庭的孩子才有办法上。现在自主招生是很好，但是有几个农村的孩子自主招生上来的？你去看看有几个？基本上都是家境较好或有关系的人。就我们厦门大学每次自主招生，连我这样不管招生，也没工夫参加命题的，都有人托我去交代一下。那这个一定是没有农村的来找我的，他到不了这个份上，只有家庭条件比较好、有一定社会资本、有各种关系的才找得到人，这对弱势群体是很不利的。考试这个制度有太多的罪恶和问题，我们说考试在一定意义上讲是必需的罪恶，它是一种罪恶的话，也是必需的罪恶。它是很不好，但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在一定意义上用高考的分数来录取人，是根据考生自身的水平和才学，如果没有考试那竞争可能是通过金钱、权力和关系来竞争。所以我讲现在真的是没办法的办法，问题大家都看到了，但是怎么解决它是一个两难的问题。我就回答这一点，谢谢！（ 掌声 ）

栗洪武 ：我们的提问环节就到此结束。我们中国的科举存在一千三百多年，加上我们后来各种考试的一百多年，一共一千四百多年。这个确实是有好多的问题，很难在短时间内给大家谈完。但刘老师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报告，把历史和现实互相联系起来，引发我们的思考。各位同学刚才提的一些问题也能引发我们的思考。其实，刘老师和我们师大、我们教科院、教育学院有着师源的关系，我们的田建荣老师就是刘老师的学生。还有刚才刘老师讲了，大家可能没太关注，刘老师是研究中国教育史的，创立了中国教育史新学科——科举学，这个在中国以及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都是很有影响的。我觉得他给我们做的报告非常精彩，对我们各位一定都很有启发。所以，我们再一次对他表示衷心的感谢。（ 掌声 ）今天的报告就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参加本文整理的有博士生：马亚玲
硕士生：武丽娜、魏荣荣） JvwfS7bAd7akujZtLVQdqGF9ec3cn+7alLMLYdW4hZ9/q5hLz2Cw7eQ/gQzBm4o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