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历史学和哲学

在观察人类社会时，哲学与历史学所使用的方法是大相径庭的：一个要研究普遍规律，一个只关心个别事实。哲学往往把情境细节、个性和特殊性搁置起来，忘记了人们特定的时空联系，把纷纭复杂和变化多端的人类历史硬塞进预先制定的图式之中。根据历史学的观点，一切事物都要根据时间、地点、背景和环境的相对关系来进行叙述、判断和评价。历史学对特殊性和个性的关注，往往鼓励了片面化的观点，并因对时空情境的注意而打开了相对主义的大门。因此，巴勒克拉夫指出：“崇拜特殊性而造成了历史学的单一性，崇尚‘为研究过去’而研究过去，割断了历史学与生活的联系，否认从过去的经验中进行概括的可能性并且强调事件的独特性，不仅割断了历史学与科学的联系，也割断了历史学与哲学的联系。”以致他引用别人的话说，“我们越是探求特殊性当中有无穷无尽的意义，特殊性当中的一切就越是显得毫无意义” 。

可是，经过一个世纪的互动、论争和磨砺，至少一部分哲学和一部分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和学科性质都发生了许多变化。一方面，历史主义方法在哲学之中的传播，动摇了形而上学的僵硬外壳，使那些往往作茧自缚的哲学家意识到真理的生成性和流动性。学术界对哲学家的要求似乎大大降低了，哲学家不再是永恒正义和普遍真理的守卫者，反而成为命题和话语的分析者，成为历史主义和情境主义的奴隶，甚或像尼采所预言的那样成为个人桀骜不驯的欲望、偏见和意志的化身。尼采早就说过，哲学是按自己的形象创造世界的“专制的欲望本身”，是“最具精神的权力意志”。 由于我们无法获得超验的真理，所以“与其谈论哲学理论的真实性”，不如“考虑这些理论的繁殖力、解释能力和开放程度”， 另一方面，人们“对历史学家要求得更高了，要求他们不仅仅是记叙历史，而且要善于上升到理论” 。年鉴学派的兴起，就是历史学对这种要求的反应。

然而，从叙述史向更具理论解释力量的科学历史学的发展，动摇了原本讲故事的历史的许多前提和假设，使其失去了原本的自信。当历史学把牢靠的元叙事变成了理论的假设时，它本身似乎比讲故事的历史还更加接近于话语的文学形式。可见，后现代主义哲学的挑战并不是毫无意义，既然历史学与语言有不解之缘，那么忽视语言在历史之中的作用，就不是接近了客观真理，而是增加了它的主观性，即因忽视了已经存在的主观性而造成双重的主观性。我们研究了历史的话语和文本，似乎增加了主观的环节，但是我们实际上比原来更接近客观真相。伊格尔斯甚至得出谨慎乐观的结论：“在尝试用新方法研究人类历史广泛的多元性时，当代历史学术已向更接近启蒙时代的思想迈出了一步，这一思想就是：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值得历史的理性研究。” 可以说，怀疑是认识进步的结果，知识的进步也以怀疑为前提。要想得到火，必须忍受烟。

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哲学和历史学的差别并不妨碍二者之间的互相影响。实际上，历史学与哲学的相互作用从来没有中断过。从某种意义上说，20世纪是哲学的历史学化和历史学的哲学化的双向对流过程。尽管这种互动有时也许会导致某些消极后果，但双方从互相影响之中获得的好处要远远大于不利的因素。

对哲学来说，历史学的成果能够产生以下积极影响：①历史学对事物在时间中变化的关注，给哲学理性注入了历史主义的视野和方法，使其不再作茧自缚，不再过分留恋各种所谓永恒不变的形而上学性质；②历史学对多元文化和不同民族的研究，不断扩大着哲学家们的视野，或按康德的话说，历史学的综合判断不断丰富着哲学的分析判断，使思想家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③历史学对特殊现象和个别性的探索，可以当作唯我独尊的哲学观念的解毒剂，使哲学家变得谦逊和宽容。

换一种角度看，哲学研究的深入，也能够对历史学产生积极的效应：①哲学对事物的普遍性的研究，不仅能够帮助历史学家拓宽思路，而且有助于他们更深刻地认识特殊现象，如著名历史学家赫伊津加(Johan Huizinga)就认为，“只有依靠抽象才能区别具体，特殊只存在于‘一般’的框架中” ^[1] ；②哲学所特有的批判意识和怀疑精神，可以推动史学家严格审视自己的假设性前提（元叙述话语），不断超越自己研究范围所带来的局限性；③哲学的反思方法，有助于史学家思考多种现象的本质内容，通过考察各民族的特殊性，发现人类生活共性的或规律性的东西。

历史学和哲学的互动和交流，在“历史哲学”中得到集中体现。历史哲学是在历史学与哲学互动过程中形成的交叉学科，因此历史哲学本身有一个学科认同问题。一方面，历史哲学从一开始就力图实现这样的目标：深化历史认识，使其达到哲学的理性层次；为哲学找到历史根基，使其具有变化生成的形态。当历史学趋向普遍性时，它事实上就成了元史学，从而变成了某种哲学。当意识到事实“不支持任何一个已经预想好的‘理论性’框架” 时，哲学的普遍性只能是历史性的生成，这样，哲学也属于历史的范畴。由此，我们认为，历史哲学的学科不仅是能够成立的，而且还能够为历史学与哲学的发展带来新的动力。

另一方面，历史哲学也因自身的构成而保持着无法消除的内在张力。就如劳伦斯·斯通所说的，“历史哲学受到双重要求的制约：在历史方面，不能无视历史特殊的特征（或者这些特征是什么的问题）；在哲学方面，可以认为历史学科是能够同其他形式的研究和认识相比较的” 。在受双重制约的同时，历史哲学也遭受来自方向相反的批评和嘲弄。如果它为了减轻来自一方的压力，那么必然引来另一方更严厉的攻击，甚至是唾弃。历史学和哲学毕竟有不同的兴趣和方法：一方面，历史学家即使通过思想反思事件时，往往也只是对历史解释的分析感兴趣，因为这种分析有助于辨别历史解释是否合理，是否充分，他们对一般理论和规律则持敬而远之的态度；另一方面，哲学家往往只关心历史解释中所表现的普遍理论或一般性问题，或许只把历史解释看作是一般解释的实例，忘记了解释和意义自身的生成性和历史性。实际上，与一切概念一样，“历史”和“哲学”也必须服从生成的变化。然而，内在的张力和矛盾，与其说是个破坏性的因素，不如说是个激发思考的源泉。在历史哲学的矛盾发展中，历史学和哲学都可以从中找到对自己有益的启示。

总而言之，无论人们是否愿意，在西方学术界，历史学和哲学的互动还要继续下去。过去，双方在互动过程中都得到发展，从而形成实际上的互惠关系；现在，双方的互动对任何一方来说，仍然是极为有利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未来，为了各自的发展，双方应当继续保持对话。因为，对双方的发展来说，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各自学科的特性，而是双方的对话和相互影响。对话，既是哲学话语的传统存在形式，也是历史性的生成方式。

[1] F.R.Stern ed., TheVarieties of History (New York,1956),pp.298-299. s6LZOG1IrkOAuEvD5es/rLiNbZh9a8DB0Q92DtjIoMwRoSaJZO8UiljvapYpAvl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