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欧洲，成系统的历史哲学是近代的产物。历史哲学兴起于18世纪，这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厚的社会历史基础。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改变了旧有的社会结构，人类的活动能力大大提高，这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加速发展。社会发展使人们的时间和空间视野都得到了空前的拓展，从而形成了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的观念。

就时间而言，往日自然经济随季节律动而循环的时间观，被大机器生产和分工协作的线形时间观所取代。如果说在自然经济的条件下，人们在一生“漫长”的岁月中经历的多是重复的活动，很难感知人类社会的变迁，那么近代以来社会变化的速度明显加快，社会的结构性改变往往使许多人的生活经验发生断裂。乡村小道上慢行的牛车，为风驰电掣的火车所取代；飞奔的快马纵使再加鞭，与今天的超音速飞机相比，也只能望尘莫及。社会加快了变化的速度，昨天的“新”东西还未等成型，到今天也许就已成为明日黄花了。代际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宽，人们只能哀叹“现在是各领风骚数十天”。年龄和资历已经不是能力的资本，前辈的经验已经失去了重要性，许多年长者在新的技术产品前显得无所适从，不得不向自己的子孙求教。如果说自然经济给人的印象是“天不变，道亦不变”，那么工业革命后的世界却印证了“一切皆流，无物长驻”。历史变化已经不是哲学家的思考，而是日常生活的现实经验。

就空间而言，新大陆的发现和资本主义贸易的结合，使人类真正获得了世界意义上的联系。而且，人们不再像父辈那样依附于土地，而是根据工作的需要变换居住地。日益细化的社会分工，为人们的职业选择开辟了广阔的空间；年复一年进行耕种的农民，变成了不受季节和天气影响的产业工人和白领阶层。信息技术和通讯技术，推动经济联系向新的广度和深度挺进，全球化已经不止是一个口号，它已经成为一种现实。总而言之，人们对全人类的联系和共同命运有了切实的感受，对社会生活的变化与历史进步有了切身的体验，正是在这种基础上，人们才形成了世界历史的观念。

20世纪，人类又经历了许多事件。两次世界大战使人们第一次意识到，生产力的提高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并不仅仅意味着历史进步。十月革命的炮声曾经被亿万人民当作新社会出现的春雷，它也的确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但是，社会主义毕竟是一个新生事物，它的探索性实践既有挫折，也有教训，但是仍然给人民以希望。冷战结束了，但冷战思维并没有消失，因此随之而来的并不是人类历史的“黄金时代”，而是相互猜疑的“冷和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力图用自己的利益和价值观作标准，完成对世界和历史的构建，使历史终结于此。可是，资本主义在战后的繁荣与发展，并没有解决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因此历史没有终结，也不可能终结。社会主义仍然处于探索阶段，即使我们找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其机制的运行效率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情。社会主义实践就应该是一个历史探索的过程。在目前复杂的形势下，历史怎么样发展，我们应该如何把握历史演进的趋势和方向，仍然是一个没有明确定论的问题，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与自然界的规律不同。自然界的规律是盲目的，与人类的意识和活动无关。可是，历史是有目的、有欲望和有意志的人们从事各种活动的结果，人类历史的规律是活动规律。历史规律也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但是人的意志在塑造历史的过程中确实在起作用。因为负有个人意图的人类活动本身就是构成历史过程的因素，没有人类的追求和实践活动，历史规律不可能自动展现。人类历史只有在活动中才能呈现出规律性，没有人类追求种种目的的活动，就不可能有人类的历史，也就谈不上有客观的历史规律。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人类社会及其历史的认识，本身就是一种历史活动。因为这种认识的结果反过来会影响人们的实践活动，从而改变社会历史过程的内在因素。西方学者对当代历史问题，不厌其烦地进行研究，其中就有以他们的利益和价值观塑造历史的意图和效应。美国的亨廷顿提出“文化冲突论”，实际上就已经成为当前世界分化的一种塑造力量。而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是公开用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重构世界的格局。对此，我们必须给予足够的关注。我们应该通过研究，批判西方的意识形态，提出我们塑造世界历史的意识形态，争夺创造历史的话语权。

再说，在全球化背景下，区域历史和国家史必须在世界历史的视野中才能给予深切的认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已经使当前的世界处于普遍联系之中，各个民族、各个国家之间的相互联系越来越密切。我们不可能躲避这种联系，而只能以最有利于自己的方式参与这种联系与进程。如果我们脱离全球化联系，其结果将是自我封闭、故步自封和停滞不前。不出海，就打不到鱼；要吃鱼就必须勇敢地驾船出航，问题是我们应该在航海中学习航海技术。西方是工业革命和现代市场经济的发源地，我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必须借鉴西方的经验。我们要科教兴国，就必须善于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西方的经济制度、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就是西方社会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当从中吸取对我们有价值的东西。西方学者对历史问题进行的哲学思考，不乏对西方社会发展状况和深层问题的感受和直觉，我们通过这种渠道，可以加深对西方的了解和认识。要超过对手，就必须把对手的招数学到手。而且，了解西方学者对历史问题的哲学反思，是建立全球视野所必需的视域。研究西方历史哲学，有助于我们认识世界、走向世界。

鉴于我国对历史哲学的研究还相对薄弱，对西方历史哲学的批判与借鉴，有助于我们的学科建设。因此，研究西方历史哲学是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

20世纪前期的历史哲学，国内已经有所研究。故我们把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20世纪中叶以来的历史哲学思想上。本书共分10章，分别就新康德主义、柏格森哲学、分析哲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现象学、解释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历史哲学，以及科学哲学中的历史主义学派和史学理论中的新叙述主义进行了梳理和探究。

在研究方法上，首先，我们注意对当代西方历史哲学发展的最新动态进行了追踪式研究，同步利用了许多在欧美刚刚出版或发表的文献资料；在后现代主义和叙述主义等部分，我们尤其注意最新材料的分析与运用，因为这几部分在西方仍然处于讨论之中。其次，不只是把“历史性”概念视为哲学分支学科的中心概念，而是把它当作对哲学的生成与发展具有一般意义的基本概念，从而扩大了历史哲学的考察视野，把历史性纳入了哲学的核心概念之中。我们认为历史性是哲学本身生成和存在的基础性概念，因为哲学并没有先验的形而上学基础，哲学的基础和方法都有一个历史生成的过程。最后，在表述方式上，我们不以历史哲学家为线索进行考察，而是从研究主题入手，分析西方学者探究历史问题的深化过程。这种研究和表述方式，可以清楚地认识历史哲学问题的内在矛盾和深化过程。

本书在学术研究方面的突破，主要表现在对“历史哲学”概念本身的认识上。我们认为，“历史性”不仅是作为哲学分支学科的历史哲学的一个概念，而且是哲学观念生成的本体概念，它对于理解哲学思想的发展具有本质的意义。因为人类社会及其意义不是先天概念的外化，而是在人类的历史活动中生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哲学的研究反过来将有助于一般哲学问题的解决和深化。另一个突破是建立在前一个突破基础之上的，由于扩大了历史性概念的适用空间，我们就把历史视野扩大到了科学哲学等领域，为今后历史哲学的深入奠定了一个初步的基础。

本书是集体研究的成果：主编提出研究纲领，并且经过大家的充分讨论，确定了研究内容和具体章节。各章节的执笔人分别是：韩震（第一章、第四章的第三节、第五章、第十章），李伟（第二章），薄其君（第三章），乔春霞（第四章的第一、第二节），彭立群（第六章），吴绍金（第七章），陈新（第八章），孟鸣岐（第九章）。全书由韩震统稿，并对某些部分进行了修改和增删。

限于水平，书中肯定仍然存在许多错误，敬请读者批评指正，以推进我国历史哲学研究的深入与发展。

韩震
2000年3月19日 dNtB+0ze9JS3LRxeE3BeDJe70r5sS4hqVaNMRbtsCLlfMvY+vT7x9mx2jSMwFFcZ

一般说来，在人文社会科学中，历史学家似乎是最轻视哲学的。这首先是因为，传统哲学追求的是永恒不变的具有普遍性的东西，它热衷于构建终极真理，历史学则钟情于变动不居的过程和独特的事件，它寻求再现已经消失了的过去。这种学科差异导致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相互鄙视，哲学家认为历史学家玩味偶然和缺乏价值的东西，历史学家则认为哲学家好高骛远、不切实际。其次，哲学家为了构建那个虚无缥缈的终极真理，不得不进行一系列的符号置换，因此追求不变的哲学家喜欢提出自己新的观念，以致把哲学变成了语言游戏。现在，哲学不仅不被看作是获取科学真理的途径，反而变成“防止它走向牢靠的科学大道”的方式。 ^[1] 与此同时，认识变动不居的过去的历史学家却容易相信自己把握了历史真相，落入自己工作习惯的陷阱，或成为已有观念的奴隶。正如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所说的：“历史学家不会心甘情愿地放弃他们的积习并且对他们本身工作的基本原理进行重新思考。由于旧观念和旧立场……被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从而使这种心理障碍成为最严重的障碍。任何变革的要求被斥之为‘妄图把历史学弄得面目全非’而被置之不理。” 由于这些原因，许多历史学家都对哲学家的“奇谈怪论”持敬而远之的态度。然而，这并不影响历史学家在学术共同体和文化思潮的语境之中接受这样或那样的哲学，并且以自身意识和方法的嬗变，与哲学观念的变化保持互动关系。实际上，在共同的学术语境和背景之下，历史学与哲学的互相影响从来没有中断过。

对历史的认识以及历史学本身的发展与成熟，都是在与哲学的相互影响下进行的。尽管维柯(Giambattista Vico)早在18世纪就提出建立有关人类历史的“新科学”，但是在19世纪兰克(Leopold Von Ranke)创立科学的历史学之前，历史写作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绅士教育，即用历史教训对人们进行道德规训，使他们成为有教养的人，或用历史上的经验提高统治者的政治智慧和驾驭权力的艺术。“在1870年至1930年，历史学发展成为一个依照其自身的权利而独立存在的学科。” ^[2] 具体说，是兰克让历史学获得了独立存在的权利。有了这一步，人们才可能真正提出什么是历史以及有无客观历史事实的问题。

到20世纪，特别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人类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历史不只是供人们活动的时空舞台，而是人的本质的生存方式。因此，并不是只有历史学家关注历史的界定问题，哲学家也越来越关注历史本质上是什么的问题。

[1] Richard Rorty, 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0),p.372.

[2] L.Stone.,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Revisited (London/New York,1987),p.5. dNtB+0ze9JS3LRxeE3BeDJe70r5sS4hqVaNMRbtsCLlfMvY+vT7x9mx2jSMwFFc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