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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研究方法论

在法治研究领域中,法治研究似乎难以摆脱“言必称古希腊”,已有研究较为侧重于法治原则与理念探讨,并形成了极其丰富的规范层面的理论积淀。本研究借鉴与汲取了已有规范研究成果,但更倾向于从实证经验的视角,来研究世界法治演进的经验与得失,挖掘中国法治建设的独特逻辑,进而提出一系列理论假设,并在中外历史实践中加以检验。

本研究努力遵循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尽管事实与价值难以分离,但研究过程尽可能用事实说话,从事实中提炼理论假设,并对其加以检验,“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 本项研究描述、分析与预测相结合,描述是分析的基础,即基于实地调研、文献考察、历史求证、经济数据,对法治制度变迁的双重循环路径进行客观勾勒;分析是研究的核心,即在定性与定量分析充分数据的基础上,消化已有理论成果,对变迁路径进行案例比较分析与量化统计分析,挖掘变迁路径背后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因果关系,从中得出初步理论假设,努力从中观层面为我国政府经济学研究提供纵向知识积累;预测则是本研究理论假设的现实应用,即通过理论因果关系逻辑演绎,为法治政府建设与发展提出若干谨慎的预测和建议。本研究努力遵循政治科学研究方法,力图对研究问题作出实证性解释,但社会科学研究不同于自然科学研究,社会现象盘根错节、错综复杂、千变万化,理论假设很难得到科学实验般的精确性检验。研究者对特定问题往往已形成先验性价值判断,经验事实经过无形的“价值过滤”而得出的理论假设难免受到精确性质疑。 社会科学研究中理论假设难以获得绝对精确性和普适性,任何理论假设的提出与论证都离不开价值的潜在影响。

本研究的研究方法以实证分析为主,规范分析为辅。规范分析“是从主观的角度切入政治问题,目标是用某些政治原则或指导思想分析具体的政治行为,规范分析往往是从‘应然’分析开始的;而经验分析往往从‘实然’开始,它并不期望为某些规范性问题提供某种答案,回答这些问题最终倚赖于个人的价值观与偏好。” [1] 在本研究中,规范分析的主要目的是提出假设,在规范分析提出假设的前提下,有针对性地收集材料、信息和数据来证明假设,如果在这一过程中仍然发现假设有问题,则进一步修改假设,通过数据或文献论证,把假设变成结论。

本研究倾向于实证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人性假设的界定:政治理性人。理论范式或理论框架总建立在特定、统一的人性假设前提之下,人性假设是社会科学各学科体系的方法论基石。特定的社会科学学科正是通过对特定领域内特定行为主体的人性内涵形成基本把握,才能对特定主体行为作出合理解释,从而构成理论建构的基本方法论前提。在研究法治制度时,首先要确立政治人的人性假设前提。法制构成政治精英与公民策略行为的背景性制度约束,但法制本身又是政治精英与公民通过公共选择而形成的共识性制度结果。

本研究的人性假设被定位为政治理性人,本研究基于政治理性人这一基本假设,探讨法治演进过程中,西方中世纪的“国王—僧侣—贵族—资本家—平民”如何展开博弈与斗争,并进而推进制度演进;探讨现代转型中国背景下“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利益集团—企业—公民”,如何基于各自利益偏好,进行协商、谈判、互动,就法治制度变迁的目标函数达成一致契约,以及如何达成制度分配的合约。在历史制度演进过程中,法治似乎并不是因为“正义性”而获得天然的遵从与必然的选择,相反,正义性似乎从来都是利益的“副产品”,正如1215年英国大宪章产生过程所表现的那样,贵族仅仅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追求而与国王斗争,最终“意外地”形成所谓“正义性”的契约。世界历史的背后常显示着这一规律:制度总是强者的战利品,而法治则是弱者防御强者的盾。

(2)跨国比较分析。本研究主要定位于本国法治政府研究,但这并不意味排除跨国知识领域,恰恰相反,只有更好地理解西方法治知识体系及其内在逻辑,才能更好地理解、把握与建构中国特色的法治体系。跨国比较分析既有两个及两个以上案例的比较,也有两种及两种以上理想类型的比较,通过比较,挖掘背后自变量与因变量间的因果形成机制。

(3)在研究方法确立的基础上,本研究进一步提出实证性理论框架:“初始制度约束—政治理性人—法治制度变迁”的三元互动结构。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不同,无论是规范研究方法或是实证研究方法,仅仅指出研究“应然”或“实然”的笼统进路,但并未涉及或指出特定研究的具体分析变量选择。理论框架是科学研究的思维方式和分析工具,是研究问题的具体化解释模型,本质上是研究者对研究问题初步形成的最基本最核心的变量间逻辑关系结构。不同的理论模型或理论框架之所以能保持相对差异性存在,正是由于不同理论框架有选择地或突出一些变量,或忽略另一些变量,从而形成具有差异性的变量间基本逻辑关系结构。本研究在借鉴与再检验既有理论进路的基础上,提出理论框架:“初始制度约束—政治理性人—法治制度变迁”的三元互动结构,以求更有效解释转型时期中国法治制度变迁的基本逻辑。


[1] Richard L.Cole,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cy Research ,St.Martin's Press,New York,1996. v2EGgafb+1ytBD1JIjiBpy9tK4D8c64bbnQfeDJ+lE3yvl32zeRXj86+mO/njx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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