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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20世纪，经历了法治理论与实践漫长的探索过程，20世纪下半叶最后20多年中，党和政府的正式文件及主流学术思潮提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新模式，继而主张“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最后确立“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纲领。改革开放30年来，全球化日益改变着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和经济秩序，WTO规则体系正重塑全球经济模式与政府行为方式。从内部来看，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结构变迁与社会阶层分化，民众维权意识日益强化，对法治政府的需求日益强烈，以保障和实现更为和谐、更为均衡的利益分配格局。在此情境下，法治政府的研究更具有理论与现实价值。
法治政府研究主要形成以下几种研究进路。①法治建构论。法治建构论以国家和政府为行动主体，以实现国家现代化为目标，以西方法治建设经验为借鉴，通过立法、司法、执法活动建设现代法治国家。凡是现代法律中已有的，反映现代市场经济共同规律的法律概念、法律原则和法律制度，各国成功的立法经验和判例、学说、行之有效的新成果，都要大胆地吸收和借鉴，不必另起炉灶，自搞一套（王家福，1995）。②本土资源—法治论。本土资源—法治论强调：中国法治之路必须利用中国本土的资源，注重中国法律文化的传统。朱苏力（1996）从社会视角来观察法治，认为法治不可能仅仅依靠国家创造出来，也不应当依靠国家来创造。法治的唯一源泉和真正基础只能来自社会生活本身。本土资源—法治论将分析天平向社会一端位移，认为社会习惯、道德、惯例、风俗等社会规范（social norm）从来都是一个社会的秩序和制度的重要部分。③咨询型法治论。有学者把以华人为主体的香港和新加坡作为经验基础，将两个华人社会的法治归纳为“咨询型法治”。区别于民选领袖依法治国的西方民主制，咨询型法治具有两大鲜明特点，体现出社会秩序与权利保障的统一。第一，以“法”来治理取代由“人”来治理，法治制度使行政和立法活动技术化和中立化，由职业的、非政治化的公务员来主导。第二，依法设立以议会为核心的广泛的社会咨询系统。这个系统与自由的新闻出版业一道，迫使各部门和各层级公务员对公众意愿保持高度敏感。公务员内部精密的考评制度迫使公务员对公众意愿迅速作出回应（潘维，2000）。④指标体系论。随着法治政府研究的深入，法治政府的指标体系愈显重要。法治政府的原则与理念若要得到贯彻，就必须转化为具体指标。袁曙宏（2006）认为，法治政府指标体系应能测算出某一地区依法行政的状况和水平，以确定出该地区法治政府建设的进度，同时找出存在的问题并制定对策；测算年度不同地区依法行政的状况和水平，旨在比较和分析各地区依法行政水平的差异及原因，寻求解决方案。
关于这一研究主题，学者们通过研究，创造了较为丰富的知识存量。已有研究主要存在两种进路，一是“言必称古希腊”的规范进路，侧重于从规范层面研究法治政府；二是近10年来，随着“依法治国”、“依法治市”、“依法治县”的兴起，法治政府在实践层面的探索也逐渐繁荣起来。有学者开始从对策层面研究法治政府，特别体现于法治政府的指标体系研究。本研究尝试将两者相结合，实践与理论不是分割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实证对策研究应建立于中国法治政府的独特逻辑之上，只有深刻地剖析中国法治政府建设的基本逻辑，了解中西方法治政府的基本差异，明确中国法治政府的独特价值，才能有针对性地设计出具有操作性的对策体系。自2004年以来，笔者以“中外政府制度”为主要研究方向，特别关注世界各国法治制度变迁进程，进而思考中国法治政府建设的最优路径和发展路线。从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毕业进入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任教以来，这一领域一直是笔者不懈耕耘的知识领域。在对这一领域研究的过程中，笔者陆续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中国行政管理》、《国家行政学院学报》等核心期刊上发表过一些学术论文，但尚未形成系统化思想。在2007—2008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等一些机构的项目资助下，本研究取得了一定突破：世界各国政府制度变迁内在逻辑的梳理似乎逐渐清晰，学术思想逐渐由零碎转为系统，对中国法治政府建设的思考似乎变得较为清晰，因而有必要以专著形式，将学术思想较为系统地论述，求教于大家。
本专著主要探讨与回答两个核心问题，一是“为什么”，二是“如何”。第一编聚焦于“为什么”，该篇对世界法治进程进行比较，目的在于求解法治政府演进的基本的共性的逻辑。西方各国为什么能在长期历史演进中形成现代宪政与法治体系？为什么直至近代，中国社会“语境”一直未能内源性地生长出宪政与法治因素？中国法治建设与西方法治建设存在何种差异？当代中国法治发展处于何阶段？发展的动力与阻力体现在哪里？第二编聚焦于“如何”，以世界政治文明共性经验为参照系，在我国既有政治存量资源的基础上，探讨如何建构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法治政府体系。第一编是第二编的基础，阐明一系列因果关系，并加以检验。第二编是对第一编的应用，在历史经验充分检验过的因果关系的基础上，立足于中国政治“存量资源”，遵循渐进发展路径，来规划与设计中国法治政府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