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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次要形势(续)

现在我们要进一步辨别 这种文化的另一特征,辨别第一流绘画的另一条件。在别的时代,精神方面的修养和文艺复兴时代的一样高雅,而绘画并没放出同样的光辉。例如我们这个时代,在十六世纪的学识之外,又积聚了三百年的经验与发见,学问的渊博与思想的丰富为从来所未有;可是我们不能说,在绘画方面现代 欧洲 和文艺复兴期的 意大利 产生同样优美的作品。所以仅仅指出 拉斐尔 时代的人文化完备,智力旺盛,并不足以解释十六世纪最初的十年产生的杰作;还应当确定这一种智力这一种文化属于何种性质;而在比较过十五世纪的 意大利 和十五世纪的 欧洲 以后,还得把当时的 意大利 和今日的 欧洲 作一比较。

让我们先看 德国 ,毫无疑问那是现在 欧洲 最有学问的国家。那儿,人人识字,尤其在北部;年轻人都在大学里待上五六年,不但有钱的或境况优裕的,而且差不多全部中等阶级,甚至下层阶级中也有少数人熬着长期的清苦和饥寒进大学。社会上极重学问,有时竟造成一种做作的风气,流于迂腐。许多青年目力很好,也戴着眼镜,装出更有学问的神气。 法国 有些青年只想在倶乐部或咖啡馆露头角,一二十岁的 德国 人可不是这样,他念念不忘要对人类,世界,自然,超自然,还有许多别的东西,有一个总括的观念,想有一套包罗万象的哲学。对于高级的抽象的理论的爱好,专心,容易了解,没有一个国家的人及得上 德国 人。 德国 是一个创立形而上学和各种主义的国家。可是太多的玄想妨碍图画艺术。 德国 画家在油画上或壁画上竭力表现人道主义思想,或者宗教思想。他们把形式与色彩附属于思想;他们的作品是象征性的;他们在壁上画的是哲学课和历史课。你们倘使到 慕尼黑 去,就可发见那些最大的画家只是迷失在绘画中的哲学家,他们所擅长的是向理性说话而不是向眼睛说话,他们的工具应当是写字的笔而非画画的笔。

再看 英国 。那儿一个中等阶级的人年纪轻轻就进商店或者办公室,一天工作十小时,回家还得工作,花尽脑力体力,以求温饱。结过婚,生了不少孩子,还得做更多的工作;竞争尖锐,气候酷烈,生活方面的需要很多。便是绅士,富翁,贵族,闲睱的时间也不多;他忙忙碌碌,受着许多重要事务束缚。心思都花在政治上面:既要参加各种会议,委员会,俱乐部;又要读《时报》那样的报纸,每天早上都有厚厚的一本;还有数字,统计,一大堆沉闷的材料要你吞下,要你消化;除了这些,还有宗教事务,慈善财团,各种企业,公私事务的改进问题,银钱问题,权势问题,信仰问题,实际问题,道德问题;这都是精神生活的粮草。绘画和其他与感官有关的艺术都被放到次要地位,或者自动退后。大家想着更严重更迫切的事,没有时间关心艺术,即使留意,不过是为了趋时和面子;艺术成了一种古董,只供少数鉴赏家作为有趣的研究。固然有些热心人士捐钱办美术馆,收买新奇的素描,设立学校,正像办传布福音,治疗癫痫,抚育孤儿的事业一样。但他们仍旧着眼于社会的福利:认为音乐可以移风易俗,减少星期日的酗酒;图画可以替纺织业和高等首饰业训练优秀的技工。谈不到欣赏的能力;他们对于美丽的形体与色彩的感觉,不是出于本能而是得之于教育;好比来自异域的橘子,花了大本钱勉强在暖室中培养出来,往往还是酸的或涩的。那儿的现代画家是头脑呆板,意境狭窄的匠人;画的干草,衣褶,灌木,都非常枯燥,繁琐,令人不快。因为长期身心劳累,精神集中,感觉和形象在他们身上失去平衡;他们对色彩变得麻木,在画布上涂着整瓶的鹦鹉绿,树木像锌片或铁片,人体像牛血一样的红;除了描写表情和刻划性格的作品,他们的绘画都不堪入目;他们全国性的展览会在外国人眼中只是一堆生硬,粗暴,不调和的颜色,跟嘈杂刺耳的噪声没有分别。

有人会说我讲的是 德国 人和 英国 人,是严肃的清教徒,学者和企业家,在 巴黎 至少还有鉴别力,还有人讲究风趣。不错, 巴黎 是目前世界上最喜欢谈天和读书的城市,最喜欢鉴别艺术,体会各种不同的美;外国人觉得 巴黎 的生活最有趣,最有变化,最愉快。然而尽管 法国 的绘画胜过别国,连 法国 人自己也承认比不上文艺复兴期的 意大利 绘画。总之性质是不同的: 法国 的绘画表现另外一种精神,向另外一些精神说话;在 法国 画上,诗歌,历史,戏剧的成分远过于造型的成分。对于美丽的裸体,简单而美好的生活, 法国 绘画的感受力太薄弱;它在各方面用尽工夫要求表现远方与古代的真实的场面,真实的服饰,表现悲壮的情绪,风景的特殊面目。绘画变了文学的竞争者,和文学在同一园地中探索发掘,同样求助于不知餍足的好奇心,考古的嗜好,对于紧张情绪的需要,精细而病态的感觉。绘画尽量把自己改头换面,迎合市民。而市民就苦于工作的疲劳,受着室内生活的拘囚,脑中装满着杂乱的观念,渴望新鲜的事物,历史的文献,强烈的刺激,田野的宁静。十五世纪与十九世纪之间发生一个极大的变化;人的脑子里所装的东西,所起的波动,变得异乎寻常的复杂。在 巴黎 ,在 法国 ,人都过分紧张。原因有两个。——先是生活昂贵。大批日用的东西变得不可或缺。便是生活朴素的单身汉也需要地毯,窗帘,靠椅;成了家,还得有几个摆满小玩艺儿的古董架,一套所费不赀的漂亮设备和数不清的小东西,既然都要花钱去买而不能像十五世纪那样在大路上拦劫或没收得来,就得辛辛苦苦用工作去换取。所以大部分的生活是在勤劳艰苦中消磨的。——除此以外,还有向上爬的欲望。我们既然组成一个民主国家,一切职位都用会考的方法分派,可以凭毅力和才能去争取,人人心中便隐隐约约存着当部长或百万富翁的希望,使我们的心思,事情,忙乱,又加上一倍。

另一方面,我们现在共有一千六百万人口,不但为数很多,而且太多了。 是出头的机会最多的城市,一切有才智,有野心,有毅力的人,都跑来你推我搡的挤在一起。首都成为全国人才与专家荟萃之处;他们把发明与研究互相交流,互相刺激;各种书报,戏剧,谈话,使他们感染到一种热病。在 巴黎 ,人的头脑不是处于正常和健全状态,而是过分发热,过分消耗,过分兴奋;脑力活动的产品,不论绘画或文学,都表现出这些征象,有时对艺术有利,但损害艺术的时候居多。

十五世纪的 意大利 可不是这样。没有上百万的人挤在一个地方,只有人口五万, 十万, 二十万的城邦;其中没有野心的竞争,好奇心的骚扰,精力的集中,过度的活动。一个城市是社会的精华所在,不像我们这儿是一大群普通人。并且当时对舒服的要求不大;人的身体还强壮,出门旅行都是骑马,很能适应露天生活。宏大的府第固然壮丽非凡,但现代的一个小布尔乔亚恐怕就不愿意住;室内又冷又不方便;椅子上雕着镀金的狮子头或跳舞的山神,都是第一流的艺术品,但坐上去其硬无比;现在一个最普通的公寓,一所大屋子里的门房,装着热气设备,就比 雷翁十世 于勒二世 的宫殿舒服得多。我们少不了的小小的享用,当时的人都不需要。他们的奢侈是在于美而不是在于安乐;他们心里想的是柱头和人像的高雅的布置,而非廉价买进一些小古董,半榻和屏风。最后,高官厚爵与大众无缘,只能靠武功与君主的宠幸得到,只有几个出名的强盗,五六个高级的杀人犯,一些谄媚逢迎的清客才有分;剧烈的竞争,蚂蚁窝似的骚动,像我们这样作着长期不断的努力,个个人想超过别人的情形,在那个社会里是看不见的。

这种种都归结到一点,就是那时的人比现代的 欧洲 人和 巴黎 人精神更平衡。至少对绘画来说是更平衡。要绘画发达,土地不能荒芜,也不能耕耘过分。封建时代的 欧洲 是大块坚硬的泥土;今日却支离破碎了;从前,文明的犁还没有犁得充分;现在犁的沟槽太多了,数不清了。要单纯壮阔的形体从 铁相 拉斐尔 手中固定在画布上,必须他们周围的人脑子里自然而然产生出这一种形体;而要它们自然而然的产生,必须“形象”不受“观念”的阻抑和损害。

这句话极其重要,让我多解释一下。文明过度的特点是观念越来越强,形象越来越弱。教育,谈话,思考,科学,不断发生作用,使原始的映象变形,分解,消失;代替映象的是赤裸裸的观念,分门别类的字儿,等于一种代数。日常的精神活动从此变为纯粹的推理。如果还能回到形象,那是花足了力气,经过剧烈的病态的抽搐,依靠一种混乱的危险的幻觉才能办到。——这便是我们今日的精神状态。我们不是自然而然成为画家的。我们脑中装满混杂的观念,参差不一,越来越多,互相交错;所有的文化,本国的,外国的,过去的,现在的,像洪水般灌进我们的头脑,留下各式各种碎片。比如你在现代人面前说一个“树”字,他知道那不是狗,不是羊,不是一样家具;他把这个符号放进头脑,插入一个分隔清楚,贴着标签的格子里;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理解。我们看的书报和我们的知识在我们精神上堆满抽象的符号;我们凭着调度的习惯,以有规律的合乎逻辑的方式,在各个符号之间来来往往。至于五光十色的形体,我们不过瞥见一鳞半爪,而且还不能久留,在我们内心的幕上才映出一些模糊的轮廓,马上就消失了。如果能记住形体,有个明确的印象,那是全靠意志,靠长期的训练和反教育的力量。所谓反教育是把我们受的普通教育硬扭过来。这种可怕的努力不能不产生痛苦和骚乱。现代最善于用色彩的人,不论文学家或画家,都是耽于幻象的人,不是过于紧张,就是精神骚动。 [1] ——相反,文艺复兴期的艺术家是千里眼。同样一个“树”字,头脑还健全而简单的人听了立刻会看到整棵的树:透明和摇曳的叶子形成一个大圆盖,黝黑的枝条衬托着蔚蓝的天空,皱痕累累的树身隆起一条条粗大的筋络,树根深深的埋在泥里抵抗狂风暴雨,所有这一切历历如在目前;他们的思想决不把事物简化为一个符号与数字,而是给他们一个完整与生动的景象。他们能毫无困难的保留形象,毫不费力的召回形象;他们会选择形象的要点,并不苦苦追求细节:他们欣赏他们心目中的美丽的形象,用不着那么紧张的把形象扯下来拋到外面去,像从身上揭掉一块活剥鲜跳的皮似的。他们画画,好比马的奔跑,鸟的飞翔,完全出于自然。那个时代,五光十色的形体是精神的天然语言;观众对着画布或壁画观赏形体的时候,早已在自己心中见过,一看就认得。画上的形象对观众不是陌生东西,不是画家用考古学的拼凑,意志的努力,学派的成法,人为的搬出来的。观众对色彩鲜明的形体太熟悉了,甚至带到私生活和公共典礼中去,围绕在自己身边,在画出来的图画旁边制造出活的图画来。

你们看看服装吧,差别有多大!我们穿的是长裤,外套,阴森森的黑衣服;他们身上却是盘金铺绣的宽大的长袍,丝绒或绸缎的短褂,花边做的衣领,刻花的剑和匕首,金绣,钻石,插着羽毛的小圆帽。所有这些华丽夺目的装饰,如今只有妇女才用,当时却用在缙绅贵族的衣服上。——再看那些光怪陆离的赛会,每个城市都有的入城典礼,马队游行:那是上至诸侯,下至平民,人人喜爱的娱乐。—— 米兰 公爵 迦莱佐·斯福查 (斯福尔扎) 一四七一年访问 佛罗稜萨 ,带着五百武士,五百步兵,五十名穿绸着缎的当差,两千个贵族和随从,五百对狗,无数的鹰;路费花到二十万金杜加。—— 圣·西施多 (圣西斯托) 红衣主教 比哀德罗·利阿利奥 ,款待一次 法拉拉 公爵夫人,花了二万杜加;然后他游历 意大利 ,随从的众多,场面的豪华,人家竟以为是他的哥哥教皇出巡。 [2] —— 洛朗·特·梅提契 佛罗稜萨 办一个化装大会,表演古 罗马 政治家 加米叶 的胜利。大批红衣主教都来参观。 洛朗 向教皇借一头巨象,因为象在别的地方,教皇送了三只豹来,还为了身份关系不能来参加盛会,表示遗憾。—— 吕克雷斯·菩尔查 (卢克雷斯·博尔贾) 罗马 的时候,带着两百个盛装的女官,骑着马,每人有一个绅士陪随。——贵族和诸侯们的威武的姿态,服装,排场,给人的印象好比一本正经的演员排着仪仗游行。从编年史和回忆录中可以看出, 意大利 人只想及时行乐,把人生变做一个盛会。他们觉得为别的事情操心是冤枉的;最要紧的是让精神,五官,尤其眼睛,得到享受,豪华的大规模的享受。的确,他们也没有别的事情要做:我们对政治与慈善事业的关切,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没有国会,没有会议,没有报纸;出众的人或有权有势的人,没有什么议论纷纭的群众需要领导,不必考虑公众的意见,参加沉闷的辩论,提供统计的数字,为道德问题或社会问题打主意。 意大利 的统治者都是些小霸王,权力靠暴力夺取,也靠暴力保持。他们空闲的时间就叫人建筑,画画。富翁与贵族同霸主一样只想寻欢作乐,罗致美丽的情妇,雕像,图画,华丽的服装,安插一些间谍在霸主身边,打听有没有人告密,想杀害他们。

他们也不为宗教烦恼或操心; 洛朗·特·梅提契 亚历山大六世 ,或 路多维 克·斯福查 的朋友们,不想办什么传道团体去感化异教徒,筹募基金去教育群众,提倡道德;那时 意大利 人对宗教非但不热心,而且还差得远呢。 马丁·路德 满怀着信仰,诚惶诚恐的来到 罗马 ,结果大为愤慨,回去说:“ 意大利 人目无神明达于极点;他们嘲笑纯正的宗教,挖苦我们基督徒,因为我们样样相信圣经……他们上教堂的时候有句话:我们去迁就一下群众的错误吧。——他们还说:倘若我们每件事情相信上帝,那就苦死了,不会有快乐的时候了。我们只要顾着体统,不应该样样相信。”——的确,群众的气质就是异教徒;而有教养的人是因为受了教育而不信神的。 路德 还深恶痛绝的说:“ 意大利 人不是作乐,就是迷信。平民害怕 圣·安东 尼和 圣·赛巴斯蒂安 远过于基督,因为那两位圣徒会叫人生疮。所以禁止小便的地方,墙上都画着 圣·安东尼 的像,手里拿着火枪。他们就是这样生活在极端迷信之中,不知道上帝的训诫,不信肉体的复活,灵魂的永生,只怕暂时的创伤。”——很多哲学家,或是暗地里,或是半公开的反对神的启示和灵魂的不灭。基督教的禁欲主义和苦行主义到处受人厌恶。诗人如 阿里欧斯托 威尼斯 路多维契 波尔契 (浦尔契) ,都在作品中猛烈攻击僧侣,用大胆的隐喻反对教义。 波尔契 写了一首诙谐诗,每章开头都放一句“和撒那” 和一段弥撒祭的经文。他解释灵魂怎样进入肉体,说好比把糖酱包在一块热腾腾的白面包里。灵魂到了另一世界又怎样呢?“有人以为能找到美味可口的小鸟,剥光了的莴雀,软和的床铺,为了这缘故,他们才亦步亦趋的跟着修道士走。但是,亲爱的朋友,一朝进了黑暗的山谷,我们再也听不见‘荣耀吾主’的歌声了。”

当时的道学家和传教士,如 勃罗诺 (布鲁诺) 萨佛那罗拉 (萨伏那洛拉) ,对这种无神论和纵欲的生活大声呵斥。统治过 佛罗稜萨 三四年的 萨佛那罗拉 [3] 对市民说:“你们的生活和猪一样,只知道睡觉,嚼舌,闲逛,纵酒,淫乐。”固然,传教士和道学家说话有心粗声大气要人听见,不免把话说得过分一些;但不论打多大折扣,总还留下些事实。从一般贵族的传记中,从 法拉拉 米兰 的公侯们或是无耻的或是精益求精的娱乐中,从 梅提契 一家在 佛罗稜萨 的讲究的享受或放肆的淫欲中,可以看出他们作乐的程度。 梅提契 家族是银行家出身,一部分靠武力,大部分靠才干,当了行政长官,独霸一方。他们养着一批诗人,学者,画家,雕塑家;叫人在爵府里画神话中打猎和爱情的故事;在图画方面,他们喜欢 但罗 包拉伊乌罗 的裸体,提倡风流逸乐,助长异教的巨潮。所以他们容忍画家们荒唐。你们都知道 弗拉·菲列波·列比 拐逃修女的故事,亲属出头控诉, 梅提契 一笑置之。另外一次, 列比 梅提契 家画画,因为一心在情妇身上,被人锁在屋内,逼他完工;他把床上的被单拧成索子,从窗口吊下去逃走。最后, 高斯摩 (科西莫) 说:“把门打开;有才的人是天国的精华,不是做苦工的牲口;既不应该幽禁他们,也不应该勉强他们。”—— 罗马 的情形更糟:我不便叙述教皇 亚历山大六世 的行乐,那只能在他典礼官 蒲卡尔特 [4] 的日记中看;关于 帕利阿卑 [5] 和酒神的庆祝会,只有 拉丁 文好描写。 雷翁十世 原是一个趣味高雅的人物,爱好优美的 拉丁 文和措辞巧妙的短诗;但他并不因此而放弃逸乐,不图肉体的畅快。在他身边, 培姆菩 摩尔查 阿雷蒂诺 ,巴 巴罗 甘尔诺 ,许多诗人,音乐家,清客,过的生活都不足为训,写的诗往往还不止轻佻而已;红衣主教 皮皮埃那 为教皇上演的一出喜剧叫做《卡朗特拉》,如今就没有一家戏院敢上演。 雷翁十世 叫人把请客的菜做成猴子和乌鸦的模样。他养着一个小丑 玛利阿诺 修士,胃口惊人,“能一口吞一只白煮的或油炸的鸽子,据说他能吃四十个鸡子和二十只鸡”。 雷翁十世 爱狂欢,爱异想天开和滑稽突梯的玩艺儿;活泼的幻想和像动物那样的精力,在他身上和别人身上一样过剩;他最高兴穿着长靴,套着踢马刺,到 契维大-凡契阿 (奇维塔-韦基亚) 一带荒野的小山上去打野猪麋鹿;他举行的赛会也不比他的日常生活更合乎教士身份。后面我要引用一个目睹的证人, 法拉拉 公爵的秘书的描写。把 雷翁十世 的娱乐和我们的娱乐作一对比,可以看出规矩体统的力量在我们身上扩大了多少,强烈与放肆的本能减缩了多少,活泼的想象力如何屈服于纯粹的理智;也可以看出那个半异教的,完全肉感而画意极重的时代,精神生活不压倒肉体的时代,距离我们多么远。

“星期日晚上我去看了喜剧表演。 [6] 兰谷尼 大人 [7] 带我走进 西波 [8] 府上的穿堂,看见教皇和一些年轻的红衣主教都在那里。他来回走着,让身份相当的人一个个进去;预订的额子满了,大家便走往演戏的场子。教皇站在门口,一声不出给人祝福;他喜欢让谁进去就让谁进去。厅上一边是舞台,一边是梯形的看台,上面放着御座。外界人士到齐之后,教皇登上御座,比地面高出五级;许多大使和红衣主教按级位坐在他周围。观众大约有两千,落座完毕,台上在笛子声中落下一个布幔,画着修士 玛利阿诺 的像, [9] 好几个魔鬼在两旁和他打趣;中间写着一行字: 玛利阿 诺修士的玩艺儿。然后奏起音乐。教皇戴着眼镜欣赏美丽的布景,那是 拉斐尔 的手笔;出路和远景画得很好看,博得许多人赞美,教皇也欣赏画得很美的天空。烛台刻成字母的形式,每个字母插着五个火把,拼成一句: 雷翁十世 ,至高无上的教主。——教皇的钦使出台说一段开场白,把喜剧的题目《冒充仆人》挖苦一顿,教皇和观众听了大笑。我听说 法国 人对《冒充仆人》的题材有点骇怪。戏演得不错。每一幕完毕都有一段音乐做插曲,乐器有短笛,有风笛,有两只小喇叭,几架三弦提琴和六弦琴,还有一架声音变化特别多的风琴,就是我们过世的爵爷〔指作者本邦的君主〕送给教皇的。由长笛伴奏的独唱很受欢迎;另外也有合唱,我认为不及其他的音乐节目。最后一次的插曲是摩尔舞,内容是关于 高高纳 三女妖的神话,表演很好,但还不如我在爵爷府上〔作者本邦〕看见的那么完美。节目至此为止。看客争先恐后的挤出去,我不幸给小凳绊了一下,差点儿把腿扭断。 蓬台尔蒙德 被一个 西班牙 人猛烈的撞了一撞,便拔出拳头揍他,这样我倒容易脱身了。我的腿的确很危险,但不幸之中还有点补偿,因为教皇给了我一个十足地道的祝福,态度非常亲切。

“那一日的白天是赛马:一队 西班牙 马由 高尔南 大人率领,服装是各式各样的 摩尔 式;另外一队的穿扮是 西班牙 式,用 亚历山大 里缎做料子,里子是闪光缎,紧身衣外面罩着披风;为首的是 赛拉比卡 ,带着好几名当差。第二队一共有二十匹马;教皇给每个骑师四十五杜加,所以号衣很漂亮,警卫和吹号的也穿着同样颜色的绸衣服。他们在场上一对一对的朝着宫门赛跑,教皇站在窗口观看。两队比赛完毕, 赛拉比卡 的一队向皇宫的另外一边退去, 高尔南 的一队向 圣·比哀 教堂 (圣彼 得教堂) 退去。然后两队人拿着棍子上场,互相冲刺攻击,扭做一团,那景致煞是好看,而且没有危险。场上颇有些出色的骏马和 西班牙 种的小马。第二天是斗牛会;我以前说过,我和 安东纳 大爷在一起。结果死了三个人,伤了五匹马;其中死了两匹,一匹是 赛拉比卡 西班牙 神骏,它把主人摔在地上,形势非常危急,牛已经扑到他身上,要不是边上的人拿枪刺着畜牲,它一定不会放松 赛拉比卡 ,要送他性命的。据说教皇嚷着:‘可怜的 赛拉比卡 !’一迭连声的叹气。听说晚上还演了一个修士编的喜剧……因为效果不大好,教皇吩咐不要跳摩尔舞,而用被单包着编剧的修士在空中甩来甩去,让他高高的摔下来,合扑在台上;教皇又叫人割断修士的吊袜带,扯下袜子;可是那修士把三四个马夫狠狠的咬了几口。最后逼修士上马,用手打他的屁股,不知打了多少下;人家告诉我,修士回去在臀部贴了许多火罐儿,躺在床上,病得不轻。据说这是教皇要警戒其余的修士,不敢再闹修士脾气。那一场摩尔舞使教皇大笑不止。——今天在宫门前面举行挑戒指比赛, 教皇从窗内观看;奖金的数目早已写好在盘中。然后是水牛赛跑:那些难看的畜牲忽而向前,忽而退后,煞是滑稽。要它们到达目的地,非很多时间不可;因为它们进一步,退四步,老是不容易达到终点。最后到的原来是领先的,所以还是这个骑师得了奖。他们一共十个人。我觉得那比赛真好玩。后来我到 培姆菩 家;又去晋见教皇,遇到 巴依欧 主教。大家谈的无非是化装大会和种种作乐的事。

罗马 ,一五一八年三月八日夜四时。

“贵爵府门下的仆役, 阿尔丰索·包吕索 敬上。” [10]

教廷应该是 意大利 最严肃最庄重的宫廷,而狂欢节竟用这一类方式作乐;宫中也举行“裸体”赛跑,像古希腊的体育竞赛一样;也有 帕利阿卑 庆祝会,像古 罗马 帝国 的圆场中举行的一样。——既然想象力都集中于刺激感官的场面,既然一个时代的文化以行乐为人生的目的,既然他们能完全摆脱政治上的操心,工业界的动荡,道德的顾虑,因而不像我们念念不忘于实际利益与抽象观念;那末一个艺术天赋优厚而修养广博的民族,能欣赏并创造那种表现形象的艺术而达于登峰造极之境,也就不足为奇。文艺复兴是一个绝无仅有的时期,介乎中世纪与现代之间,介乎文化幼稚与文化过度发展之间,介乎赤裸裸的本能世界和成熟的观念世界之间。人已经不是一个粗野的肉食兽的动物,只想活动筋骨了;但还没有成为书房和客厅里的纯粹的头脑,只会运用推理和语言。他兼有两种性质:有野蛮人的强烈与持久的幻想,也有文明人的尖锐而细致的好奇心。他像野蛮人一样用形象思索,像文明人一样懂得布置与配合。像野蛮人一样,他追求感官的快乐;像文明人一样,他要求比粗俗的快乐高一级的快乐。他胃口很旺,但讲究精致。他关心事物的外表,但要求完美。他固然欣赏大艺术家作品中的美丽的形体,但那些形体不过把装满在他脑子里的模糊的形象揭露出来,让他心中所蕴蓄的暧昧的本能得到满足。

[1] 〔原注〕 亨利·海涅 维克多·雨果 雪莱 济慈 伊丽沙白·勃朗宁 (伊丽莎白·布朗宁) 斯文朋 (斯 温伯恩) 艾迪迦·坡 (埃德加·爱伦·坡) 巴尔扎克 特拉克洛阿 特冈 ,还有许多别的人,情形都是这样。

我们这个时代有不少天资优异的艺术家,几乎都为了他们的教育与环境而感到痛苦。只有 歌德 一人保持精神平衡,但直要他那样的智慧,生活谨严,永远克制自己才能办到。

[2] 教皇 西克施德四世 (西克斯图斯) 利阿利奥 的叔父,不是哥哥。

[3] 萨佛那罗拉 (Savonarola,1452—1498)是 多米尼克会 修士,于一四九四年至一四九八年间逐出 梅提契 ,在 佛罗稜萨 建立半神权半民主的政体,失败后受火刑而死。—— 勃罗诺 (Giordano Bruno,1548—1600)为意 大利 哲学家,原为旧教徒,后改信 加尔文 主义,后又脱离。一六〇〇年被焚死。

[4] 蒲卡尔特 (布尔克哈德) 当过教廷的典礼官,晚年做到主教,遗有一四八四年至一五〇六年间的日记,描写教廷情况极详。

[5] 帕利阿卑 (普里阿普斯) 是代表花园,葡萄与生殖的神, 希腊 晚期开始祀奉, 罗马 时代更奉之为生殖与性爱之神。

[6] 〔原注〕这段记载最早由 约瑟·冈波利 发表于《美术杂志》。

[7] 〔原注〕即红衣主教 埃葛尔·兰谷尼

[8] 〔原注〕即红衣主教 伊诺桑 ,他是 法朗采斯契多·西波 玛特兰纳·梅提契 的儿子, 雷翁十世 的外甥。

[9] 〔原注〕修士 玛利阿诺·番蒂 多米尼克会 内没有圣职的执事,在 勃拉曼德 之后, 赛巴斯蒂安·但尔·比 翁波 之前,当过教廷监印官。在 雷翁十世 的教廷中,他是最诙谐最有趣的人物之一,和 巴巴罗 甘尔诺 一流的人差不多,与艺术家来往密切,是他们的朋友兼保护人。

[10] 这一段文字是 法拉拉 邦派在教廷的使节向本邦的报告。 iAEhaA085GzcEUHV4GVEPo/7NtYAMxf9Qxx8yeT1kZftxVUP+hffTNgri104Eiw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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