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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革”中，文学理论问题成为少数人特别是“四人帮”进行阴谋活动的政治工具，这个教训是惨痛的。痛定思痛，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人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方针的指导下，思想界和理论界开始了对一系列问题的重新思考与检讨。特别是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的推动下，文学理论界也开始了拨乱反正，逐步克服了长期以来的“左”的思想和旧的思维模式的束缚，许多被搅乱了的理论问题开始得到澄清。
从理论上看，“文艺从属于政治”的观点是导致和平建设时代文学思想僵化和封闭的重要原因。文论界的“拨乱反正”也应该由此开始。“政治”这个概念在现实生活中是个含混模糊的概念，胡乔木明确指出：“为政治服务可以并且曾经被理解为当前的某一项政策，某一项临时性的政治任务、政治事件，甚至为某一政治领导者的‘瞎指挥’服务。应该承认，为狭义的政治服务，在某种范围内也是需要的（只要这种政治确是代表人民当时的利益），但是决不能用它来概括文学艺术的全部作用，就如同宣传画和讽刺画是需要的，但是毕竟不能用来包括整个的绘画。……艺术的门类品种不同（例如文学、戏剧、电影、美术、音乐、舞蹈、建筑艺术等以及各自的进一步分类），它们服务于社会主义的方法、方面和性质不可一概而论，我们对它们的要求也不能‘一刀切’。”
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意识形态是对政治意识形态、哲学意识形态、伦理意识形态、法意识形态、审美意识形态等一切意识形态的抽象。只有分属不同部门的具体的意识形态，没有绝对抽象的意识形态。更重要的是这些意识形态作为一定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它们各自有相对的独立性。马克思、恩格斯从未说过文学艺术作为审美意识形态要从属于政治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倒是说过文学艺术这些意识形态是“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思想领域”，具有独立性。从社会的经济基础到文学艺术等审美意识形态之间有许多中间环节。这些中间环节十分重要。文学艺术作为自身历史传统和许多偶然因素的审美意识形态，它与经济、政治的关系“愈来愈被一些中间环节弄模糊了”（恩格斯语）。机械对应的关系是不存在的。恩格斯晚年致力于批判幼稚的“经济决定论”和“政治决定论”，就是教导人们不要把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运用变成“小学生作业”。在常态下，政治与文学相互作用，但政治不能直接支配或彻底支配文艺，它对文艺的影响也只有经过“中间环节”并在文艺领域本身所限定的那些条件的范围内才能发生，不能超越文艺本身所固有的规律。应该说，新时期以来，不论人们对这一点是自觉还是不自觉，文学与文论基本上进入了这一理论轨道。由此文学理论逐渐摆脱“泛政治化”，开始了学术化和学科化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按时间的先后，有几次意义重大的理论讨论。继70年代末“共同美”问题、“形象思维”问题和“人性论”问题以及80年代初中期文学的审美本质等理论观念的反思后，80年代中后期，文学问题的讨论深入到文学本体层面。其中比较重要的讨论有：1984年开始“性格二重组合原理”的讨论，1984年开始的文学新“方法论”问题的讨论，1984年提出的“文学审美反映论”，1985年开始的“文学主体性”问题的讨论，1987年提出的“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1986年前后开始的文体和文学语言的讨论。限于篇幅，对于这些讨论一一作出理论概括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讨论的问题是一步步深入的。由基本的观念问题（针对“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公式）转入到文学作品的形象的层面（针对艺术形象单调干瘪的格局），再转入文学创作的主体问题（针对过分强调客观生活对创作的作用），最终深入到作为真正的文学本体的文体和文学语言问题（针对文学语言只是形式的理论）。
这里重点评述几个理论的提出或问题的讨论。
1979年4月号《上海文学》发表“本刊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认为把文艺理解为“阶级斗争工具”，不全面，也不科学。由此，先是在上海，后来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讨论。讨论的内容也从“工具论”扩展到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来。虽然仍然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大多数人认为，从“左”的单一的政治学观点出发，把文学界定为“阶级斗争的工具”，不能揭示文学的本质。忽略文学艺术自身的、内部的规律，必然会把文艺视为从属于政治，为政治服务的附属物，对于文学的发展，社会作用的发挥以及理论问题的解决是不利的。诚然，文学与政治有密切的关系，但把文学当作政治婢女的观点，不但缺乏科学的理论根据，而且被实践证明是一种扼杀文学创作和发展的有害的理论。因此，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能否解决好，是包括文学理论在内的一切文艺思想和文艺创作的问题得以解决的关键，是关系到思想和创作能否摆脱禁锢和束缚而得到充分发展的根本问题。
正是在这个基础上，1979年10月30日，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中提出：“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1980年1月16日他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重要讲话中又提出：“我们坚持‘双百’方针和‘三不主义’，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他同时又指出：“但是，这当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不能不考虑作品的社会影响，不能不考虑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就是政治。”
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社论，明确废止“文艺从属于政治服务”的口号，代之以“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社论认为，新的“二为”方向概括了文艺工作的总任务和根本目的，它包括了为政治服务，但比孤立地提为政治服务更全面，更科学。它不仅能更完整地反映社会主义时代对文艺的历史要求，而且更符合文艺规律。
这一理论命题的变革，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它使文艺从曾经作为政治工具的地位上分离出来，找到了自身应有的客观位置。也就是说，文艺自身应具有其客观规律，应有其独立的特殊内容，它的发展规律不能等同于政治发展的规律。新时期，思想界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厘清，其实是大势所趋，是理论界和文艺界对历史教训的总结，也是社会历史和文艺发展的规律和要求。
那么，究竟如何理解邓小平的“不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但“文艺也不能脱离政治”呢？如何真正从学理上来认识文艺的特性呢？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全国掀起了美学热，以审美的观点来解说文学，成为流行的趋势。马克思关于“艺术”掌握世界的思想也给大家以启发。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感悟”和“妙悟”理论也成为一种思考的资源。苏联美学论争中的审美学派的研究思路的借鉴、“形象思维”问题和“共同美”的讨论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通过高校教科书的流传，包括1984年童庆炳编写的《文学概论》（上、下，红旗出版社）、1989年王元骧编写的《文学原理》（浙江教育出版社）等，终于形成了多数人可以接受的“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和“文学审美反映”论等新的文学理念。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影响最大、流行最广的观点是“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形象的反映”，这是人们从哲学认识论出发对文学本质所做的结论。这种文学本质论认为，文学是一种认识，形象性就是文学的本质特征。这种把形象当成文学的特性的观点，显然承继了别林斯基的关于艺术与科学的“差别根本不在内容而在处理特定内容时所用的方法”的观点。这种观点当然是有一定道理的。从最宽泛的意义上看，文学与科学都反映社会生活，其总的对象和内容是相同的，而且文学的确是用形象的形式反映生活，而科学则用概念的形式反映生活。然而，这种把文学的特性本质归结为形象性的观点，存在着明显的弱点：首先，形象性并非文学作品所独有，文学作品中也存在没有形象的佳作；其次，也是更重要的，这种观点不符合内容决定形式、形式表现内容的辩证法常识。它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如果文学和科学的对象和内容相同，那么为什么它们的形式又会如此不相同呢？或者说，既然文学和科学的形式如此不相同，那么为什么它们的对象和内容又会相同呢？事实上，文学作为一种无法替代的意识形态，它首先是在对象和内容上具有自己的特点。别林斯基虽然在当时已经抛弃了黑格尔的“理念”的概念，但却把来源于黑格尔唯心主义理念说的、关于艺术和哲学同一内容不同形式的论点带进了自己的著作，自己跟自己顶牛：一方面文学与科学的区别不在内容而在形式，可另一方面，他又不止一次地谈到文学与科学的内容是不同的，文学的内容必须是“诗意的”内容。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这个提法说明了文学与其他意识形态的共同本质，确认文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但它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文学的特殊本质，说明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的充分必要条件。还必须阐明文学反映是什么样的（或者说哪个方面的）社会生活，即文学创作的客体的特征问题；同时阐明文学对社会生活的反映是怎样的一种反映，即文学创作的主体的特征问题。因此，理论家们认识到，只有综合哲学认识论、审美心理学和艺术社会学的方法，从创作的客体与主体、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角度入手，对文学的特征进行把握，才能发现文学的本质。
80年代初、中期流行的“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和“文学审美反映”论，确认了文学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社会意识形态应有的独立品格与自身规律。文学“审美”论消解了“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公式，但又肯定了文学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理解，把文学的非功利性与功利性结合起来，是辩证思维的成果，其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应该充分肯定。80年代以来，文学主体性的讨论、文学方法论的讨论、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的提出和运用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些都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思想解放的成果，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笔可贵的遗产。现在有些人不尊重历史，不看时代的选择，在新世纪思想多元化的条件下，以种种理由曲解甚至清算80年代留下的文学理论遗产，是一种丧失历史感的狭隘思想的表现。
新时期过去了20年，中国历史发生了巨变，社会体制和结构都发生了并将继续发生转型重构。文学理论也正是在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市场转型等社会发展的大语境下，伴随着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重大变化而发展变化，实现了一次重要的转型，即从政治话语转变为学科话语。文学理论作为一种思想和意识，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大大降低了，不再被看作是阶级斗争的晴雨表，不再是政治家们发动政治运动的工具，逐渐地获得了独立的学科地位，从而从“中心”逐渐到“边缘”。表面上看来，文学理论边缘化的过程是一个逐渐失去全体听众的过程，是一个从“神气活现”到“神气黯然”的过程。但细细考察，边缘化正是常态化，边缘化的结果是文学理论免遭政治的直接“干预”，文艺学家可以安心做自己的研究。文艺学这个学科经过了百年沧桑，终于回归自身。文艺学学科意识的觉醒表现在如下几点：
第一，表现在文学理论的学科专业化。文学理论通过获得了学科形态，一般不再被政治所笼罩所左右。这样文学理论被看成是一个知识体系。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它就要求有自身独特的专业领域，有自身独特的研究对象，形成自身独特的理论范畴、概念和结构关系。同时，它应该具有理论自身所应具有的（相对的）普遍性和稳定性品格。文学理论以人类社会的一切文学现象作为研究对象，从理论高度去研究和阐明文学的性质、特点和一般规律。它以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实践以及文学发展史的研究所提供的生动丰富的材料作为立论的基础，同时又对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经验以及文学发展史所提出的一般问题进行概括和总结。文学理论研究逐渐回到文学问题自身，建设意识在文论界多数人那里成为共识。近几年有许多文论家在探讨文论的逻辑起点问题，不论这个问题现在意见有多少分歧，但问题本身的提出，就意味着人们思考的是文论自身的根本问题。马克思主义文论界所探讨的问题由写什么转到为什么要写、怎么写、为什么要写、怎么读、怎么评等，都说明文论在面对自身展开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文学理论开始找到自己的家园，文艺学的学科家园感的产生和增强无疑是推动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论建设的精神力量。
第二，研究多样化是学科意识觉醒的最重要的产物。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的领域多样化主要表现在研究领域的扩展和分工上。文学理论研究的资源不再被限定在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涉及文艺问题的书信上，也不再被限定在列宁的党性原则上，也不再被限定在毛泽东的《讲话》中。中国古代文论资源丰富，不但进入了我们的研究视野，而且如何将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文论建立在对古典文论的吸收改造的基础上等问题，也被鲜明地提出来了。不论今后中国文论向何处去，中国古代文论传统魅力是永恒的，它将越来越被中国现代的文论所借鉴、所吸纳，中华民族的文化根基不能不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发展中起作用，中国现实的文化状况也不能不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研究中起作用。与此同时，西方文论的众多流派也涌进中国的文论领域。20世纪西方的现代人本主义文论、科学主义文论以及后结构主义思潮影响下的社会文化意识批评和泛政治化批评都得到惊人的发展，20世纪因此被称为“批评的世纪”。短短的20年，对西方各种现代文论的介绍，在中国文论史上是空前的，如何择取、消化、吸收也是一个无可回避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与西方各种流派文论的对话，也必然要在中国文论界发生。
第三，思维辩证化是学科意识觉醒的又一个根本性的收获。有什么样的思维模式就有什么样的文学理论，这是被实践所不断证明的一条真理。1985年曾被称为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方法年”，在此前后，中国文论先后引入系统论、控制论与信息论，各种各样的方法被人们运用来进行理论研究。不管那一年被极力推崇的系统论的方法是否恰当，所获得的理论成果是否重要，但是，它对于过去单一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所形成的巨大冲击，则是无可怀疑的，是非常重要的。由于恩格斯所提倡的“亦彼亦此”的辩证思维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文学理论界出现了一种宽容精神。多种意见可以并存，并且可以彼此沟通。定于一尊的权威文论已经过去。虽然泛政治化文论仍然存在，但审美学的文论、社会学的文论、心理学的文论、价值学的文论、符号学的文论、语言学的文论、文体学的文论、象征论的文论、文化学的文论也都不同程度地发展起来，都在文学理论领域获得了一席之地。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也不可能不受思维辩证化的影响。
第四，话语个体化也是学科意识觉醒的一大特色。既然文学理论已经离开中心，不是什么“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那么，在大体原则一致的条件下，就可以“和而不同”。既然文学理论并非就是拯救国家和民族之大道，那么，在文论界多几种声音又有什么不好？我们可以看到，近几年，那种文学理论上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情况已较为少见。在文学理论的学术研究范围内，只要是自己的研究心得和体会，有自己的真知灼见，那么就是众声喧哗，七嘴八舌，南腔北调，各抒己见，又有什么不好的呢？文学理论研究中的互相争论又互相启发、互相补充，不正是一种我们梦寐以求的研究学问所应有的氛围和环境吗？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研究也必然会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看法，带有个性的色彩。
在20世纪初，王国维期盼“哲学”和“美术”的“独立之价值”：“夫哲学与美术之所志者，真理也。真理者，天下万世之真理，而非一时之真理也。”
20世纪的前50年，对中国而言是一个“危机时代”，社会处于“异态”，文学理论与救亡图存密切相关，也成为社会的中心，王国维所追求的“天下万世之真理”是不可得的。只有在经济建设成为社会的中心的建设时代，我们又能克服危机时代所形成的历史惯性和改变思维定势，文学和文学理论从中心转到边缘，从政治话语转变为学科话语，文学和文学理论不再有沉重的负载，文学理论才能进入发展的常态，我们也才可能把文学理论当作学科来建设，才有可能通过不受干扰的条件下的研究，去获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非一时之真理”。
本书力图以平实的叙述和深入的分析，揭示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所取得的经验和成绩，也指出其面临的困局与出路。